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暴政百年：篡国骗暴
章小舟
目录
一、引言
对于素来好大喜功、耽于自我标榜、惯于欺世愚民，兼且处于善于自吹自擂、痴于政治粉饰的习氏治下的中共而言，建党百年之庆颂，将是中国大陆2021年的锣鼓喧天的愚民大戏、党庆历史的浓重一笔。最新版《中国共产党简史》中，所占篇幅高达四分之一左右的，居然是对乏善可陈、倒行逆施的习氏上台以来所为之事的片面剪裁、大肆粉饰。如此编纂，践踏青史，罔顾事实，似狡实愚，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其政治动机昭然若揭，恋栈居心路人皆知，内宣不足以服其党，外宣更无以服天下。
虽然中共几十年如一日地纠集御用文人、收买海外学者、利用各种传媒炮制浩如烟海的各种伪史、掩篡汗牛充栋的煌煌真史，大陆民众的求真之心始终延存，不计其数的真正史料广布世界，青史并未尽成灰，真相已传千百回。任凭颂党之声如潮，亦不掩中共的百年作恶史；尽管愚民方式迭出，终难饰中共的残民害国罪；只要持论基于真史，必可揭中共的伟光正画皮。
中共百年以来的作恶所凭为“笔杆子”和“枪杆子”，相应手段及史实，大抵可归为“骗”“暴”二字，只是不同历史阶段的暴力和骗术的目标侧重有别、手段特征有异。浓缩为“骗暴”，有助于简洁明了地示其本质，加深读者印象；“骗”字在前，“暴”字在后，有利于彰显中共政权的重要特点：中共篡国固然也以改朝换代、称王封侯、罗色敛财为主要目的，但是，其暴力手段，与其杂糅中西的巨骗之论密切融合，这一点，和历史上的理论或浅薄（如，均贫富，等贵贱）或乖谬（如太平天国教义）的一般暴力民变大为不同。其欺世大谎，是以马列邪说、皇权专制理论等为基础剪裁、衍化而成的大杂烩式专制理论，欺骗性很强，并与暴力实践密切结合。一部被百般粉饰、千般吹捧的中共百年史，就是一部充斥着无尽欺骗、惊天暴力的叛国残民史、专制独裁史。
自中共建党迄今，在国内历史条件和国际历史环境的润泽下，中共如鱼得水，由小到大，从弱变强，愈发娴熟自如而丧尽天良地积累、运用着各种欺世愚民伎俩、屠民虐民手段，如今已然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腐败、最严酷、最顽固、最狡诈的专制独裁政权，输出专制能量，拓展独裁恶果，成为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最大阻力和世界和平发展之路的最大忧患，理应引起中国民众的高度关注和民主国家的全力警防。
本文重点从“骗暴”视角，主要分析中共自建立到篡国这一历史过程中的关键手段，在“结论与扩展”中，结合中共篡国之后的“骗暴”史实及今况进行总结和有限的扩展论述。
二、中共篡国“骗暴”之概述
总体而言，被中共简单污为“水深火热”“万恶旧社会”等情状的民国时代的内外环境，不仅未如中共所污的那样不堪，而且，还为中共的崛起和作恶创造了还算不错的条件。
（一）以党钳军
“以党钳军”，对军队这一最大的暴力机器实现了较为精细、稳固的管控。
国共两党均对党建进行过努力，但是，就对党建的重视程度、党建的实践力度和有效性而言，中共远超国民党。中共军队党建手段和效果更非国民党所能及。国民党建军历史长，派系多，积弊甚重，“党军”模式是半途起步，效果不佳。而中共恰好相反。国民党建军历史较长，清末民初，江湖会党和革命党人相结合的义军部队，规模大者便有数万人，但是，长期是党军分离，孙中山以苏为师期间以及此后，国民党对军队党建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但是，军队党建无法收到理想效果。山西、广西、云南、贵州、四川、东北等地的军队独立性较大或自成一系，军队党建更是无从谈起。在中央政府牢控区域，由于前期军队建设的问题较多，积弊深广，无法根除，“党军模式”或徒有形式，或功能弱化到被边缘的状态……。国民党创建之后权威比较分散，孙中山逝世和汪蒋争权，进一步加重了国民党党务系统群龙无首的状况。1927-1949民国政府统治时期，蒋介石迫于连番战事，倾力治军而疏于治党，故而，其权威主要在军中，不在党中。蒋介石固然为加强党务建设和党军模式而与胡汉民这样的党内权威人士进行合作，但是，胡汉民在一些方面并不服蒋，终于导致蒋胡反目，合作破裂。反观中共，自建立之后不久就格外重视军队党建，在北伐期间以及南昌、广东等地的暴动中，便将党支部建在团上，虽然成效明显，不过，这样的模式，对军队无法实现精致管控，充其量是“以党领军”，远远达不到精细管控和牢牢钳制的程度。中共南昌暴动后，团级以下编制的部队流失严重，固然是连番激战所致，但与军队党建力度较弱也有很大关系。曾经参与中共一大、并在国民党内任过高职、有着较高党内权威的毛泽东，在军队党建方面更进一步。被中共党史和军史大书特书的“三湾改编”，将党支部建在连上，这样，党小组顺理成章地渗入排级，党员则插进班级，对军队实现了极限细化的管控，能够较好地激发、保持军队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士气。随着中共在农村不断得手，“以党钳军”的模式不断扩大，对民国政府的战力优势和暴力威慑与日俱增。此其一。
