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周泉缨把列宁语录抄录进《四一四思潮必胜》中去的吗？

——《四一四思潮必胜》写作真相考 （之二）

朗  钧

目录

序言

一、《四一四思潮必胜》文中的《列宁语录分布一览表》

二、万润南将列宁语录 “社会上有哪些派别，大学生必然的有哪些派别” 写入《必胜》文

三、反“极”左的列宁语录出自《“左派”幼稚病》，还是《“左派”幼稚性》？

   列宁的《“左派”幼稚性》和《“左派”幼稚病》是同一篇文章吗？

   列宁《“左派”幼稚性》中的观点被周泉缨搬进了《必胜》文中吗？

周泉缨为什么要在讨论《必胜》写作真相文章中删节有关列宁著作的回忆文字？

四、罗征启抄入《必胜》文的是哪段列宁语录？

五、《必胜》文引用的最后一段语录是斯大林语录还是列宁语录？

   简介“斯大林语录”走红中国政坛的背景

   是谁将斯大林语录说成“列宁说”？

结束语

是周泉缨把列宁语录抄录进《四一四思潮必胜》中去的吗？

——《四一四思潮必胜》写作真相考 （之二）

朗  钧

内容提要：

文章首先呈现《列宁语录分布一览表》。

文章对万润南抄入《必胜》文的列宁语录“社会上有哪些派别，大学生必然的而且不可避免的有哪些派别”及相关情况进行了讨论。

文章重点指明，由于周泉缨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两篇文章混为一谈，由此可以左证当年周泉缨根本没有读过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这两篇文章。因此，《四一四思潮必胜》文中出现的四条摘自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语录均不是周泉缨抄入《四一四思潮必胜》文的。

文章还指明，出现在《四一四思潮必胜》文中的最后一条所谓“列宁语录”实际上是“斯大林语录”。《四一四思潮必胜》面世已经49年，号称手握《必胜》文著作权的周泉缨根本没有意识到《必胜》文中所犯的这个低级错误。因此，笔者不得不借本文帮助周泉缨校勘此误。

本文结论：出现在《必胜》文中的全部六条列宁语录均不是由周泉缨抄录进《必胜》文的。唯一一段被抄录进《必胜》文的斯大林语录，有可能是周泉缨抄录进《必胜》文的。但却被误说成为“列宁语录”。

正文

序言

《四一四思潮必胜》（简称《必胜》）是“文革异端思潮”的代表作。尽管《必胜》文的叙事腔调没有摆脱文革语境，但是《必胜》文的论述主旨明显站在“十七年”的立场上质疑文革的合理性，其矛头所向暗指毛泽东文革理论的软肋——对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的整体评价。正是《必胜》文的这个反文革的核心内涵令读者心领神会，令《必胜》文名扬天下。

作为“文革异端思潮”代表作，《必胜》文能够在社会上引起反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必胜》文除了引用毛主席语录之外，还多次引用列宁语录，并以这些语录为依据发表相关议论。正是这些列宁语录装饰了《必胜》文，使《必胜》文显得文理饱满，振振有词。也为周泉缨赢得了“理论家”之美誉。

但是，2010年11月，万润南[]在清华大学文革校友网站贴出帖子，揭秘《必胜》文的写作真相，在谈及《必胜》文的成稿过程时，万润南提到了一位不为人知的老师——李兆汉。万润南对李兆汉在《必胜》的成稿过程中所做的贡献做了具体的介绍——为《必胜》文“提供了一部分列宁语录的，是李兆汉，当年清华党委宣传部的一位老师” 。

被万润南称为“《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实际执笔人”，《必胜》文的定稿者罗征启[]在他的回忆中说“参加修改这篇文章的有万润南（土木系给0班学生）、李兆汉（建筑系教师，当时在校刊《新清华》任编辑）”、“《必胜》里引用的一些列宁的语录就是他（指李兆汉）找的。”[]。

然而，《必胜》文初稿《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的撰写者周泉缨在他所写的与《必胜》文写作真相有关的全部回忆文字中却只字没有提到过李兆汉老师，也从来没有对那些列宁语录是被何人抄录到《必胜》文中去的给出过认真的交代。

为了探寻《必胜》的写作真相，就让我们沿着“列宁语录”这条线索，较为系统地讨论一下《必胜》文中的“列宁语录”及其相关文字。通过这样一个讨论，我们或许会行之有效地接近《必胜》文的写作真相。

一、《四一四思潮必胜》文中的《列宁语录分布一览表》

为了笔者叙述和读者阅读之便，笔者将《必胜》文中摘录的列宁语录及其相关信息制成一表，现呈现如下：

《四一四思潮必胜》文中引用的列宁语录分布一览表

从上面的《一栏表》中可以看出，《必胜》文一共引用导师语录七条。其中一条引自列宁的《革命青年的任务》、一条引自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四条引自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最后一条所谓的“列宁语录”实际上是斯大林语录，其出自斯大林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

下面笔者将按照这七条导师语录的出处以及相关人士的叙述，对这七条导师语录及其与《必胜》文的录用关系展开讨论。看看这里面都藏匿了些什么荒诞不羁的真相。

二、万润南将列宁语录“社会上有哪些派别，大学生必然的有哪些派别”

