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文革中的英、烈们
----为文革五十周年而作
不平
一．引子
2016年，距1966年整整50年了。当年风华正茂的年轻小伙，如今都成了快入土的老人了。有朋友问我，能否写一些有关文革的文章。自忖才浅德薄，关于文革的动因，起源，进展，后果这类大文章是写不出的。倒是手里有一些资料，可以与诸位分享。
文革，是一场浩劫，持异议的人恐怕不是太多了。文革50年，要纪念，纪念什么？则我以为，首先就要纪念文革中敢于公开反对文革，或死或生，或囚或禁，的人们。
有人说，中国人怕死，中国人愚昧，中国人懦弱，所以，中国才会有文化革命，这是因为，他们没见到过中国人中的勇者，他们不知道中国人中还有着勇者，有
人说，中国人经过历次的政治运动，脊梁都被打折了，被打得趴下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要说打折的，那是有些所谓的公知，那是朝中衮衮诸公。即便是在今天，诺大中国，放眼望去，俊男美女，遍地都是，帅哥靓妹，时出不穷。可是，如果说到有几个是有脊梁的，我为之赧颜。难道中国人就不需要脊梁了吗?甚至有人说“彭德怀是万万做不得的”，换句话说，“脊梁是万万要不得的”。闻言若此，更复何言?
这方面，胡平先生便是一个代表。胡平先生在他的文章《“惜乎不中秦皇帝”--重审林彪罪案》中说: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会忘记林彪事件造成的强烈震撼。许多人都说，是林彪事件促使他们开始了对文革的怀疑，对毛泽东的怀疑。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深入。为什么许多人要等到林彪事件才开始怀疑文革，怀疑毛呢？毛的一贯正确的神话难道只有林彪事件才能捅破吗？此前，毛犯过多少错误，造成多少严重的后果，让人们吃了多少苦头，为什么你不怀疑，为什么你还对毛那么迷信？
胡平先生在这里显示的是自己的无知。我们就来看看，中国人，中国人中有血性，有头脑的人是怎样度过文革的。
何与怀先生在《那颗曾经划破夜幕的陨星》中说：
几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豪杰，似群星灿烂，彪炳于历史的太空。
那些扭转乾坤、功昭日月的巨星，那些有创造发明、能利国福民的名星，将永远被人们称颂。然而，人们也不会忘记，当银汉低垂、寒凝大地，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苦难的时候，那拼将自己全部的热，全部的力，全部的能，划破夜幕、放出流光的陨星。虽然看来它转瞬即逝了，却在千万人的心头留下了不熄的火种。
傅国涌先生在《他们远比大人物重要——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说：
迄今为止，我们已知在历史的大浪前面，说出了真话，直指皇帝新衣的只是几个可敬、可爱的小人物，他们或被囚，或被杀，付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代价，但一部“文革”史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才有了一点人的气味。历史应该铭记这些人的名字──王容芬、刘文辉、遇罗克、陆洪恩……他们比那些高居庙堂之上、曾被毛泽东打入地狱的大人物远为重要，他们当年对“文革”的清醒和洞察才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他们身上显示的道德勇气也是人类文明赖以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
孟令伟先生在《从林昭到张志新——兼祭所有为反极左专制牺牲的中华英烈》说：
我非常非常地惊叹这几位女性的傲岸！她们是智慧、勇敢、正义、决绝、壮丽的化身。她们真的是生的伟大，死的壮烈！在那颠狂的年代，在那几乎是整个民族沉沦蒙羞的日子里，在那不堪回首的时代，在那令人绝望的无边黑暗中，是她们用柔弱的身体拯救了这个民族的灵魂，使这个民族残存的精神不至于彻底坠入无底的深渊而万劫不返。她们是真正的民族英雄，是当代的女哥白尼，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贞德，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在她们面前，诸神的统治者宙斯感到“刺促不安”。这几个弱女子到底有什么力量，竟足以威胁神族的生存？回答是：因为她们代表理性和正义，无畏地追求自由。她们的力量就在这里。
他们原本是不起眼的小人物，但由于他们在民族最艰难的时期采取了英勇的抗争行动，所以理应成为值得永远记住和尊重的英雄人物。赖有他们，这个民族才获得灵魂救赎，在世界面前才不至于颜面扫地。
希望再过若干年，林昭、张志新等也能和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并列。这一天会有多远呢？
我对孟令伟先生所说深有同感：
我们能从曾经的民族沉沦中彻底走出来吗？
我们这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人能成为有真正良知的人吗？
我们中国人能变成大写的人吗？
我们能“自由得像风一样”吗？
我深深怀疑着！！但也热烈期望着！！！
何与怀先生在《沉沦神州的血祭者》中说：
这些惨遭处决的文革义士，越去追查便会发现越多，简直多不胜举，真是令人毛骨悚然，悲痛欲绝！这些华夏英烈，为了思想毅然决然面对红色恐怖面对残酷死亡，成了沉沦神州的血祭者。他们值得华夏子孙永久铭记。
当年，沉沦神州的无数血祭者，你们以生命作为代价，难道还不足以让你们的同胞多少有点醒悟吗？！
也真难说。流光逝水，几十年过去，真是弹指一挥间！而竟然，就在这么短暂的一个历史期间里，在今天中国，大多数青年人，不要说对刘文辉、 陆洪恩等等文革血祭者，对这些大义凛然、先知先觉的民族英烈，已经浑然无知了，就是对这个长达十年、史无前例的中华民族大劫难，竟然也在总体认识上非常模 糊甚至混乱。这是何等可悲可叹而且可怕啊。
那么，荒诞真的需要再一次重演吗？！
基于和几位先生同样的理由，笔者作了一些努力，搜集了一些资料，愿意与各位感兴趣的朋友共享。
文革以后，报纸，杂志，网站上已有不少的材料，本文便是取自这些资源。已有的资料有以下的不足之处。一是人物散见于各处，有必要加以整合，以绘出一幅时代的画卷。在这方面，阮耀钟先生作了很好的工作。有的文章，评论还比较到位，只是作为评论的基础，只有一串人名。对读者来说，这一串人名就像是一串数字，一串字母一样，除了偶尔有几个知道以外，其余都不熟悉，既不知道他们是何方人士，也不知道他们所作所为。难道要读者自己去搜索这些人士吗？这就使得这些文章的评论，多少有点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之感。本文，就希望能为这些评论的文章提供这样一个基础。更进一步，希望能有更多的文章来进行关注，进行评论。有的文章，水分太多，又是老奶奶说：这是个好孩子，又是老支书说：他不可能反党。这些，对于了解主角们的事迹，并无裨益。而主角们的主要言，行，他们的观点，他们的勇气，反而只有寥寥数语。
面对着一场浩劫，敢于勇起抗争，反对文革的人物是并不少的。本文所示，挂一漏万不敢说，挂一漏百是绝对的。文中所示的，都是他们的所说，所为，所受。主要的是他们的大字报，书信，审讯记录，判决书。所叙的事例，有简有繁。简单的，只有短短几句话，就是因为材料的难找。即使是找到的材料，由于文章的篇幅，也不可能把他们的全部事迹披露出来。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多档案材料，迄今没有公开。当然，也有很多材料，并没有封闭，或者没有完全封闭，但是，它们期待着记者，历史学家去挖掘。令人遗憾的是，文革刚过，还有一些书刊有一些披露，几十年过去，竟然进展寥寥，不是有更多的挖掘，发扬和光大，而是逐渐淡忘，消失和湮灭。不可否认，中国有很多有良心的历史学家，有敢言的期刊，杂志，网站。如果没有他们，当然，也就没有本文。不过，更多的是标榜有良心的历史学家，标榜敢言的期刊。
我们可以看到，本文中很多人名下有这么一条：“也有反对毛主席的言论”。作为本文，只能如此，因为看到的资料就只有这么一条。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对毛泽东的态度，但是，到底是什么“言论”，如此一条，当然是不够的。当年，浩劫过后，遍地狼藉，这样写，也可以原谅，数十年过去了，还是这么一条，那就远远不够了。
本文为真正的有良心的历史学家，提供一份线索，期望着这份资料，能够更加完善。
陈行之先生在《北望长天》的序言中说：
倘若有更多的人镌刻这样的心碑并把它们置放到一 起，我们就将得到一座穿越祖国历史时空的长城，它巍峨壮丽，肃穆庄严，在它面前，任何可笑的事物都将愈发可笑，任何轻飘的事物都将更加轻飘，因为它是一个 伟大民族真正的精神创造——它无与伦比。
一个没有脊梁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中国需要重塑脊梁。
二．英烈篇
安文忠，男，（？----1969.9.23）青海西宁东郊公社社员，只上过四年小学，十五岁参加生产劳动。刘少奇被打倒后，写了很多“中国人民想念亲人刘少奇主席！”的标语，但没有张贴。69年3月9日深夜，在西宁市张贴了1100多张标语，传单：