其二，不得不承认，早期中共军队的民主建设比国军和民国政府军更为高明和有效。这就是早期中共军队的“民主集中制”，确切地说，应是“集中民主制”，以“集中”作“民主”之前提。早期中共军队在实现了主要层面的专制集权后，在非主要领域进行一定的民主建设，不仅无损专制集权，甚至还会对专制集权有一定的加强。“以党钳军”模式建立后，军队涣散、哗变和私人化的可能性和操作空间被极限压缩，中共便在军队的其他方面释放了一些权力，如，在党军模式之外，设立了民主选举产生的士兵委员会，不仅较好地在政治、经济两个层面实现了官兵平等，提高了士兵们的拥戴之心和部分民众的参军热情，还进一步加强了军队向心力、凝聚力和集权程度，能够通过民主活动及时展现、激发士兵的优点并以入党、升职、嘉奖、表扬等方式进行利用，从而不断强化军队专制集权的骨干力量。对比而言，国军和民国政府军不仅在“党军”模式建设方面成效逊色，其民主建设更是不及早期中共军队，“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现象比较普遍，打骂士兵是常态，维持军队士气，主要依靠素质较高、自律较强的将领对士兵晓以大义（如三民主义、抗日卫国、反共救国、消灭军阀、驱逐列强）、以身作则、带头冲锋和发放军饷、金钱奖励。
其三，中共军队官兵的家庭的关联支持比较有力。早期中共军队的基本盘以无地产者、少地产者和自我牺牲、家庭牺牲精神较强的党员为主，中共以一党专制模式在地方推行马列邪说、实行土改暴政，对其军队没有或少有利害触动，军队的后顾之忧较少。此后加入中共军队的，以被阶级斗争理论洗脑、受到土改暴政恩惠、分摊了斗争“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的血债的农民为主，因此，不论是主观乐意还是客观被迫，都对中共军队有着较强的依附之心。而国军和政府军不同，官兵家庭普遍有一定产业，尤其是军官，不少军官家庭有较多的地产、资产和人丁，虽有愤恨中共土改等暴政、保家卫族之精神动力，但是，家族观念和传宗接代意识也较强，因此，后顾之忧较多，牺牲精神不强。
（二）肆虐农村
积弊深重的农村被中共乘虚而入，行骗施暴。
中共“打江山”的二十八年，“农村包围城市”，以肆虐农村为主要夺权手段。其中，史实如海，过程复杂，头绪颇多，以此小文，恐难完美概述。在此，不妨先浓缩为一个基于大量真实事件加工而成的戏剧性场景，更为形象生动，更易被人理解。
张某（押着王某，腰佩黑枪上场）：咳，咳，乡亲们，我说乡亲们啊，王XX一向鱼肉乡里，胡作非为，你们说，是不是啊？
李某（点头哈腰，义愤填膺状，握拳振臂）：对！我们饱受欺压，恨透了他！
赵某（暗忖：听说这王某早年教过私塾，后来做染织，过得不错，高墙大宅，妻妾成群，让人艳羡，平时呢，虽然也许谈不上乐善好施，不过好像也没啥大问题啊，和自己打照面时很亲切，遂犹豫不语）：……
刘某（自己曾在王某家打过短工，待遇还可以，感觉王某儒雅和气，知书达理，没有架子。王某，真的会是这样吗？疑惑，亦不语）：……
张某（用枪托狠砸一下王某的后脑勺。已然呆如木鸡的王某，愈发两股战战）：让你不老实！乡亲们，乡亲们啊，王XX罪大恶极，有人早有耳闻，但是呢，狐狸一向是狡猾的，王XX的罪恶，有的隐藏很深，现在呢，让积极分子李XX上台发言，血泪控诉这个老奸巨猾的地主的罪恶，请大家鼓掌！
李某（冲到台上，声泪俱下）：光绪二十一年，王老混蛋的祖爷爷压迫我祖爷爷……民国二年，王老混蛋的爷爷坑害我爷爷……民国五年，王老混蛋的儿子剥削我爹……民国十二年，王老混蛋欺负我叔……民国十四年……
赵某（暗忖：真的是这样？隔墙如隔山，也许，王XX真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事。老人说过，自古为富者，总有不仁之举。此时，听到一些掌声，也不由自主地机械地鼓掌）：……
刘某（众议之声萦耳，有点相信了，鼓掌）：……
张某（鼓掌）：李XX说得好！这些，都是铁证，铁证啊！看，血衣，卖身契，还有……！乡亲们，乡亲们啊，大家积极发言，一起揭发、控诉王XX的滔天大罪啊！有人民政府替你们撑腰，你们不要害怕！自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是时候不到！如今时候已到，善恶有报！王XX为富不仁，所有财产，都要分给勤劳本分的贫苦百姓，（提高声音）所有财产！！还包括（环顾人群，故意停顿一下，再度提高声音），几房俊老婆！黄花大闺女！大家都要做积极分子啊，政府啊，会酌情照顾积极分子的！
