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意识形态癫狂

袁刚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至今50周年了，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作了不同研究，中国官方也否定文革，但给出一个“历史决议”划定一个框框后，就不准再深入剖析了。其实，文革的根子及牵涉面既深且广，囿于种种限制，国内对这场劫难的反思分析还很不到位，以致近来缅怀赞颂文革的势头火旺，有人甚至希望中国再来一场文革。
    文革“始无前例”也怪诞离奇，说其是一场“革命”也好，“浩劫”也罢，都须追溯源头，说清楚为什么当时中国会发生一场如此规模的“伟大运动”。运动的性质是什么？文革绝非中国的孤立事件，需要放眼世界探明其国际背景。文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一环，其性质是意识形态革命，或曰意识形态癫狂！是国际共运遭受全球失败后，中共绝望地奋力一搏。文革失败也标志着支撑其发狂发飚的高调意识形态的破产，从反面为邓小平“拨乱反正”另寻出路提供了口实。没有文革这个“反面教材”，中国的市场化转型改革将难以启动，说清楚文革与改革的关系，对于当前“深化改革”清除意识形态障碍，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文革因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受挫
    1966年平地一声春雷，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此前中国也一直在热火朝天干革命，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始，中国革命就纳入了苏联式马克思列宁主义轨道。1949年中共建政，并非革命胜利或终止，而是新的起点新的阶段，直到文革发动的17年间，各种革命运动连绵不断。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漫长的革命”，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苏联东欧各国，目标及阶段性目标都很明确，即步步实现共产主义！这场世界性的革命，可称之为“共产革命”。
    共产革命虽漫长，长达百年须几代人的接力，但绝非遥远至看不见摸不着。斯大林、毛泽东乃至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等领袖，考虑的就是及身见到共产主义，种种革命与建设，也都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他们的言论当时都是公开的，在报刊上随手可查到。广大共产党员“干革命”，就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连我辈“少先队员”们，也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些事实人所共知。而这也正是文革发动的时代背景。也就是说，在文革发动前的1950-60年代，中苏都热情洋溢地力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但都没有成功，共产革命遭到了全球性挫折。怎么办呢？中共领袖毛泽东所谓“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文革即是他作出的回答。
    追溯源头，共产革命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讲“游荡的幽灵”，是共产主义而绝非社会主义。马、恩所说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组织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马、恩设想的共产主义绝非遥远，因现实条件所限一时无法达到，后来人们才有作为短暂过渡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但马、恩本人对社会主义并没有太多的论述，且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欧洲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极尽调侃讽刺之能事。列宁虽讲社会主义，但作为过渡也只是个短暂时间，顶多也就几十年。列宁论定“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经垂死即将灭亡，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及实践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就在眼前。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常演说共产主义社会自己虽看不到，但听讲的年轻人能见到！并说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一次他还具体把脉说：“现在50岁左右的人，不能打算见到共产主义社会，但15岁左右的人能见到并将自己建设共产主义”。按列宁的推测，最晚大约20世纪50-60年代，共产主义社会将降临人间。
    为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苏联不惜代价作了巨大努力，理论上也不断“修正”“创新”。斯大林掌权后断言共产主义可在一国首先实现，而非马、恩所说在英、法、德、美带领下全球同步进入。随着工业化完成和苏联宪法公布，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1939年联共（布）十八大宣布：国家进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然此时的苏联虽初步实现工业化，农业却因集体化饿死人千万，“国家从农民那里夺去了除空气以外的所有东西”。政治上“肃反扩大化”把屠刀挥向党内，而被处死的大理论家《真理报》主编布哈林的遗言竟是：“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旗帜上，也洒有我的一滴鲜血”。
