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谎言与罪行”之十四

中国农村改革真相

春生

中学时，笔者曾经读过周立波写的《暴风骤雨》。书中描写了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农民的贫穷。主角赵玉林穷得全家三口都没有裤子穿。他的外号叫赵光腚。

1959年至1961年，在灾星毛泽东的独裁统治下，中国农村曾经饿死了几千万人，那些没有饿死的农民活得怎么样呢？

十七八岁姑娘没裤子穿

1977年6月21日，万里抵达省城合肥。万里发现：安徽省的经济问题远比政治问题还要严重。于是，他亲自下去做了一次认真的农村调查。

万里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结果是，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

在定远县卢桥，万里看到一个上身没有内衣只穿了件空心棉袄、腰间系着条旧布带的青年农民，挑着一副担子，走累了，正在路边休息，就走上去同他拉起呱来。万里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拍拍肚皮说：“没有别的要求，能填饱肚子就行” 。万里说，这个要求太低了，问他还有什么要求？这位农民又打开袄襟拍拍肚皮说：“里面少装点儿山芋(红薯)干子！”

万里听罢，良久无语。

在农民住的茅草棚里，万里看到床上铺的是破芦苇，盖的是烂棉絮，一根绳子就把全家人的衣服挂齐了；他闻到锅中用胡萝卜、缨子和着地瓜煮成的黑糊糊的饭，已经发出了难闻的气味。

在凤阳县的铁路沿线，他亲眼看到蓬头垢面拖儿带女的农民，成群结队在同拦截他们的干部“玩”着“老鼠和猫的游戏”，争先恐后地扒车外流，他忍不住对当地领导发了火：“不要再念紧箍咒，再割‘资本主义尾巴’了！禁止人家出去要饭，你们总也要想想办法让大家吃饱饭呀！”

最让万里心惊的还是金寨之行。这年11月上旬，万里前往革命老区大别山调查。大山里的金寨县燕子河公社车子进不去，万里只得下车请当地的干部带路，徒步上山。途中，他来到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因为屋内过于黑暗，进去了好一会儿才发现，在锅灶旁的一堆柴草里坐着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他热情地上前问道：“老人家，八点多钟了，你怎么还坐在柴草里，不上工？”老人却依然坐着，一动没动。当地干部挂不住脸，斥责老人：“你这个老东西，省委万书记来了，问你呢，怎么不说话？”老人这才抬起头，傻傻地望着万里，突然往起一站。

万里一下惊呆了：原来老人一丝不挂，光着屁股，没穿裤子。

万里忙招呼老人蹲回到柴草里去，同时尴尬地责问旁边的两个姑娘：

“你两个小姑娘怎么也蹲在那里呢？”

两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望着万里，身子却一动不动。

这时，当地的干部意识到了，忙小声地插话：“万书记，两个娃也没裤子穿啊。山里风寒，躲在柴草里，是为取暖。”

万里再也看不下去，慌忙转身出门。他站在阴冷的山风里，好一会才让自己平静下来。

来到又一户时，看上去也是家徒四壁，门窗都是土坯的，见不到一件木器家具。屋中央，坐着一位衣着破烂的中年妇女，万里便询问她家的情况：“你家几口人呀？”

中年妇女回话说：“五口，夫妻俩，带三个孩子。”

“爱人呢？”万里问。妇女说：“干活去了。”“那三个孩子呢？”“都出去玩了。”

万里说：“请你把他们喊回来，让我看看。”

对方面有难色，不肯出门去找。

万里有些奇怪。在他再三催促下，中年妇女这才径直向锅灶走过去，然后无可奈何地揭起锅盖。

万里发现：三个赤身裸体的孩子，都缩在灶膛里！原来烧过饭的锅灶，这时尚有余热，三个没有衣服穿的孩子正好挤在里面御寒。

万里走出这家茅屋后，已是泪流满面。

万里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他沉痛地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又是房子不像个房子啊！我真没料到，解放二十多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社会主义吗？……”（2009年12月7日中新网《1977年让万里心惊的金寨之行：十七八岁姑娘没裤子穿 》原文摘自《小岗村的故事》，陈桂棣、春桃著）

这就是灾星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农村的惨状。在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领导下，在恬不知耻的自吹“光荣、伟大、正确” 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些农村的老人、孩子，甚至十七八岁的姑娘都没有裤子穿。