李某（举手鼓掌，高呼）：人民政府万岁！打倒地主恶霸！
赵某（什么，什么，这是真的啊？真的要分他老婆、女儿啊！？平时只是听说，没想到，是真的，那……如果我成为积极分子，一直找不到老婆的二瘫子，也许就有着落了？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报告政府，我，我也控诉……
刘某（群情激愤下，比较相信控诉之说了。虽然听闻分财分人之说，还是觉得良心好像有点不安，但是，联想到王XX家中的豪奢物品，以及到自己的穷困处境，不禁也有点心动，于是大声鼓掌）：真是水泊梁山再世！红色起义军啊！
中共之所以篡权夺国，要因乃是得势于农村。而中共之所以得势于农村，乃是于农村借阶级斗争邪说、以及“地主即恶霸”、“均贫富、等贵贱”之类的弥天大谎祸乱人心，造谣生事，以“土改”等暴政彻底摧毁传统农村社会生态和道德根基，消灭富有阶层、知识阶层并瓜分其财富和人员，以“斗地主”的“人肉宴”上的杯羹诱发流氓无赖和贫下中农的人性之恶和贪欲，并将有着活动、煽动能量的乡村地痞流氓，以及具有一定组织力、影响力的贫农中农拉拢进所谓的“革命队伍”。这样，农村的可能反抗力量被弱化到极限，中共从而在农村构建了军政府性质的极权基础，大批农村愚民在“土改”后，基于感恩之心、功利心理而加入中共军队，为中共对抗民国政府增加了大量的炮灰。
为何中共的肆虐重点是农村而非城廓？这是因为，民国初期，由于积贫积弱，政府力量有限，对广大农村的积弊少有革除，使得中共在各种政治谎言掩盖下，以“土改”等邪政、恶政、暴政乘虚而入、捷足先登，肆虐二十余年，终于使中共占据了北国农村的大部，为中共的篡权奠定了坚实基础。
民国时代的乡村生态，当然不像中共所污的那样如此恶劣，地主猖獗、恶霸横行，而是以宗族自治为主，协商多于强制，人情高于利害，和谐、互助因素颇多，乡村矛盾并不像中共土改“积极分子”所渲染的那样，如此激烈、如此残酷。不过，民国时代的乡村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如，地权不均，贫富分化，教育不兴，缺工乏商。以三民主义视角观之，辛亥革命后，民族革命虽有重大成就，但并未结束，而且，民权未彰，民生亦劣，广大农村的积弊尤其严重。民国建成后的十几年中，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均引入了西方某些先进制度、经济成果，有一整套关于农村的制度革新理论和一些实践（如，梁簌溟主导的“乡治”探索和“乡村建设运动”），但是，由于满清时代遗弊过重，加上出身于满清旧官僚的北洋军阀比较缺少文明素养和现代教育的熏陶，私心自用、混战不休，地方割据、政令不一，出身于农村有产者家庭的大量军地官员也很难支持自我断臂式的地权改革，因此，民国早期的改革之风、文明之雨，很少惠及城廓之外，乡村的落后状貌未有多少改善。以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等辛亥革命元老功臣为领袖的广东国民政府虽然成功北伐，推翻了北洋政府，还都南京，大致统一了中国，并且，通过十年的努力，在城市范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政治、经济成就，然而，同样面临着北洋时代的情况：出身于乡绅家庭的大量军地官员，普遍抵制农村的地权改革，典型者如：蒋经国曾在赣南进行“土改”，虽有太子之尊且清廉勤政，但在众怒群斥的压力之下，“土改”也只能黯然收场。而且，万分不幸的，此时，共产病毒已然在中国广大农村扩散开来，加上日本侵华、苏联扶共，刚刚有点起色的民国政府顾此失彼，焦头烂额，一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因此，这就使中共得以在广大农村惑众愚民，滥施暴力，兴风作浪，聚势扎根。
（三）按需残民
中共完美传承了马列邪说之中的蔑视宇宙、无视天道的狂妄自大，反逻辑、反常识地炮制了“按需分配”之类谎言，历代最高头目均为之渲染、背书。事实是，一直只有中共官僚权贵享受了高收入、高福利、特供之类的“按需分配”，民众所得到的只有“按需劳作”“按需受役”，乃至“按需被屠”。站在中共的暴力运用角度来说，这就是“按需残民”。中共虽然在残害民众方面全无底线，不过，和历史上一些暴政对比，中共的残民并非军头个人的性格、情绪使然，而是建立在集体决议基础上，有着精密逻辑，严格根据组织的目的设置残民计划。为了达到既定目的，中共的残民是不择手段、全无底线、灭绝人性、蹂躏天道。典型者如，中共为了以最小成本在辽沈战场上获得重大战果，以优势暴力长围长春，还兽性大发地不许百姓出城谋食果腹，目的为了让百姓与政府军队争抢有限的食物，加剧城内的混乱，从而让城池不攻而破，还可借此围城之役形成暴力恐怖效应，让其他城池的政府守军心生惊惧，被围之后不战而降。