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你的面容——追思胡兄承伟

鹤远

10月7日晨10时，与张伦兄去巴黎近郊Nanterre告别承伟。灵堂位于山丘之巅，孤寂、清冷，暗想承伟兄不也有点孤清高冷，这应该是他的去处了。失忆前照料他生活、走失时报警的L女士，收藏他书的上海同乡X女士，还有三两同事，送老兄最后一程，一直到灵柩在视界消失。
承伟兄9月23日在巴黎病逝，享年81岁，葬礼前夜，友人问我写点什么，顿觉茫然，我不知道我能写点什么。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辰，我会写点什么来纪念这位萍水相逢，后来与我一起共事多年的兄长？我虽略知其曾与已故北大校友、同时又是社科院研究生院同窗的翻译家施康强、郭宏安私交甚笃，本人亦有数十万文字、译文问世，但我不能清晰地描述出他的个人经历。翻开自己多年的笔记、找到分别记于2023年和2019年的两篇文字，窃以为或可慰籍自己和有同样心情的友人，也是为了与胡兄辞别。人说，过了七七，逝者就抛弃一切眷恋，去到另外一个世界了。时间不多了，而我能拿出的就是这点挂一漏万的私人记录。

图为胡承伟工作时期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大楼 。 照片出处：Wikipédia

重见老胡

2023年夏度假前几日，安琪君来电，失踪多年的同事胡兄突然有了下落，人在巴黎十四区一座养老院。听到后有喜有悲，所喜打听经年，终于有了消息；所悲他记忆力似已严重衰退。
2019年11月底，友人从日内瓦打来电话，问我可有他的消息，其时我已两三年找寻不到他的影踪了，友人说：“毕竟他在最难时找的你，你能不能试试？” “我去试试，也许太晚了”。我在自责的同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7月中旬，与安琪约好一同去探望。穿过诗人蓝波住过的小街，进入一座幽深的院落，前院若似遗失的中世纪修道院，细瘦的塔楼孤立着，后院是一座线条流畅有点冰冷的块垒状高楼，管理处告知老胡住在一楼，登记后得到一张“通行卡”。“刷卡”三四次，通到他的楼层，门虚掩着，敲门，无人应，轻入，见床上躺着一个下巴挂着稀疏胡茬、发如蓬草的老人。轮廓没太大改变，只是瘦削极了。老胡没有立即认出安琪，却认出了我，扶他起身稍坐一会，感觉恢复了一点记忆，喃喃地重复：“你们能来太不容易了 !” 说着突然感伤起来，哽咽得发不出声，却迅速地控制住情绪，手指窗外，窗外阳光明媚，我们带他去院子散步。路上我终于端出疑问，“老胡，还记得怎么进来的吗？”他木然地看着我：“不记得了。”“生了一场大病？”我又问。他木然地端视前方，无语。友人转我2019年他还在上海一家报纸上撰文纪念他的老朋友、翻译家施康强逝世的短文，几个月后他本人竟然失联了，我心中有太多难解的疑惑。老胡，老北大法语专业，曾参与编辑复刊后的『世界文学』，至今我还收藏着那本当年在小县城书店购得的被我视为稀物的复刊号，像收藏者自己的一段贫瘠的岁月。老胡与『收获』一干编辑亦师亦友，人脉广泛，交往三教九流，从入狱半生的上海前副市长潘汉年手下的公安处黄处长到巴黎文化界华裔名流，无所不交。病倒了，竟无人知。他的好友裘小龙四处寻他，前年另一友人亦受裘小龙委托，找我打听，岂知我也寻他多年无果。散步回屋后我提起裘小龙的名字，老胡眼睛一亮，指着床前一个简陋的书架说：“瞧，都是他的书”。“你还读嘛？”“读啊”。安琪提到严家祺的问候，他双眼一亮：“家祺是个好人啊。”一连重复三遍，人开始活泛了，但我们之间的对话也就断断续续几句。
看过老胡后几日心思不宁，见安琪在朋友圈发出：“陪他在大院里散步，回味他的话，感触莫名。一介文人，满腹才学，跟着自由漂泊异乡，就这样到了暮年。感恩法国，穷困不潦倒，保住了作为人的基本尊严。”
安琪还有一段话：“实际上，他迷失得太久了，早已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读罢感慨良久。(2023年八月记)