    二战“延迟”了苏联迈入共产主义的进程。1953年斯大林死，赫鲁晓夫掌权后也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提出“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口号。1961年联共（布）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纲，被称为“建设共产主义党纲”，宣布到1980年“苏联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比列宁的预测已迟了20多年，但苏联大张旗鼓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步伐，一刻也没有停止。
    由苏联一手操办并完全按苏联模式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也以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虽最初党纲有“最低”、“最高”之分，但“最高纲领”实现共产主义，也并非遥远。1927年初北伐军进入上海，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毫不隐晦地向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声言：不出20年中国即将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引起轩然大波，并成为蒋介石“清党”的口实。中共也参加国民革命，后毛泽东亦有“新民主主义”的论述，但对共产革命却一直未遑多让，凡反对者或有所迟疑的都是反动派。共产革命前的所有革命包括社会主义革命，都只是短暂铺垫，凡跟不上步伐者即可能堕为反革命。申请入党者憧憬的都是美妙天堂共产主义，而非其“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更非短暂过渡的新民主主义。20年代初邓小平在苏联填写个人简历，满怀激情地写着要将自己的“身子”交给党，为共产主义贡献一生。赵紫阳回忆：“我们最初闹革命时就是信仰共产主义, 要实现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 就是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因为当时我们、国外都看到了私有制产生的罪恶，所以我们认为只有实行公有制，社会上的罪恶就会消失”。文革中被批斗冤死的张学良弟弟共产党员张学思，临死前表白：“忆今生愚氓迟钝殃祸自取，愿身殉共产主义万死如归”。1975年周恩来临死前，在医院仍撑起病体，用颤抖的笔给毛泽东写信，希望这位也身染重疾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早治眼病”，毛、周临终之际，都记挂着共产主义。长期主管中共意识形态当了30多年中宣部长的陆定一说：“我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出入几生死，往事泣鬼神”。虽遭文革残酷迫害，平反后他见到老战友李雪峰，仍表白：“我可是要搞共产主义的，我还希望我能看到共产主义！”这一切都说明：中共革命就是要及身建立共产主义。  
    中共建政《共同纲领》虽打新民主主义牌，但不出数年就违背承诺，搞起了社会主义改造，进而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赵紫阳说：“1949年我们夺取了政权，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推行公有制，1958年再搞共产主义，结果是越干越落后”。所谓大跃进，就是要“跃”入共产主义。斯大林的死亡，让毛泽东有了争当国际共运老大的机会，他提出“超英赶美”，要与“老大哥”苏联竞赛“穷过渡”。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称：“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张春桥写《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讲绝对平均，大获毛赞赏。薄一波回忆毛当时说：“大概十年左右，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一时干部群众对共产主义议论纷纷，都认为人间天堂就在眼前，河南修武县制订了3年丰衣足食，5年内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山东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莒县制订了大战200天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共产主义“狂热”，绝非偶然！也并非毛泽东个人好大喜功，因为马克思既早已“科学地”断言：资本主义灭亡不可避免，列宁预测1950-60年世界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党的意识形态扬鞭催马，就必然要求大干快上。若要等个千年万年才能进入共产主义，还要共产党员抛头颅、洒热血干什么呢？那不是背离了信仰初衷吗？所以共产主义容不得等待！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否则马列主义还算不算数？按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毛说资本主义世界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甚至发出战争叫嚣，说“原子弹是纸老虎”，为全球实现共产主义不惜一战！“世界大战并不可怕！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来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就可以实现世界大同。