最终，中共军队达到了目的。据相关史料记载和估算，无辜长春百姓饿死达数十万之众，令秉持良知、存有底线的中外军事家为之冲冠，为之拍案，为之泣下。“长春围城”成为现代人类战争史上的一个充满血腥杀气、残暴不仁的重要史实，是揭示中共大规模暴力恶行的标志符号之一，是中共“按需残民”的暴力运用的典型案例。即便在战争人道主义尚未成为广泛共识和战争基本规则的古代和近代，出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天然悲悯，不少惯看血海、常踏尸山的将领也尽量不会在战争中伤及百姓，如，南明大将李定国在进攻广东新会时，清军以城内居民为挡箭牌，驱之于阵前，李定国不忍害民，放弃炮火与射箭进攻之法，最终导致城池未破。反观中共，不仅有长春围城之军事暴恐行为，在其他战场上，中共军队驱逐大批民众作为挡箭牌和肉盾、令政府军队不忍攻击或意图消耗政府军队炮火弹药之史实，已经广布各类史料。
按需残民，胜之不武，千夫共指，遗臭青史，骂名千古。中国古代史家普遍相信天人感应，认为残民暴行过分，会有天道惩罚。后来，我们都知道，长春出了几位因反抗中共而震动寰球的著名人士，其中一位，便是饱受迫害魂归海天但英名传世、影响力持久不衰的刘晓波先生，已然成为海内外民主维权人士的泰山北斗、巍巍楷模和道义旌旗、激励符号，于无形之中不停凝聚着中国内外的反共力量……以中国古代史家的天人感应观，这，是否可解释为冥冥之中对长春围城的天怒和天谴？
（四）民主幌子
中共的篡国目的即建立一党专政、共产专制，其发展壮大轨迹，充满了专制迫害、独裁阴霾、集权血腥，其政权本质是一个建立在以马列邪说、皇权专制术为主的大杂烩专制理论基础上的专制政权。不过，客观地说，中共为了夺权、加强专制集权，也在无碍大局的领域进行了一定的民主建设，典型者如，军队之中的“士兵委员会”。此类民主建设，甚至有超越当时民国政府之处，因此，经常成为中共欺世愚民的宣传资本、拉拢人心的民主噱头，使得不明真相者、或者虽知真相但期望从中共权力盛宴上分得杯羹之伪君子、真小人为之大唱赞歌，百般夸饰。典型者如，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兴亡周期率”的“窑洞对”。黄炎培先以“周期率”概括了其对中国历史演变的理解，并希望他“了解的”“中共诸君”能够“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胸中早有应对，乃从容不迫、娓娓道出弥天大谎：“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后人多以为，黄炎培与毛泽东之“窑洞对”，是典型的君子与小人之对答。我却觉得，黄炎培堪称阅历丰富，学识渊博，且自言对中共诸头目的夺权轨迹有所知晓，难道果真不能略窥中共本质之一二？对于初次延安之行，黄炎培称：“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像都负责，这句话做到了，在政治上更没有其他问题了。”朋友之言，“好像”之论，竟然被长期从事教育的黄炎培引以为据，大赞中共，何以服人？黄炎培中举之后自命“不为官吏”，却在辛亥革命后数次就任北洋政府官职，更在中共篡国后出任副总理一职，可见其心口不一，言行相悖。观其天安门观礼之照，俨然志得意满、静待封官进爵状。因此，其与毛泽东的这段对话，很有双簧之嫌。其权欲发作、官瘾上升，欲借昧心之言、谄媚之论，成开国帝王之师、享位极人臣之荣，亦未可知。退一万步说，即便其颂共之辞、媚共之举果真无辜，然而，目睹镇反、土改、三大改造、胡风案俞平伯案、反右派（黄炎培之子亦未能幸免）、人民公社化、大跃进、三年人祸饥荒、四清运动等专制铁证、血腥暴政、倒行逆施，想起当年之事和民主追求，何故不作愧疚之言、赎罪之举？
不论黄炎培们是真心还是假意，毛泽东和中共确实是真的通过这些“民主噱头”达到了目的。通过与黄炎培们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联袂大戏，欺骗、拉拢了（原）政府统治区的大量教育人士、民主人士和工商人士，使中共在江山入囊的关键阶段，减少了不少统治成本和风险阻力，加强了专制暴政的迷惑性和实力。
中共的民主幌子不仅获得了国内欺骗之奇效，更赢得了国际欺骗之“伟功”。鲍彤先生在《星火燎原是被毛泽东料出来的吗？》（光传媒，2021.03.24）中指出：“毛每见西方客，必主演民主女神。”据该文，毛泽东的演出服务对象主要有：外国记者团，蒋介石的盟军中印缅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政治顾问谢伟思。后来，这些台词居然被美国领导人信以为真。对此，笔者有疑：美国人情报系统全球第一，且对苏共了如指掌，难道会相信极权专制的苏共扶植的中共会走民主之路？不过，这种可能也确实无法完全排除，毕竟，中共尚处于弱势，美国领导人以为它有一定的可塑性，因美国之强、联华抗日而慕美、亲美，亦未可知。
