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革的几点思考

罗祖田

（一）
把文革理解为只是中共高层的一场权力斗争，似有失准确。权力斗争当然存在，它乃是集权体制的必然产物，总是如影随形。不过，史上集权下的权力斗争不计其数，史上却只有一次诱导亿万人卷入的文化大革命。另者，象多数马背上打下江山的君王那样，毛泽东的地位、权威确是历史形成的。至于这个历史是否畸形，是另一回事。实际，从延安时代到毛泽东驾鹤西去，中共高层的争权夺利当然屡见不鲜，但某个人或某个山头要篡夺毛泽东大位的情况并未出现。便是林彪事件，也不是林彪要篡位，而是毛察知林忠诚已变而对林的整肃罢了。臣僚间的争权夺利，与围绕皇位展开的权力斗争，不宜混为一谈。因此，认为文革只是一场权力斗争，既有违史实，又不免小看了毛泽东的伟大抱负。固然，这是一种另类伟大抱负。有几点显而易见：
一、依得毛当时的权威与实力，他要搞掉反对派并不费力。至于他给反对派戴什么帽子，那不过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词罢了。在中共这种党国一体、政教合一的可怕的体制内，加上崇拜明君英主的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既然毛泽东成了神，成了救世主，成了手指哪里、军队就一定杀向哪里的绝对主宰，体制内的不同声音就不堪一击。军内威望极高的彭德怀被轻易搞掉，那么多将军对此只能瞠目结舌；注定了刘少奇难以善终，周恩来、林彪只能百般迎合毛泽东，其他高官显贵对时势皆更加无能为力的大预演。高层那些被毛泽东整肃的或可能前景不妙者，他们热爱党多数是真心，热爱伟大领袖就未必了。他们不是寻常百姓，不乏其人深知毛泽东为人为政尤其好斗性格的真面目，不论出自何种考量，身处逆境时或面对良心拷问，心生异念毫不奇怪。他们不是不想为，不敢为和不能为而已。所以，仅仅为了整肃对他的权力并不构成严重威胁，主要是对他的胡闹行为不满的反对派，毛泽东并犯不着费那么大力气。他只需要像古代的尼禄，现代的希特勒、斯大林那样，用霹雳手段，将对手罢官或杀头，既干脆利落，又省心省事。而这一套手法，中共历史早就给了他真传 ，他也早就心有灵犀一点通。
二、文革是有一套自以为是的理论的，尽管这种理论何其荒唐、疯狂。它乃是低层次文明演进中一种极端思潮指导下重大的社会改造运动，无情地清洗、整肃是手段，不是目的。由于目的无法实现，又要强行实现目的，面对必然的抵制和怠工以及帮倒忙，无情地清洗、整肃便是必然。此情况使人不禁想起第三帝国的历史，希特勒无情清洗曾替他卖过大力的罗姆冲锋队，表面上是冲锋队的胡闹给纳粹带来了麻烦，实质却是冲锋队的形象与行为严重干扰了希特勒的全球战略。这里，柏林冲锋队的下场与北京红卫兵的下场，何其相似乃尔，怎不发人深思？并且，当任何手段都不济事后，血腥的整肃由宫廷扩展到各行各业也就不可避免。因为已被定性的阶级敌人目标很明确，思想上的敌人却会层出不穷，如幽灵般遍布各个阶层。要彻底消灭这个敌人，逻辑上就得把人全部消灭。犹如要杜绝强奸、通奸罪，最有效的办法是不让下等人有性欲一样。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传人，差点儿就做到了这一点。决不能认可毛泽东及其思想，根本理由就在这里。进一步说，如果毛泽东明白这个逻辑，仍一意孤行，他就是人类公敌。如果他认识不到这个逻辑，他就是个刚愎自负的昏君或目空万事万物的狂人。当然，他基本上属于后者。