第三次世界大战应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这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狂热的中共领袖多次声言，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中国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1957年11月7日毛泽东出席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公然在各国共产党峰会上重申：“我们不应当害怕战争，我们不应当害怕原子弹和导弹。无论什么样的战争爆发，常规战或核大战，我们都将赢得胜利。对于中国，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可能损失三亿人。那又怎么啦？不消几年，我们将比过去生产更多的婴儿”。听者无不怵股震惊，毛则泰然自若。毛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出共产主义的几次讲话，均集中在50年代中期，这绝非一时兴到出之意气，而是有其深刻原由的。因为马列预言实现共产主义的时限已到，“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多少事，从来急”，时间不等人，不干不行啦！所以对内大搞大跃进“穷过渡”，对外叫嚣第三次世界大战，迫不及待要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毛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当时也说：2000年全世界建成共产主义。
    上世纪50-60年代之交，对苏联、中国及国际共产主义阵容都是严峻考验，两大阵容互相叫板，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然而西风猎猎阵阵强，马列学说在实践中到底是无法兑现，共产主义壮志豪情被残酷现实击了个粉碎！大跃进非但没让中国过渡到共产主义，反而闹了个饿殍遍野，“老大哥”苏联也始终无法进入共产主义，且专制愈烈国势日颓。帝国主义垂而不死，其时美、日、欧正酝酿新的微电子科技革命，出现新一轮的经济繁荣，世界革命连影子也见不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却分崩离析，中苏竟闹意见分道扬镳。虽然毛打肿脸充胖子加大力度支援世界革命，到处扇风点火搞反帝反殖武装斗争，但中国连台湾也解放不了，谈何解放全人类？国际共运前景并不看好，国内人民也饥寒交迫，共产主义根本实现不了，怎么办？中共头头毛、刘、周、朱、陈、林、邓，要作抉择要予回答！
    1965年9月29日，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在国庆记者招待会上突然发飇：“帝国主义要把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让帝、修、反一起来吧，他公开点了美国、日本、印度的名，同时也暗示了苏联，“四面八方的反动派一起都来进攻中国吧，我的头发都等白了！”说起来似乎豪气冲天，实际上却并没有什么底气，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内外交困。文革前夕陈毅元帅莫名其妙的战争咆哮，“迅雷发叱咤”，反映的正是中共在国际孤立状态下末路穷途的焦躁心态，其发狂发飇反映的是中共对全球共产革命失败的绝望。如何应对失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今后怎么搞？中国向何处去？中苏之间及中共领导层出现“路线之争”，已是势所必然，感情用事不服输，应对无方穷折腾，则中国要出大事会有动乱也是必然！

    二、文革是高调意识形态“革命”
    面对共产革命的失败，共产党人的应对大致可以分为三派。毛泽东以发动文革作回应，是继续革命斗争派，简称“斗”派（毛派）。另两派可概括为“改”派和“拖”派，改派即务实改革派，以赫鲁晓夫及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拖派不改也不革，继续愚民欺骗共产主义就在眼前，走老路拖一年算一年，勃烈日涅夫集团为其代表。斗、改、拖三字，述说的是一幕大型历史剧，反映的是上世纪60年代后国际共运惨烈的“路线之争”，其时代特征毛概括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1956年苏共二十大是国际共运的转折点，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揭露了红色苏联的阴暗面和斯大林的罪恶，开始扭转国际共运激进方向，对外求与西方缓和，对内搞“物质刺激”改革，提出“三和两全”，与强大的美国“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对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赫氏冷眼相观，最后是公开批评，终于触怒了毛泽东。但中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毕竟失败了，毛被迫收缩战线，自己“退居二线”，让刘、邓出面收拾烂摊子，内心却如油煎汤煮，不服输还要缠斗！“天地转，光阴迫”，今后怎么办？理论上得有说法，实践上得制定新的路线，否则，执政合法性会受到挑战，弄不好得下台。毛于是将矛头转向意识形态领域，在国际上发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与苏共论战，发表了“九评”。国内则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阶级敌人及帝、修、反发起凌厉攻势！理论上也有所“创新”。