不论美国是否信毛及中共的民主论调，信任程度多或少，可以确定的是，毛泽东亲饰“民主女神”的倾力演出，确实对美国一些人起到了一定的欺骗作用，一本万利，获益匪浅。“最救命的是1948年马歇尔对东北发出了‘停战令’，捆住卫立煌手脚，使走投无路的林彪转败为胜。”
中共玩弄“民主幌子”、意图实现一党专制之居心，还在抗战之后中华民国迈向宪政的制宪过程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为了将“反宪政民主”“不要和平”之责转嫁政府、尽快启动武力叛乱夺权的既定计划，中共对制宪国民大会进行无耻阻挠、彻底搅局。当时人数有限的中共，在自身法定党派代表达190人、其同伙“中国民盟”法定党派代表达80人的情况下（国民党法定党派代表也只有220人），以及，此后将中共党派代表以及“中国民盟”党派代表分别增至200人和100人的情况下，仍表不满，要增加名额。中共还狮子大开口，伙同民盟，提出其与民盟要在国民政府委员会的40个名额中共占14个名额的无理要求，以掌握三分之一否决权，操控中央政府，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中央政府在制宪国大筹备期一直对中共抱有一线希望，希望中共头目良知发现，幡然悔悟，摆脱苏联控制，放弃狼子野心，取消军事夺权计划，在宪政民主体制下和平建国，因此，以极大的包容和耐心，屡次进行会议延期，频频呼吁中共“相忍为国”。然而，因中共一再胡搅蛮缠，中央政府最终忍无可忍，认定中共以及其同伙“中国民盟”毫无促进军队国家化、共建联合政府、共同实现宪政民主之诚意。中共见目的达到，彻底撕下面具，伙同“中国民盟”，拒绝参与制宪国大，以“法西斯宪法”等说辞对制宪国大结果极尽污蔑之能事。中共还在制宪国大召开后，利用其在南京等地的公开机构煽风点火，策动反政府风潮，加重社会动荡，变相逼迫中央政府明令驱逐，以便进一步将“不要和平”等帽子扣到中央政府头上。
（五）苏共扶植与渗透城廓
处于巅峰时期的苏共，对中共暴力的输血，以及对中共完善欺世理论的支持，使得中共渗透多数城廓，传播谎言邪说，大行暴力之举；苏共还在当时中国掀起了不可小觑的“粉苏”效应，使得中共处处逢源、如虎添翼。
苏联共产党武力夺权、血腥镇压国内抗争后，凭借专制极权体制所制造的（被）廉价的、（被）免费的、（被）倒贴的大量劳动力资源，加上利用间谍手段、网罗（诱骗）各国人才来苏等方式将民主国家几百年积累的工业革命、技术革新成果据为己有，从而迅速建成了极权工业体系，综合实力增幅极大，跻身世界工业强国之列，肃清四境，牢控亚欧广袤土地，使各国政府颇为惊诧。这一时期，一些民主国家确实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等危机，加上苏联严酷的信息封锁，使得绝大多数民主国家的民众不明苏联实质，只是形成了苏联国力强大之类的简单而模糊的印象，这就进一步反衬了苏联的虚虚实实的各种“光环”。在苏联打败德国进攻、侵入中国东北并短期打垮日本关东军后，世界各国的“粉苏效应”进一步加强。由于苏联和中国地缘政治关系密切，渗透中国的时间跨度和力度、以及对中共的援助力度极大。
中共从苏联所得的重大援助可归为四点。一，借着苏联对孙中山以及广东国民党的大力支持，实现首次“国共合作”，通过加入国民党之中扩大欺骗宣传，策动城乡暴乱，从而发展自身势力，并蚕食、吞噬国民党。二，仍是借苏联之势，凭着苏联对民国政府抗日的支持（即，将中国当作日本攻苏的挡箭牌和缓冲区），以及扣押蒋经国作为人质，加上“西安事变”，中共与国民党进行二次“国共合作”，不仅得以挽救山穷水尽、流窜陕北、行将奔遁外蒙的溃败命运，还广泛渗透到政府统治区，政府虽有戴笠、唐纵、郑介民等特工良将和诸多特工组织，仍时时处于防不胜防之困境。三，在军事情报和军费方面大力支持中共。中共虽善于渗透对方和情报网建设，但是，作为“父皇帝”的苏共，其渗透各方和情报网建设的综合实力长期在中共之上，凭借强大国内外资源（沙俄时代遍布世界的商业机构，不少兼作情报耳目，在苏联时代，经不同程度的专制管控后继续发挥作用）建设了遍及世界、密布远东的情报网，使得中共一次次因获得重要情报而化险为夷。至于用金钱、物资对中共暴力系统的援助，次数更多，数量庞大，为中共暴力系统的建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输血作用。四，最大援助，莫过于苏联打垮日本关东军后，将大批日军军火、物资和俘虏转交中共，从而使中共在东北有了逐鹿天下的暴力资本，不仅在东北战场取得绝对优势，还以东北资源有力支持华北、江淮战事。
