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号-专题 林木简介 林木文章检索

 

 

反右运动六十周年祭——
 

入选《北大物理百年》(重写删节稿)


林木

 

我的作文被收进了2014年3月出版的《北大物理百年》第二版,置于“忆人和事”部分,这部分在2013年10月所出第一版中已收录8篇文章,作者都是教师,第二版增添拙作为第9篇,且我是唯一的学生。全书近95%记录的是北大物理学科的百年史。早先得知拟出版《北京大学物理百年纪念文集》时,即把“我是北大最‘幸福’的右派?”和“方励之学长点滴及其他”二文寄发编委会,倘能作为右派之一编入校友的另类“风采”,认祖归宗,也感欣慰了。拙作被婉拒了。于是我把它们以及“北大物理百年祭”、“再住燕园杂忆”共4篇杂文寄给了沈克琦先生(当年的系主任助理,系领导中唯一的党员,且兼顾学生工作),以明心志。

意外的是《北大物理百年》第二版竟想收录拙文,主编沈克琦先生和赵凯华先生把我的二篇文章删节合并起名《我是北大最“幸福”的右派?——兼忆杰出学长方励之》发给了我。两先生敢录用右派文章,我自感谢。出于政治临界性,他们对拙文作些钝化自是应该,主编当然不愿引发相变危及全书的出版,想说一些东西,又怕通不过,用心良苦,我当珍视。老先生们是否也有用我的嘴“我是右派我怕谁”来说些话?尤其是方励之事。有人说《北大物理百年》是中国物理学界的《史记》,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是被历朝历代肯定的官方出版物,但也还记录有庙堂不喜欢的人和事。即使从尊重长者言,我也不会拆散两老师搭建的骨架,填充的内容总是有些自由度的,文稿从七千字最终扩充成一万一千字,即由主编交付排版。有学长跟我开玩笑,说我的回忆被收进了历史,成为历史老人了。2014年2月24日两先生发我的第一份电子邮件中谬夸奖道:“发来的四篇文章,我们拜读后觉得实事求是,有说服力,感人,且有文采。……您所写‘百年祭’,意见是对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在职领导有困难,请谅解。 克琦  凯华”。两位师长十分谦逊,直叫我诚惶诚恐不敢领受,这自是北大物理厚实长者对后进学子的鼓励。

《北大物理百年》第二版和第一版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反右”的叙述,例如:

将第一版中的小标题“1.反右运动”改成“1.整风与反右运动”,后者是官方的正式称呼,历史著作自应采用官方说法。当局领导反右的机构叫“中共中央整风反右领导小组”,它和中共处理日常事务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是二块牌子一套班子,领导小组组长由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兼任。毛泽东发动反右后不肯具体干活离京到南方逍遥去了,他把反右的领导事宜交给了邓小平。那段时期全党上下已停摆日常事务全力以赴干着反右事,称谓上却偏要戴顶整风帽子以遮盖光秃秃的反右脑瓜。此外,第二版在这个标题下正文开头处添加了约一千一百字的反右背景介绍。

叙述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第二版增加了“毛泽东关于两类矛盾的讲话存在一些基本问题:谁是‘人民’,谁是‘敌人’?判断的标准是什么?谁说了算?显然,谁是右派,最终是党中央,特别是毛泽东说了算。”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是党中央和毛泽东混淆了两类矛盾,反右滥觞在毛泽东。

1957年 5月2日--12日,全国召开了28250多次会议,提出了37万2345条意见、建议。毛泽东在“情况汇报”上批示道:“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是不是要重返井冈山?”顿显好龙叶公的恶意。反右伊始,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纷纷致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很不理解。李济深写道: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创伤。毛泽东岂肯改弦更张。

在“1957年春……党中央号召大家助党整风,强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后,第二版增加了“毛泽东……提出,关于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为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毛泽东责成邓小平找高等学校党委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会座谈,对有职有权和党委负责制的问题征求意见。”这又是个“引蛇出洞”的典型案例,后来凡步毛泽东后尘提及教授治校的各校师生统通被打成了右派。直至今日,大陆校园里仍听不到教授治校的议论声,反右余害犹烈!

