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晓波谈起

罗祖田

    刘晓波还是走了。
    苍天硬是不肯开眼，不肯保佑刘晓波。苍天昏瞆，苍天无情，徒呼奈何。
    不过，谁又能说这不是苍天的大慈大悲呢，我们凡夫俗子领悟不了罢了。它应是不忍心让中国人的好儿子再蒙受痛苦。若果如此，于刘晓波倒也不失为一个解脱。
    但事态不会到此为止。我以为追思这位殉道者的最好方式，应是比较准确地估价逝者生前的言行，从中吸取教训，吸取力量。若因此能对刘晓波的夙愿，当然主要是对中国人的命运有所裨益的话，即便是对刘晓波的信念提出不同见解，想来刘晓波地下有知也会略感宽慰。

有必要再议议“我没有敌人”。
悲天悯人，希望普度众生，从来都是圣徒的情怀，殉道者的悲歌。这样的故事，严肃的文学作品里总是绽放异彩，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源于它实在是尘世沉沉黑夜的一道闪电，是荒漠中心的一泓清泉。
    不幸，向来的闪电总是一纵即逝，一泓清泉并无力浇灌莊莊林带。但凡殉道者得到世人普遍的敬仰之时，往事已如烟。于是，生活又开始复制故事。薪火相传，固然构成了人性善一面的永恒追求，终不免难以抚平太多的人生泪痕。
    这也见证了人性善的对立面，敌人力量的强大。
    文明有敌人，无须论证。正是依靠与形形色色的敌人作斗争，人类才发展了文明。有了文明，不等于敌人不复存在，最大的敌人仍是人类自身，是人身上的人性恶一面。它贪婪、凶残，乐于把一己快活建立在众人的痛苦之上，且一发而不可收。就此而言，人既优于动物，又劣于动物。从逻辑上讲，人的才智使人成了万物之灵，人的强势又使人的生态比动物更悲哀，更不去说照此下去人类的终极命运可能比动物更悲惨。因为丛林法则下动物间尚存一个一饱百不食的自然律，人性恶一面的贪婪无度与凶残无比却能摧毁一应生态平衡。
    人性恶一面的惊人无知常被讳言，不止如此，它还极度狂妄。二者的集中表现，便是专制、独裁、凶残、好战，反文明、反人类。在漫长的几十个世纪里，它们生产的阴霾一直笼罩天空，却被其豢养的文人描绘成丽日蓝天。便是很多正直文人，也哀叹此是时代局限。这论点难以从根本上服人显而易见，因为解释不了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世界剧变。专制窒息了文明稳步发展，自由催生了文明大步向前，五千年赶不上五百年的真相，就这么简单。
    但是，人性恶一面已然积重难返。自由的春风固然吹皱了一池死水，却也搅引了沉渣泛起，突出如十九世纪兴起的马克思社会主义，二十世纪初的法西斯国家主义，二十一世纪的原教旨恐怖主义。它们借助新的技术权能，不但掠夺心理掠夺气质皆表现无遗，而且为祸之烈皆堪称空前。
    这样的敌人，良心和良知接受不了。我们予以抵制、反对乃至反抗，自然也就成了敌人的敌人。就如何战胜敌人这方面来说，专制的见解常比自由的见解要深刻，行为更果断，收获也更多。共产党强调对敌斗争要无情，纳粹推崇消灭劣种人要彻底，恐怖分子以妇孺儿童作筹码，都是历史真实。今天的红朝，堪称已知极权之集大成。权贵们充分利用了新的技术权能，驱使十几亿人陷入了空前的癫狂，犹如牛马猪羊被注射了各种激素，举国蹄声得得，无比亢奋，倒也效益惊人，各种肉产品乳制品不分白日黑夜输往世界各地，换取的滚滚美元却由他们垄断再分赃。此种特色社会主义或叫中国模式成了一景，不为虚言。
    事态演变到了这一步，就不只是体制的问题了。这样的前提下倡导没有敌人，似不是引领众人攀登和平的高山，更像是误导盲目者追逐海市蜃楼。

不能因为话题沉重就避重就轻。
    三百年来，地球文明不但有了显著变化，而且战后以降生活节奏不断加速。它本质上是洲际一体化和全球化已不可逆，人类需要适应新的文明生活的序幕。
    但是迄今为止，自由的阳光只能说驱散了一半世界的专制阴霾，另一半世界仍是极权大行其道，政教合一不容质疑，新威权主义自以为是。同时，自由、民主、宪政，也不尽是阳光灿烂，谈不上人性善已全面压倒了人性恶。而此二者若有机结合，势必变异为新的怪胎：一方面，单个的人渺小如蚁，另一方面，整体的贪欲能使银河系的资源搬来地球也不敷使用。全球化成为更大的噩梦。今天的中国，正在进行彩排。此种国家权贵资本主义，并非不能推而广之。
    这情况再次表明，文明的有序发展仍旧阻力重重，仍需要一国之内动员各阶层力量，各国之间整合国际力量，向着反文明、反人类的势力作不妥协的斗争。仅靠几个精英团体，作用有，但有限。
    事实上，十八九世纪欧美文明的率先变化，新教也好，殉道者的蜡烛成灰泪始干也好，皆是偏师，主力还是各阶层受压迫被侮辱的民众。是他们在抗争思想指引下前赴后继的奋起形成的洪流，才冲决了专制的堤坝。设若议会军向王党军输诚，费城民众不曾抗税，第三等级仍拥戴国王，英、美、法革命从何谈及？尔后的世界剧变从何谈起？