失联

日内瓦那边秋染一片橙黄，门前屋后淹没在高大的树木中，剩一些阔叶在树上挂垂，坠下的四处散落着，空旷的城，迷蒙迷蒙的大湖，远处的雪顶辉映着北国大埠，蓝天白云，秋高气爽。

这是从友人深夜寄来家居的照片得到的印象，照片下面另附有一行字：“你那边有老胡的消息么？许多朋友在找我打听。”其实这也是在我心里老翻腾的一个问号。不知为什么，老想着老胡的境况，老没有去询问。“他们怎么现在才想起，为什么不早问呢？”与其质问别人，也是拷问自己吧，我忽然有点不满。像当初老木在巴黎消失二十多年后，他的一干同学们，从前的朋友们忽然追问“老木在哪里？”发文字，一个比一个慷慨激昂，也托人找到我来问，我也发出同样的反问：“大家早先做什么去了？”总之，日内瓦美丽的秋景顿时抛诸脑后了。

反求诸己，后来我也明白，人世的事，传奇少，琐细多，各自忙得有点眉头的时候，才想起多年前的同路人，这就是所谓怀旧。我更是，别说远在天边的熟人，同在巴黎多年的，也一向疏于问候，并非不想。直到心念日盛非问不可，为时已晚。来自黎巴嫩的画家马斯里就是这样失去的，而且就消失在巴黎某个角落，再也找不到。然而，老胡多少不太一样，至少我心里是时常惦记的，但我懒得去询问，这是我的惰性。有些朋友，一如马斯里，就这样丢失了，有些至今还能维持友谊的，多亏人家的宽大为怀，细水长流，在我昏沉迷失的时候，一句简短的问话：“喂，伙计，还好么？”瞬间觉着沁心。

友人接下来的一句解释性的回话打乱了自以为一向还算沉稳的心绪。“人家都不在巴黎呀，他们一直在找，但是他不接电话，也不回信，也许人已经没了！”“没了？”这最后两个字这么轻易出口让我心惊肉跳。最近这些年，渐渐看着熟知的人一个跟着一个消失，年长甚或年少的，一夜之间，生死两茫茫。远方的不算，拉雪兹神父公墓就去过多次。最早去公墓，是寻找心仪的毫无个人干系的历史人物的踪迹，后来去，是为了哀悼友朋，送上最后一程。

“毕竟他在最难时找的你，你能不能试试？”我知道友人在暗示什么。老胡退休大约不久后的一个晚上，我突然接到同事从编辑部打来的电话，告他有急事找我，找不到，打到编辑部，留下一个陌生的号码，叮嘱我赶紧回话。我打过去，他告我刚刚去瑞典旅游，下午在斯特哥尔摩一座广场空椅上休息，看着北欧独特的街景发呆。等到从沉思中走出来才发现顺手挂在椅子角的背包不翼而飞，钱物手机自然全部被盗去，差点回不来了，情急之下找了当地一位北大校友，想借点钱，校友很客气，请他去市郊一家中餐馆吃饭，吃完饭他明白自己该上路了，但没有返程机票怎么办？

说起老胡，各人的感觉很不一样。有人就觉得他的神色傲然不屑，不讨喜。然而此人面硬心软，知识渊博，遇上投机的能说善谈。且经历十分丰富，与各色人等都能找到话题。话说那天他见那位校友前先去了一家华人开的小百货店想买点食品，随便与老板娘拉呱起来，说着说着，老板娘竟然愿意借钱帮他。不过老胡觉得不能冒领人情，还是去找校友想办法最好，谢绝了人家美意，只用了她店里的电话与校友联系。与校友吃完饭后觉着走投无路，径自返回老板娘那里借路费，说好多一个子儿都不要，且回到巴黎随即奉还。老胡找我就是在寄走老板娘替他出的路费，购买了新手机之后，发现欠帐不少，问我能借些钱救急么，我问即刻需要么，答曰即刻。我说明早便送去流动账上可支配的，他说太好，过来顺便喝酒小聚。