反右把55万(已达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约130万人打成了反革命,从头至尾这是由一个政党出手干完的,没有打出人大、政府或公(安)检(察院)法(院)旗号,各级行政机构也无权干预。反右之后,中国大陆知识界周天寒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习近平总书记执政后在现行宪法(1982年版)公布施行30周年纪念会上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到新水平”,他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显然,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违法执政、篡权执政,它违反了公布不到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1954年版)的基本精神和多条法令,尤其是其第87、88、89、90和97条。例如,第87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事实上北大的反右一开始就把企图享用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权利的学生抓了出来,并被定为了极右分子;北大的学生右派都是轻信了“言者无罪”而犯的“言论”罪,像我这样没有言论的分子还是“思想”罪:反右后期我主动上交了日记本(一个人的日记是其内心的独白,不像“雷锋日记”那样写出来是登在报上教育别人用的),以让组织了解我的真实思想,当时他们对我不感兴趣很快就退还了,但是半年多后定我为右派时主要“罪行”却是断章取义于我的日记;再如第8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右派分子甚至在戴帽前就己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即使是反革命刑事犯也应由公安机关刑侦犯罪事实、由检察院提起公诉、由法院判决定罪;学生右派的学籍当由学校行政而非校党委确定。宪法不应该是好龙叶公手中的宣传工具、统战工具,既经公布,任何个人和政党都要遵守宪法,实施宪法。

第二版有如第一版那样指明,毛泽东在1957年6月19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中出现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在2月27日的讲话中不存在,是“大鸣大放”之后加进去的,紧接此处第二版写道“在批判前面鸣放时期的言论时,却与此六条标准挂钩,上纲上线,甚至歪曲原意进行批判,造成种种冤案。

有人知晓北大学生的传统作用,派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直接沉入北大学生转告其讲话,要我们发扬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以助党“除三害”(清除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恶行)。话已说得如此激越如此恳切,显是昔日的北大校友今天的伟大领袖披肝沥胆之言,热血沸腾毫无机心的毛头小子们怎能不激动万分积极响应。北大党委更适时提出:“能不能提意见助党整风,是检验一个大学生爱党与否的试金石”、“提的意见即使百分之九十九是错的,只要有百分之一的正确,我们都欢迎”。于是,1957年5月19日起北大校园里贴出了遍地大字报(此后,5月21日章伯钧提出了“政治设计院”,22日罗隆基要求成立“平反委员会”,6月1日储安平的发言被说作是诟病“党天下”,北大之举也引发了其他高校和全国的鸣放。北大学子打响了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第一枪,其后则受到了最惨烈的迫害),20天后北大的左派们用那可任意发挥的六条标准把大批略具独立思考精神的学子打成了右派。从1957年起,中国的右派、左派定义已颠倒了普世共识。

专制主义者深知,对人民群众,首先也仅需是其中的知识分子,首先也仅需是再其中的右派分子,把你开除出“人民内部”划你为不是人的阶级敌人,蒙上层外皮、安上条尾巴,先变你为畜类,再行“改造”。人格上侮辱,精神上摧残,形象上萎顿,生活上煎熬,逼你跪在众人面前扇自己的耳光、骂自己混蛋,脱胎换骨迷失自我。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过是制造仇恨,挑唆厮杀,今天张三斗李四,明天王五整张三,就我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叫你们个个斯文扫地,一脸灰土。