    80年代接受新一波西风东渐的文化人，大多有着明显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被洗脑的后遗症尚未痊愈，饥渴太久又不免对新知识囫囵吞枣，刘晓波也不会例外。实际，共产主义原不过是法西斯主义的先遣军，后者无非对前者作了补充和修正。它们皆是科学兴起时代的产物，并不反理性，但是反人性。它们认识到了科学理性还有器物建设是文明殿堂的梁柱，却蔑视人性善一面才是文明殿堂的坚实地基。作为不同的时代见解，于生活并不致命。作为强权行为，就是祸害。一意孤行，就会罪上加罪。它好比一个有道德洁癖的法官，只是在情感上憎恶女性的多情也就罢了，若用此好恶来判案，一定会制造冤假错案，演变为反人性。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正是如此。它们看不得不纯的人还只能算错误，生活中刻意排斥不纯的人，就是犯罪。偏偏它们还要使用国家暴力消灭不纯的人，这就成了向人类宣战。既然何谓纯洁的人只能由它们来判定，人又不是木头，永远会有不同见解，那么到头来称得上纯洁的人，就只能是独裁者和一批权贵。这就是中共从理论上与行为上走过的路。这条路上，不如纳粹征服路上的硝烟弥漫，倒下的人却更多。
    所以，作为文革浩劫后关注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但凡只要读上一遍《第三帝国的兴亡》，本来不难看见共产政权和纳粹政权的反人类共性。至少通过六•四事件，幻想便应破灭。因为动用野战部队包围北京，而不是使用警察清场，性质大不同。关于党卫军为党的特权横行保驾护航后，权贵们带动各级官僚毫无愧疚地明抢暗劫，更进一步说明了这个政权彻底地把自己推向了与亿万人为敌的路上。因为那些负罪累累者已心知肚明，不可能不被清算，他们也只能横下一条心来一条路走到黑。

这样的无情现实，作为被压迫者的代言人，宣称没有敌人，是不太妥的。就我个人来说，我理解刘晓波的理念，钦敬的是他的行为。进一步说，三十年来民运工作不足之处是明显的，走的是精英路线，而不是大众路线，以致不乏言行，不接地气。可是中国转型，只要少了“草民”“暴民”参与，一应正确理念将不免空转。
没有敌人，只能是追求，是方向，而不能是现实的态度与行为。基督因此追求而伟大，因为他最先提出这样的信念，为世人指出了大方向。自此以后，凡是照此行为者，难以被饥寒交迫又受侮辱者认可，就是必然的。因为经不住检验。欧洲中世纪的教会，可不是按照基督的信念行事的，而是相反。英、美、法革命若照基督信念行事，只会一事无成。明知这样的理念是遥远未来的事儿，作为现实行为仍这样宣告，引发的负作用就不是胸怀博大能抵销的。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被世人视为迂腐，形如向公敌投诚，当事人百口莫辩，却怨不得别人。
当然，对于在野人士尤其反对派阵营的头面人物，极少人真正迂腐。之所以宣称我没有敌人，多半是希望感化对方，或者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觉悟起来。因为敌人连这样的和平主义者都不放过，只会激发更多人从心底里抛弃专制。也是一片苦心吧。但是，敌人也不是笨伯，他们会把和平主义者的表白当真么？而己方的人反倒会对专制心存幻想，招来得不偿失的结局。权衡利弊，现时的中国还不宜这种游戏。
那么，如何理解甘地和曼德拉的行为？
其实很容易理解，这就是个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如果双方都比较讲道理，事情就好办点。主要是债量越小越好谈，债量越大越难谈，成了累累血债怎么谈？

今日之中国，民运仍任重，但道已不远。大变也就是短则几年，长则十几年的事儿。说到底，这要感谢共产极权为自己生产了一个又一个掘墓人。中南海比我们更明白这一点，它的优势是手握手术刀，劣势是没法儿自己给自己做器官移植手术，有几点显而易见：
    一、没有起码公平机制的末世王朝，只能玩命般拼经济，期望多掉下点面包屑施舍众生，以安定人心。由此坐大的各个利益集团和豪门，便事实上成了各自地盘上的诸侯，从此不是诸侯死，就是朝庭亡。内斗、内耗，无可避免。此为王朝铁律，正是今天现实，换谁做皇上都一样。
    二、随着共产神话的彻底破产，党心早散，民德崩盘，生活的凝聚力已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体制内精英作为个体人人精致，作为整体已是一盘散沙。他们暴敛、跑路、纵情声色，怎是品行二字能解读得了。它预示了树倒猢狲散。罗马帝国崩溃前夕的官民生活图景，正在一一再现。服饰固然不同，心态并无二致。
    三、阶层固化，阶层撕裂。一面是炫富斗富，一面是仇富仇官，势若冰火，无可弥合，历时已二十年矣。实际，中南海何尝乐意维稳，但是不维稳行吗？谁都知道机器发条不可以只张不弛，中南海却一天都不敢让机器停下来。因为，只要稍不留神，社会就会乱。一乱就会是各种力量皆争相表现。可以肯定地说，经济大萧条之日，便是烽烟四起之时。
    相比较以上三位掘墓大哥，民运只能算作掘墓小弟。对此，民运应有自知之明。然而，民运却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用。我个人坚信这一点，中国的前景很可怕，如果任由现状继续下去。一切理由都要服从改变现状这个最大的理由。驱除阴霾，不限于一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