写入《必胜》文

在《必胜》文中引用的七条“导师语录”中，有些语录并没有呈现出与《必胜》文叙述主旨之间的必然关联性，有些语录的引用只是为了附会局部议题之需要，有生搬硬套、牵强附会之嫌。例如，出现在《必胜》文开篇序言《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简称《一封信》）信首中的列宁语录——“大失败给革命政党和革命阶级上了真正有益的一课，上了历史辩证法的一课，上了他们懂得如何进行，善于进行和巧妙地进行政治斗争的一课，患难识朋友，战败的军队善于学习。”——就给人一种唐突之感。

这段列宁语录的使用表明，《一封信》的作者认为，《必胜》文写作时期（1967年“7.20武汉事件”爆发前后）的政治形势表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和1905年俄国革命一样走向“大失败”了。所以，语录抄录者用“战败的军队”来模拟文革“大失败”中的“革命政党和革命阶级”以及大学生革命派别——毛泽东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以及北京的清华“四一四”抑或是河南的“造总”。这段列宁语录的反右倾的调门和《必胜》文全文的反“左”主旨明显不合拍，似乎是针对河南造总组织内部的“右倾”情绪而选用的。但是，这段语录之后的文字又自相矛盾地说“从祖国的白山黑水到曾母暗沙，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地！”——似乎文革形势并不是那么糟糕透顶。由此可见，这段列宁语录没准还真的是如万润南所言，是被人后天生硬地“提供”进《必胜》文的，其目的只是为了强调要“善于学习”。

再例如，出现在《必胜》文结束语《给河南造总战友的一封信》信尾中的中的那条语录：——“当困难出现的时候，当地平在线出现一小朵乌云的时候，套中人的这些特征在他们身上九表现得特别可笑。只要我们有什么地方出现了一些困难和障碍，他们就立刻恐惧起来，不要弄出什么事情来。只要听见什么地方有只蟑螂发出沙沙的响声，但还没有完全从洞子里爬出来，他们立即就吓得往后退，胆战心惊，大喊大叫，说大难当头了，说苏维埃政权就要灭亡了”—— 与信首使用的那条语录对文革形势的估判大体是一致的，即都认为文革的形势很糟糕。河南造总组织内部的有些人被比喻为“套中人”——“吓得往后退，胆战心惊，大喊大叫，说大难当头了”。这段语录的调门显然也是在反右倾，而丝毫没有反“左”的情调，与《必胜》文全文反极“左”的主旋律极不合拍。

但是，在《必胜》文引用的七条导师语录中，有一条列宁语录却用得恰到好处。这段列宁语录出现在《必胜》文正文第二章“派别的规律性”中,现摘录如下：

“知识分子之所以叫做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最有知识，最彻底最正确地反映了社会阶级利益的发展和政治派别的发展。如大学生的政治派别的发生划分和社会政治派别的划分不相适应，那他们就不称其为大学生了。……所谓适应，并不是大学生的派别和社会上的派别的实力和人数上完全相等，而是指社会上有哪些派别，大学生必然的而且不可避免的有哪些派别”。

列宁的这段语录出自他的《革命青年的任务》[]（简称《任务》）。《任务》是1903年列宁应《大学生报》之邀而撰写的一篇政论文。此文刊登在该报的《自由论坛》专栏上。列宁在《任务》这篇文章中将“1905年革命”爆发前夜的俄国大学生划分成反动派、漠不关心派、文化派、自由派、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六大派别。列宁认为“大学生的政治派别划分不能不反映整个社会的政治派别划分，每个社会主义者的责任，就是尽可能自觉尽可能彻底地划清政见不同的各个集团之间的界限”。

《必胜》文引用的这条“列宁语录” 确实和《必胜》文的主旨议题有着很好的印证关系，指明了中国文革时期中共上层对峙的政治利益集团与大学生政治派别之间的背景关系，不但为《必胜》文中的核心立论找到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同时也很好地呈现了文章的文序逻辑。这条“列宁语录”的使用是《必胜》文的一大亮点，是炫耀之笔，为《必胜》文增辉添色。

文革期间，中国“大学生的政治派别划分（也）不能不反映整个社会的政治派别划分”。中国的最大反文革派别就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走资派”。“走资派”反对文革的基本理论依据就是要肯定“十七年”。当刘邓为首的走资派整体失去话语权，当代表刘邓势力的清华大学红卫兵退出清华文革舞台后，肯定“十七年”的思潮不但没有退潮，“二月逆流”之后，反而改头换面、变本加厉地以“红线主导论”为核心论点，举帜扬帆地出现在清华园，并在反蒯势力中迅速滋长蔓延。

正如列宁在《任务》文中所强调的，大学生中的政治派别的社会属性“归根结底”将“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随着历史发展的参加者和创造者的觉悟程度显露出来的”。在数千人的“四一四”人群中，对肯定十七年的“红线主导论” 的内涵的理解不尽相同。绝大多数“四一四”人只是从政策和策略的角度去理解“红线主导论”。只有类似万润南那样身份背景的人和人群，才可能较早和较为自觉地意识到“红线主导论”的份量和价值；只有像罗征启这类文革前的清华宠儿才可能充分意识到“红线主导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两种政治判断所指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归宿。