其实，关于苏联对中共的各种援助，虽然已经披露大量史实，但不过是冰山一角。克格勃出身的普京，明白这些史证的惊天价值，悉心收藏，作为要挟中共之用，以备不时之需。
中共在各种欺骗宣传中拼命夸大苏联的实力、影响力和道义高度，固然是嗟苏之食、忠苏之事、护主心切的仆从地位之使然，也是以苏为师、以苏为荣、假苏之威的“儿皇帝”心态之体现。典型者如，将北上逃亡粉饰为“北上抗日”的爱国壮举，其实，中共即便抗日，也绝非为中国而抗日，而是为苏联而抗日（苏、日在二战结束之前长期以对方为假想敌，并于1939年爆发了诺门罕战役，苏联险胜、惨胜，苏联高层的畏日情绪进一步上升），是对“武装保卫苏联”等口号的贯彻落实。因此，当时中国的“粉苏效应”强于包括苏联的东欧邻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就连孙中山领导下的广东国民革命政府亦一度联苏联共、借势取经；诸如鲁迅这样的少有的阅历丰富、深刻睿智、富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亦不免产生了“粉苏情结”，“爱屋及乌”地对中共产生同情乃至好感。苏联成为很多城市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向往之地和救国革新的理论之源……苏联的渗透和援共，加上“粉苏效应”的广泛存在，使得中共及其外围组织得以在广大城市或明或暗地广泛存在，并借国共的合作北伐、合作抗战等机会大肆渗透国民政府的军政系统，制造了不少能够有效影响社会形势、甚至足以（辅助）化解中共一时危机的重大抗议、游行、暗杀、民变等事件，典型者如：对张学良、杨虎城策动“西安事变”具有重要催化作用的西安“一二九”学生运动（该运动掺杂了“爱国”“抗日”等欺骗程度不一的口号，起自北平，扩于西安等城市，不少后来身居中共高位的学生均在此运动“崭露头角”）；组建“中央特科”、操控王亚樵为首的杀手集团刺杀政府要员，搅扰中央政府治下城市的政治中枢、加深城市动荡和政府裂痕……从而在城市范围为击败国民政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六）倭祸成全
倭祸对中共的欺骗宣传和暴力拓局的客观成全。
日本侵华后，中共为保卫苏联、获得更多苏援，确实在伪满洲国组建了人数不多、战斗力很弱的军队，在卢沟桥事变后，也确实在华北展开了一些小规模战役。这些为保苏和自保的武装活动，被中共通过其盘踞区域和民国政府统治区域的报纸等传媒，以及很多同情中共的海内外传媒作为“卫国”壮举大肆渲染，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中共的“爱国”形象，诱使不少不明就里的热血爱国青年误投其盘踞区域，或沦为炮灰，或在其整风内斗中沦为枪下之鬼，或终识其真相但不得不永留贼船、遗恨终生……还使得中央政府碍于国内外舆论而不得不在抗战期间长期“容共”，为中共在中央政府统治区的愚民、渗透大开方便之门。从暴力角度说，虽然日军战斗力很强，中共军队很少敢与其正面对战，但是，日军毕竟人数有限，加上对所占的农村区域所知甚少，不少伪军只为混口饭吃、表面服从、战力不足，因此，日军侵略、管控农村力不从心。这就使中共军队得以在沦陷区的广大农村乘虚而入，更有循日军之踪、隐日军之侧者，随日军向中央政府控制区进军、窥伺，趁日军与政府军队激战、占领城市之机，扑向广大农村，以各种谎言和暴政对农村进行专制统治。
（七）地方失责
中共官方史料所批斥的国民党“新军阀”，其实，其中有不恨中共者、同情中共者、暗助中共者，还有欲久霸一方者，予中共一些方便、使中共军队成为对抗、弱化中央军的替死鬼和挡箭牌……这就使得中共军队不仅得以在一些权力较大的地方势力或地方割据势力的间隙中穿梭自如，有效避开了民国中央政府的围剿，还可借机传播其党其军因所谓的“战力非凡”“深受人民支持”而突出重围、绝地逢生等谎言，并在这样的“两不管”地带推行“土改”等暴政、恶政，传播各种专制邪说、愚弄民众，扩大势力。
三、结语
基于“骗暴”视角，同样能对中共篡国之后的各个时期的统治手段进行各个层面的解析，同时，在重大史脉的内外，寻到别样的历史线索，觅得一些新史实，产生一些新认知，更好地透视中共的邪恶本质。关于对中共未来败亡轨迹的预测，以及中国民主化路径的筹策，亦可依循“骗暴”以及如何“揭骗”“制暴”等思路进行考量。
外一篇
文尽，犹有意犹未尽之处，茲以“外一篇”形式补议。