在“北大物理系的学生中被划为‘右派’的人数,居全校各系之首,也居全国物理系之首。”的后面,第二版增加了“尤其北大物理系54级被划右派的学生人数竟达20%,灾难之重,无与伦比。”我在被“再补课”为右派前是这个灾难之重无与伦比的物理系54级的团总支书记。1958年早春时节中共中央整风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彭真派其宣传部长杨述,到北大临湖轩小会议室召开确定物54级右派名录的会议,他在一张物54级新任党支书提交的黑名单上我的名字下面划了条黑线,把我划成了北大最后一个正式戴帽的右派分子。那时我所在的物54级半导体物理专门化小班已进入毕业学期,戴帽后仍让我随班读书,暑期毕业时分到了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不知这是否当时物理系有权参与处理右派及毕业生分配工作之人对我的同情和照顾,我当感谢。殊不知,“右派分子”本就是顶压死人的帽子,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何况是在“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时期,总是首先拿我们这些“分子”开刀。1968年乍暖还寒时节“清理阶级队伍”时北大中文系54级学生林昭(1958年1月被“补课”为右派)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中惨遭枪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在北京中关村的科学殿堂里也被迫抹颈自刎了。有如癌症患者已历十年痛楚岂可再俟,当以命抗争卫我人格尊严。颈总动脉断裂半厘米、只有一边的一点点皮还连着,鲜血染红了挡在床边的一床棉被,可能吧头颅无力下垂后盖住了血管、垂死挣扎时蹬落了挡血棉被后被起身小解的室友发现了,二次偶然十分侥幸地被阎王老儿踢回了人世间,连死也不得自由。远在家乡一中学任教的发妻却命丧了黄泉!妻参加了受空军支持的一派,苏州大规模武斗后归受陆军支持的另一派掌控,她在任课学校被隔离审查了。我在京自刎的凌晨组里即派2位大员(其中之一是和我同年来所的南开大学姜姓毕业生,后来入党做了官)到苏州外调时对妻说:老右派出事了!你要和他划清界限,争取立功赎罪,揭发他的一切反动言行!一声催命的“出事了!”使妻当晚就跳井追我而去了。其时,我却还在鬼门关上转悠,生死未卜。喜爱风雅的吾妻当年曾将新房安置在古典园林网师园的“小姐楼”,夜深沉,月色如水,全园仅剩我们两人,有如一对精灵携手迤逦于透彻澄明的庭院,如醉如痴地耦语着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谁知竟一语成谶!此中伤痛谁人可言!他们竟逼死了我的爱妻!左派要员哪能理解我们夫妻鹣鲽情深,世界还有真情在。我们刚相识时她就知晓了我的摘帽右派身份,在那政治畸重年代我自知地位低下,自杀前己写有离婚书还妻以自由,但我仍低估了妻的爱意,她竟那么在乎我这个右派丈夫,对妻的自尽我也有责呵!我死不足惜,祸及发妻非我所料,伯仁虽非我杀,伯仁由我而亡,痛心不已呵!至今,我挣扎着又苟活了近五十年,对前妻却如苏轼悼亡词言“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呵。如此殇逝,怎生忘怀!至今我家中仍悬挂着篆体“不思量自难忘”横幅,以顾念发妻,也念及右派一代的苦难人生、知识分子一代的的苦涩生涯,为我民族。

林昭也是苏州人,谁言吴侬软语发不出铿锵之声不蕴含刚烈秉性!

杨述奉命来北大原是为阻遏北大基层党组织大划右派以邀功请赏的疯狂劲头,不料他竟把我用作了安抚这种疯狂劲头的补偿品。此前我没有写过大字报、旁听大辩论时也没有发过言,到不是我有多高“觉悟”,只是觉得自己是团总支书记,总得讲点“组织性”,一开始我就陷入了林昭所说的“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之中。我们那时候,学生工作全由团组织承担,没有班主任,没有政治辅导员,党员同学的学习非常吃力,他们只是到政治运动时才起作用。记得何人睡何床位也由我划定,以使功课好和差的同学相搭配,“不使一个阶级弟兄掉队”。在杨述所划那条黑线下面紧挨着我的,是和我住在同一房间的霍姓同学,1993年他戴上了院士帽子。一线之隔,院士和右派,天上地下,碧落黄泉。赵凯华先生曾找这位院士同学及我级另一同学(1991年院士,曾任北大物理系主任十年,非党非团员,又一另类)核实过物54级反右情况,可见物理学工作者学风之严谨。