那么这条列宁语录是谁人抄入必胜《必胜》文的呢？

《必胜》文中引用的上述这条列宁语录是有人认领的。这个人就是清华文革校友万润南。

万润南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这篇文章(指《必胜》文)源于我根据列宁的一段语录，说社会上有多少派别，大学生中也会分成多少派别。我和罗征启聊天时谈到了这个看法。他听了眼睛一亮，说‘这可以写一篇好文章！ ’ ”

应该承认，万润南用这段列宁语录来模拟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大学生的政治派别的划分确实恰如其分。尽管语录后面的后续的文字写得并不十分到位，且没有直面清华大学中以刘涛贺鹏飞为代表的反文革派别的存在。

2010年秋天，当万润南在清华校友网站首次谈论《必胜》文写作真相时，周泉缨的反应超乎强烈，近乎失态。在给万润南扣戴了若干政治帽子后，周泉缨余兴未尽，竟然在文章中狂呼“文化大革命伟大的试错精神万岁！”，不知“文化大革命伟大的试错精神”万岁与否和《必胜》文写作真相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必然联系？

但是，面对万润南对“社会上有哪些派别，大学生必然的有哪些派别”这条列宁语录的认领，周泉缨却没有了底气，既不说“yes”,也不说“no”，始终保持沉默，似有默认之意。

三、反极“左”的列宁语录出自《左派幼稚病》，还是《左派幼稚性》？

摘自列宁的《革命青年的任务》的那段语录的来历已经搞清楚。下面我们讨论一下出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列宁语录”的摘录情况。

根据《列宁语录分布一览表》显示，《必胜》文引用的七条“导师语录”中，有四条出自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现在我们就重点讨论一下这四条出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列宁语录”是不是由周泉缨抄入《必胜》文的。

在谈及列宁著作对《必胜》文的影响时，号称对《必胜》文享有著作权，且创生了“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理论家周泉缨曾经在他的2006年出版的《试错》书中写下过如下这样一段极为有趣的文字：

“罗征启对《四一四思潮必胜》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贡献，那就是罗在我写《四一四思潮必胜》前一两个月的样子，曾送我几本马克思和列宁的小册子，其中有一本就是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因此很快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的诸多观点，就被我搬进了《四一四思潮必胜》。所以罗深有感触地对某414派成员说，‘ 这小子脑袋灵，前些天我刚给他一本《“左派”幼稚病》（指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他很快就自如地将理论用在《四一四思潮必胜》里了‘” []。

周泉缨的这段文字包含三个内容：

首先，周泉缨认为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和《“左派”幼稚性》是同一篇文章；

其次，周泉缨说自己将《“左派”幼稚性》中诸多观点搬进了《必胜》文；

再其次，周泉缨说，由于自己将《“左派”幼稚性》中观点搬进了《必胜》文，所以还受到罗征启的夸奖。

   下面，我们就依次就这三个问题展开讨论。

列宁的《“左派”幼稚性》和《“左派”幼稚病》是同一篇文章吗？

只要有过一点马列著作阅读经历的读者，都可以从周泉缨的上述文字中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即“理论家”周泉缨同志竟然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这两篇文章混为一谈了！

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简称《“左派”幼稚性》）写于1918年5月。就文体而言，《“左派”幼稚性》是一篇辩驳文，其辩驳对像是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左翼共产主义者”及其刊物《共产主义者》杂志。两个月前签署的《布勒斯特合约》让列宁踌躇满志。列宁在这篇文章中不但重谈《布勒斯特合约》问题，还就“国家资本主义”、“赎买政策”等问题与布哈林展开辩论。《“左派”幼稚性》文中充斥着对布哈林政治观点及其人格的贬损和挖苦

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简称《“左派”幼稚病》）则写于1920年4-5月间。《“左派”幼稚病》是一篇政论文。在这篇文章中，列宁就“俄国革命具有国际意义”、“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 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几个主要阶段”、“ 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工人运动内部哪些敌人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 革命家应当不应当在反动工会里做工作？”、“参加不参加资产阶级议会？”、“不作任何妥协吗？”等若干问题与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及德国的“左派” 共产党人展开辩论。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是列宁主义政治学的构成之作。列宁的《“左派”幼稚病》较之《“左派”幼稚性》的知名度要大得多。列宁的一些著名论断（即语录）都出自《“左派”幼稚病》这篇文章。譬如文革中毛泽东曾引用的列宁语录“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 就是出自《“左派”幼稚病》。

1967年4月20日，毛泽东写下这样一段批示：“过去的八条，现在的十条结合起来是对的。左派起来了，对立面也起来了，这也不要紧，有点反复有好处。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要走向反面。” []

1967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署名任立新文章。文章以 “无政府主义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为标题，将反对“无政府主义”提到一个极高的政治高度。文章引用列宁的话说，因为无政府主义者“虽然非常‘猛烈地’攻击资产阶级，但是他们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立场上。”[]  文章实际上是在转述毛泽东的批示精神，暗示造反派即将“要走向反面。只是这样明确的整肃造反派的政治信号确没有引起全国和清华园造反派的足够重视。

                图1.1967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署名文章《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

但是，由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文章的宣传作用，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却因此在文革中走红。《红旗》杂志署名文章发表后，至少在北京的部分大、中学学生中，曾出现过一个阅读列宁《“左派”幼稚病》的小热潮。周泉缨所说的罗征启向他赠送列宁小册子应该就在这个时段。以笔者之估计，罗征启向周泉缨所赠之书应该是列宁的《“左派”幼稚病》，而不是《“左派”幼稚性》。