拥护以王昭为首的青海省委！
拥护彭，罗，陆，杨，谭震林，安子文！
拥护刘少奇主席的司令部！
跟着刘主席，永远干革命！
跟着刘主席，革命干到底！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保卫刘主席，死了也甘心！
事后以反革命罪被捕，1969年9月23日被害，1980年8月3日，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民政府为安文忠平反昭雪，追认为共青团员，革命烈士。
陈福海，男，“文革”初期为厦门冶炼厂工人、复员军人，因替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遭受诬陷鸣不平，于1969年4月至1970年1月先后5次寄发匿名信40余封．谴责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对毛泽东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表示不满。1971年1月14日，由厦门市革命委员会人保组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文革”后，经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复查，于1979年12月28日撤销(71)厦革保刑字第13号刑事判决，宣告陈福海无罪，给予平反昭雪。
陈寿图，男，又名陈红红，1923年10月出生。1949年8月参加乡减租反霸斗争。1950年当选县人民代表、农会委员，后任过乡民政、税务员、信贷员、乡长、中共五龙乡总支书记、海口区委委员、城头公社党委委员、城头公社公安特派员。
1967年2月 表示不参加任何群众组织。是年11月他参加支左部队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公开主张刘少奇主席和各省委书记均不能打倒。他说“20多个省委书记都打倒形势不是大好”。68年6月被叫到公社接受审查交待罪行，写了〈我的观点〉、〈是我态度〉，〈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态度〉三篇文章。文中说“我要坚决保卫刘少奇，邓小平，叶飞，。。。”后被送县审查，县里认为是认识问题，三天后放回。审查时，写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头可断，血可流，我的观点不可变”等七、八张小标语，张贴在房间里。
68年9-11月，数次写信给党中央，毛主席。68年11月被揪回公社，写了7000多字的〈我的正确观点〉。11月29日，把自己看法归纳成10点，再给党中央写信。1968年12月7日，县“人保组”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林副主席、攻击中央文革”的“现行反革命”罪名将寿图刑事拘留。他当场严正声明：“我是共产党员”、“我不是犯人”，他在拘留证上签注“反对军管”！69年10月，写下了〈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我有真理，必须坚持到底〉、〈有错必改，真理不屈〉、〈我的观点永远不能改变〉等文章。70年2月25日，宣布逮捕。1970年2月27日，县人民保卫组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判处陈寿图死刑，立即执行。同日下午，他被枪决在三山公社南兜岭上。在刑车上，他顽强昂首，从被勒住的嘴里艰难地发出“我有真理”的声音。埋葬之时，有一百多人向遗体告别。
1979年3月，县人民法院改判宣告无罪。同年4月3日，中共福清县委召开全县万人平反昭雪大会。1980年1月追认为烈士。县人民政府(革命委员会)为他建立烈士墓。同年3月28日，中共福建省委追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称号，并作出〈关于开展学习和宣传模范共产党员陈寿图烈士事迹的决定〉。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辑录烈士捍卫真理英勇献身的生平事迹和文稿，作为建国35周年案例展览宣传。
以下是部分手稿，讲话内容。
(68年9月4日，给毛主席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错了。。。没有理由发动群众批判刘少奇主席。
（68年11月29日，给中共中央的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错了，要纠正。
（69年10月8日，〈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196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九大会议，我认为这次会议是不正确的，不是团结的大会，是压倒一批老干部的大会，同时，对新制定的党章和一系列政策我也坚决不同意。我们要维护中共八大会议的选举，决议和党章。我讲，聂元梓、江青等人，他们有什么资格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呢？有什么功劳一下子就登台拜帅呢？这真使人想不通。
（68年11月23日，〈我的正确观点〉）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接受马列主义来的，但不能说顶峰。
我认为林彪这样搞政变，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统一，给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是个野心家。
贫下中农呼“毛主席万岁”，我在家里也写“毛主席万岁”，我认为这一句话不怎么妥当。因为过去封建年代对皇帝称呼“我主万岁”，现在就不能这样称呼。
（68年11月24日）对早请示晚汇报，我认为是教条主义和唯心主义。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我们有什么问题应该直接写信向中央领导汇报或请示，不能搞形式主义。
（68年11月25日，〈我对林彪看法〉）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奉承拍马，林彪无理批判大比武问题。我们认为搞大比武完全正确，不是什么没有突出政治。军队本身主要任务是保卫祖国打败敌人。只有练好本领，才能够保证打败敌人。当然突出政治是必要的，但也不能光念语录就能打败敌人。
（68年11月25日，〈我对毛泽东主席的看法〉）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毛泽东主席已经心变思想变。这次中央整掉许多党的优秀人物，我认为这样做不正确，完全是错误的。
（69年10月14日）林彪是一个别有用心的野心家，利用军事力量夺取党政领导权，利用中央电台广播和报纸、刊物做为他们攻击别人的宣传工具。。。搞宗派主义，破坏党的原则，分裂党中央领导核心。林彪对党中央很多领导无理批判，我坚决反对。。。不能把中央广播电台和报纸刊物作为攻击别人的宣传工具。
（69年10月14日，〈有错必改，真理不屈〉）反对个人崇拜，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个人野心家。我要永远坚持真理，我就是死，最后一句话也是要坚持真理。
（69年10月21日）中共九大是完全错误的，我完全不同意九大选举和一切决议。林彪是别有用心的野心家。。。林彪夺取党政军三大权，对中央许多领导进行无理批判，我坚决反对这些无理批判。
林彪在中共‘九大’搞宗派，压倒一批老干部，提拔一批不合格的人当中央委员。
对中央来说，不应该让林彪当接班人，由刘少奇当接班人是合情合理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林彪一伙制订出一系列方针，政策，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摧毁八大选举和决议，违背了党章规定，压制党员民主权利，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党的组织原则，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是完全错误的。
在狱中说：“林彪搞政变，我是反对的，我就是死在监牢，也要坚持我的真理。”
判决书中有：
陈寿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明目张胆地恶毒攻击，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公开为刘某某喊冤叫屈，当指出他的反动言行时，还极力辩解。在反省检查时，竟敢继续攻击，谩骂无产阶级司令部。入狱后，狂呼反动口号。