翌日去了，见其脸色少有的疲倦，却已备好几碟拿手小菜，一瓶红酒。我说酒还是喝我带来的吧，“酒品上佳”，我补充一句调节气氛。两人围坐在他那张许多友人熟悉的椭圆形餐桌上边饮边聊。老胡退休不足两年，这次给我的感觉是很落魄的，也许是斯特哥尔摩的阴影还在吧。我们说着说着他的神色渐渐恢复过来，谈起了过往人事，记得他说到自己分开多年的妻子也姓胡。不过，他真正谈起个人的私生活却异常省略。他的内屋书架摆满了书，是从来不让人看的。一次他出去旅游，让我代为浇花，无意间发现内屋的门是锁着的，未免惊讶。那天他忽然说：“我的这些书将来就分给你和谁吧。”我颇感意外，但听到读书人说有一天把自己的藏书分给他人，总觉着有点神伤。便说别说什么将来，劝他赶紧着手草就准备多年的「文革列传」。他的文笔，功底，人生的经历，收藏多年的资料，加之国内文化界有那么多老朋友，在我看来，只需他努力写出就好。岂知他苦笑一下：“和以前设想的并不一样，愿意为我出版这类书的很少。”我又说即便你写些随笔都很有价值，要紧的是你写出来，让人看到东西。记得仅仅几个月前，他还叮嘱我：“要时时打电话督促我，催我把这件事做完。一定啊。”他还给了我一部法语流行间谍小说让我翻译，小说描述俄罗斯间谍与法国情报部门暗战，俄罗斯美女遭遇法国俊男，色情暴力谋杀应有尽有，让我拿出一万字的梗概尽快交给他，他已同法国作家讲好了版权，国内准备出系列。还说：“那点稿费不足为奇，你也不指望靠翻译这个捞名声，权当练练文笔吧”。我用一周时间写了一个长篇梗概，交给他，看了一眼说不错，然后就没有了下文。他不说，我也不问，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老胡喜爱的巴黎塞纳河畔的书摊 (友人提供)

退休大约五年后，一次老胡叫我去他家吃饭，跟我详细谈起了“私事”。原来他与国内的妻子分居多年，对方并不肯离异，且跟他喜欢的小妹关系热络。妹妹劝他，和好吧，嫂子是好人，多年来一直念叨着你的好处。你退休了，一把年纪，身边也好有个人照顾。抵不过妹妹反复劝，答应试试，请来巴黎一起住了几个月。告我：“我们是彻底不行了，没有一点感觉，大家都不要再幻想了”。那次老胡真正要跟我说的是另外一件事，一位我并不熟悉的女子，比老胡小十余岁，两人都感觉对方不错。老胡说，“她这个周末过来吃饭，我们再商量些具体的事，如果都好的话，下周她就搬过来了”。老胡跟我谈这种事，还是第一次。他无需听我的想法，好像又需要跟我交流心思，我听了很高兴，感觉这件事万事俱备。老胡周围并不缺乏女性朋友，但愿意跟他过日子或者说他愿意跟人家过日子的似乎很少。那日老胡忽然谈起他的生活要有新的变化，我也很兴奋，便鼓励他说，“你一定要把人家接过来，我等你的好消息啊。” 

那几天我几乎是在期待和兴奋中度过，等着老兄的好消息，可是一直没有回音，过了三四周，他终于叫我去了。我进门便问：“人搬过来了？”“哪里，不行了。”我很吃惊，心里有点埋怨老兄的执拗和倔强。“怎么回事？”“谈不拢。”“谈了多少次了，最后一次谈不拢，怎么搞的老兄？要有点耐心啊。”老胡也没细说过程，可能谈到的有些细节引起他的反感？他只说了一句：“我们说到各自日后的安排，她问我，我便说到自己的写作计划。她呛我一句：‘还写什么呀，都多大岁数了，写东西有什么用！’”她说的是心里话，刺激老胡反感是注定的。那天本来开始时气氛很好，俩人准备好做夫妻的样子，后来变味了，勉强吃完饭不欢而散。我劝他不要太看重那句话，不过是一时之言，关键是两人能在一起生活，慢慢磨合，不能发急。“生活？我可不要有人监督我的生活，我自由惯了！”那女子并未忘记老胡，几年后，在朋友的葬礼上碰到我，特意走过来问我有没有老胡的消息，我感觉五味杂陈。