作为初一学生的笔者就是在那个时期阅读了《“左派”幼稚病》，当然，读懂与否就另当别论了。但是，号称“理论家”的周泉缨却张冠李戴、指鹿为马，将列宁的《“左派”幼稚性》和《“左派”幼稚病》两文混为一谈。这说明了什么？这只能说明自文革始，截止到2006年的这40年间，周泉缨始终没有搞懂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和《“左派”幼稚性》根本就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两篇文章！

周泉缨可能至今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出了一个多么超级低级的洋相。而这个洋相的出现实实在在地告诉世人一个真相——周泉缨辜负了罗征启的良苦用心，从来就没有读过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篇文章。因此，那四条摘自《“左派”幼稚病》的列宁语录当然也不可能是由周泉缨写入《必胜》文的。不仅如此，出现在这四条列宁语录之后，与这四条语录相关的议论性文字也不可能是由周泉缨写入《必胜》文的！

列宁《“左派”幼稚性》中的观点被周泉缨搬进了《必胜》文中吗？

周泉缨不但将《“左派”幼稚性》和《“左派”幼稚病》混为一谈，还煞有介事地说“……很快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的诸多观点，就被我搬进了《四一四思潮必胜》”。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的诸多观点”是否被周泉缨搬进了《必胜》文？

为了撰写本系列文，笔者翻阅了《“左派”幼稚性》这篇文章。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对布哈林及其极“左”论点极尽挖苦贬损之能事。现抄录若干精彩句子如下：

例句1.“他们也爱自称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因为在他们身上无产阶级的东西特别少，小资产阶级的东西特别多”；

例句2.“我们在《共产主义者》杂志上到处都可以看出，我们的‘左派’不懂得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以及如何培养这种纪律，他们浸透了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心理。”；

例句3.“空话连篇，夸夸其谈，这是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对于有这种‘习性’的人，一定会给以惩罚，大概最轻也要加以嘲笑和撤销其一切负责职务”；

   例句4.“亲爱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老实说，你们只是在一个响亮词句同另一个响亮词句间‘加强有机联系’。这可是一种很不好的‘有机联系’啊。”；

例句5.“可爱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的坚决性那么多……而思考力却那么少！”；

例句6.“我们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在口头上是（当然，他们也深信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的无情的敌人，而在实际上却正好是帮助小资产阶级，正好是为小资产阶级效劳，正好是表现小资产阶级的观点，……”；

例句7.“因为让小私有者的无政府状态继续下去就是最大、最严重的危险，它无疑会葬送我们。……工人阶级一经学会了怎样保卫国家秩序来反对小私有者的无政府性，……那时就会掌握全副王牌（恕我如此来形容），社会主义的巩固就有了保证。”；

例句8.“结论只有一个：‘左派共产主义者’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是对我们的威胁的论断，是一个极大的经济错误，它清楚地证明他们完全成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

例句9.“幸而一些革命政党的发展史以及布尔什维主义与它们作斗争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各种鲜明的典型，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及无政府主义者充分表现出自己是一种不大好的革命者典型。”；

例句10.“布哈林考察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时是面向过去，而不是面向未来。……布哈林偏偏‘没有注意到’无产阶级革命家区别于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地方。布哈林注意到了并着重指出了：应该‘打碎’、‘炸毁’旧的国家机构，应该‘扼杀’资产阶级等等。狂热的小资产者也会愿意这么干的。”

……

从以上摘抄的例句中可以看到，列宁对“小资产阶级”、“‘左派’共产主义者”、“无政府状态”、“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进行了足够充分的挖苦和贬损。如果周泉缨当年确实读过《“左派”幼稚性》这篇文章，只需将上述列宁的反“左”语录原封不动或稍加改动抄入《必胜》文，即可成为攻击蒯派的锐利武器。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在《必胜》文中却找不到列宁《“左派”幼稚性》文中文句的丝毫踪影。这说明了什么？这只能说明，周泉当年缨压根就没读过列宁的《“左派”幼稚性》这篇文章！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已经知道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和《“左派”幼稚性》根本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两篇文章；而且《必胜》文中也没有摘录列宁《“左派”幼稚性》的一字一句；出现在《必胜》文中的七条导师语录中，有四条语录是摘抄自列宁的《“左派”幼稚病》，而没有一条是摘自列宁的《“左派”幼稚性》。因此，周泉缨讲述的罗征启“深有感触地”夸奖周泉缨的故事应该是子虚乌有之事。

周泉缨为什么要编造“罗征启夸奖周泉缨”的谎言呢？

人说谎的本能是与生俱来的。心理学家认为，人在学会说话的同时也同时学会了说谎。英国朴茨茅斯大学心理学家艾尔德•威瑞甚至认为，小孩子天生就会说谎。但是成年人说谎和小孩子说谎的性质有所不同。成人说谎要么是为了掩饰错误或夸大成就，要么是心智没有与身体同步成熟和健全起来。

俗语说“砍的不如旋的圆”，是谎言就一定会露出破绽。周泉缨所谓的“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的诸多观点，就被我搬进了《四一四思潮必胜》”并受到罗征启夸奖就是一个没有扯圆的谎言。