陈耀庭（1932—1970）江苏省吴江市 震泽镇人。1949年，他高中没有毕业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选送到华东军政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二局任机要员。 1955年6月复员，同年9月考入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
谢聚璋（1936—1971），又名谢焱、谢炎，1936年1月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56年9月，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58年两人结婚，1961年9月，谢聚璋、陈耀庭从复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西瑞金大学任助教，翌年8月，他们调到赣南医学专科学校当教员。
1963年11月，陈耀庭在给中科院工作的一位同学写信：“彭德怀是正确的，在五九年敢于这样大胆提出意见，是出于对党的忠诚，是对人民的负责，精神是好的，而且意见本身也是正确的。因此，不仅应该给彭德怀平反，而且应该表扬他的这种敢于批评，坚持真理的精神”。为此，成了 “预谋反革命集团”，受到了开除团籍、行政开除留用的处分。每月发给生活费35元，留在赣南医专附属医院任收费员工作。 妻子谢聚璋，两次向上级和政法部门写信为丈夫申诉，被认为是为“反革命爱人”翻案，被开除了团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先后写下了〈辱骂不是战斗----驳〈“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敢想敢说（一）、（二）》，〈陷害一大片抬高一小撮》，〈黔驴技穷》，〈告全国人民书》、〈再告全国人民书》、〈告全军同志书》及一评、二评、三评“文化大革命”等13篇文章和〈致毛泽东信》、〈致中共中央信》、〈致周恩来总理信》、〈致刘少奇主席信》等14封信件，共10余万字。
1967年7月11日至1967年10月15日，他们分4次由赣州向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以及中共中央、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上海、武汉、福州、南昌等地的党政机关、军分区、军区投寄了共计77份、总字数达7万多字的信件。
全国、江西、赣南震惊！案情被定为“全国罕见的特大反革命匿名信案件”，简称为“六七七”反革命匿名信案件。
在这10多万字的文章和信件中，他们认定：“‘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全部都是错误的，这场浩劫一定会得到清算”，怒斥“林彪是党内最大的政治投机分子，是李林甫式的人物”，江青“和历史上内宫揽权一定要勾结外臣一样，和林彪正好狼狈为奸”，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埋在毛泽东身旁左右两颗最大的定时炸弹”，是建议党中央撤销中央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文件，撤销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有关的一切办事机构，恢复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恢复遭受打击迫害的所有干部的名誉和职务。
陈耀庭1967年12月被捕，1970年3月被判处死刑。谢聚璋1968年2月11日被捕，3月16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71年7月11日死于劳动农场。
1980年10月，中共江西省委为陈耀庭夫妇冤案彻底平反昭雪。11月，国家民政部批准他俩为革命烈士。
陈耀庭的尸体已经不知下落，谢聚璋的尸体也是从与别人葬在一起的墓中挖出、经过甄别后火化的。虽然天竺山革命烈士公墓陈耀庭和谢聚璋各占了一格，可陈耀庭那一格里面只有他的衣服和悼词烧成的灰。《光明日报》、《江西日报》、《赣南通讯》、《南通日报》报道了谢聚璋、陈耀庭夫妇勇于献身、慷慨悲壮的动人事迹。2011年10月，迁往苏州市烈士陵园。
陈卓然，别名许卓然、陈巅，男，1970年2月12日，陈卓然、苏小彬用剪刀剪下报纸上的字，拼合成六十多条标语，贴到南京市的主要街道上。标语的主要内容有：“查金华烈士永垂不朽!”“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等。这就是轰动南京的“2.12反革命案”。3月6日，两人被捕。4月28日陈卓然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是年只有二十岁。苏小彬被判有期徒刑15年。同案受牵连的还有王茂雅(陈卓然女友)，陈美丽(陈卓然妹妹)，倪寒予等人。后来，王茂雅因精神失常而自杀身亡，苏小彬在劳改期间被机床弄瞎一只眼睛。
该案的苏小彬，1970年被判15年徒刑，在江苏省第9劳改队服刑。“文革”结束后，他不服判决，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但由于犯了“恶毒攻击”的“弥天大罪”，以致昭雪之日一拖再拖。1981年5月13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刑事审判庭终于就陈卓然一案作出公正判决。予以平反。
邓思京，男，1961年武大毕业，太原市干部学校工作。
写有手稿:“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阴魂在社会主义国土上横行，一股反动逆流要把人民革命的洪流覆盖，一伙居心险恶的敌人妄图颠覆我国的红色政权，一幅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图景摆在我们面前。。。一小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伪装革命的面孔，上抗毛主席，下压人民群众，他们结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集团，这个集团的主要人物就是林彪，陈伯达等人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
“。。。早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就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政权是阶级实行民主和专政的权力的伟大学说，提出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荒谬论调。”
1967年7月12日，他带着手稿，来到中央文革，国务院秘书厅联合接待站，在来访登记表上填写了他要反映的意见要点:
“打倒以林彪为首的最大的一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前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操纵这股逆流的是以林彪为首的最大的一小伙。。。”
接待人和邓思京谈话以后，便在来访登记表上签署了意见:
“现行反革命分子，转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处理。”
这份材料没有及时转回山西。而邓思京还在接待站等着答复。其后，身边的财物、材料被窃。于是，他回到太原，重新写了三万多字的材料，再次赴京。这次来到中南海，向警卫人员说:
“我想向毛主席汇报我的看法:我认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不是别人，而是林彪、陈伯达为首的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他们想借文化革命之机来夺取无产阶级的政权。。。”他的话刚开了个头，周围的人骚动了，有人嚷着动了手:
“快打。这家伙是现行反革命。他攻击副统帅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呀！”
邓思京被打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被送进了公安局。审讯时问:“这些都是你个人的见解吗?还是受了别人的影响?”
68年9月12日被押送回太原，逮捕。
70来4月27日判决:“死刑，立即执行。”罪名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书写反动诗词，为被打倒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鸣冤叫屈。”
1979年平反。
杜长绪，男，（1934 ?--1970.4.18） 原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干部。
