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朱振和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一般把《五.一六通知》作为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时间过得真快，文化大革命已经50周年了。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统治时期在中国发生的最重大的政治运动，可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这场惊天动地的政治运动是只知其名（名为文化大革命），不知其实（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只能听到中共官方对文化大革命歪曲的阐述，只能看到官方提供的极其有限的历史资料，他们由此而形成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当然是错误的。由于中共禁止谈论文化大革命，封锁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资料，少数不满足于官方提供的资料的中国人和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学者，想要搞清楚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是困难重重。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中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怎能任凭中共当局恶意意歪曲？必须让中国人民知道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尤其是现在有不少人喜欢用文化大革命来比喻当今的政治事件。例如，薄熙来在重庆搞“唱红打黑”，有人说这是“复辟文革”。今年2月19日，习近平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巡访，并在当天下午召开中共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提出党和政府的媒体必须姓党。同日，任志强发微博，批评“媒体姓党”的说法。随后在媒体上出现了大量批判任志强的文章，对任志强的批判进行不到十天就戛然而止。有人称其为“十日文革”。现在还有人说，新的文革已经开始了。

    我们在看到“复辟文革”、“十日文革”、“新文革”这些说法的时候，必然联想到“文革究竟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对“文革”没有确切的定义，对“文革”的性质和本质没有公认的共识，那么说“复辟文革”、“十日文革”、“新文革”这样的话，就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更加必须搞清楚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中共官方对文化大革命的阐述歪曲了历史事实，当然是必须摒弃的。在中共官方设定的框框下研究文革历史的学者所写的文章、书，其中真实的史料可以用作参考，其中的观点必须全部摒弃。不被中共控制的海外学者和对文革历史感兴趣的人，也写了很多文章和书，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各种各样的阐述。我们在此只给出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对这三种说法展开讨论。

    （一）皮埃尔 . 李克曼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领导的一场中共内部丑陋而暴力的政治斗争”。

    （二）刘国凯的“三个水平直径重合的圆”文革分期论。（1）小圆是从1966年11月到1968年8月。小圆时期是“两年民众乘机造反。群众对共产党干部多年的积怨得以爆发。”刘国凯曾采纳“人民文革”的说法，把这一时期的文革称为“人民文革”。（2）中圆是从1966年6月到1971年9月13日。中圆时期是“五年官方镇压清算民众”。（3）大圆是从1966年5月16日到1976年10月。大圆时期是“十年党内权力斗争”（这与李克曼的“中共内部政治斗争”的说法相似）。

    （三）戴开元认为“文革的本质是毛泽东利用学生和民众，对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他所认为的党内“走资派”，进行的一场大清洗，其主要目的是防止自己生前像赫鲁晓夫那样被赶下台，或死后像斯大林那样遭到清算。”

    第一种说法把文化大革命定性为“一场中共内部丑陋而暴力的政治斗争”。但是文革之初开始、后来延续了很长时间的揪斗“黑五类”，抄家，破四旧，捣毁寺庙、古迹，等运动并不是中共内部的政治斗争；后来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等运动，挨整的是造反派和普通民众，也不是中共内部的政治斗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等运动更不是中共内部的政治斗争。所以把文化大革命定性为“一场中共内部丑陋而暴力的政治斗争”不正确，至少是片面的。

    第三种说法说，文革的本质是对毛泽东所认为的党内“走资派”进行的一场大清洗，其内涵比“政治斗争”更狭窄，基于同样的理由，对文革这样定性当然也是错误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整的、受迫害的、乃至死亡的，绝大多数是黑五类、资本家、文化文艺界人士、知识分子、“保皇派”、“造反派”及普通民众，所谓的“走资派”只占不到百分之五。以不到百分之五来定性全部当然是错误的。

    “毛泽东利用学生和民众”，这种说法很不恰当，应该说是毛泽东蛊惑民众。

    毛泽东清洗党内“走资派”，“其主要目的是防止自己生前像赫鲁晓夫那样被赶下台”，这种说法不成立。毛泽东知道自己是绝对权威，在自己生前绝对不会被赶下台。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要防止刘少奇在自己死后，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自己。这倒是真的。

    刘国凯把文化大革命分为不同的时期。我认为，若想要把文化大革命阐述清楚，必须把文化大革命分期，只不过刘国凯的文革分期论太粗糙，而且有错误。整个文化大革命应该分为十多个时期，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深入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就把这项工作留给别人去完成吧。

    刘国凯称小圆时期是“两年民众乘机造反。群众对共产党干部多年的积怨得以爆发”的“人民文革”。这个说法不对，这个时期文化大革命的主线是“造反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各级“走资派”的反。虽然有“民众造共产党干部的反。发泄对共产党干部多年的积怨”这样的事情，但那只是伴随着主线发生的附带现象，不能把附带现象当作本质。

    刘国凯称中圆时期是“五年官方镇压清算民众”。事实上，1966年5月16日到1966年7月底、1966年8月初到1966年11月、1966年11月到1968年8月是文化大革命的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发生的事情都不能称作“官方镇压清算民众”。