周泉缨为什么要在讨论《必胜》写作真相文章中删节有关列宁著作的回忆文字？

如上文所述，周泉缨在他2006年编着的纸质版《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书中回忆过《必胜》写作真相。这是周泉缨唯一一次谈论《必胜》文写作真相具体细节的文字。就是在这段文字中，周泉缨讲述了一个自己如何阅读列宁的《“左派”幼稚性》，并将此书的观点“搬进”《必胜》文，并受到罗征启夸奖的故事。

但是，2010年秋天，周泉缨在清华文革校友网上和万润南文就《必胜》文的写作真相发生争吵时，他在自己的《回忆<414思潮必胜>的诞生过程》文中整段引用上述这段回忆《必胜》写作真相时的文字的时候，却对这段文字时进行了刻意的删节。而被删节的内容正好是那个谎言段落。现将未删节文本和删节文本同时呈现如下：

*未删节文本（摘自《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

罗征启取走我的《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后第二天，就把他修改后的《四一四思潮必胜》终稿送回给我。他当即表态，认为文章在理论上很有水平，而且写得也很好。同时，罗说他对文章没有作什么修改，只是他觉得文章最后一段收尾有点儿草率，因此他为我润色了一下这段文字，并加了一段列宁反极左派的语录。罗征启对《四一四思潮必胜》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贡献，那就是罗在我写《四一四思潮必胜》前一两个月的样子，曾送我几本马克思和列宁的小册子，其中有一本就是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因此很快将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的诸多观点，就被我搬进了《四一四思潮必胜》。所以罗深有感触地对某414派成员说，“这小子脑袋灵，前些天我刚给他一本《“左派”幼稚病》（指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他很快就自如地将理论用在《四一四思潮必胜》里了“。
　　由于《四一四思潮必胜》得到罗征启的肯定，我心中就有了底，因为在清华，得到罗的肯定，就是得到全清华理论上最高级别的肯定。

*删节文本（摘自《回忆《414思潮必胜》的诞生过程》）：

罗征启取走我的《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后第二天，就把他修改后的《四一四思潮必胜》终稿送回给我。他当即表态，认为文章在理论上很有水平，而且写得也很好。同时，罗说他对文章没有作什么修改，只是他觉得文章最后一段收尾有点儿草率，因此他为我润色了一下这段文字，并加了一段列宁反极左派的语录。（由此删去233字）　　

由于《四一四思潮必胜》得到罗征启的肯定，我心中就有了底，因为在清华，得到罗的肯定，就是得到全清华理论上最高级别的肯定。

周泉缨为什么要删节这个谎言段落呢？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为了弱化罗征启对《必胜》文所作贡献，所以周泉缨刻意删除了这段文字。

第二种可能：不知何时，也许周泉缨已经发现了自己谎言中的漏洞。为了不再扩散这个穿帮的谎言，所以周泉缨刻意删除了这段文字。

当然，上述两种可能并不相互排斥，可能兼而有之。

当然，或许还存在着第三种可能、第四种可能。但是，最最准确的答案只存在于周泉缨本人的心中。他会向读者提供这个答案吗？

反思文革，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写书都是一个再学习的过程。周泉缨之所以在回忆文章中谎言露馅，就是因为周泉缨心绪浮躁，满足于一知半解，文革至今，几十年如一日，始终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如果周泉缨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他本应该在撰写《试错》书时，重新核对《必胜》中七条导师语录的出处，并认真阅读导师原文。此事做过，即使当年《必胜》文中的这些语录不是由周泉缨抄入《必胜》文的，也不至于出此洋相。

四、罗征启抄入《必胜》文的是哪段“列宁语录”？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证明，引入《必胜》文的六段列宁语录中，至少有五段不是周泉缨抄录到《必胜》文中去的，即，那四段摘自列宁《“左派”幼稚病》的语录，以及由万润南摘自列宁《革命青年的任务》的那段语录。本章节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摘自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那段语录是何人抄入《必胜》文的。

从上节引用周泉缨的文字中读者会发现一个问题。虽然周泉缨非常反感谈及罗征启对《必胜》文所做的贡献。但是周泉缨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书中还是承认，《必胜》文中出现的若干条导师语录中，至少有一条是由罗征启抄录到《必胜》文中去的。周泉缨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他（指罗征启）觉得文章最后收尾有点草率，因此他为我润饰了一下这段文字，并加了一段列宁反对极左派的语录” []。

既然周泉缨承认，罗征启为《必胜》文“加了一段列宁反对极左派的语录”。那么，本章节就来分辨一下周泉缨所说的这段出现在《必胜》“文章最后收尾”的“列宁反对极左派的语录”是哪一条语录？

按照周泉缨的说法，“列宁反对极左派的语录”是出现在“文章最后收尾”位置。那么这段“列宁反对极左派的语录”似乎就应该是《必胜》文中出现的最后那条导师语录，即本文第二章《一览表》中的最后一条语录：

“当困难出现的时候，当地平在线出现一小朵乌云的时候，套中人的这些特征在他们身上九表现得特别可笑。只要我们有什么地方出现了一些困难和障碍，他们就立刻恐惧起来，不要弄出什么事情来。只要听见什么地方有只蟑螂发出沙沙的响声，但还没有完全从洞子里爬出来，他们立即就吓得往后退，胆战心惊，大喊大叫，说大难当头了，说苏维埃政权就要灭亡了”