1967年1月15日，看到一张小报上刊有吹捧林彪的文章，表示反对，说林彪不是好人（大意）。当即被群众揪到礼堂，开大会批斗。他坚决不承认错误，遂又被扭送公安部门。在审讯中，他宣称:“现在掌权的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现在赶下去的是无产阶级”。他指出“林彪自称是上级，太骄傲了，目前应该把他看作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林彪、江青、陈伯达，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在拘押期间，“造反派组织”曾不止一次派人对他做工作，只要承认错误，即可将他保释。但他始终强持已见到底。1970年4月18被杀害，终年36岁。
1980年7月4日，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作出决定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杜长绪同志平反昭雪，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称号，追认革命烈士。
方运孚，男，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重庆分行职员，1970年2月被捕，1970年3月6日被害。撰联讽刺文革派：“打击一大片，尧舜禹汤皆右倾；保护一小撮，桀纣幽厉最 革命”； 平时言论：
“你看他手里拿着红书，口里喊着万岁，好像最最革命的样子，其实这是假象，和戈贝尔的宣传差不多。正如市场上的摊贩，大声叫卖，总要把坏货说成好货。”
“林彪、江青野心很大，什么革命路线，醉翁之意不在酒，整掉大批老干部就是为了他们自己上台”；
“你看，多有趣！林副主席和毛主席在井冈山会师，朱总司令到哪里去了？这不明明是说谎吗？那时他的地位还很低呢。这样宣传是为了什么，你想过没有？”
“你看，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这不是教条主义是什么？”
“刘少奇是对的，他主张发展生産，发展经济，有什么错？经济上不去，哪来民富国强？”
“彭老总的万言书字字句句闪金光，说的是真话、老实话，真是人民的父母官。他的行爲将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长久，千秋万代受人崇拜。”
他说：林彪“大树特树”是“欺世盗名”；江青参加革命时间不长，威望不高，到处讲话，信口雌黄，群众不服。并且预言：“别看他们得势一时，这种状况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一打三反”中，重庆公安局起初拟将被收捕的方运孚判十五年，报到市公安局军管会，加至二十年，送重庆市革委会审批，改成无期，四川省革委会终审时，改成死刑。70年2月2日被捕，同年3月6日被杀。本来犯人有十天上 诉期，可是十天还没到，方运孚就被拉去枪杀了。1980年平反。
付春禄, 山东省人，1968年2月12日去北京，他把题为《炮打江青小贱妃，火烧林彪狗奸宁（佞）》大字报放在天安门东观礼台下地面上，被当场抓住，押回山东审理。临沂地区公安军管会于1968年5月9日以现行反革命判处付春禄死刑，立即执行，在上报复核期间，于1970年1月12日在狱中死亡。根据中央(1976)23号文件精神，临沂中院报经地委和省院同意，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丁祖晓，女（1946--1970），湖南湘西大庸市枫香岗乡人。1965 年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县香岗公社大溶溪大队。在一年里，她就被评上“先进社员”、“五好”标兵，加入了共青团。群众称赞她是“回乡知识青年的标兵”。
1969年3、4月间，寄信给大庸县革委会，要求在自治州<团结报>上答复。信中说：
首先，我要问这五个第一”(五个第一:立正敬礼，“万寿无疆”，“敬祝健康”，唱<东方红>，念语录)，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还是哪一级干部为了献媚而做的？我看这对毛主席没有什么好处，不但浪费工，而且是一种毫无作用的，多余的，甚至是苦人的一种形式。譬如每天如果喊七亿或十四亿声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不但没听见，而且不会真的活到一万岁。那站在像前向毛主席宣誓的人，不一定都是从内心忠于毛主席的，难免里面有很多口是心非的人，这也并非我的想象，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我认为做五个第一，不但是无益的形式，而且是有害的歪曲。这恰如封建社会的上朝，把毛主席当封建帝王，天天朝拜。 “特别是现在，连吃饭的时候也要做五个第一，做了五个第一再吃，这又好笑又好气。毛主席还没有死，就把他当死神来敬奉，这太不应该了。这样做非但(不是)忠于毛主席，我认为是坏心。
信寄出后一个多月不见回音，于是，再发传单。
门前忠字旗，像章多于人，菩萨石膏像，毛著撒一地。这就是当前中国政治空气浓厚的标志。”“从现象上看，这忠字是地道的、历史上空前罕见的个人崇拜。在人民群众中是非搞不可，不搞不行的‘法律’，并非民心，民意。
“忠应该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真理，不应该忠于哪一个人。现在提倡的‘忠’，是搞个人崇拜，是搞奴隶主义。”“这恰如封建社会里 的上朝，把毛主席当封建帝王，天天朝拜。”姐姐丁祖霞也支持、参与她的活动。她们呼吁「 “实在，‘忠’字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里太行时了，在经济上、政治上处于首要地位。它大于一切，贵于一切，先于一切，高于一切。”“从现象上看，这忠字是地道的、历史上空前罕见的个人崇拜。” “这忠字更是彻头彻尾的奴隶主义，它叫人忠君，即使到活不下去的时候，忠字也不会让人造反。岳飞屈死风波亭，就是血的教训。”“他们要用‘忠’字统治人的思想，使广大人民群众失去民主和自由”。
“喊‘万寿无疆’是假，要‘永远健康’是真。”
“一切正直的革命人们，清醒头脑，不要受骗，不要甘于做奴隶，起来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
“打倒个人崇拜！打倒奴隶主义-------’忠‘字’！”
此事被认为是 “穷凶极恶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而列为当地“特一号案件”。
1969年7月5日，丁祖晓姐妹俩被捕，她们的同学、青年女社员李启顺决定声援她们。她刻印二十多份《告革命人民书》，由她的妹妹李启才深夜进城散发。为同学丁祖晓叫好，称 她为“当之无愧的革命先锋”，猛烈抨击林彪、江青大搞现代迷信。传单还直接寄给《红旗》杂志。1969年7月，姐妹俩被捕。为此，她们四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
七0年五月三日，在最后的审讯中，丁祖晓依然慷慨陈词：“我始终认为忠应该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真理，不应该忠于哪个人。现在提倡的‘忠’字，是搞个人崇拜，是奴隶主义！”
七0年五月八日，丁祖晓被审讯240多次后被拉到该县鹭鸶河边枪毙。。行刑前她刚喊出“真理”两字，头就被按进生石灰中，刺刀撬开牙关用棉纱堵嘴，她拒绝下跪，两次被强行按倒。死时24岁。李启顺则被「借」给吉首县，在吉首游街示众后遭枪杀。死时23岁。丁祖霞被判刑二十年；李启才判刑十年，时年17岁。
1980年8 月平反。
贾正玉，男，1937年1月生，青海师范学院政史系毕业生，青海西宁实验小学教师。文革开始，批判会不发言，不写批判文章。69年11月，因支持刘少奇被学校关起来。11月5日被捕。
12月2日，正式逮捕。
审讯记录：
林彪提出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是昧着良心说的，搞得别人不敢说话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就把刘少奇同志的权篡夺过去了，林彪是靠吹捧毛主席、靠‘四个伟大’，靠‘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这个口号自己爬上去，把别人挤掉了，采取了一些手段。
多次当着审讯人员的面高呼“打倒林彪！打倒江青！”
你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持吗?
我反对，我认为不应该搞，是搞错了，如果说是政变，这实际上是一场政变！
你认为你所说的人民会支持你吗?
尽管我没有对人说，但是我相信广大劳动人民在支持我！
学校谁支持你?
没有。
你们同学谁支持你?
没有。
你爱人支持你吗?
没有。
你认为谁支持你?
当革命火焰点燃时，劳动人民会起来支持我的！
你敢把你说的写下来吗？
敢写！但写又有什么用处？要从严就从严吧，我拒绝写，没有什么好写的！
你写不写？
干革命不能怕死！
你希望从宽吗？也希望有出路吗？
不希望。
你上面的话是凭感情说出来的，还是凭理智说出来的？
是凭理智说出来的。
。。。。。
你这一辈子什么时候最清醒?
从事情发生到现在这一段最清醒，因为我明白了真理。
再问你一遍，什么时候最清醒?