    其实赫鲁晓夫并没有放弃马列旗帜，他在尝试改革的同时，也兜售“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却被毛批为“现代修正主义”。改革也得罪了党政干部既得利益官僚，在内外交逼之下，赫鲁晓夫于1964年“被退休”。此前中共曾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之九)，专批“赫修”，此文毛曾动笔修改，亲自写了一段揭露苏联“特权阶层”的话，以说明苏联已变“修”，共产主义是“假”。佛教居士赵朴初写了散曲《哭三尼》，戏谑帝、修、反头子肯尼迪、尼基塔、尼赫鲁，1965年被毛亲自推荐到《人民日报》上发表。毛壮怀激烈，嘻笑怒骂，“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虽辞气不挠，却也和陈毅元帅一样，是“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文革前夕中共高层悲情弥漫，纠结于空洞的意识形态，政治生态已是极不正常。
    然苏修继位的勃列日涅夫们，却并不理会毛的挑衅，他们不顾国际国内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按既定方针继续实践马列预言的共产主义，搞起了掩耳盗铃把戏。1967年苏共提出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离共产主义社会只有一步之遥，至于那一天宣布进入，则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实际上是无可奈何耍无赖。对此中共进行了无情揭露批判，文化大革命提出反修防修，针对的就是苏联，也是做给苏修看，毛说“中国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要走出一条不一样的马列新路来。
    马列预言的共产主义在现实中不能兑现，毛于是断言：“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将原来预设的短暂“过渡期”，无限扩大为“相当长”，到底有多长？谁也说不清。文革中毛曾对来访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说“反修要坚持一万年”，齐氏求减，毛答应“减少两千年”，齐氏求再减，请中苏和合，毛回答“不再减少!” 林彪插话：“坚决不减”。“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共产主义何时实现？已是天晓得！毛也不过是挺直腰杆耍赖皮。按照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虽实现不了，但不能放弃，还要继续革命，更要斗争要专政，因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毛于是将斗争矛头转向了党内，要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他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毛不满刘、邓为整治“大跃进”后遗症，向私有制退缩搞“三自一包”，认为是追随赫鲁晓夫。警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并说中央不听我，就带林彪上山打游击！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文革发动即从意识形态下手。
    老毛“倒海翻江”穷折腾，中共务实求治的一线领导“刘邓陶”、“彭罗陆杨”、陈云、邓子恢等，对于发动文革竟不能有半点制约，反而是坐以待毙应声而倒，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毛早已占据意识形态制高点，苏式政教合一政体，教在政上，谁掌控意识形态，谁就执掌了政治话语权。文革中毛曾对斯诺说“四个伟大”讨嫌，他独衷情于“导师”，即红色教父，这比当主席当总统要强万倍。毛的拿手好戏是操弄意识形态，文革的性质就是高调意识形态“革命”，所谓“文化”，指的就是意识形态。毛提出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毛式造反口号：“破旧立新”、“兴无灭资”、“反修防修”、“斗私批修”、“触及灵魂”等，都是从马列意识形态“纯洁性”出发，以教执鞭，以教杀人！举重若轻打击一大片，若单纯使用行政力量，抑或是动用军队，都无法达此效果。由此毛敢当面训斥二把手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只要动动小手指，就可将你打倒！” 1966年“8.18”检阅红卫兵，已失势的刘少奇在天安门上对伍修权说：“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我反复地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大”。但毛“一句顶一万句”，可以将蚂蚱说成是凤凰。毛自己写的“炮打司令部”，也谈不上是共产主义文献，然经由教主说出，立即着了魔。毛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筒化为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于是成了文革关键词，整个国家瞬间即陷入宗教般的造反狂热。
    十年文革是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奇特景观，轰轰烈烈却又癫狂错乱，整个国家自上而下一派狂热，激情抑制了理性，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压制了人性和基本伦理，路线斗争让人是非不分，阶级斗争使人心灵扭曲，斗私批修让夫妻反目、父子对垒。文革发动的基础，是长年的意识形态灌输，本质上是一场愚民运动。本来大跃进失败共产主义实现不了，不仅毛的声望下降党的威信也降低了，但党加强了封闭式宣传灌输，隔绝民众与外部世界的资讯联系，妖魔化“帝修反”，毛大搞“政治挂帅”个人崇拜，使其威望不降反升，亿万民众充盈着愚忠心态，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李慎之说文革是“最最最最革命的理论，同最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形成最最最最黑暗的毛泽东思想统治的极权主义”。