但是，如前文所述，这段语录的调门是反右倾，丝毫没有反“左”的情调，和《必胜》文全文反极“左”的主旋律极不合拍。况且这条语录也不是列宁语录，而是斯大林语录。因此周泉缨所说的由罗征启抄入《必胜》的“列宁反对极左派的语录”不应该是这条语录。

如果认真阅读《必胜》文，我们会发现，《必胜》文的文字结构是一个三明治结构：开篇和结尾是书信结构，即《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而这封信的初稿起草者是周泉缨。被《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的信首和信尾夹在中间的正文是一个政论结构。《必胜》文的核心内容和主要观点都存在于这个夹层中。

关于《必胜》文的正文的成稿，万润南有非常具体的说法——“我把尚未发表的文稿贡献了出来，成为大字报（指《必胜》文）的前半部份。老罗修改的原信成为后半部分。所以大字报发表时，主标题用了《四一四思潮必胜》，副标题用了《给河南造总的一封信》”。

因此，根据万润南的说法可以推断，周泉缨所说的“文章最后收尾”处应该是指《必胜》的正文最后一章《414必胜》的结尾处，而不是《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的信尾。

如果这个推测成立的话，那么周泉缨所说的由罗征启在“文章最后收尾”处加入的“列宁反对极左派的语录”，就应该是《列宁语录分布一览表》中的第六段语录，即：

“在革命已经暴发，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有的由于单纯的狂热，有的是为了赶时髦……要花费极大的力气，可以说用千辛万苦的代价才能从这种蹩脚的革命家手里‘解放’出来”。

这段语录如《列宁语录分布一览表》所示，是出自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依据前

文的分析和讨论，由于周泉缨没有读过列宁的《“左派”幼稚病》，所以该段语录当然不会是由周泉缨抄录，而是由罗征启抄录到到《必胜》文中去的，是合理的推测。

应该承认，这段列宁语录的使用是《必胜》文的一大亮点。用“蹩脚的革命家”来勾勒蒯大富及其极“左派”学生领袖的政治形象是十分生动的。“蹩脚的革命家”是文革以来对造反派领袖人物最为负面的评价，由于这个评语出自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所以让文革左派无言可对。

但是，如果我们认真阅读《必胜》文，我们会发现，这第六条语录和《列宁语录分布一览表》中的第五段语录是无间隙地依次出现在《必胜》文的“414必胜”章节中的。这第五段语录是：

“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对外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国内战争，而国内战争的经济破坏比对国外战争造成的更大，国内战争会发生千百万种动摇和倒戈事件，会造成大的极不明确力量极不平衡的混乱状况，旧社会中的各种坏分子，数量当然非常之多，大半都是与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确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首先摧毁他们）这种人在大转变时候，自然不能不露‘头角’。而这些坏分子‘露头角’就不能不使犯错误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须有铁的手腕。”

这段语录如《列宁语录分布一览表》所示，是出自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该文是列宁写作于1918年。

列宁这段语录的关键词是“小资产阶级”“露头角”“铁的手腕”。这些关键词对《必胜》文反“左”主旨起到了极强烈的渲染作用。

那么这第五段列宁语录和上述第六段列宁语录是不是由同一个人抄录到《必胜》文中去的呢？如果读者仔细阅读这两段语录后面的综述文字，答案就清楚了。现抄录这段文字如下：

“要完成所提出的稳固政权这一系列工作，扫除大革命中反动阶级余留下来的罪过，真正实现防修反修的目的，没有四一四派这样一个真正代表无产阶级最高利益的革命派是不可能的，谁能够在革命期间尽力减少经济破坏的混乱状态，并且在夺取胜利之后，团结一切力量，尽力恢复这些不可避免的破坏，稳定混乱状况，要能够用铁的手腕打击那些在大革命中‘露头角’的坏分子和一切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等现象，谁能够完成从那些‘赶时髦’‘贪图禄位’的蹩脚的革命派手中‘解放’出来的任务呢？只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战斗中不断无产阶级化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四一四派！”

问题很显然！这段文字的写作者将上述两段语录中的关键词“铁的手腕”“犯错误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露头角”“蹩脚的革命家”提炼出来，并将列宁原文中的“蹩脚的革命家”改为“蹩脚的革命派”；将“犯错误行为”改为“犯罪行为”，然后拼成一句话：

“要能够用铁的手腕打击那些在大革命中‘露头角’的坏分子和一切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等现象，谁能够完成从那些‘赶时髦’‘贪图禄位’的蹩脚的革命派手中‘解放’出来的任务呢？”

两段列宁语录的使用，加上后续解说文字的跟进，构成了“414必胜”章节中的最关键性的文字，也是《必胜》文全文中最精彩的段落，不但指明了极“左”派的行为特征，也指明了他们的政治归宿。由于两段列宁语录和后续文字之间有着极强的关联性，所以，这两段列宁语录的抄录者，和语录后面的后续文字的写作者应该是同一个人。

由于周泉缨只是《必胜》文初稿的起草者，没有参与《必胜》文的修改和定稿，又不认识李兆汉老师。有由于周泉缨没有读过《“左派”幼稚病》这篇文章，且周泉缨同时又承认，在“文章最后收尾”位置添加“列宁反对极左派的语录”的是罗征启。所以，这两段语录及其后续文字很可能就是出自罗征启之手，当然也有可能是罗征启和李兆汉合作的结果。总之，由于这两段语录的抄录者不可能是周泉缨，所以这两段列宁语录后面的后续文字的写作者当然也就不会是周泉缨了。