第二版在“1.整风与反右运动”小节正文最末自然段开始处增添了“这些被划右派的师生许多是关心政治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有些是党团干部。他们在大鸣大放时期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经过深入的思考,发表了有助于整风的改进工作的诤言,许多意见即使按二十年后官方的观点看也是正确的。例如惨死在狱中的刘奇弟获罪的大字报是‘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而1980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为胡风平反。又如王书瑶获罪的大字报是‘高度集权是危险的’,20多年后邓小平在‘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中猛烈批判了‘高度集权’,虽然没有使用‘是危险的’这个词。”(刘奇弟是物54级学生,1957年秋遭逮捕判刑,1961年冬在黑龙江省兴凯湖劳改农场五分场被塞进了狗窝般大小的“小号”,零下三十多度,被活活冻饿折磨致死!王书瑶是物55级学生,1958年春由警察押去“劳动教养”)。其后则是第一版和第二版中皆有的“反右运动对全国的知识分子起了钳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巨大作用,对北大物理系学生的伤害尤大。一大批品质优秀并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青年师生受到了重大打击,许多人因此坎坷一生。其中有的人在逆境中奋起,仍为我国的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反右运动’不仅使一些优秀人才个人埋没了他们的才能,身心受到很大伤害,对于国家也是不小的损失。”(第一版中没有“身心受到很大伤害”这句话)。

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主流本是“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史记·儒林列传》),大学不应尽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反右运动消灭了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的是其中最活跃最激进的先锋队——北大的莘莘学子。没有了独立的人格,没有了自由的思想,没有了批判的精神,还有什么知识分子!失去灵魂,仅余躯壳,还算什么知识分子,不过是一群戴着眼罩受人驱役的老黄牛,一堆供人拧紧的螺丝钉。若尽是胆小谨慎明哲保身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倘遍布歌功颂德趋炎附势寡廉鲜耻吮痈舐痔沐猴而冠的奸佞小人,这个民族也就趴下了。毕竟还有林昭这样的北大人“忧乐苍生夙愿真,壮怀激烈照天陈。/吞毡谁复思侯汉,蹈海我终不帝秦!”是这批梗着脖子的热血青年继承了“五四”前辈的反封建传统,不肯称颂秦始皇。历史不可欺,北大已经、将更会以有林昭为代表的右派分子而荣耀,是右派分子站立在血泊中艰难地高举着北大的传统旗帜,高举着民主和人权的大旗,抵死抗争,延续着民族的不屈血脉,以待后人谁能告诉我,北大右派中有多少人受戮刑场,有多少人瘐毙狱中有多少人夭逝于逃亡路上,有多少人饿死在农场,有多少人累亡于工地,有多少人不堪羞辱自杀身亡,有多少人了无他言以死抗争,有多少人贫病交加客死他乡!

北大东方语言文字系主任、反右前夕刚转正的共产党员季羡林先生说他是衷心拥护这一场运动的,后即兼任了北大工会主席多年,直到“文革”期受冲击,有了切肤之痛,甚至萌生过自杀念头,于是在《牛棚杂忆》里季先生写道:“凡被划为‘右派’者都是好人,都是正直的人,敢讲真话的人,真正热爱党的人。”这些话季先生多次复述过,例如在2000年8月31日为《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一书所写序言中一字未改地抄录了一遍,其后并加有“我蹲过牛棚,说明我还不是个坏人,是我毕生的骄傲。独没有被划为右派,说明我还不够好,我认为这是一生憾事,永远再没有机会来补课了。”顺便说说,季先生说右派都是真正热爱党的人,是否有点偏颇?这句话可能只适用于被划为右派之前,至少是学生右派差不多个个是在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后才被、已被培养成右派分子了。

在“1.整风与反右运动”小节正文的末尾,第二版还加了几句话:“至今对当年错划的右派分子只给予‘改正’(改正谁犯的错误?),并未正式平反,这是不应该的。”于是官方史书之一第一次质疑了右派“改正”之荒谬,第一次公开提出了应为反右运动平反!到1980年北大右派“改正”工作结束,官方宣布共改正了716个右派,包括林昭、刘奇弟等被杀害者。716仍少了,因为二三十年来,很多右派失踪了,下落不明,找不到了,家属又不愿主动申报(直到今天很多家庭仍认为家里出了右派是不光彩的事,也有人担心曝光后会影响子孙前程),这些右派未予改正,自是没有统计进改正人数。更主要的是,“大跃进”后不久,很多人认为反右不大光彩了,于是从中共中央起各级党委都在尽量少报右派人数。