    所以，这三种说法都不完美。那么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一个很大、很难回答的问题。下面谈一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几点认识。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凭他一个人的荒谬臆想、妄想而鼓动起来的。毛泽东能够把全国人民都鼓动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中共在以前大搞个人崇拜，把毛泽东捧上了“神位”，毛泽东成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神”。全国人民对毛主席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毛泽东被尊为能够一呼百应、一呼亿应的“神”，才能发动全国人民搞文化大革命。中国出了毛泽东这样一个凶神恶煞、撒旦恶魔，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

    现在有很多中国人担心文革再现，政治局势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觉得又要搞文化大革命了，大祸即将临头了。我毫不担心文革会再来，因为毛泽东死后，中国绝对不会再出现毛泽东这样的“神”了，文革自然就绝不会再现了。即便有人想效法毛泽东，那也只是一个不自量力的歹徒在做“白日梦”，自取灭亡罢了，文革是绝对不会再发生了。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因为他想要清洗一批以“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为首的、他所认为的党内“走资派”。毛在以前清洗过高岗、彭德怀，这一次用类似的办法清洗刘少奇等人，应该是办得到的。毛为什么要把全国人民都蛊惑起来，搞一场全国规模的文化大革命呢？因为他认为刘少奇这一帮党内“走资派”人很多，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走资派”，组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他还认为，这一次清洗了党内“走资派”，以后还会滋生出新的“走资派”，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所以他要让全国人民都参加炮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文化大革命，民众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经了风雨，见了世面，以后中央再出修正主义，民众就会起来造反。

    毛还有一个狂妄的臆想，那就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经过斗私批修，用毛的思想、理论对人进行再教育，就能造就一代毛式的“新人”。从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关于五七干校、关于再教育、关于全国学解放军等一系列讲话中，可以看出他有这种臆想、妄想。造就了一代毛式“新人”以后，可以把崇拜毛、忠于毛的精神代代相传下去，以后任何时候中央一出修正主义，毛式“新人”就会起来造反，把他们打倒，毛氏红色江山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一是为了所谓的“防修反修”，清洗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走资派”；二是为了造就一代共产主义的新人。

    刘少奇当时是国家主席、党中央的第二把手，怎样向全国人民揭示他是“走资派”呢？毛耍了一个类似于反右斗争“引蛇出洞”的阳谋，给刘少奇设了一个圈套。《五.一六通知》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毛让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本人躲在杭州遥控，《五.一六通知》的每字每句都是毛亲自审定的。《五.一六通知》发布以后，毛仍然留在杭州，不回北京，让刘少奇主持党中央的工作，部署开展文化大革命，意在让刘少奇“表演”。

    刘少奇完全不知道毛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以为文化大革命就是规模更大的反右运动（据说，刘少奇到杭州向毛汇报文化大革命的工作时，曾说要抓两千万个右派，此情况是否属实尚有待考证），他就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所以在文革初期有两个多月是刘少奇在领导运动，我们姑且把这个时期称作“刘少奇文革”。

    “刘少奇文革”的纲领是1966年6月1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其内容是：横扫“黑五类”（加上资本家），批封资修（尤其是对文艺界、文化界），破四旧，派工作组，搞新反右运动。当毛认为刘少奇已经“表演”够了，就在7月底回北京，指责刘少奇搞资产阶级专政，下令撤消工作组，并在8月5日在中南海贴出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大字报，亲自发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

    在刘国凯的文章里有这样一句话：“在毛泽东发现刘少奇把他发动的矛头向上的旨在高层清洗的政治运动变为矛头向下的反右运动后，遂于1966年7月底下令撤消工作组。”这样的叙述是不对的，把事情的本质搞错了。

    绝大多数人都忽略了“刘少奇文革”这样一个时期的存在，把这一时期发生的事情与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事混为一谈。我们举家喻户晓的“卞仲耘之死”这一事件为例来说明之。

    卞仲耘（女）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简称北师大女附中）的党总支书记、副校长（注：当时没有校长）。1966年6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进入北师大女附中，取代原校领导，开始掌管学校。工作组组织了对卞仲耘写大字报、批斗，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7月30日工作组撤离。工作组虽然撤离了，但是被工作组批判的卞仲耘等校领导仍然是“黑帮”。8月5日，一帮学生发起“斗黑帮”行动，卞仲耘被学生打死。当时经历了这个事件的北师大女附中的师生中有人作证，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参与了行凶。

    卞仲耘虽然是在工作组撤离后被打死的，但是从整个事件来看，工作组组织批斗卞仲耘是导致她死亡的根本原因，工作组对卞仲耘之死负主要责任。卞仲耘是“刘少奇文革”的受害者，刘少奇是卞仲耘之死的最高责任人。刘少奇的女儿参与了行凶。但是99 % 的人在叙述“卞仲耘之死”事件时，都说是被毛泽东煽动起来的红卫兵打死了卞仲耘。

    毛泽东亲自号召“炮打司令部”，并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可是事与愿违，运动的发展出乎毛的预料。毛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在1966年10月的一次讲话中说：“文化革命运动……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