毛被捧上神坛，蛰伏多年的毛妻江青公然走上前台，颐指气使到处煽风点火，经长年洗脑的红卫兵小将，一经教唆就大打出手，“破四旧、立四新”，充当闯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江青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有如宗教裁判所，谁革命谁反革命凭其一句话，一出口就置“第四把手”陶铸于死地。长期愚民宣传造成意识形态癫狂，看过彭德怀“自述”而有所醒悟的首都红三司司令朱成昭说：文化大革命“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文革对知识的践踏、对人的戕害、对道德和法制的蔑视，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难以弥合的创伤与破坏。叶剑英元帅后来披露：文革有1 亿 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250 万干部被批斗，非正常死亡人数无法统计。
    值得注意的是，虽说“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但毛仍一刻也没有忘记实践共产主义。文革有一出戏说：“小车不倒只管推，一直推到共产主义”，就真切地反映了老毛心思。也就是说，上世纪50年代“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受挫后，毛仍魂牵梦萦耿耿于实现共产主义！
    早在1960年经济最困难时，毛泽东就派其亲信侍卫汪东兴到江西，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半工半读，在小范围仍实践着共产主义。文革时更下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竟停止全国高考10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最近戚本禹撰文回忆1966年文革之初，亲聆毛讲“五·七指示”。毛说：“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毛侃侃而谈马克思批评哥达纲领，及东汉末张鲁设置义舍，“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时解放军总后勤部长邱会作提交的一份部队办农场养猪的报告，竟又引发了毛的共产主义暇思：“战士除了军事，可以做工，务农，又能学习文化知识，发展艺术才能”；“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领导也要定期劳动，和大家打成一片”。毛认为这“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陈伯达表示：“我们在大跃进时，探索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模式，这又是一次探索”。于是发布“五·七指示”，党政军民学都“走五·七道路”，工厂、学校办“五·七农场”，机关办“五·七干校”，实践共产主义。毛的空想立马变成行动，却又害苦了一大批人，林立果说是“变相劳改”。
    文革发动与共产主义仍干系不断，“五·七”指示发布后，不几日就发布“五·一六”通知。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夺权建立“上海人民公社”，获得毛泽东高度评价，因为“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然2月即遭叶剑英等老帅质疑，却又被毛斥为“二月逆流”。在将集体化等同于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狂热气氛中，文革大反“三自一包”，割资本主义尾巴，反对“八级工资制”，破资产阶级法权，贯彻“破私立公”，坚持“一大二公”，批刘、邓为“走资派”。时26军政委程世清少将率部入江西“支左”，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见到疏散于南昌的陈云，说要在江西搞大跃进，1970年程果然在江西搞起了共产主义新农村建设，大拆旧屋建新房，农田建设统一标准，并编了顺口溜：“八字头上一口塘，两边开渠在山旁，中间一条机耕道，新村盖在山坡上”。“共产经”念起来顺口好听，却再一次把江西老表折腾苦了。文革中“共产风”再次在全国刮起，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5年普及大寨县，勾勒未来集体化路线图为：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仍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毛说：“只要贯彻不断革命的精神，把革命进行到底，也许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口号基础上，毛又提出“革命加拼命！”号令亿万民众不计报酬蛮干，做社会主义大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中国人口太多“大锅饭”实难吃饱，毛转而指示刚获政权的小国红色高棉波尔布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毛曾指派张春桥帮助波尔布特起草“社会主义宪法”）推行比中国更左的政策，废除商品货币关系，废除夫妻家庭关系，连城市也不要，统统到农村过集体生活，全民“吃大锅饭”搞共产主义，结果又饿死人百万。