这并非诋毁毛泽东。实际，他发动文革，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或因苏共秘密报告而恐惧什么死后被鞭尸。就后者而言，无妨说是用常人心态度巨人胸怀，毛泽东成气候后某些自信与直觉，并不失为大师手笔与天才预见。他深信只要共产党掌权，这个党就不能破他的神话，毁他的神位，那等于自剪羽翼，自毁庙堂。事实正是如此，当年的邓小平，现今的习近平以及一大批红二代，文革时皆曾不堪回首。他们若无翻身机会，批毛反毛一定不输人后。但是，他们不能不保庙堂，没了庙堂，他们以及他们的家族拿什么呼风唤雨？怎能高踞权力和财富的云端？所以，文革的发动，乃是中共高层拥戴毛泽东实践了他自青年时代始的最大追求，正如发动二战，乃是纳粹高层拥戴希特勒实践了《我的奋斗》一样。认为中共高层属于被迫，那是替他们开脱责任。《五•一六通知》出笼时，中共政治局不但没有权力斗争，连所谓路线斗争也没有。不同的看法当然有，但那是生活常态。中共与纳粹的不同之处是，红朝的愚蠢众神转眼间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纳粹的凶狠诸神弹冠相庆几年后才迎来末日的审判。关于毛泽东的最大追求，无非“改造中国与世界”，亦即打造一个合他口味的全新世界，他自己由此成为一个集千古一帝与万世师表于一身的空前绝后人物。在绝对权力建立之前，他当然不能作重大尝试，并且迫于时势还要把自己打点成为谦恭下士、从谏如流的明君形象。但自拥有绝对权力，他就有了条件这样做了，无法无天的真实面目便逐步显现无遗。建政伊始，面对战争创伤，百废待举，他仍旧让中国朝苏联一边倒；不顾众多反对意见出兵韩战；再者，十年后面对经济崩溃和启遍地饿殍，他仍旧指示周恩来继续援助所谓的世界革命；皆是铁的例证。作为一个博览史书，马背上打下江山的政治人物，他哪里会权衡不出一边倒的严重弊端。但是，如果只从现实利益角度关注眼前的利与弊，他就需要放弃日后成为共产主义世界教主的伟大追求。毕竟，他的生命有限。放弃此一追求，还谈什么改造世界？充其量对中国改造一下罢了。事实上，如果只想做中国的伟人，毛泽东未必会让中国一边倒向苏联。一者，做儿皇帝从来都非有志向又有相当实力的君主之所愿，哪怕是为了以屈求伸；二者，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毛泽东并非很友好，在共产国际眼里王明本来比毛泽东显得正统；三者，建政前美、英对接纳中共新政权是敝开了大门的，他和几个高层领袖皆明白这一点。同理，韩战爆发后，他执意颠倒黑白把入侵者说成受害者，又用这种弥天大谎欺骗亿万臣民，他岂能不知迟早有一天谎言穿泡。他不能明言的主要动机，乃是不出兵韩战，日后他在共产主义阵营欲取代斯大林就会讲话不起，至少，他将少了资本成不了亚洲共产主义阵营的首领。至于援助所谓的世界革命，除了反映了他的野心勃勃，还有什么能经受时间检验的解释？不止如此，此后的社教、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私批修、打倒帝修反等等，无不贯穿了他那大而空的理念与追求。即便无情的现实告诉了他此路不通，死神又在招唤他了，为平生声望着想，他仍旧要尽弥留之力作最后一博。当然，文革后期的他，考虑更多的只恐已不是改造世界，主要是让这个世界正视他而已。
三、这条欲纵横世界的路越来越行不通，毛泽东不会不注意。例如，经济大跃进的神话遭到无情破灭，不可能不对毛泽东投下严重阴影。他终究是个凡人。但是，像所有被绝对权力毒化思维的极度狂妄的大独裁者一样，他并不会承认他从一开始就错了。他也有常人难以察知的心病与无奈。过去的皇帝可以下罪己诏，那样做了仍无损皇统皇权。现代的专制独裁者已不能那样做，弄不好就会地动山摇。所以错的只能是未能紧跟他的革命路线，违背他的思想，对他阳奉阴违的官僚阶层以及他们极力维护的现行官僚体制。所谓文革目标，不外乎要从国家体制和社会治理机制上保证他那革命路线的实施，同时在思想领域亦即几亿人灵魂上实现上上下下与他同心同德。
当然，林彪事件后，相当程度上他的行为已经与理想，哪怕是荒谬的理想沾不上多少边了。他不能不替过去圆谎，例如公布他写给江青的那封信。不论这封信是否他几年前所写。他不能不对闯下大祸的恶果略加补救，例如发出要安定团结的指示，要用抓革命来促生产。但同时他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惜尝试变党天下王朝为家天下王朝，因为他已经只能信赖和只能依靠几个亲属及几个铁杆追随者了。假如那个和他一样心比天高的毛岸英仍然健在又堪大任，他未尝不会效仿蒋介石传位于子。事情怎么弄成了这样？到底是极权官僚体制把他宠坏了呢，还是他本来就不该导演这个极权官僚体制呢？他自己都未必说得清楚。他从一个胸怀世界的浪漫型理想人物，蜕变为事实上复辟了帝制的心理极阴暗人物，不由人不扼腕长叹。