那次见面临别时，老胡突然说：“有时进澡池，忽想万一滑倒了，摔成残疾或脑震荡，就完了。”他想到这种细节让我吃惊，我们那次聚会越到后来越不轻松，以至于分手后多少天，除了打打电话，竟然不想很快再见面。我仍然鼓励他，无论如何，要写下去，不写别的，光写他本人的人生经历就是一部有意思的大书，他不光有经历，还有文笔，天下山河，见过无数，而且有自己独特的发现和独一无二的感受，值得写。我隐隐感觉，老兄对此已远不如从前所叮嘱于我的那样看重。可我想，只要读书、写作，老兄就不会沉落。上次临走还赠我一部辞书：「故训汇纂」，“你是学文的，有用”。

后来我们见面的次数渐渐少了，真是人生的悖论，我想也许与友人特意提到的他在最难的时候找过我那件事有关联。他从前也找我借钱，都是很快就还的。这次告我，他只能在年底还我，我说一点都不急，等到他从容的时候再说。在这些事上，我知道他是很清高的，无须多言。过了几个月，他请我去吃饭，为难地告我暂时还拿不出，我说这件事他不要多想了，退休了，他有很多需要做的事，还不还我无所谓。朋友之间，不做力不从心的事。可是他是有所谓的人。后来一次再提起这件事，我觉得是时候了，干脆告老兄就看作是帮了一点忙，请他就此打住，从此不提为好。也许是老兄过分看重，也许是我的表达不够决绝，以后见面时，老兄总是颇有歉意地提起，让我渐渐感觉沉重起来。我想请他出来吃饭，散散心，他坚持要我去他那。他有一手好厨艺，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但我想让他出来散心，他不肯，感觉他的心情越来越不好。最后一次去他那临别时告我，二十多年的老房东请他去家里吃饭，席间告他自己患有残疾的儿子也成人了，明年希望搬过来单独住。老胡答应明年初搬出去。我告他找不到合适的房屋可以暂住我家，一切从缓。老胡住在埃菲尔铁塔旁一座四五十平米的公寓，环境好，因为是老房客，租费也一直很低，若要在巴黎重租这样的屋子，对他并不容易。多年来，老兄看重游玩山水，不像多数人早早添置了私屋，一个人自由无羁，退休便显出窘境。
老胡进养老院前居住了几十年的小区(友人提供)

大约之后有几个月时间我们失去了联系。后来我才知道，他换了电话。2017年某一天，我去布溪看望老万，才知道不久前老胡与欧洲日报的吴姓前老总一起去万府拜会，所幸留下了电话号码。第二天打过去，一个沉闷的声音发问：“谁啊？”“老胡，是鹤远，老兄你换了电话也不告我一声，我去老万那才知道你还活着。”他解释电话公司因为一次付费迟了几天，停了预定，只好换了另一家，但记录多年的号码也全遗失了。我最关切的是他现在住在哪儿：“你搬哪了？”“我一直没有搬。”他声音低沉地说。原来说好要搬，但一直租不到合适的房子，房东说他故意拖，说他的残疾儿子等不得，翻脸了，要他立刻搬走，他无法搬，闹到告上法庭，房东输了官司，这样，他照旧按照契约付房租，住了下来。老胡没有违约，房东也有理由收房，但在房价居高不下的时候赶走一个居住二十几年退休金并不丰厚的人，法院的判决不出意外。我俩说好第三天中午去他那吃饭，见面详谈。第二天，我接到一项临时外出报道的任务，给老胡发了一封短信致歉，说好回来再约。不知为什么，那次报道回来后，感觉少有的身心疲倦，便没有立即跟老胡联系，等到有心情再打电话时，他那边总是没人接，打了多次，也就作罢了。当时没有想到从此会失去联系。