我不改变说法，仍是现在再清醒。
你有几个孩子？
一个，是个女孩，我很喜欢她，照片寄来后，大家都说长得很好，又白又胖。
难道你不为你的孩子，妻子，父母想一想吗？
为了革命，我不能想那么多！
你所说的革命是什么？
就是上面所谈的。
按公安六条衡量，你的行为是什么性质？
按你们的公安六条，我的行为是反革命，但是我自己不那么认为。
你今天的态度好吗？
好！好在我认清了真理。
党的政策你知道吗？
规定的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是我认为我不必那样做！
在狱中，用筷子绑上破布，蘸上水，在墙上写下“打倒林彪！打倒江青！”“历史宣判我无罪，有罪的是林彪！”看守给他加上双戒具，钉上几十斤重的脚镣。他几次举起戴着镣铐的手，咬破自己的手指，在墙上写下诗篇：“镣铐叮当响，斗志更昂扬。革命者怕什么死亡，甘洒热血于牢房！”
70来2月12日处死，死前嘴塞棉花，绳勒嘴角。死时33岁。80年（？）中共青海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分别作出决定，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李富元，男，石家庄车辆厂工人。68年给党写<交心书>。其中写道:“党是集体领导，党的干部都是为人民服务员，不能搞个人崇拜。我认为现在是搞个人崇拜。”“戴像章，喊万寿无疆，这是搞个人崇拜”，“开会鞠躬行礼，这是迷信”。“主席像可以挂，如在屋内，办公室内，但街上到处挂，我不同意”。“我认为只能相信党中央，不能相信一个人”。
“我认为从解放到现在，阶级斗争实际上是少了，不是多了。。。说阶级斗争还是那么激烈，复杂，是不对的。”“我认为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问题是林彪的问题”，“这样的人，才应该打倒”。
70年4月29日遇难，年30岁。80年平反，经河北省革委会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80年1月20日中共石家庄市委，市革委会召开万人大会为他平反昭雪。
李九莲 ，原江西省赣州市第三中学团委宣传部长，学生会学习部长。1966年8月李九莲参加赣州市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八一战斗队”，为三头之一，任组织委员。1966年10月底李九莲参与组织赣三中“卫东彪战斗兵团”，任副团长。（曾昭银任团长。）
1967年6月29日至7月4日，江西赣州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168人死亡。李九莲在收尸时受到刺激，开始对“文革”提出疑问。
一九六九年二月，被分配到赣州冶金机械厂当工人。
69年1月到4月写日记，日记中有：
可恨乎？宫廷里指鹿为马，无人敢言，是宗派分裂，还是阶级分裂？百姓难断是非，何必跟着瞎跑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来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斗批改’，如何能给人以‘阶级、道路、路线’斗争的名词？（第9页）
残冬的太阳余辉是明亮的，略有温暖的，然而实在是无力的不持久的，尽管是这样，即使是穿着棉袄还发抖的人们，仍不得不赞叹，在人群中说：“阿，多多伟大，多温暖的太阳啊！”为的是……，只有那些没有棉衣的“无产者”，才敢大胆地说“他并不伟大，也并不温暖，不然我怎么会冷淡发抖呢”！（现）在人们是得过且过罢了，而在心里都期待着……？（第27页3月11日）
干部下放劳动，这期间的血泪何其多！青年学生到农村去，这期间的痛苦与绝望又是何其多！ （第42页）
说是清除了国家政权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可是这些人到底干了什么呢？一切还不是取决于历史，历史决定现实吗？中央不是按历史决定问题的，而是按你对毛林的态度而定的。”“抓阶级斗争有什么用呢？只是使人敢怒而不敢言，老老实实，不乱说乱动罢了。（第43页）
抓阶级斗争有什么用呢？只是使人敢怒不敢言，老老实实，不乱说乱动罢了。“一抓就灵”，只有的时候也会失灵。比如下乡工作中的阶级斗争吧，是根本错误，抓学生中的右派，后来不是取消了吗？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们乃至青年的资产阶级思想是少了呢，还是多了？我看是多了，把政治那一套都看透了。（第43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不要是我们从理论上去解决它，（而）要是要看实际，实际情况怎么样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根据国内外的条件决定而搞的，国际上反华的恶浪一阵凶似一阵，各国－－不管帝国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不跟我们好，国内呢，也很重。……（第43页）
69年2月29日写信给男朋友曾昭银，其中有言“林彪到底会不会象赫秃一样”，给男朋友交了出去，成了反革命匿名信。5月1日被抄家，5月15日以“现行反革命”被拘留审查。
69年5月交待材料：
我曾有个时期，对共产主义发生怀疑。我想，世界上有那么多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有那么多社会主义国家又都是修正主义性质，这么大的世界，就只有我们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是坚定的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这是为什么呢？共产主义到底能不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共产主义是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假如是的话，为什么这么多国家都不接受？
同样，对毛泽东思想也发生类似的怀疑，毛泽东思想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呢？在提到多少知识青年下乡，多少革命干部下乡，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时，我想这个“伟大胜利”里包含多少人的痛苦，这个胜利全靠压得来的，有几多人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愉快下去呢？我就不相信这一套。在现实生活中，真正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处处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突出政治，抓阶级斗争，就要得罪人，使人指责为缺乏理智的，不讲情面，不灵活的，敬而远之，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痛不痒的人却得到群众的拥护。由此想到，毛泽东思想行（注：李写后又涂了）不得、行不得。不仅学校是这样，工厂也是这样，我想，毛泽东思想是在人们的口头上说的，墙上挂的，而脑子里却是另一种思想，认为毛泽东思想只适用于政治和运动，在生活中用不到。
1969年5月的交待材料中说：
“火热的“三忠于”配合着极左政策，将给人民的思想带来什么？根据我的痛切体验：
一、将割裂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二、将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
三、将真正损害领袖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
我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能够抵制“红海洋”，而不能抵制林彪的“三忠于”……斯大林生前后……血淋淋的教训摆在毛主席的面前。我痛心毛主席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昏昏然陶醉。
1970年元月，赣州地委常委会，依据地区革委会保卫部审查结论和赣州冶金机械厂党委、群众意见，讨论研究了两次，拟定对李九莲教育释放。在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干预下，迫使地委常委会决议被推翻。在拘押李九莲已经一年零八个月之后，地区革委会保卫部拟就了判决书──
李犯思想极为反动，政治野心勃勃，于1969年2月29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6586部队曾昭银同志投寄一份全长约七百字、署名为“你明白的人”的反动匿名信。信中大肆攻击党中央、林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为刘少奇鸣冤叫屈，涂脂抹粉。1969年又书写大量反动日记，内容十分反动极其恶毒地攻击诬蔑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李犯表面伪装积极，骨子里反动透顶，证据确凿，本人供认不讳。其手段恶劣，罪恶严重，本应重判。但认罪态度尚好，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依法判处罪犯李九莲有期徒刑五年。
刑期：自1969年5月15日──1974年5月15日。
到一九七二年七月，程世清成了林彪死党，倒台了。李九莲获得释放。结论是：现行反革命性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发配到江西兴国县钨矿厂当徒工。
由于一直不能为自己平反，1974年4月4日（一说3月19日）李九莲一怒之下在赣州公园女墙贴出第一张公开申辩大字报――〈反林彪无罪〉，引发社会极大关注。随后陆续贴出〈一评反林彪有罪――斥反林彪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二评反林彪有罪――谁是反林彪的英雄〉、〈关于我的日记〉、〈血泪控诉〉、〈乱讲一通〉，〈驳“反林彪是逆潮流而动” 〉、〈辟谣〉、〈我的态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等六份公开申诉，要求赣州地委和公检法机关为其否定“现行反革命”、“敌我矛盾”的结论，为她的三年冤狱彻底平反。
1974年4月22日朱毅、舒北斗、曾传华等三十余众署名张贴〈众手掀翻独霸天》大字报，称“李九莲精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实践，敢于探索，充满献身真理的精神。李九莲以对林彪的及时洞察表明了她是立志献身革命、酷爱真理、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敢想敢为、无私无畏的好青年！”抗议地委和公安局重新逮捕李九莲。
1974年4月25日晚朱毅在市委党校礼堂演讲李九莲问题真相，赣州地市二百五十九个单位签署要求立即释放李九莲的〈联合声明〉。
4月26日，赣州地区有3万人组织“李九莲问题调查研究会”，并走上街头，给予声援。六次赴京上访。