令人无语的是，不去说大量毛粉与中共党员了，几个中国人真正认识了毛泽东？而现代民主宪政之所以可贵，在于即便对毛泽东这样的人物，也是补品而非鸠酒。至少能让他晚年心平气和地多睡几个安心觉，不至于靠女色、靠仇恨、靠权术来消解内心孤独与焦灼。
（二）
文革以一场几亿人的浩劫告终，如同二战新秩序的伤心惨目一样，如今已是事实胜于雄辩。它不可能为理性和人性原谅的最大罪过，乃是放纵、鼓励人的劣根性的肆无忌惮，进而就是历经几千年文明培育的一应真、善、美，面对极权要么玉碎，要么屈服。其恶劣影响，直到今天仍在发酵，突出表现为普遍的官德损、民德毁。这是必然的。文革是犯罪，必须结束，发动文革的领袖和党仍旧伟大、光荣、正确。既然官方逻辑如此，还谈什么大是大非？这一来，空前的互害生活也就从宫廷的血腥绞杀演绎成了各行各业的尔虞我诈，鲜少人过问人生目的，比赛手段高超渐成时尚。终于，就是衣食住行上面，也无人能幸免被骗、被坑、被宰。文明的荒谬一面推向了极致。固然，中共自从面世，它就不承认人性共相，强调党性高于人性。但从极度蔑视人性到公然向人性全面开战，还是有一个过程。镇反和文革，是这个过程的两个巅峰。而六•四后的道德大沦丧，正在演绎第三个巅峰。
就凭这一条理由，毛泽东就堪称中国一千年来最大的邪教教主，中共堪称一千年来最大的民族罪人。这话很刺激人，怎奈事实如此。但是，反思文革，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并不够。文革的灾难后果是一回事，它赖以发动的源头与动力又是一回事。不谈它的源头和动力，反思文革，并无很大意义。
二十世纪几个惊天浩劫的始作俑者，皆是这种情况。没有十八九世纪欧洲野蛮资本主义竞争引发的社会生活的极端恶意，没有后起之秀的德国在生存空间上处处受挤压的切肤之痛，单凭希特勒的如簧之舌，是鼓动不了德国人陷入法西斯主义狂热的。当历史的惯性力与现实生活的惰性、戾气高度结合时，一定时空内任什么民主体制对此都会无能为力。丛林世界里，希冀灵性全面压倒肉欲，基本是幻想。面对凡尔赛和约的桎梏，德国人当然选择希特勒而不是歌德。同样的道理，如果最初的欧共体拒不接纳德国，德国至今仍生活在一战前后的时代，德国人会勇敢面对二战的罪行么？这里，怎么可以避而不谈历史决定论。历史决定论与大独裁者不可以推卸责任，二者并不矛盾，正如纵然邪恶的体制下，恶警党棍们并不可以把罪责推得一干二净一样。说到底，体制是人建立的，体制内人怎能无责任。
苏俄的斯大林一样如此。五个世纪的演进，沙俄由一个落后的莫斯科公国膨胀为本土面积世界最大的巨无霸，只能是原始手段血与火下的赫赫战果。从一个方面看，这个把无数游牧民族聚拢在一块的巨无霸，当是自叶卡特琳娜女皇以降的俄国贵族精英在西欧文化影响下对世界的大贡献。从另一个方面看，从莫斯科公国到前苏联建立，其间既缺优质文化、思想的开启民智，又缺由海运大通商及机器生产特别现代典章制度组合成的新文明构件维系这个巨无霸，也只能依靠血与火。正是成功的征服史培育了俄国文化中的野蛮、扩张基因，正是这种野蛮、扩张基因，鼓励、支持了列宁、斯大林的世界革命理念。斯大林体制的嗜血、好战、固执、僵化等等，与马列社会主义学说当然存在联系，当一个权贵与一个贪婪的女人联姻，前者的巧取豪夺与后者必然的为虎作伥怎能没有关系？不过，前者要负主要责任也是显然的。斯大林体制与马列学说，便是这种关系。事实上，今天俄国普京的种种作为，他的高支持率，这里面并不难看见五百年来俄国那些伟大君王的文治武功的阴魂附体。