“我去试试，也许太晚了”。我在自责的同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不由自主地告诉老友：“找不到的话，我会伤心的。尽管这么长时间我已觉得很平淡。”出国这些年，唯一一位因为短暂失去联系而让我难以入眠的就是这位老兄。我不是他唯一的朋友，我想也远不是最亲近的。他性格孤傲，资历丰富，年龄比我大出许多，我虽比老兄资历浅，但性格颇有相似的地方。我知自己表面随和内里清高，我们都很敏感，通常这种人是互相不靠近的。七十年代末，我竟在偏僻的漳县县城书店一个不显眼的角落发现一本新出的刊物「世界文学」，店员告我就进了这么一本，我立刻买下如获至宝。意料不到的是多年后自己来到法国，且在巴黎听胡兄告我，他参与了该刊的编辑，而我那时候刚刚离开深山老林中寂寥的知青点。深圳当年开改革风气之先，老兄加入「深圳商报」，后被报社派任香港担任联络处主任，而他也是从那里斩断了与故国的联系。大约有点资历的人总希望新人信服，老胡也难以免俗。那是我们开始有私交的初期，一次在饭桌上，他忽然说起与我同是一家媒体出身的老报人对我初去电台的印象：“他也是从那出来的，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后来想起，人家也不过说了一句实话，可他说话的语气立即招致我的反感：“XXX七千人，我也没听说过他呀！”老胡听我这样说，很不满意地盯了我一眼，反驳说：“人家编过话剧『鉴真和尚』”，我知道这出剧曾轰动过，“但我根本没留意过作者的名字呀”。我说的也是实话，他是国际部的，且驻外，我是国内部的，双方很隔膜。国内部流传着一个笑话，驻外记者不会写中文，发来的稿子狗屁不通，不修理绝对发不出去。当然是井蛙观天，文人相轻。我不喜欢的是另外一种感觉，我在那种机构呆了不过六七年光景，资历悬殊，无可比较。老胡后来又当着我的面重复这个故事，那次我很不客气：“老胡，你觉得这个故事很开心，我会当作是你在摆老资格”。见我真的不悦，从此不提。还有一次去布鲁塞尔参加国际会议报道归来，老胡好奇地问我所做专访涉及的人物和线索都是某某提供给我的吧，那口气令我淡淡一笑：“都是行中人，你知道的，哪能指望别人”。老胡忽略了我也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记者，听了我的话，他用怀疑的神色打量着，很快换了话题。

也许老胡身上还残留着某些上辈人的习气，又想想自己也难以免俗，随着我们交往的加深，这一切都成了过去，渐渐对自己某种程度的超级敏感也很不以为然。后来，因为与老胡短暂失去联系，我曾有过一种痛心的感觉，那种感觉清晰地掂量着我们之间是否存在的友谊。事情发生在2008年年终，每年岁末，我都会度假的，那次返回编辑部后，老胡刚刚退休了。我打电话问候，他不接，打了许多次，我才感觉他有意不接。关于他退休的事，我们之前谈过许多，他想延长两年再退，集团没有同意，他想在退休前力争晋级，按照集团当时的规定，所有记者退休时自动追加一级，但老胡重视的是自己多年的贡献理应得到承认，承认的方式之一就是奖励一级而不是自动循例追加。外文部主任表示理解，答应为他争取，我度假回来后他人走了，好像之前的承诺没有兑现。我们组五人晋级，我列其中。与老胡短暂失联后，我前思后想，友谊和同事能否兼得？为什么老胡拒绝跟我联系。整整两周，夜不成寐，我以前不是没有遭遇过痛苦，但连着两周夜不成寐还从未有过。后来编辑部要开欢送会，他同意参加，欢送会上我们一见如故，他在发表告别感言时罕见地颇为动情，“我们来到海外的，各自都很不容易，希望大家好自为之”，还特别提到我为自由不惜放弃一切。我知道，他与我，对当年去国毫无悔意，但短短几句话让人难忘。后来我们的关系更近了，我也没有问他为什么不接电话。退休了，我们常来常往。有些人生的大事，反倒是年长的他请我去商量，我在他那也见到了一些奇人。他认识许多这样的人，有次来了位跟着潘汉年当年下狱的上海市公安局某处黄处长，已是耄耋之年，忘记一生痛苦，侃侃而谈，妻子却年轻的多，六零年代初期在北大西语系为老胡一届专门教法语语音训练。退休后，老兄出去旅游的次数也更频繁了，好像要在尚有余力和心境的时候看尽天下美好山河，可是再后来，我们彻底失去了联系。