中共篡国之后，其欺骗和暴力的实体存在更为庞大。暴力方面，除了军队这一后备性暴力系统，还有一线暴力系统，即公检法系统。在毛时代，还包括广泛的外围暴力，如民兵和红卫兵。邓江胡习时代，建设了庞大的武警系统，成为二线暴力系统，与作为一线暴力系统的公检法密切配合。就暴力系统的构成和功能而言，邓时代和后邓时代比毛时代更为严密、高效。对比毛时代和邓时代、后邓时代的暴力运用的残酷程度，我以为，两者固然各有“千秋”，但是总体而言，似乎邓时代和后邓时代更胜一筹。毛时代，至少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后备暴力——军队调到首都肆无忌惮地屠杀民众，邓时代却做到了。如此恶例已开，若是中共暴力、欺骗体制未有根本改变，就难保没有第二次。后邓时代，武警越来越多地被用来镇压民间反抗。在对香港民主抗争浪潮的镇压过程中，十几万大陆军警集结在深圳附近，难道是南下集体整训吗？据大量自媒体视频和外国政府传媒报道，镇压现场，除了频现化装为香港警察的大陆武警，也有大陆军人特点的“港警”出现，这恐怕不是装扮装备疏忽所致，而是故意释放“大陆军警临港”的威胁信息，扩大国家恐怖主义效应。香港被置于中共魔爪之下虽已逾二十载、且自由法治一直被侵蚀，但是，香港毕竟无网络高墙，新闻自由度、信息多元性一直远超大陆，大陆愚民之术很难在香港奏效，因此，暴力镇压香港民运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共的首选。故而，随着民智渐开、觉醒民众与日俱增，中共越来越倾向于对民间抗争浪潮的暴力镇压。“笔杆子”日益失效，如何不愈发乞灵于“枪杆子”？支持、致力中国民主化的海内外人士应对中共再度运用大规模暴力制造类似于六四屠杀事件的可能性抱以高度的警惕，进行有效的应对。自古养兵为用兵。中共一直耗费惊天数量的民脂民膏豢养着庞大的暴力系统，难道当摆设吗？关键时刻不用，可能吗？中共的暴力系统若是失灵，只能是客观因素所阻，而绝非主要军头的主观动机使然。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软暴力”问题。可以预测，这将是今后推进民主之路上需要经常面对的重要课题。中共当局是否会借助某些或某种（被巧妙掩饰的）“软暴力”对民间抗争和民主维权运动进行镇压？关于这一点，一些网友早就联想到2019年底-2020年初在武汉地区突然爆发、迅速流行世界的新冠疫情所直接产生的某些社会管控结果。例如，借防疫之名（需）对大型公共活动以及场所的管控，利用“健康码”等电子监控方式对个人信息进行读取、对个人活动进行限制。有一点可以确定：这种情形，相当或近似于“软暴力”范畴的专制管控，非常有利于迅速结束大规模民间抗争活动、对抗争个体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当然，鉴于缺少有力的直接证据，对此问题见仁见智。西方民主国家尚且对调查取证无甚良策，在此点到为止，不作延伸了。
值得一提的是，毛时代，虽然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常年不绝，但是，专制政权一直稳如泰山，就是因为，其暴力和愚民基础未受重大冲击，并一直占有绝对优势，始终围绕专制独裁这个圆心画圆。以农民阶层为例，中共篡国不久，重生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过河拆桥之故事，农民阶层被弃如敝屣，中共以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化的方式，将其分得的财富收走，沦为城市工业化的垫脚石、专制试验田的小白鼠的农民们，即便知道受骗，但是，无地无产，如何对付中共这个富比皇帝的最大地主、相当于千百个江浙财团的最大资本家、军队人数亚洲第一的军政权呢？农民们不仅根本没有暴力反抗的物质基础，宣传空间、组织基础、以及可以充当凝聚核的人物也基本不存了。即便万幸遇到了不怕牺牲的天才领袖（如，北大毕业、才华出众的反毛反共青年英雄黄立众），也会因客观条件太差而很快失败（可参考黄立众事件）。再以工人阶层为例。由于毛时代大力推进工业化建设，不断扩大工厂数量，优待工人，工人阶层属于前途远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自然不会进行旨在摧毁体制的反抗。以文革时代的广泛武斗为例，亦不能对中共统治有太大冲击。武斗时期，军队组织机构未受太大冲击，主要是浪费一些武器。毛时代，遣散并通过抗美援朝以及各种高难度建设摧毁、消灭了不少原民国政府军，军队的专制纯度有了保障。军队党建和局部民主建设能够有效保持。虽有“军队支左”等最高指示，但是，很多地方军政专制势力盘根错节、势力已深，岂是权力根基浅薄的青少年为主的红卫兵造反专制派所能撼动的？“军队支左”名义下，以造反为名行“保皇（官）”之实的地方摇摆派、模糊派多了去了。反正大家都拥毛，谁造反、谁保皇，很难彻底分清。而且，武斗紧密围绕两个专制层级展开，一个专制层次当然是造反派、保皇派，另一个专制层级就是以最高指示（多是毛的指令）面目呈现的最高专制权力。