1968年7月28日，《必胜》文出笼一年之后，毛泽东将三万工宣队员及数百名8341部队成员派驻清华园，用“铁的手腕”将蒯大富及其“蹩脚的革命派”捏得粉粹。《必胜》文中所引用的列宁“铁的手腕”之言，真可谓是一语成谶！但是，发出此谶语之人不是周泉缨！

五、《必胜》文引用的最后一段语录是斯大林语录还是列宁语录？

行文至此，《必胜》文中出现的六条列宁语录的来历已经讨论完毕，现在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必胜》文中的最后一段所谓“列宁语录”及其相关情况。

《必胜》文引用的最后一段“列宁语录”出现在《必胜》文的结束语《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的信尾中：

“列宁说‘当困难出现的时候，当地平在线出现一小朵乌云的时候，套中人的这些特征在他们身上九表现得特别可笑。只要我们有什么地方出现了一些困难和障碍，他们就立刻恐惧起来，不要弄出什么事情来。只要听见什么地方有只蟑螂发出沙沙的响声，但还没有完全从洞子里爬出来，他们立即就吓得往后退，胆战心惊，大喊大叫，说大难当头了，说苏维埃政权就要灭亡了  ”[] 。

查阅文献可知，《必胜》文所引用的该段语录根本不是什么“列宁语录”，而是斯大林语录。这段语录摘自1930年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结论部分）》。《必胜》文为什么会出现这段斯大林语录呢？是谁将这段斯大林语录张冠李戴说成是“列宁语录”的呢？下面就对这两个问题展开讨论。

简介“斯大林语录”走红中国政坛的背景

    如果《必胜》文的作者直接阅读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结论部分）》原文，并从该文中直接抄录该段语录，是不会发生这种张冠李戴的错误的。但是，在躁动的文革时期，让文革参与者静心阅读十七卷本的《斯大林全集》几乎是一种神话。那么，这段斯大林语录又是如何进入到《必胜》文作者的视野中去的呢？

斯大林的这段语录在中国第一次被隆重使用与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关。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刘澜涛[]为了帮助毛泽东寻找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依据，搜集了若干导师语录并编辑成册，题名《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简称《群众运动》）。

1959年8月2日刘澜涛将此此册上报书记处书记彭真，书记处将其转报至毛泽东。毛泽东读后龙颜大悦。8月15日，毛为《群众运动》撰写批文[]，在此批文中毛泽东指责彭、黄、周、张“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毛愉悦地称赞了刘澜涛编辑的导师语录。毛在批文中写到“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我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话，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不知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

8月16日，余兴未尽的毛泽东再次为《群众运动》写下批文，即那篇著名的《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

《群众运动》共搜集毛泽东语录6条；马克思语录1.5条；恩格斯语录0.5条[]；列宁语录7条；斯大林语录2条，合计17条导师语录。庐山会议之后，刘澜涛编辑的《群众运动》被刊登在8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当月第17期《红旗》杂志也隆重刊登此文。全国各地的出版社都大量地印刷并出售了这本小册子。

          图2. 1959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

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陈伯达效仿刘澜涛，也炮制了一本革命导师语录的小册子，题名《革命导师论天才》，想以此挟迫毛泽东打倒张春桥。毛泽东为此旧话重提，将“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升格，说林彪陈伯达并黄吴叶李邱的庐山之为“大有炸平庐山之势”。 70年庐山会议的结局当然是张春桥安然无恙，陈伯达被罢官，林彪从此一蹶不振。 近些年有人居然专门考证，说毛泽东在1970年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因为空军在庐山上修机场，引起毛泽东的警觉。此考证忽视了毛泽东的话语风格。此乃题外之话。

文革初期，为了批判刘少奇镇压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发动路线”，《群众运动》语录集受到各个大专院校造反派的热捧，成为造反派手中批判的武器。《必胜》文作者大概就是通过阅读《群众运动》接触到这段斯大林语录。这段斯大林语录很长，大约1800多字，《必胜》文摘抄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以笔者的估判，该语录的抄录者应该是在写作《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时，摘录了这段斯大林语录[]。但在抄录这段斯大林语录时，抄录者心猿意马、神不守舍，想当然地认为所抄语录就是“列宁语录”了。

是谁将斯大林语录说成“列宁说”？

为了搞清楚是不是周泉缨将斯大林语录说成是“列宁说”，首先要确认周泉缨在文革中是否接触过刘澜涛编辑的那个《群众运动》的导师语录集。

事情很凑巧，就在笔者写作本文期间，周泉缨在网络上散发了他的新作《毛泽东与自由民主平等——对毛泽东一生的总评判》（简称《总评判》）。《总评判》中有一段文字似可证明周泉缨文革中确实接触过《群众运动》这个导师语录集。周泉缨的这段文字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又不得不动用集权，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误，并无可奈何和强词夺理地用‘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果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说词，去抵挡刘少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攻击。”

周泉缨上述文字中用括号括住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果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这18个字就是刘澜涛编辑的导师语录集的名称。周泉缨对这个语录集的名称如此记忆犹新，说明文革期间他确实接触过《群众运动》这个语录集。