毛泽东自不例外。迄至他的时代，中国文明就文化思想上讲整体上仍停留在农耕阶段。悠久历史及优质文化基因形成的优越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曾经当之无愧，但当优越感转化为自以为是，性质就变了，不免严重蒙蔽了国人的眼睛，也扭曲了国人的思维。突出如元灭宋、清灭明，本来是文明质量由盛而衰的明明白白的结果，汉族士大夫和某些国学家居然为了自慰杜撰了一条堂皇理由，便是儒教文化、思想最后总能驯化野蛮落后的文明。于是十九世纪以来在新文明面前的一败再败，很少人愿意首先从自身找原因，反而对新的世界文明产生逆反心理。今天，不乏其人仍旧如此。世界进入了新世纪，全球化时代，很多本应是常识的命题，究有多少大陆人认识？例如，文明特别地域文明，属于一种运动和生命，非如此体现不出质量。既属运动和生命，也就有个盛衰或演变成新形态的周期。旧文明走向衰败，需要转型、再生，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惟有后浪推前浪的演变、发展，文明才能物质不灭，追求不懈，才不会僵化和退化。今天的时代，中国人理应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几个中国人敢于面对、思考这个问题？祖宗昭穆或天地君亲师岂容虚无？实际，回头看，几千年历史当然不容易，了不起，但展望未来一千年、五千年、一万年，过去又算得了什么？到底过去重要，还是未来重要？又如，依得世界发展速度，不太远的将来，地球人的概念势必压倒中国人的概念，正如中国土地上曾经的秦国概念、齐国概念、楚国概念等，唐宋以后皆不再吃香一样。今天究有多少人从感情上、理智上准备迎接世界变化？可以肯定地说，只要中国人不敢面对、思考这些常识，精神上的枷锁就去除不了。这样的文明，不可能是精神自由、思维活跃、视野远大、创意频出的文明。由此而出种种怪胎，究有什么奇怪？
事实上，毛泽东以及文革能在中国成大气候，与他的文治武功和移植的马列社会主义当然关系密切，深层次原因还是一百多年积贫积弱历史，使得自卑又自负的社会文化心理需要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强人形象来抚慰脆弱的心灵。强权时代，这种社会文化心理倒也有着勉志的一面，悲哀在于搞错了对象，如同《西游记》的唐僧，西行路上虔诚地跪拜小雷音寺的佛祖，结果跪拜的竟是妖魔一样。不一样的是，唐僧吃了苦头后尚知悔悟，太多的中国人吃够了苦头仍一次再次照撞南墙。特别是妖怪的利诱及美人计并征服不了唐僧，太多的中国人只要听见官家讲上三句漂亮话，一定感激涕零。
具体看文革初期的历史。一、既然社会主义人人平等的天堂远景吻合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均贫富理想，社会主义怎会不受推崇？毕竟，此种理想有着吻合人性的一面是不容置疑的，悲哀在于时代局限，在于不可以拔苗助长，在于它一定会被野心家利用。二、既然中共建政后官僚阶层的很多人就逐步走上了高高在上、作威作福之路，社会心理又怎会反对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全然否定这里面所含有的积极意义，只会正中中共专制制度的下怀。三、既然官媒总是给贫穷即光荣的无产阶级和无知却又易冲动的青年学生戴高帽子又灌迷魂汤，他们吸食鸦片后怎不精神亢奋？没有上述社会基础，文革初期何来如火如荼？
所以，中国要杜绝文革式闹剧，体制转型固然刻不容缓，从文化思想上清算传统的糟粕，切实提升文化、思想、性格，一样必不可少。不妨这样说，作为文明古国，居然出现文革这种惊天闹剧，并不只是马列社会主义与共产体制的失败与耻辱，同时还是积弊太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强行抗拒新的世界大势的失败与耻辱。这话不中听，但是听不得真话诤言的国度，本身就是悲哀和耻辱。
那么，该如何解释毛泽东和文革对传统文化思想的无情摧残呢？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