1974年5月18日李调会大字报提出：“取消公安六条，不能用法律保卫领袖！”“阶级斗争扩大化，百扩不灵！”
1974年5月20日李调会罗斌大字报写：“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这一代人要胜过毛主席”。
1974年5月22日李调会刘庭荣反对形式主义。提出说：“幼儿园的小朋友唱‘东方红’不一定就是热爱毛主席，他们有些人还不真正懂得自己唱的是什么意思”。
1974年6月14日机床厂谢明写大字报〈官官相护〉。
1974年10月在京西宾馆江西省在京常委扩大会上，王洪文故作轻蔑地说：“李九莲哪来那么大本事，那么早就看出林彪不是好人。那时候我们都还一点看不出来。赣州一个小小的李九莲，不可能先知先觉！”张春桥下定论，说：“李九莲问题，不就是典型的否定推翻文化大革命成果嘛。解放二十多年了，还为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翻案。他们觉悟哪里去了？”当时华国锋、倪志福在场。
1975年5月30日，被判15年徒刑。
从反击右倾翻案风到大清查，除众所周知的李九莲与钟海源被处死并遭凌剥外，李调会成员仅被刑罚者就逾60人，遭党纪政纪处分的600余人，受株连者数千人，另有四十多人因替李九莲辩护而被判刑，此外还有六百多人受刑事、行政、党纪处分。全市九个中学，就有两个中学的副校长被开除公职；三个中学的团委书记被撤职；两个中学的工宣队长被退回原单位……
绕有意味的是原在赣州市公安局工作，当年第一个审讯李九莲的梁某，九年后也因支持李九莲翻案而被开除党籍。
调委会主要负责人朱毅被判刑二十年。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赣州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的自杀，有的入狱，有的流落街头，有的离婚，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被打致残，有的几年不给工作，负债累累……
从1975年5月20日到8月1日，李九莲进行了长达74天的绝食，不过由于被强制注射葡萄糖液，她并未死亡。
1976年12月，写了《我的政治态度》，认为“华国锋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是资产阶级野心家”，“寄希望于江青”。于1977年12月8日被判死刑,李九莲拒绝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也不上诉。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在赣州市体育场召开三万人的公判大会。
李九莲身穿黑色囚衣，脚戴镣铐，五花大绑，被插长牌“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被按跪在主席台上，她的嘴巴里塞着一块竹筒，以防她喊反动口号。
游街后，李九莲被押到西郊通天岩刑场。让她跪下，她死活不跪，刽子手懒得动手，一枪击中其腿，才把李九莲打成跪下的姿势，枪杀于两棵小松树之间，享年三十一岁。她的死相很惨苦，鼻孔流着二缕黑血，半张开的嘴巴也躺着血，双眼微睁，眉头紧皱……李九莲死后无人收尸，后被有恋尸嗜赣南机械厂的退休老工人何康贤把李九莲的乳房和阴部割下来带回家猥亵（后被判刑七年）。
除了李九莲外，陪同公判的还有曾传华等十人。分别被判五至二十年不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平反冤假错案后，赣洲地区中级法院几经复查，仍认为此案是“轻罪重判，错杀，但李九莲确已构成反革命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省委“同意法院意见”，认为“李九莲有罪，但不另行判刑。“他们抓住李九莲为江青说话这条，坚持不给平反。1981年4月，胡耀邦作出批示，此案得以重新审查，李九莲获得平反。
李郑生，49年生，65年初中毕业，湖北省博物馆工作队当了六年合同工，后到湖北剧场当跑片员，72年1月22日，写了2500字的传单〈革命宣言〉（共36条宣言），认为“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林彪的顶峰论是错误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中，第三条说：“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第一，是最高的革命权威。唯物辩证法是最有力的革命武器。过去不犯路线错误不等于永远不犯路线错误。打破精神枷锁。”从1月29日到2月2日，油印了8百多份，寄给毛泽东，周恩来，各省市革委会，报社，向党中央、中共湖北省委、中共武汉市委和报社散发。于2月11日被捕。1972年6月25日以“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在公审大会上他跳起来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法警把他脖子上的细麻绳一勒，气管憋住了，喊声断了。经复查，属冤杀。
留下了7万5千最的狱中笔供和十几万字的审讯记录。
预审员：“你们单位揭发你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有历史的局限性，说今后还会出现第四，第五个里程碑。你老实交待自己在这方面的罪行！”
回答：“我读了《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使我产生一个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因此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它们是不断发展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加进新的内容。既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三个里程碑，那今后必然会有第四，第五里程碑。几年前我就说顶峰论是不对的，违背辩证法。大树特树的绝对权威一定要垮台。我早就对跳忠字舞，墙上到处写语录，农村摆忠字台象供菩萨等等现象看不惯。这是极左！林彪就是靠个人崇拜，吹牛拍马当了接班人，爬上了副主席的位置！”
梁炳煌，男，曾是省委宣传部长唐麟的秘书，1959年反右倾时被错整，1962年下放偏远的绥宁工作。1967年10月，梁炳煌以真名实姓上书中央，批评林彪、江青一伙。1968年3月，他给人民日报写稿，“认为文化大革命不是好得很而是糟得很”，再次批评江青有野心。好心的同事劝他不要再冒这个政治风险了，那会打成反革命的。他坦荡地说：“生命是有限的，年龄逝去永远不会再回来，真正为人民做点事，才对得住人民，才对得住苦心教育我的党。”他先后13次上书党中央，公开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和邓小平辩护。1968年6月，他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判处20年徒刑。1971年10月30日病逝狱中。1978年5月21日，中共绥宁县委为他平反，1980年10月17日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刘文辉，男，1937年出生，上海人。57年， 作为优秀的团员青年、工人骨干，船体车间最年轻的工长，因写了一些揭露厂领导官僚作风和生活腐败的大字报，被划为右派分子，撤去工长职务，开除团籍。在66年2月因计划出逃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管制三年。
66年9月写《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匿名向全国14所高校投寄，被公安部全国通缉。文中对十六条逐条批驳。66年11月被捕。67年3月23日被枪决。家属向派出所民警交了二角钱子弹费。临刑前三日，他写就遗书，嵌藏被絮之中，家属领回遗物方传于世。刘文忠，刘文辉之弟，因助其兄投寄信件系狱十三年。
1982年1月平反。
《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部分内容如下：
第五条：坚决反对毛的阶级斗争路线。反对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谬论，阶级斗争是毛一贯恶性报复奴役人民的手段⋯⋯所谓“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整顿党内走资派”是个幌子骗局，毛实质目的是要清除党内异己，进一步打击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
第八条：干部问题。他指出，共产党干部有三种：好的，是共产党内提倡务实的现实主义者，包括不同政见者，他们是毛这次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清除对象，即所谓走资派。一般的，是共产党中的工具，盲目跟随毛泽东的各级领导干部。差的，是那些助纣为虐的野心家、阴谋家与投机分子、跳梁小丑。所有这些干部都被毛这独裁者暴君控制着。人民与军队要认清真伪，要站在党内现实主义派一边，支持他们掀起一场民主抗暴斗争⋯⋯。
第十五条：部队。他说：党指挥枪就是专制特征，中国应该走军队国家化道路。人民应该清楚，部队是国家的，是人民的，不是独裁者的家兵与党兵。他对林彪鼓吹的毛泽东思想“放之四海皆真理”、“顶峰论”、“理解与不理解都要执行”之谬论，主张部队研究它、批判它。并号召部队站在人民一边，反对“解放全人类，支持世界革命“之谬论，反对军事独裁，号召军队要参与抗暴，武装部署、里应外合，推翻毛的暴政⋯⋯。
遗书摘要如下：
三月九日四时许，我在法警强力驯逼之下，在不大于五平方的私堂与外人隔绝，由检察院一人给我检察院起诉书，五分钟后仍由他代表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我死刑，立即执行。仅隔二小时左右，高级人民法院就传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上，我的上诉书刚写好，高院高明未卜先知，如此猴急，只能证明我使他们十分害怕，惟恐我多活一天来反抗他们的残忍。此外说明披法袍的法者是多么“遵纪守法”啊！庄严而郑重的法律程序手续总是到处被他们强奸。他们逼我在不大于50平方尺的法庭中与外人隔绝，在法警的强力下驯服的。此遗书一定要保存，让我死得明白。我说它是私堂并不污诬它们。
亲人，我想但不能写明你们的名字，显然是怕当局迫害你们，因此希望你们从这不能尽诉的遗信最后见面，我不久就将死去。
我为什么被害，因为我写了二本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此稿已被红卫兵抄去。另一本是传单“反十六条”，其中分别分条：“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主流和曲折”、“敢字当头，独立思考”、“反对教条，自作结论”、“让群众在切身痛苦中教育自己”、“反对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正确对待同胞手足”、“区别对待党团干部”、“警惕匈牙利抗暴”、“斯大林斗争中的教训”、“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关于自杀与拼杀”、“武装斗争的部署”、“里应外合”、“知识分子问题”、“主张部队研究它、批判它”。