日内瓦朋友询问后，一夜辗转，翌日一早便跟老胡联系，果如我所担心的，电话永远无人接，可能早已不是他的电话号码了。发电子信，也无任何反应，我问老万，跟老胡可有联系，老万回答没有。我给诗人孟明去信询问，孟明回我：“我已经很久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了，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我该怎么办？第三日，日内瓦朋友来信告知：“刚才听闻老胡心脏病加脑梗，刚动了手术”，并给我附上朋友圈的对话。其中一位说：“刚跟他妹妹通话了，胡今年5月发心脏病和脑梗，做了手术，之后意识模糊，秋天起，慢慢恢复过来，但他手机里电话号码都没有了。住院期间靠巴黎一女朋友每周看顾。现他在家里，有时还出去散步。女友每周跟胡妹妹联系一次，她已答应转告我们的问候。”有位拼音“Xiaolong”的，我猜应是他的同学兼好友裘小龙，他说：“我9月份跟他通电话时感觉是有些不一样，好像不想多说，我还跟莉莉开玩笑说，他可能有女朋友在家。”我觉得这些细节都是真实的，老胡的妹妹跟老胡最亲近，裘小龙那时候也常来巴黎看他。有一年他的小说『红尘岁月』法文版在巴黎出版，老胡专门译成中文在法广网每日刊出，后来中文版在香港获奖，裘谦称这是老胡翻译之功。我跟友人商量，既然我们无法与老胡电话联系，下次她过巴黎时，我们一起设法去找老胡。如果老兄还住在老地方，管他如何，我们一起上门去探望。老友说好，我们去试试吧。

人生漫漫，注定会有许多周折，但的确存在经久的人事么？在思索人生无常的时候，有时我在反思友谊的可靠与否，于己于人，始终难以理出清晰的脉络。但我记起一件与友谊相关的事。老胡因为法语专业出身，来巴黎不久，就独立了。不像我们中许多漂泊者，像我，从不懂一句法语起步。我们中，有的在国内功成名就，实在学不下去，有的去到比较容易的美国安身立命。老胡的骄傲是自成理由的，也不知是否因此，关于他是特务的说法不胫而走。但有一件事老胡不能释怀，我亦颇感愕然。老胡曾热心接待过的一对朋友回去后跟人议论：说不定他真是特务。老胡得知后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想起自己也有过如此的遭遇，听闻旧友猜忌时骤然而临的那种崩溃感。扪心自问，也许我不辞而别去国漂泊那件事引起了伤害？可我当时这样做是为了避免牵累任何人! 就这样，我幻想的曾经有过的美好的友谊竟然那样轻易地迎风而散，让自己着实感到痛心。但我也彻底明白了，囿于一地，贪图实惠，走观山 河，两袖清风，两者之间，时间久了，彼此的心态和人生目标渐渐就有了天壤之别，实非个人所能左右。经得起时间的友谊是极少的。我也以此劝老胡，从此再未听到他提起深圳友人的名字。

落叶稀疏地飘落着，塞纳河水静静地流，望着窗外渐渐黯淡的秋景，在这个一切都不确定的时刻，我暗暗祈祷，自己劝过老胡的那句话不要成为一句魔咒，像命中注定的飞来镖，反过来落到我们身上。(2019年11月底补记)

胡承伟（1943.12-2024.9.23），老北大法语专业，社科院研究生，曾参与编辑复刊后的『世界文学』（1977－1978 ）……离国前为深圳商报记者，1989年末旅居巴黎，为法广记者，直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