一、宋明以降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思想，很大部份不适合一个全新的开放开拓型文明，毛泽东看准了一些。无论如何，长达几个世纪，被上上下下津津乐道的禁欲、束胸、缠足，终归否认不了。它岂止只是部份人的生活陋习，分明是一个曾经伟大民族的身体自残、精神自宫。这样的习俗、道德、精神、思维，怎能裂变出来新的文明模式？今天，众多疾呼回归传统的声音，实在让我们闹不懂要干什么。就此而言，毛泽东没有错。他错在他想象中的理想文明，是一堆乌托邦大杂脍，从来就无从证实更经不住证伪，最终只会导向更大的反动。很简单，任何千古一帝、万世师表的个人追求，只要用于丑陋的急功近利的专制政治，必定事与愿违，蜕变为极端的掠夺心理掠夺气质，走向反人性、反人类。
二、毛泽东反的是不合他口味、有碍于他无法无天的传统文化、思想。而有助于他巩固权力、支持他一意孤行的传统文化、思想，他并不反对。于是，什么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全由依得个人好恶使用枪杆子来裁定。他那么热衷于线装书、帝王术，便是有力的证据。实际，他对马克思学说只不过一知半解，对传统文化中的法家理论倒不失为有研究。他一生写下的文章以及与高层追随者的谈话皆在在证明，他对马克思学说的背景、逻辑特别经济理念，从来没有新颖见解。他顶多能算半个马克思主义信徒，他那个小农情感谱写的经济交响曲，马克思、恩格斯听了准会皱眉头。作为列宁的神交，他倒是很相称。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乃至不惜以亿万人生命作代价，这方面他们可是英雄所见略同。毛泽东的杰出才能主要表现在他对中国帝王高超谋略的出口成章，信手拈来，理解到位。他的那些被公之于世的文章与谈话，无疑是过滤过的官家认可的阳光学说。而他那些不宜公之于世的文章与讲话，又会是什么样的内容呢？因此，他的向前看，与我们理解的向未来看，实际是两回事。正如权贵们理解的中国，与我们理解的中国，是两回事一样。
另有一点也不能不谈，文革至今仍受到相当一批底层民众缅怀，受到激进分子推崇，为居心叵测者利用，不是没有缘由。此中原因复杂，几句话是讲不清的。其中一点很是突出，便是中共建政后到文革初期，大陆除了阶级敌人，凡是被官方认可的所谓阶级兄弟姐妹，或叫人民群众，确乎享有某种“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权利。例如徐纯合、雷洋、唐慧等等，在毛时代，只要拥护党、热爱毛主席，公权力是不会、也不敢对他们滥施淫威的。明确地说，毛时代是阶级敌人绝对不是人，邓之后，是除了体制内高高在上者，所有人，皆是可以任意盘剥、虐杀的卑贱草民，且手段除了残忍又加上了卑鄙、下流的一面。两相比较，那种“人民当家作主”的感觉，改革过程中未能获利者当然好受多了。对此，中共当局不去面对也就罢了，但凡反思文革的海内外精英，无视这一点并不对。因为无视这一点，是无助于在各阶层清算文革流毒的。不得不说，毛左之所以仍有一定市场，与大量反思文革的呼唤不免苍白无力大有关系。例如，不乏红二代的反思文革，乃至不少文化人的批判文革，当然有意义，却也处处表现出视野的狭窄乃至个人恩怨，此种狭窄的视野以及个人恩怨，很难推动民众素质提升。这里，精英们与其叹息底层民众愚昧，不如反省自己的呼唤是否真正实事求是又接地气。
事实上，大量底层民众生存无奈时不反对再来一次文革，首先在于可以发泄一通对那帮如狼似虎的贪官污吏的痛恨。此种想当然无疑让人无语，而渴望报复，更不可取。但此种心情却需要理解。将此一概斥之为毛左、毛粉，并不对。
（三）
今年时值文革发动五十周年，鉴于当局仍不允许正视、探讨那页历史，几十年来毛左们时不时闹点事，不乏其人忧惧文革回潮，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不过，自上而下的文革是不会再演的。时代不同了，社会文化心理变了，经济基础变了，多数人通过信息化扩大了眼界，特别中共权贵阶层的斑斑劣迹使得其号召力受到了极大杀伤，因此，即使薄熙来上台，他也闹不出来特别大的名堂。最重要的，只要共产党仍旧掌权，中南海就不会允许文革再现。今天中共高层仍有人捧毛，斗争手段罢了。很简单，文革让共产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它怎会再撞南墙？即便北京政府诸公整体上识见与能力都不敢恭维，在要命的问题上还是知道轻重的。