往往是最高指示一来，两派皆从，武斗戛然而止。这种只有两大专制层级的“奉旨造反”，对专制意图的贯彻更到位，专制效率更高，专制残酷性更大。不少无权无势的底层民众参与造反和武斗后，获得了类似于“御前带刀侍卫”“居君侧”“清君侧”的权力快感，在个人崇拜和文攻武斗氛围的强化下滋生了不同程度的权力幻觉。故而，文革长期被全无民主意识的毛左脑残所惦念和神往。更有甚者，美其名曰“大民主”“绝对自由”。其实，造反武斗派的自由性、独立性还不如宋江的水泊梁山。除了充作廉价炮灰被毛泽东用于消灭异己、加强毛泽东的个人专制独裁和极权统治，对于宪政民主意识的激发和散布而言，没有任何正面意义。中共当局对此自然心知肚明，明白毛左脑残是专制远亲，因此，对毛左的纵容和对自由民主派的打压，呈现鲜明对比。2021年清明时节，中共当局对民间自发祭拜江青和赵紫阳的处理，截然不同，就是力证。江青墓地门户大开、祭者如流，赵紫阳墓地则层重设防、内外监控……。
毛时代和邓时代、后邓时代的愚民目的没有任何变化，与暴力方式相辅相成，服务于专制极权的维系和强化，弱化民智、扭曲民意、转移民愤、摧压民权。但是，在手段方面有一定差异，由以马列毛的革命专政邪说为主，变成以维护一党专制为根本目的、以伪民族主义为普遍粉饰的大杂烩式愚民方式。愚民方式的转易，源于中共专制极权模式的变异。由于毛时代挟篡国胜利之威、借共产邪说初植中国之先机扩大了暴力和愚民的效果，短时期实现了对各个阶层财富的剥夺，因此专制重点主要在政治层面，通过在不同时期挑动互斗、分散和打压可能产生较大反抗能量的不同群体来扩散恐怖效应、维护专制统治，而邓时代和后邓时代的专制重点，则兼顾政治与经济，例如广泛存在的暴力强拆问题，就是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融合，加上世界进入网络时代，层面繁多，千头万绪，事件和舆情突变性强，毛时代的愚民方式自然不够用了。
在愚民宣传方面，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由于太子党在中共统治体系中的地位不断加强，太子党的恃权而骄、狂妄自大的特征亦愈发凸显，因此，后邓时代的愚民方式，时呈自曝其丑之迹象，经常使得五毛群体掩丑无效、护主乏力。例如，关于“打江山”的官方自炫，愈来愈常见。固然，中共建立并坚持专制独裁的最大目的，无非是打江山、坐江山、吃江山。但是，中共篡权之初，碍于原教旨主义中的“反封建”之类的自我标榜，“打江山”之类说法，遮遮掩掩，不敢大肆宣扬，只是某些官僚或多数权贵间的心照不宣、意会默契，坊间低语中的心领神会、不言而喻。然而，六四屠杀之后，已然肆无忌惮地展示青面獠牙、彻底背弃某些理论上尚称无谬的最初理想、融合了古今中外专制独裁之大成、表里充斥了中西方专制独裁政权一切特征的中共政权，时而按捺不住“打江山”“坐江山”“吃江山”的自我吹嘘、权力宣示、专制自标、独裁自示、南面独尊之欲。2004年，由中共军方高层推出、彭丽媛引吭高歌的《江山》，是文艺界替既得利益群体道出其丑恶心声的代表性党文化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亦有意无意地显露了中共高层意属太子党、欲使其接政掌权的弦外之音。
从反愚民角度来说，后邓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传媒科技的广泛应用，推动了愚民手段的进步，如，网络高墙的建立，使得翻墙成为胡锡进之流所在的某些既得利益团体的特权，仿若“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现代版。但是，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不甘沦为“池鱼笼鸟”的网民的破解方式也相应发展，出入无间，逍遥墙外，使得愚民难度增加。这是当前最大的反愚民希望所在。但是，目前的事实和数据都显示，翻墙人数愈来愈多，而觉醒人士比例并不高。例如，推特官方称，大陆中文活跃用户已经有千万左右。但是，民主维权圈的推特用户数量并不多，民主维权推特圈的火爆推文，点赞超过千人的便不太多，关注量在5-10万左右已是大V，因此，对翻墙人士的启蒙还有很大的空间。墙外以推动大陆民主维权为己任的媒体人士还应不断加强媒体内容的包容性和即时性，尤其要重视媒体的“接地气”，重视大陆民间动态，敏锐捕捉大陆民情民意，关注大陆民间疾苦，大力支持大陆民主人士，构建受众互动和编读互动机制，形成自身特色，提高对愈来愈多的翻墙人士的吸引力，使受众群体稳中有增，才能不断加强媒体的反愚民、传真相、开民智、促民主的功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