既然北大没一个人应划为右派分子,为什么还要说北大的反右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扩大化呢,你们的形式逻辑思维能力怎么低劣得如同白痴?基数是0,100%搞错了,那还叫“扩大化”?没有立足点,从哪里“扩大”呢!怎能如此矫情。即使是716和0相比,也是无穷大,已经是无穷大了,还扩大化到哪里去!北大党委中竟无人具此数学常识?以前你们常说自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因而无所畏惧,现在你们畏首畏尾不敢讲出事实而去掩盖真相、捏造数字,是否已沦为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了?只给单个“分子”改正,即使是所有的“右派分子”都改正了,偏偏就是不肯把“反右运动”平反,这其中是否还包含着什么“阳谋”诡计?风起于青萍之末,北大一向是开风气之先河的呵。这也是为推动安定团结,以建设和谐社会。

近日观看了新编历史剧《琅琊榜》的电视连续剧,演义了皇位继承人顺应民意逼迫视“天下者朕的天下”的梁武帝下诏重审了他亲手制造的冤假大案,给了遭害的国家栋梁以平反,剧中人说这和太子接位改朝换代后再予平反的意义不一样。

我已年过八旬且已身患绝症,现还存世的右派都遭受过深重的身心摧残,我们都已“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难道定要等右派分子都死光了才肯予以平反?有些人的手法是从不提起,好象从来没有发生过反右运动,就此掩盖过去,不了了之。

《北大物理百年》的初版和第二版都专门辟有北大物理系的“右派名录”。笔者孤陋寡闻,不知道其他大陆出版物中是否也列有右派名录,反正我没看到过。有了名录,就得知了右派人数,即可计算出一个单位的右派比率。事实上,至今“右派名录”和右派人数仍属“国家机密”!虽然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按规定绝密级不超过30年、机密级不超过20年、秘密级不超过10年,不知道60年前大操大办大喊大叫公开推行的反右运动属什么密级。北大物理系的右派名录能予公布纯系偶然,这有赖于沈克琦先生的特殊身份,这位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的老师是离休党员且担任过校领导,凭此过硬头衔才得以查阅和抄录出右派名录,并予以公布。

笔者认为,议论反右事,应突破右派分子和同情者圈子,扩充到中派、甚至左派中去,以穿透人为藩篱让更多的人知道反右真相。2015年1月《北大物理百年》电子第三版上网,只改了些姓名,下载地址是:http://pan.baidu.com/s/1i347wG1。为节约计没有重新制版,纸质的只有第二版的多次印刷。

1954年我们入学北大物理专业时原定是五年制,1958年部分功课好的同学被“拔青苗”去了中科院物理类研究所,半导体物理专门化小班也改成了四年制。也有人凭“政治”好搭上拔青苗班车。物54级一王姓同学,反右后期接任了年级党支部书记,他不顾同窗共读三长载的情谊把多人打成了右派,年级学生干部则全军覆没(原党支书在“再补课”期我之前已被戴帽),这位年龄畸大功课奇差的同学1958年留校做起了政工干部,不久即担任了物理系和数学系合办的计算机系的党总支书记,后为党委书记,直至退休。我无意追究他的反右责任,但是2013年北大物理百年纪念活动时我曾单独跟他聊起临湖轩小会议室事,此人竟满脸鄙视不屑作答,重现了55年前的嘴脸,令人寒彻心肺,再次伤害了我,虽然他的下属早已向受害的右派同学作了诚恳道歉。中文系54级右派张元勋在其《北大一九五七》一书中引用了1958年3月13日《人民日报》文章:“北京大學物理系、中文系、西語系一九五七年的‘廢品率’也達30%以上。”此处所谓废品率指学生右派率,30%是言过其实了,却也表明物理系右派率确居全校首位。王书记反右夺冠立了头功当予奖赏,他为保卫自己的反右战果,55年后到2013年时竟还是那么一脸的“伟大光荣正确”!