其次，由于参与《必胜》文写作的人不止周泉缨一人。那么，将斯大林语录指鹿为马，张冠李戴说成是“列宁说”的会不会是周泉缨以外的其它人？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必胜》文的文章结构和文字本身入手。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必胜》文的文章结构是一个三明治结构：即《必胜》文的序言和跋是书信体。夹在信首和信尾中间的是《必胜》文的正文。

被说成“列宁说”的斯大林语录出现在《必胜》文的结尾处，即《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信尾处。接着斯大林语录出现的后续文字是这样写的：

“的确，‘患难识朋友。列宁说的套中人’也就是小人。这种人在革命道路上是很常见的。你信中提到‘XXX’大概就是这种人吧，困难时期这种人会多几个起来，这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这段文字中，斯大林所说的“套中人”再次被说成是“列宁说的套中人”。

“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由于其因循守旧、害怕变革，所以在斯大林和列宁的著作中经常用来比喻那些思想右倾保守的人。

在《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中，信的写作者理论联系实际地将河南造总的“XXX”比喻成“套中人”。由此可见，这段被胡说成“列宁说”的斯大林语录的针对者并不是清华园或河南的极“左”派，而是清华四一四派在河南的“战友”中的意志不坚定者。

总之，这说明，抄录斯大林语录，并将其说成是“列宁说”的人和后续文字的写作者应该是同一个人。

周泉缨1967年的六、七月间曾通过唐伟的关系去郑州“考察”文革，较深地介入了当地的文革运动。由于罗征启、万润南、李兆汉都没有去过河南，与“河南造总”均无牵扯，所以，出现在《必胜》文正文前后的这封《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中的全部评述性文字只可能出自周泉缨之手。

由于周泉缨对“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果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记忆犹新可以推论周泉缨在文革时段接触过刘澜涛编辑的《群众运动》导师语录集；又由于周泉缨文革中介入过河南的文革运动，因此在《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信尾处将河南造总的XXX比喻成“列宁说的套中人’”的人也只能是周泉缨。所以，将那段摘自《群众运动》导师语录集的斯大林语录说成是“列宁说”的人，只能是周泉缨。

文革时期，周泉缨只是20多岁的青年人。他的专业是“汽车制造”，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马列主义所知甚少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由于林彪倡导的便捷的语录阅读方式，培养了一代文革青年急功近利的阅读习惯，加上周泉缨做人做事心浮气躁，很可能在抄录斯大林语录时根本就没有认真核查此段语录的出处，想当然地将“斯大林语录”当作“列宁语录”，所以有此小窃一露——也同样是可以原谅的。

当然，《必胜》文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作为年长者和《必胜》文的修改者和定稿者，且政治理论水平高于周泉缨的罗征启和李兆汉对此也应该多少要承担一些责任。

《必胜》文出笼已经49年，号称手握《必胜》文著作权的周泉缨却只是一味沉醉于“理论家”的光环中，根本没有意识到《必胜》文中所犯的这个低级错误。因此，笔者不得不借本文帮助周泉缨校勘此误。希望周泉缨也能够撰文，就此低级错误给予说明。

结束语

行文至此，与《四一四思潮必胜》文中“列宁语录”相关的话题基本讨论完毕。然而笔者不得不承认承认，本文并没有完成序言中所预设的任务——证明万润南和罗征启所说为《四一四思潮必胜》文提供了一部分列宁语录的是李兆汉，或者不是李兆汉。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为本文做如下总结：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认定了两个基本事实：

第一个事实：自文革始，直至2006年写作《试错》书之时，在这近40年期间，周泉缨从来没有读过或没有认真读过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这两篇文章。所以才在回忆文章中将列宁的这两篇文章张冠李戴，混为一谈，并编造谎言说“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的诸多观点，就被我搬进了《四一四思潮必胜》”，还因此受到了罗征启的夸奖。

第二个事实：《必胜》文在结束语段落，即《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的信尾部分将斯大林语录张冠李戴说成是“列宁说”。这说明抄录者周泉缨没有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和写作习惯。

最后，我们对出现在《必胜》文中的七条导师语录的摘录者作如下判断：

摘自列宁《革命青年的任务》的那段“社会上有哪些派别，大学生必然的而且不可避免的有哪些派别”的语录是由万润南抄入《必胜》文的；

摘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那段有关“蹩脚的革命家”的语录，以及摘自《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那段有关“铁的手腕”的语录的抄录者应该是罗征启或李兆汉。这两段语录后面的相关文字的写作者是罗征启，或者是罗征启和李兆汉老师合作的结果。

摘自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文中的其余三段语录的摘录者不详，但一定不是周泉缨，因为周泉缨没有读过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摘自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的那段语录很有可能是由周泉缨抄入到《必胜》文中去的，但周泉缨却将“斯大林语录”误说成是“列宁说”。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浮躁的年代，参与者之浮躁更甚于旁观者。《必胜》文写作真相的讨论可以让笔者和读者身临其境地领略了一下这种浮躁。

2016年2月28日初稿 福建上杭金秋园

2016年7月23日终稿 北京海淀中关村

致谢：谨以写作本系列文的方式向周泉缨、孙怒涛、叶志江、唐金鹤、陈继芳、马小庄、傅培程等清华文革人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将自己回忆清华文革的大作赠予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