    然而，直到1976年毛死，共产主义无论在苏联、中国还是柬埔寨，都未见踪影。这年元旦毛调侃式地刊发了《念奴娇·鸟儿问答》：“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这首词写于1965年秋，立意为反修，讽刺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文革发动时还大量印发了一本《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的书，以几个留学苏联的日本大学生的观察，说明苏联社会已经蜕化变质，我记得其中谈到苏联青年人喜欢穿“牛仔裤”，向往西方生活方式也是“变修”的表现，现在看来十分可笑。但毛式共产主义又是什么东西呢？文化大革命作了尽情的表演，实际上比“土豆烧牛肉”式“仙山琼阁”还要荒唐。所谓“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亦工亦农”的“五·七干校”，还有“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滾一身泥“脚上有牛屎”，“斗私批修”做共产主义的“新人”等，其实是落后的小农式共产主义，是反智反资反文明反现代化的。十年文革“探索新路”，并没拿出什么令人信服的答案。毛无法在事实上、物质上拿出好的共产主义标杆，就转而求诸精神，在意识形态领域穷折腾，活学活用毛著作，大树新人新事新风尚，精神变物质，以求“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实际上是上演了一场愚民滑稽剧。这场戏越往后越难演，但毛老了行将入土就木，也就顾不得那么多，还要狂斗下去：“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三、文革癫狂的反面：改革与开放
    文革所谓“共大”、“五七干校”、“新农村”、“大寨县”等，继大跃进、人民公社之后，让中国民众再一次遍尝毛式小农共产主义的滋味，赵紫阳说是“越干越落后”。文革时“在地狱中坚持思考”的思想家顾准认定：“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文革失败，宣告了马列毛高调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破产！乌托邦终究为虚假，高调再怎么唱，也只能是空对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列毛主义并不是被人驳倒的，而是被百年实践证伪。上世纪后半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范围惨遭失败！苏联垮台是一个标志，中国文革破产也是一个标志。普京说列宁创建的苏联是人间地狱，柬埔寨波尔布特一伙更受到联合国主导的国际审判，文化大革命在中国被官方彻底否定。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马列预言的共产主义实现不了，西方不亡反而蒸蒸日上，已经表明马列主义不是“真理”，马克思没有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十月革命也没有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老毛不服，想另辟蹊径，在死胡同中穷闹腾，文革也算一场“共产主义试验”，是没有希望的垂死挣扎。
    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文革癫狂作为反面教材，让国人领略了共产革命的丑陋荒唐。赵紫阳说文革让他“大彻大悟”；胡耀邦说：“要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不能再癫狂胡乱革命了，要回归常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私有制发展。所谓拨乱反正，就是要正常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要回归人类文明发展的正道，“与国际接轨”。胡锦涛也说“不折腾！”
    改革开放从本质上讲，就是不搞马列毛主义，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搞修正主义，即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的说法是“打左灯，向右拐”。毛指称刘邓为“走资派”，并没有说错。但不搞市场经济不搞资本主义，中国就发展不起来，中共也撑不下去，境况将更加悲惨。马列毛主义被实践证伪，刘邓、赫鲁晓夫等改革派较开明，想另寻出路。勃烈日涅夫等腐朽平庸的“拖派”（这种人在中国多得很，当今尤甚，所谓“维稳”者，恕不具名）无所作为，只能是等死。激进的“毛、张、江、姚”意识形态“四人帮”，枉顾现实缠斗蛮斗（国际上格瓦那、波尔布特也属“斗派”），只能是给人民徒增灾祸。周恩来、康生集团曲意奉承（康生是周恩来“特科”老部下，临死时按周旨意揭发江青、张春桥为“叛徒”，康老奸巨滑其实更象周之为人，将其说成是“四人帮”一伙，是极大的误会。康的秘书李鑫更最早提出逮捕江青等），助纣为虐；林彪、陈伯达等先是入伙加炊，后被抛弃，这些人均属“斗派”。“斗派”只要圣教圣旨，不顾人民死活，“改派”虽也不弃圣教，但心中装着人民，乞望人民能有口饭吃。务实改革派在理论上“站不住”，却是共产党的唯一希望，况且邓小平及其继任者还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切实目标，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
    毛泽东一世枭雄，对于自己的失败命运是否清楚呢？应该是清楚的！毛临终前说文革“搞不好就血雨腥风”，“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怕遭清算。他固执地说一生只干了两件事，文革即其之一，容不得任何人反对，且“七八年再来一次”。他再次打倒小平，却也留了一手，未开除党籍。毛、邓都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信仰都很坚定，对苏联模式都有不满，都主张有所改变，斗与改，是一个硬币的左右两面。
    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对毛也震动很大。毛的秘书胡乔木说：“苏联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最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就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毛并说：“斯大林晚年把封建主义的精神实质带进了共产主义运动中”。还说：“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是反对它的帝国主义。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这些言论反映出的毛比“右派”还要“右派”。当然，这都是毛死后胡乔木等人的追忆，毛在何种情况下说过这些话，当时人民并不知道。