此传单是由忠弟投寄出了事故，也正是我被害的导线。
我是个实行者，敢说更敢做。如今就义正是最高的归宿。我在经济上对家庭大公无私，自己在政治上也大公无私。这正是你们有我而自豪之处。所以我要求你们不要难过，不要从私情上庸俗地赞扬我，应明智些不因当局的压迫、愚弄而误会我的生平。我相信如同斯大林死后俄国升起希望一样，那就是毛死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中的现实主义者将会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我坚决反对锁国排他主义、军国主义、反民主自由、反经济实业、焚书坑儒主义。阶级斗争是恶性报复，为奴役人民的手段，反对所谓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的谬论。
我的家庭不要因悲痛、受侮辱和受迫害而误解我，相信我的正义行为，毛时不易证明，就留待日后吧！
外甥们成长吧！要相信烈士遗书的价值。我的血不会白流。请把我的诗与血书铭刻在烈士碑上，不要枉我此身。某在一所，他不会死。
视亲人能见到我立碑的荣耀。
我在第一所，1211，在沪监牢167（五哥注：也可能是761）号。我的手脚被铐着，不准我写信和要求见亲人面。此遗书是写上诉书时偷写的，不容易，也不能尽述我的心情。唯一希望见此书后，秘密妥善保管。
我的死，在毛政权下你们只能受侮辱、损害，但毛政权倒台后，作为烈士，必能恢复你们光荣，洗白我家庭，所以请你们将书交给我的弟。
今3月18日（五哥注：可能是3月20日）阎罗殿的判官到监狱来，催我曰，明或后将开群众大会，要我态度放老实点，言明将视态度而改判与否。我斗争很激烈，我当然立志于将头磨钝屠刀，把血溅污道袍，也即站着死，不跪着生，这是宗旨。
但是我最大的遗恨是不能做更生动的更重大的贡献与人民。如今我谓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更因毛在江河日下、气息奄奄之际。我多么想活下去，再来个反戈一击其死命啊！我应当为人民做些事。请原谅我吧，既然我不可能在被哄动受蒙蔽的群众中呼声。作为历史将宣判害怕民意的政权死刑的发言，那我只好试备委曲求全的方式来赚取微弱可能的宽诉，我曾在前过程中写过的请求书，希望人们也不要把它当作我的变节，卑躬屈膝的行为对大权的屈服，决不是意愿，而是必要，犹如在屋檐下必低头一样，从积极的意义看是为了跳跃而屈腿。
我写的上诉，应当在毛政权垮台后提出。
凡是掌握民命者、国家前途者都必须是理智现实谦虚的爱国者，而不能是狂妄热昏好战的阴谋者，我甘愿为毛的战争政策失败而斗争，为锁国排他主义而斗争。另一途径是，毛发疯，冒天下之大不韪，将亿万人民作孤注一掷，拼其伟大理想的实现，正因为此危险计划在实施，所以作为匹夫，我就愿意敢于与它斗争，这才是死得其所重如泰山。
我和毛泽东诗词共七首，分别收藏在衣服中查收。
其中一首是：
“庞然世界二疯子，毛林发作，几下抽搐，几下嚎叫，踞功自傲，夸口最舵手。世界革命谈何易，入漩涡急转石岩。迫害急，亿万性命竟玩忽，独夫欲名乃骨，君命有所不受。须自主，沉舟侧畔千帆过，民意歌盖，君之代曰，歌也即天皇战歌，顶礼膜拜。必战灾，情势急。”
有朝一日请将它发表。
临刑前十分抱憾，不能着手写心中久已策划的一份《人人报》或“层层驳”，其内容是针对毛反动方面，希望有人接任。
毛作为个历史人物对中国人民是否有功由历史评论。但自56、57、58、59年后就转化到反动方面去了。整个世界在变化，但他竟这样昏聩、刚愎自用、踞功自傲，自翊为救世主，以至内政、外交竟是乱弱难定，计划越来越冒险，成为国家的灾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他强制人民服从、清除战友政异、玩忽职守，草菅人命。我向世界人民上诉，我是个国际主义者，我反抗毛所谓解放三分之二的谎言野心，反毛的扩张主义；先烈们，我上诉毛贪天下之功为己功，把先烈血换的家业作为实现自己野心的本钱；我向人民上诉，毛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是反动的，是奴役广大人民的。
我将死而后悔吗？不！决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来暴政是要用志士的血躯来摧毁。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辉
写于1967年3月20日
刘振武 ，男，（1926 -1968) ，博白县新田乡亭子村人，高中文化。 1948年12月参加革命，次年5月加入中国接产党。解放后，曾任区民政助理、组织干事、县民政科副科长、博白县凤山中学总务主任、文地中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
1968年7月21 日，以“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的名义，给广西玉林军分区政治部、司令部寄去题为〈宣言〉（第一号文件）和〈对当切全国各地两派争揣的意见〉（第二号文件）两篇文章。
8 月11 日，刘振武被捕。在审讯中，直言不讳地说“1959年处理彭德怀，我认为不妥当。‘文化大革命'中，突然把中国‘秘鲁晓夫'等一大批党内当钗派打倒了，我认为不妥。大串连，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不妥，不如拿这些钱来搞生产。一系列问题我考虑了很久，因比，写了这么多东西。 "“我考虑毛主席也有很多错误的东西。" “中国如果复辟，就是复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没有发展完成。"
刘振武患有胃溃疡病，狱中恶劣的环挠和轮番不断的逼供审讯，使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不幸于1968年9 月20 日含冤病逝在狱中。三天以后，县公检法军管会还定他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并作出所谓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诀。
中共博白县委于1983年11 月11 日作出了〈关于刘振武同志的平反决定〉，自治区入民政府于1984年3 月3 日迫认刘振武为革命烈士。
下面是信和两篇文章的摘录。
中国人民解放军
玉林军分区政治部、司令部
由中国人民的优良儿子所组成的“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在党的重要领导同志主持之下， 最近在两广边境地区的秘密地点，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议已经通过“宣言”和"对当前全国各地两派争端的意见"等两个极为重要的文件。 由于我们的条件特别困难，现在把这两个文件寄给你们。请求你们协助立即刊印和散发到全国各地去，送到一切有战争，有争论的地方的两派群众手里去，以便于正确地解决两派争端，找到共同的语言。
宣言
当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遇到了空前未有的困难的严重的关键时刻，由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所组成的“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胜利诞生了。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同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中国人国解放军，伟大的七忆中国人民一道，为克服我党当前面临严重困难，为挽救们党所领导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不被彻底破坏，为挽救祖国人民兔除分裂，内战的疾苦，而开展伟大的保党反“派"的正义斗争。并争取这个斗争， 取得最后的完全的胜利，以实现祖国的重新统一与团结和平。
我们所需要保的党，就是195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这届中央委员会，集中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最优秀的儿子，他们是我们党的，七亿中国人民的最宝贵的共同财富，他们是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最能联系群众的，最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最富于领导才能和指挥才能的，最有经验的天才的领导集团。 只有这样一个领导集团，才能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完全正确的领导。
但是，使我们万分沉痛的是，这样一个优秀的领导集团，近两三年来，受到了空前未有的大破坏。以这个集团为主体的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全部权力被窃据，因而，使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失去了完全正确的领导。使我们的党完全瘫痪，完全瓦解，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和领导能力。使我们的国家处于群龙无首的，全国性的无组织无纪律的，空前未有的无政府状态。我们的刚刚从经济困难中恢复起步的，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事业，又一次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大破坏。使我国又一次面临从来未有的严重困难，所以，保证恢复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实行正确领导的全部权力，是摆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的，最迫切的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不是这样，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将丧失了社会主义的前途，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就将失去了一切。如果，不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问题，那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而变成历史的不可饶恕的罪人。
我们所需要坚决反对的“派”，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挟持领袖，从正确的党的八届中央分裂出去的，彻底地破坏了党的“个人服从组织“和”“少数服从多数”的钢铁纪律的，自搞小组织，自封“党中央”的，由极少数的几个人组成“派”，及其自封的“派”性中央。