所以，邓小平坚持取消“四大”，承诺不搞社会运动，习当局不走僵化老路等等，就防范文革再现这一点来说是可信的。顺便说一句，今天习当局重申文革是场错误，是必然的，理应早在有头脑者的预料之中。而只要中共仍拒绝民主，这种重申并无实质意义。
很显然，防范文革再现，目的是为了保党保权，还是为国家民族的未来着想，两者是需要区分的。
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只要共产党继续掌权，毛式文革就不会再现，但是，形成文革的社会基础不但不会随之消失，而且还将长期存在。例如，现今一部份社会心理已没有耐心再听种种理性说词，已不惜用文革式手段颠覆现政权、现体制。这已是人人心知肚明的事实。这似乎是个悖论，但又毫不奇怪，因为专制政体特别进入了末世，一手灭火一手放火乃是它不可救药的顽症。
就今天来讲，习当局若真正为中国着想，保党保权的努力已是徒劳，哪怕他们首先是不忍心看见社会秩序崩溃。值此大变革的前夜，他们的使命，如果他们还有使命的话，是什么梦都别做了，尽最大努力降低将要到来的社会大震荡的程度吧。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仍将不失为良知未泯。
但愿习近平能学习蒋经国，此为阻止中国出现大动荡的捷径。
因为从逻辑上说，要防范文革再现，前提理应对文革和共产专制制度作深刻反思，没有任何理由将此列为禁区。试想一下，战后七十年来，如果联合国特别几大战胜国不允许对法西斯主义作全面清算，怎来法西斯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被埋葬？今日习当局仍不肯也不敢对文革研究开禁，无疑是专制利益与丑陋政治的原因。是谁发动的文革，是谁引导、鼓励了人的劣根性一泄千里？只能是中共和毛泽东。如此，免不了要对中共和毛泽东追责。习当局为了保党保权已是忙得常常顾此失彼，当然不会自己挖墓穴自己往下跳。尽管他对文革一样心有余悸。
从邓小平到江、胡、习，文革的问题上皆奉行驼鸟政策，想来对此各方不会有大争议。当局这样做，一方面固属心虚、无奈，另一方面也是侥幸心理作崇，以为时间会淡化那页惨痛历史，说他们的识见与能力不敢恭维，这里是个理由。但是，他们自以为在理性从事，殊不知却是在放任新的社会戾气，继续引导、鼓励人的劣根性发展。需要重复一遍，那种由当局发动的文革不会再现了，但是文革式狂热行为只要遇上适宜环境就会再度发酵。如果文明不能和平转型，由大的社会动乱蔓延为暴民政治肆虐，例如出现大规模的打、砸、抢、烧、杀，种种革命理念争雄，将非虚言。这几乎是确定的，注定的。既然理智无言，自然就是戾气发言。届时，中共权贵阶层不免要尝尝自己酿下的舵鸟政策的苦果，因为众目睽睽之下，血债是赖不掉的，既然向恶意欠债者讨不还债，社会怨气、戾气就不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更重要是中国何时才能真正走上法治、民主、人权之路？而只要没有真正的法治、民主、人权，中国就仍旧什么怪事都有可能出现。
极而言之，今天海内外凡有志于民主之路的人士，关注体制转型固属要务，但同时也要团结起来，致力于提升中国文化、思想和性格。二者已不可偏废。而这事是不可以指望任何政治当局的。不得不说，红朝历史特别文革当然只是一个历史插曲，但任何历史插曲都不可能平白无故出现，更不等于这个插曲一朝终结，社会生活就会全面走上良性发展之路。既然这个插曲即将终结，如何重建文化、思想、制度、道德，现在就应认真考虑。需要既审核文革史，又要跳出文革史来反思文革，理由就在这里。固然，香港的法治，台湾的民主，皆预告了中国人整体上会融入世界，但鉴于传统文化、思想的根基在大陆，加上共产党遗毒太多太深，大陆的融入世界一定会比香港、台湾来得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