    然而形势比人强，虽然广大民众被禁锢，以为国外水深火热，有待我们去拯救，但高层知晓西方世界微电子科技革命，经济在蓬勃发展的事实。故陈伯达1969年为林彪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将列宁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改为“电子化”，一字之改，颇具见识。林、陈也主张发展经济，却被斥为“唯生产力论”。赵紫阳说：“其间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完善自己，人们生活大幅提高，社会稳定”。毛则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人多，开始把“计划生育”纳入其乌托邦工程。当时报刊号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毛的部署是“斗、批、改”，对苏式干部官僚体制下狠手，“踢开党委闹革命”，又建立“一元化领导”的革命委员会，还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林彪事件打乱了毛的部署，文革逐步失去控制。毛改革其实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只不过朝“左”的方向。毛并非不清楚东西方差距在拉大，却头撞南墙不死心，内心很是纠结，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最后对文革竟不知如何收场，在“接班人”问题上举棋不定。
    但中国的发展航向，在文革后期还是决定性地改变了，不是朝共产主义，而是向资本主义！这就是1972年中美破冰，结成准同盟共同搞垮苏联。
    文革“反修防修”，1969年在“珍宝岛”伏击苏军巡逻队，虽然苏联以牙还牙在新疆铁列克提也歼灭了中国一支巡逻队，却仍不善罢甘休，企图用核武器对中国动“外科手术”，并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毛提出“社会帝国主义”概念，将苏联视为中国“头号敌人”，发出“备战、备荒”动员令，林副主席发布“1号”疏散令，全国“深挖洞、广积粮”，形势十分险恶严峻。中共宣传部门后来描绘毛指挥若定，大手笔主动改善中美关系，乒乓外交“小球推动了大球”。其实恰恰相反，主动方是美国，尼克松总统不能容忍苏军坦克象入侵捷克那样侵华，警告“新沙皇”不许对华动用核武，并主动在华沙、维也纳追着中国外交官通报，毛是被动被迫接纳了美方好意，老帅们研究当时局势，也认为联美制苏是好棋。毛于是在中南海与素有“反共老手”之称的尼克松总统握手，“结成心照不宣的同盟”（基辛格语）。
    20年不到，毛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从叫嚣美帝和原子弹都是纸老虎，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出个红世界，到投入美国核保护伞下，共同对付北极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先前哭丧“三尼”，如今却盛情款待第四个“尼”（克松），翻云覆雨确为政治变色龙，苏共指责毛为国际共运的“叛徒”，一点也没冤枉。但毛也无所畏惧，“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一生怀抱政治浪漫主义。田中角荣首相来访，毛主动不要日本二战赔款，在地图上将北方四岛改画归日本。中美、中日破冰，实际上是中国向西方世界开放的开始，所谓“大分化”、“大改组”，“三个世界划分”，都是乱弹琴，根本不符合马列主义。晚年毛也顾不得国际共运前景了，反而坦言右派朋友更可靠，对尼克松说反帝口号都是“放空炮”，不必当真！联系起上述胡乔木等追忆的毛“右派言论”，毛到底是左还是右，或“形左实右”，似乎就很难说了。然毛属“斗派”极左不成问题，“专政下继续革命”是极左理论，毛的一生作为，都说明他是一个马列激进左派！而上述一切又当作何解释呢？说明即便象毛泽东这样狂热死硬的共产主义极左分子，在世界发展大势严酷现实面前，也不得不弯下他那傲慢的身躯，接受共产主义失败的事实，虽然内心百般不服，却也无可奈何。高调意识形态是欺骗人民的，一阵癫狂之后，一切都归于零。

    总而言之，文革的缘由与祸害，都可归结到意识形态，文革是另类的共产革命，是意识形态癫狂，所谓触及灵魂，其实是主义幻灭。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与世界的面貌已发生巨大变化，苏联垮台也20多年，国际共运已寿终正寝，不存在所谓“高潮”与“低潮”。毛死后中共改变路线，改革开放，加入WTO，“与国际接轨”，现中国经济已跃居世界第二，这在毛时代是绝对做不到的。试想：“大跃进”全民大炼钢，两千万吨的指标也完不成，如今搞市场经济，中国年产钢7-8亿吨，产能过剩要限产，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威力，由此可见一斑。而这在文革，却是要遭痛批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毛左意识形态吹牛说假，颠倒黑白，祸患无穷，不改弦易辙，只能是死路一条！
    然而，只改经济不改政治，对极左思潮意识形态根源不作深入剖析，留下了严重后遗症。现在仍有人以教执鞭，鼓捣乌托邦愚民惑众，希冀回归老路，以致左风又起。邓小平淡化意识形态搞改革，从而“杀开一条血路来”，但仍有死硬分子不服输，要作困兽之斗，共产主义不能及身而见，就“继续革命！”叫嚷须“几十代人不懈努力”，这是对历史对人民不负责任。中国人受极左意识形态残害，吃的苦够多了，要吸取“空谈误国”血淋淋的教训，进一步解放思想，没有必要为乌有之乡再作无谓斗争再作牺牲了。被百年实践反复证伪的学说，该抛弃就果断抛弃，解开意识形态死结，“让思想冲破牢笼！”决不能让愚昧癫狂的文革，在中国再次上演。（2016 .1.10）
    （刊发于《领导者》总第70期，2016年7月出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