这个“派”性中央，已经篡夺了党，篡夺了军队，篡夺了我们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个“派”性中央，专门生产政治帽子，诸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黑线，黑帮。。。。等等，辱己辱人的产品，全力推销。但是，却从未过问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从不关心国计民生，从不体贴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
这个“派”性中央，挟持领袖，使用 "愚君害主“的种种阴谋手段，贩运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货，明目张胆地公开发售。几年以来，这个“派”性中央，所说的，所做的，无不充满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色彩。
这个“派”性中央，有一条要人们尽忠的所谓“革命路线”，这条“革命路线"到底是什么样的货色呢?这就是“反对我的，就是反革命，打倒你的，就是革命” 。这条“革命路线"，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止提出，到1966年的党的八届十一中金会上，才完善化系统化的。
这个“派”性中央，有一套“四个伟大"的圣人论，这一套“四个伟大"的圣人论，如果不是封建社会的“愚君害主”黑手理论，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论，都是反对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最伟大的马列主义大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来都没有说过，世界上会有“完整无缺，始终如一”的圣人。1958年以后，几年的经济困难，最近两三年来，国家一系列重大问题，没有得到任何正确的解决，这就更加证明“四个伟大"的圣人论，没有任何客观的依据。提出“四个伟大"的圣人论的人，无非是要在世界上，模拟出一个“完整无缺，始终如一”的圣人，强迫人们去盲目崇拜，以掩盖自己的篡党、篡国，篡军、实行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事实。 “其用心又何其毒也"。
这个“派”性中央，利用曾经有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思想作掩护。系统地实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也就是封建主义的“民可使自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愚兵的反动哲学，这个“派”性中央，也象无产阶级的大叛徒张国焘一样，利用人民群众不知道无产阶级政党的，“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和“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的钢铁纪律的弱点，系统地实行“做个人好战士”，“个人高于一切”和“个人决定一切”的， 也就是资产阶级的私国，私党，私军的窃国政策，系统地实行“三忠于个人”的封建主义的役党、役国，役军，役民的奴化政策，为了配合上述政策的需要，又系统地实行一本书，一出戏、一首歌的文化教育政策。所有这一切，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不是背叛无产阶级，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话，那是绝对不会这样干的。
这个“派"性中央的感情很反常。当1957年，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刚刚建立基础的时候，他又要“跃进"了。当出现了三年的严重的经济困难，水肿病人成堆的时候，他却高呼“胜利"了。当我们全党、全民举国上下，一致努力，克服了经济困难，刚刚过得日子的时候，他却又发怒了，又要“革命"了，当整个城乡的生产，受到空前的破坏的时候，他却又欢呼“永远健康"了。甚至在连布票都发不出去的严重情况下，他竟闭着眼说：“损失最小最小最小"，同志们应该想-想，当这种情况发展到“最大最大最大"的时候，那么，七亿中国人民还会有半条裤子么?
请问，一个“派"性中央，本来就是靠“永远健康"过日子。专门贩卖政治帽子为职业，那么，怎么会晓得人民群众是靠穿衣吃饭过日子，从而过问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过问国民生计，关心人民疾苦呢?
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竟然置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於不顾，竟然放弃自己保卫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神圣天职，把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变成别人篡党，篡国，实行封建主义复辟政变的御用工具，而继续去充当什么“个人的好战士”那末，其主要军事领导人必须承担叛党，叛国的罪责，并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我们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参谋部，北京市卫戍区司令部，都绝对不要无视我们的意见。
对当前全国各地两派争端的意见
“造反”派的错误，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错误，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错误根源也只有一个。这就是都是受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哲学的毒害而引起的；都是受了“做个人好战士”和“三忠于个人”的封建主义的役党、役国，役军，役民的奴化政策而造成的。因此，他们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是无罪的。
尽管全国人民都费尽了力气、付出了无穷无尽的“永远健康“的巨大代价，所换来的仍然是仇恨、分裂、流血、内战。工人无工做，学生无书读。知识青年分配不了工作，病人无药可医，农民没有化肥耕田，干部被斗殴受伤，死亡，解放军战士流血牺牲，戏院关门，影院倒闭，商店的布匹、煤油、火柴及其他日月品相继断市。总之，城市破坏，乡村萧条。全国七亿人民的心头，都蒙上了一层又一层乌云，看不到自己的半点的光明的前途出路。全国人民都犯了这样一个大错误，真是“史无前例”的啊！
所以，现在摆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的严重任务，并不是互相争吵，互相仇恨，互相攻击，互相吃掉，自相残杀，而恰恰相反，正是要重新团结起来，以友谊代替仇恨，以团结代替分裂，手挽手，肩并肩地毅然，决然，勇敢，果断地，立即开展全民性的对“派”性中央的错误路线和错误政策的大揭发，大批判。坚定不移地把“永远健康”为代表的一小撮，挟持领袖，分裂中央，实行篡党，篡军，篡国的复辟封建主义的原形和本质，彻底地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
“政治第一"论，实质上就是“个人第一" 、“个人高于一切"，“个人决定一切"的，封建主义的“君主治国"的理论。它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这一最根本的哲学原理的。是从根本上反对无产阶级的“党高于一切" 、“党委领导一切"的革命原理的。如果，不开展对“政治第一”论的批判，就不可能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面光焰无际的伟大红旗，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就可能完全变质，伟大的祖国前途，就有可能向封建社会倒退。
“理解的要执行，不现解的也要执行”，是封建王朝的“民可使自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哲学的翻版， 是“派"性中央，为复辟封建主义的需要而提出来的。 这一套愚民愚兵的哲学，已经把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蒙蔽过去了。很多军事领导干部被撤职，很多战士流血牺性，至今都还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这套愚民哲学，已经把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的心窍堵死了，至今都还没有人知道祖国分裂由战的根源。 如果，不对这套封建主义的愚民哲学，开展大批判。就不可能有七亿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的大解放、大觉悟、大进步、大提高，就不可能把七亿中国人民的智慧挖掘出来，并把它引导到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派"性中央，复辟封建主义的企图，就可能得逞，伟大的祖国，就没有社会主义前途。
“做个人好战士”，“三忠于个人”，是封建主义的役党、役国、役军、役民的奴化政策。所有这一切，都是“派"性中央，实现其窃国阴谋，复辟封建主义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如果，我们不敢毅然、决然地开展对所有封建主义的一切的大批判，就不可能得卫无产阶级的"党高于一切"的最根本的党性原则，就不可能捍卫无产阶级政党的最根本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 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就有可能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新置于“封建皇君”的统治之下，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流血牺牲所换来的革命成果，就有彻底失掉的危险。
“四个伟大"、“万寿无疆”， 是封建王朝的“奸臣宰相"的“愚君害主，弄权祸国"的黑手理论。在无产阶级内部端出这样的理论的人。无非是把无产阶级的领袖，蒙蔽过去，腐蚀过去，以便于自己偷偷地披着“永远健康”的龙袍，登上“万寿无疆”的宝殿上去，全面地复辟封建主义。如果，我们不敢对所有这一切封建主义的陈腔，开展批判，就不可能最充分地发扬我国七亿人民的国家主人翁的革命精神，勤劳勇敬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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