1949年前，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国家权力，只能直接达到县一级为止。拥有一点土地的中国农民有一定的自治权利，即农民有经营自己的土地及产品的权利。比如，种什么？自己消费多少？卖出多少？卖价多高？这一切都由农民自己决定的。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具有择业自由和流动自由。农民可以经营其他行业，例如，狩猎、捕鱼、卖柴、木工、石工、长短途贩运等。此外，经营其他行业不易的话，农民可以到城市中寻找工作，灾荒之年可以逃荒到其他地区。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国大陆后，没收农民的土地，使得中国农民完全丧失了经营权利、择业自由和流动自由。中国共产党利用暴力强迫农民搞农业集体化，农民丧失了土地，经营权被剥夺，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公社干部决定。人民公社、户籍制度把农民困在村子里，农民失去了迁徙自由，只要离开村子，进城访友，甚至出去要饭，都要由村干部批准。粮票制度、口粮制度限制农民的吃饭，吃多少斤粮食，包括粗粮、细粮各占多少，一概由公社干部说了算。再加上政治思想控制，农民被夺去了思想自由。丧失了一切中国农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农奴。 

为了活下去，中国农民不得不冒上杀头的风险，自发地开始了大包干。

“十八个血印”

第一个勇敢行动的村庄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三年大饥荒期间，一共才120多人的小岗村，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当时的农村，可以说家破人亡。村民们长期过着“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生活。无论老幼，大多出远门讨过饭。为了活下去，1978年11月24日晚，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在“大包干”协议上按下鲜红的手印：“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牢杀头也干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 。

记得第一次阅读有关小岗村的报道后，笔者眼泪盈眶，愤怒在心！

这就是被中国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所欺骗的中国农民！这就是当年推小车帮助共产党打内战的农民！这就是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的联盟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基础之一的农民！这就是刚刚分到手的土地，很快又被共产党以合作化的名义收回的失地农民！过去他们是地主的佃户，现在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农奴。他们目睹过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残杀地主阶级的，他们不敢提出重分土地的要求，他们只是要求“大包干”，给中国共产党当佃户，即便是这样一个重当佃户的要求，他们也担心坐牢杀头，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残暴！

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对待农民的这个卑微的要求的呢？

顽固冷酷的中国共产党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定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严酷的事实是，1978年12月22日通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上还在坚持“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的政策。中国共产党还坚持让中国农民党农奴！

十一届三中全会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四中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笔者在前文中指出，这个”决定”依然在掩盖毛泽东对1959年至1962年大灾荒所承担的责任。中国共产党轻描淡写地说什么，“我们对领导全国的社会主义集体农业既缺乏经验，又缺乏清醒的头脑，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错误”。犯罪集团中国共产党竟然认为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是错误！这是犯罪！中国共产党像一个无赖一样，将灾害归罪于自然灾害，并嫁祸于“苏联政府废止合同、撤退专家。这个决定仍然在强调阶级斗争，并且撒谎说“长期的斗争实践证明，我国广大农民是坚决拥护党的领导，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饿死的几千万中国人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小岗村的十八位农民如果相信共产党的话，怎么会以“托孤”的方式，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这个决定仍然坚持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接受国家计划指导，不允许包产到户，农民仍然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权。饿死了几千万农民，中国共产党还要加强党和政府对农业的领导。

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分田密约”，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已经在席卷了中国农村。中国共产党1979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依然不允许包产到户。直到1982年1月1日，中共颁布了第一个《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的中央“一号文件”， 方才正式承认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合法性。该文件仍然强调，中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础上的，农户和集体保持承包关系。

包产到户使得中国农民摆脱了的人民公社制度，农民们获得了自主生产的权力，解决了吃饱肚子、不再挨饿的问题。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其一，活不下去的中国农民抛弃了合作化，启动了中国农村“大包干”的方式自救，这才启动了被中国共产党称之为他们发动的中国农村改革。其二，只要不强迫农民搞农业集体化，获得了人身自由、生产自由，获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率大大提高，就不会饿肚子。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大地主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承认了“大包干”了呢？

“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谈长期规划问题。姚依林说：工业、农业都要甩掉一些包袱。农委同志建议如甘肃、内蒙古、贵州、云南等省，中央调给他们粮食很多，是国家很大的负担。可不可以考虑，对这些地区，在政策上放得宽一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他们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邓小平说：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讲的意见“（张学兵《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谈话的几点研究》）。

前文讲过，作为中国共产党农奴的中国农民，贫穷到老人、大姑娘和小孩子都没有裤子穿的地步了。为了维持中国共产党专制统治，中国共产党只好放松农业政策。邓小平之流其目的是农业要甩掉一些包袱，减轻国家负担。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就包产到户等农村改革问题发表谈话，肯定了包产到户。