斯大林死后毛泽东做起了当共产主义阵营——第三世界领袖的中国梦,为此他更改了中共八大关于国内阶级矛盾己基本解决的结论,部署了如何“引蛇出洞”以剿灭可能反对他进一步专制化的唯一社会力量——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反右运动使毛泽东的淫威大增,直接派生了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饥荒,其后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批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从国家统计局在2005.01.07 16:43:05公布于www.stats.gov.cn网站上的报告《中国13亿人口日特稿:新中国人口发展的轨迹》,不难推算出1959—1961年三年饿死了4760万人。四年大饥荒,中国饿死的人不下六千万,已远多于历朝历代有记载以来中国受灾饿死人的总和!周恩来千方百计揍钱从加拿大购买了一船小麦运回途中,被毛知晓后下令改变航线去援助“反修前线”的阿尔巴尼亚!毛死后援阿物资少了,阿国立即反目,一群酒肉朋友。这边大规模饿死人时,阿国每人每天却能喝到一瓶牛奶,中国也十分紧缺的拖拉机等设备援阿后露天堆放着在生锈。中国一向是“宁赠友邦勿予家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反右腰斩了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终止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其后更是把有效的生产活动排挤出了日常活动范畴,整个国家处于疯狂的“革命”状态,直至毛泽东驾崩。事后,官方也承认国民经济已达“崩溃的边缘”。物资奇缺,百姓所有生活用品甚至妇女月经带都要凭票供应,1977年恢复高考时连印考卷的纸张也凑不齐,要挪用印毛主席著作的纸张。毛泽东死后二年的1978年,虽然大规模进口了粮棉油,但该年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仍低于反右开始时的1957年,人均棉油量更是远低于1957年。195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1980年变成2.5%,掉了将近一半(国家统计局的说法是197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只占世界经济份额的1.8%)。期间,周边的日本腾飞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新加坡、香港、韩国、台湾也跃进成了亚洲四小龙。这一切难道不是滥觞于反右?毛泽东谋杀了“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的右派,谁还敢说个“不”字!

反右对中华民族更深切的伤害在精神层面,中国几千年来讲究“君无戏言”,一国元首公然对百姓“钓鱼”、“引蛇出洞”史所未闻,实为阴谋撕破脸皮后还强词夺理说作是“阳谋”!1957年的“阳谋”嘲弄了诚信,冲垮了中华道德底线,践踏了国人信念。诚信乃国之根本!从反右开始的作假之风从政治渗透进经济,由官场扩散到民间,全社会作假成风,互相欺骗,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伤天害理。反右对中华民族的最大伤害实是社会道德大沦丧,虽是无形却威力无边后患无穷。

   近日,中央电视台新辟了“家国栋梁”栏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辟有“天下英才”,它们在为知识分子张目,不知能持续多久。只宣扬正面形象不平反反右运动能使人气顺吗?国家正气能树立起来吗?满社会的弄虚作假能压制下去吗?反右时毛泽东的“阳谋”滥觞了中国的坑蒙拐骗,源不清何以清流。知识分子是相对于无知识分子、至少也是少知识分子而言,难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要由无知识分子或少知识分子领导?即使改朝换代时造反队伍里也要重用“军师”。更根本些说,人类发展的动力来自追求更美好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科学技术的进步才是提升生产力的原动力,怎能把知识分子打入十八层地狱。知识没有原罪!那是领导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反右运动乃是追究拥有知识者的原罪,为什么不能彻底平反,为什么还要掩掩盖盖?就为了保护王书记那样反右运动的既得利益者们?不批判和肃清反右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一旦有人认为时机成熟又有“必要”了,会不会纵横捭阖再发动一场“反右”?上有所好下必甚矣,蝇营狗苟之辈难道不会食髓知味再次弹冠相庆卖友求荣献媚邀宠而趋之若鹜?我们担心的是自己的子孙再遭反右式迫害,我们不愿看到使北大元气大伤的反右在燕园又一次上演。再也经不起那样的折腾了,再也不能以言治罪了。巴金在《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的卷首语中说:“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直到今天,反右运动没有被否定,更不要说痛加针砭了,呜呼!《琅琊榜》里是当朝厘清了忠良沉冤的,借古喻今,人同此心。我死之前能否看到对反右运动的平反?这才显示出尊重知识及其分子的诚意。反右伊始,毛泽东挟持中共绑架了国家,把中国人民推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哪来什么“到处莺歌燕舞,风景这边独好”。八国联军、侵华日寇、反右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难道不是伤害近代中国最烈的四大事件?前二者是外寇入侵,后二者可是中国人害中国,自作孽不可活!难道不应该全民大讨论以总结经验教训?不要学习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所唱“国家事用不着尔等劳心”!毛泽东就最注重 “群众路线”嘛。                       (全文终结,2017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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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林木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7年6月9日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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