    第一件让毛不顺心的事情是：以中共高干、军干子女为骨干的红卫兵都成了保“走资派”的“保皇派”。于是毛不得不不断地发布最新最高指示；10月5日批转军委总政的文件《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并说明其内容适用全国大中学校，其宗旨是为全国各地的“蒯大富”平反；10月6日在北京召开十万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11月6日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派出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日以继夜地接见各群众组织的代表，表态支持“造反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各地的“造反派”占了上风，小部分“保皇派”组织开始瓦解，1966年11月以后在全国掀起了打倒“走资派”的高潮。这时又出乎毛的预料，全国刮起了“经济主义风”，毛赶忙发最新最高指示，加以制止。

    1967年1月，毛发动了“一月夺权”。毛的如意算盘是：很快就可以在全国各省市建立革命委员会，建立新的革命秩序，文化大革命可以结束了。大大出乎毛的预料，“夺权”进行得很不顺利。毛指示军队要支持左派群众组织，军队却支持“保皇派”，全国各地发生了军队镇压造反派群众的事件，最惨烈的是青海“2.23.”事件。于是毛赶紧发最新最高指示；4月1日发布《六七117号中央文件》；4月6日发布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制止军队的镇压行动。

    不料，按下葫芦又起了瓢，全国出现了揪军内“走资派”的动向。毛要保持军队稳定，不允许抓军内“走资派”，于是抛出王、关、戚，安抚军方头目。这时候，毛把“保皇派”改名为“保守派”，说两派（指“造反派”和“保守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一碗水端平。

    在那个时期，在仍然存在“保守派”的地方或单位，“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处于胶着状态。在“保守派”已经瓦解的地方或单位，“造反派”发生分裂，分成两派打“派仗”。当时全国各地上上下下都在打“派仗”，或者是“保守派”与“造反派”互斗，或者是“造反派”分裂成两派打“派仗”。有的地方“打派仗”升级为“武斗”，动起了枪炮。这又出乎毛的预料，赶忙发最新最高指示，要“大联合”，“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毛的话似乎不顶用了，“打派仗”和“武斗”持续了相当长时间。

    到1967年夏天，毛觉得“造反派”太不听话了，下决心压制、镇压“造反派”。派工宣队进驻各单位，对“造反派”实行全面压制或镇压。接着连续开展三场镇压“造反派”的运动：（1）1968到1969年，一年多的“清理阶级队伍”；（2）1970年1月开始的“一打三反”；（3）1970，1971年的“清查5.16.”。

    1971年的“9.13.事件”大大出乎毛的预料，也是对毛最沉重的打击。此后，毛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以后五年是他强打精神，勉强支撑文化大革命的五年。毛一直想维持军队的稳定，但在林彪出事后他不得不在军中大量清洗林彪的党羽。各单位的“清查5.16.”运动都是在军代表的领导下进行的，这时军代表全部撤回去清查林彪的党羽，“清查5.16.”运动也就不了了之。

    1974年初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搞得虎头蛇尾，也是不了了之。1973年2月，邓小平回北京复出，这是毛在实在找不到可用之才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两年多以后毛发现邓小平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就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十年文革最显著的特点只用一个字就可以表达，那就是“乱”。毛曾说过，“经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毛发动文化大革命，一下子就搞得天下大乱；但是毛企图建立新秩序，达到天下大治，这个目标却始终没有达到。他不断地发出新指示，企图将文化大革命纳入他主观臆想的轨道。可是毛今天指示打倒这一批人，明天指示批判那一批人，后天又指示清理另一批人，如此等等。他的新指示往往导致新的批斗、新的动乱，往往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旧乱尚未平息，新乱又被毛鼓动起来了。十年文革，十年天下大乱，毛“苦斗”了十年，离他臆想的“天下大治”的目标越来越远了。

    “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临死前最后的垂死挣扎。在无可奈何地、心不甘、情不愿地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以后，毛泽东就死不瞑目地在1976年9月9日死去了。随后，毛在文革中的部下和打手“四人帮”被打倒，文化大革命结束。

    能不能综上所述，总结归纳成比较简短的一段话，来回答“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个问题呢？这很困难，我尝试一下。由于我没有深入细致地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所以我作的总结很可能不是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

    总结：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为了所谓的“防修反修”，为了清洗他所认为的一批“走资派”，为了造就用毛的思想、理论武装起来的一代新人，保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而发动起来的使全国人民都卷入其中的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由于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出乎毛的预料，毛就不断地发出最新最高指示，企图把运动纳入他主观臆想、妄想的轨道，达到所谓的“天下大治”。而毛的一系列指示始终包含着批判这个，斗争那个；打倒这个，镇压那个；清理这个，打击那个，导致了一波又一波的动乱。毛泽东“苦斗”了十年，离“天下大治”的目标越来越远。在文革中批判、斗争、清理、打击、迫害、镇压了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叛徒、特务、内奸、走资派、文艺文化界的修正主义分子、知识分子、“保皇派”、“造反派”及普通民众。十年中挨整的、受牵连的人数以亿计，死亡的人数以千万计。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这个“恶神”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大动乱、大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