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 课 风 波

刘传忠

    1969年元月，全国各地，两派之间为誓死保卫毛主席所发生的武斗硝烟尚未褪尽，紧接着就是面临成千上万的中学生就业难题，为落实“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我随着学校安排，作为一名知识青年，下到了宜宾县双龙区凤仪公社接受再教育。在生产队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我才深深地体会到了各种农活的艰辛。特别是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了更切身的认识。而使我迷惑不解的是：农民老师们起早贪黑的劳动还是吃不饱肚子，每到青黄不接时，常常有不少农民还要挖些草根树皮来充饥。面对艰苦的生活，知青们心里都免不了产生出一种失落感。当时尽管大家都饥肠辘辘，却还要歌颂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式，到处一派莺歌燕舞，各公社都纷纷组织了宣传队。我也有幸参加了由凤仪公社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心想至少可以暂时摆脱一下艰苦的农活。由于我在宣传队的努力和积极表现，后来又被抽调到宜宾县革命委员会组织的革命样板戏学习班，足足学习了半年。

1971年金秋，随着宜宾县革命样板戏学习班的解散，我也返回了凤仪公社，刚到生产队就被大队王书记叫住，问我愿不愿到大队办的一所村小去代课，待遇是每天按主要劳动力的工作量来计工分，由于我上山下乡的那个生产队地处偏远山区，每个劳动日价值大约就是两叁角钱，在市场上还买不到一斤米。农民们不仅缺衣少食，而且大多数都是文盲，若要在全队找一个小学毕业文化程度的人，都是十分难找的，更不要说像我这样一个初中生了。也许是这个原因，大队王书记想到了我。村小办在一座贫瘠的山梁上，用一间光线暗淡而又破败不堪的茅草小屋做教室。名为村小，实际上只有20多个6-12岁左右的农村小孩组成的一个班。面对王书记信任的目光，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欣然接受了。

文革期间的小学语文第一册，第一课便是教学生认识“毛主席万岁”五个字。我那时是怀着十分虔诚的心理，并按照书上的注音，一字一字地认真教学生反复认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使大部分学生能用普通话勉强读会这个句子。由于只有一个老师，语、数、图、体、音课全是一个人包干。上完四节课，我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就着凉水，吃完自带的两个苞谷粑，才缓过一口气来。

两个月下来，我瘦了很多，但看到所教的学生们基本上能用普通话朗读一些口号式的句子，还能做一些加减法，并学会了唱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歌曲，再哼上一两句革命样板戏的唱腔，我心里颇感欣慰。

那年春节，我回城过年几天后返生产队，学生家长们对我表现出了极大热情，这家请吃豆花，那家请喝庖汤，一个正月很快就过去了。

新学期快报名时，一个和我很要好叫仲的农民请我作客。饭后，仲神色紧张地对我说：“传忠，我想对你说一件事，但你不要生气，只是以后要注意点就是了。”见他那欲言又止的表情，我满腹狐疑地问：“啥事？”仲压低声音说：“听说有人到大队王书记那里去反映，说你教学生时把‘毛主席’有意读成‘猫主席’。”“啊！？”我惊讶得差点儿跳起来，还有比这更使人发悚的事情么？扪心自问，一学期来，自己煞费苦心，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教学生按规范读书识字，却万万没料到竟然会得出这样的结果。我心里很清楚，在这非常时期，一旦发现有胆敢污辱伟大领袖的言论，不管是谁，都是要判反革命罪的，这样的例子可谓不少。前不久，邻村有一个农民无意间顺手在地上捡一张旧报纸来垫坐，起坐后才发现是领袖的画像，被人举报差点进监牢。再一个活生生的事实是本公社一个姓王的副社长前年在全公社的一次批斗大会上，激动之际，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呼成了打倒毛主席，人们当时也是跟着齐呼，猛然间有人似乎觉得没有呼对，一提醒，人们当即将王副社长反缚双手，架起飞机来批斗……，该社长至今还在被监管……。仲接着好像还说了些劝我今后最好就用本地方言来教学生之类的忠告，我却一句也没听进去。

从仲的家出来，我越想越不对劲，我分明是严格按普通话读音教学，怎么扯得上有意两个字呢？后来，我才知道当地“猫”的发音恰好同普通话“毛”的发音很相近，以致被政治觉悟高的“革命”派抓住了邀功请赏的把柄……。“算了！算了！”，由于极度的紧张和惶恐，我断然作出决定，马上跑去找到大队王书记，借口说自己性格急躁，缺乏耐心，不适合教学，实在不能胜任代课教师一职，未等王书记问明原因，我便匆匆逃离了。我十分感谢仲的提醒，幸好他通风得早，不然，我如果继续代课下去，还不知会惹出什么祸事来！

文革结束后，我重返教坛。我非常珍惜教师这一职业，在教学上更加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在教学中自己暗下决心，刻苦学习，努力提高自己，决不能误人子弟，并时有教学论文在各种教育教学报刊上发表。

转眼之间，文革闹剧已经过去四十余年了，而我现在也已从教师岗位上退休。然而，每当我回忆起代课这件事，当时的情景却仍仿佛就在眼前，心情久久难以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