邓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

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接受了包产到户呢？

前文讲过，1982年1月1日，中共颁布了第一个《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的中央“一号文件”， 虽然承认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该文件仍然强调，中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包产到户”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础上的，农户和集体保持承包关系。也就是说，土地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中，农民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集体”是承包关系。将中国农民从农奴变成佃户，这是中国共产党还是能够接受的。

1954年颁布的五四宪法第八条 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

中国共产党暴力土地改革以前，中国部分农民是拥有土地所有权的。中国共产党利用所谓的“打土豪、分田地”，欺骗中国无地农民支持共产党，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农民后，无地农民有了土地所有权。而后，中国共产党又通过合作化、公社化以集体所有的名义，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所有，使得农民实丧失了土地所有权。

从推行“包产到户”到今天，农民获得的是土地经营权，没有拥有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权依旧属于中国共产党政府。

霸占了农村的土地还不够，中国共产党又打起了城市土地的主意。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自称这是一个“改革”的宪法。这个改革的宪法的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中国共产党 “宪法修改委员会”对这条涉及全国城市居民私人房地产权的重大法律条文修改，未做任何解释，没有向民众说明，也没有将城市土地国有化告知业主，更没有办理任何征购、征用手续，只是在宪法中加了一句话，就这样在成千上万的土地所有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凭借着手中的枪杆子不费一分一毫地占有了全部的城市私有土地，中国城市居民的私人土地所有权，就像当年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没收战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土地一样，被收归国有。

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政府便可以将国有化了的城市土地所有权当中的使用权高价出让给国企或民企房产商，从而获得巨额利润。同时，中国共产党政府为了城市开发和房地产开发，大量征用农民的土地，由于城市居民住房的建筑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分离，所以城市居民没有拥有房屋所在地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也就这样变成国有土地了。

当然，表面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实际上为中国共产党所控制。中国人丧失了私人土地所有权。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所谓的改革开放年代，再一次肆无忌惮掠夺中国人的财产得罪行！

    2016年4月25日　习近平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指出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最大的政策，就是必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农民至今没有土地所有权，城市居民也没有土地所有权，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属于中国共产党。卑鄙无耻，以欺骗中国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中国共产党，今天是中国最大的土豪！ 

     农民真苦

包产到户使得中国农民解决了吃饱肚子、不再挨饿的问题，但是没有解决富裕问题，中国农民依然日子过得真苦！

小岗村村民严宏俊深有感触地说：“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家里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残人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廉价卖给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都不成，迈不开步子啊”！

2000年8月24日的《南方周末》发表了湖北省监利县一个乡党委书记写给国务院领导的信。这位乡党委书记在信中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的人头负担高过500多元/人。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除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痛苦与无奈一切尽在哭泣中。今年的负担还要加，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少壮去打工，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长，唯望天地哭！“

在家庭承包制下，农户以承包方式获得的仅仅是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所有权依然归农民集体所有，这就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土地的集体所有权。“集体”究竟是谁？由于土地产权主体模糊，造成这个“集体“就是各级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府。在集体所有制的名义下，政府就可以借土地所有者的名义来侵蚀农民的土地产权。

民主国家的土地私有制已经证明可以使得土地资源获得合理有效地使用。美国西部地区大开发是在私有制基础上进行的。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专制国家也已经证明，土地国有制不能够使得土地资源获得合理有效地使用。中国的土地国有制是在中国共产党用枪杆子强迫下进行的。

今天中国“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当年通过农业集体化，消灭了土地私有，也就取缔了土地市场。至今，中国的土地属于中国共产党政府所有，不能私有化，导致无法土地资本化，还谈什么土地规模经营！土地规模经营高效的美国，土地以私有制为主，国有土地只占一小部分。

    三农问题是阻碍中国经济未来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何要解决这一问题，已故的杜润生先生曾经指出，土地制度的再改革是“第一位重要的“。

土地制度的再改革受制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共产党是不会放弃党国专制制度的，也就不会放弃已经霸占的中国土地，三农问题无解！

中国农民只有一条路，推翻中国共产党专制派的罪恶统治！

中国的土地属于全体中国人所有，不是某一个政党的！把被中国共产党强行剥夺的原属于某些农民的土地还给农民，把被中国共产党强行剥夺的原属于城市居民的土地还给城市居民。土地民有化，即土地的个人所有、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今后，凡用于生产私人产品的土地，个人出资的，属于个人所有，集体出资的属于集体所有；凡用于生产公共产品的土地，可以由政府出资购买，属于全民所有。

2021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