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陈子明一起度过的岁月
小毕
［一］
2014年10月21日（周二）上午9点多，之虹电话中焦急地说：大夫说子明不行了！我赶到二炮总院，子明戴着氧气罩艰难地喘气，亲人们围在身边哭泣着，一声声呼唤着：子明，子明。我俯在子明身旁，握着他的手，想把他叫醒。之虹和子华对他说，子明，小毕来看你了。
陈子明（1952～2014）
子明眼睛已不能睁开，亦不能讲话，但意识尚清醒，喘息中似乎有回应之声。我强抑止住泪水，紧紧握着子明的手大声对他说：子明，你这一生精彩啊！子明，你的人生步步是金呀！子明，你无愧于这个时代，你是历史的一座丰碑！子明，你能做的都做了，你此生无憾！我能感觉到他在听着，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接受亲友们的告别。我陪着他，对他讲着相识近四十年在一起的岁月，一起走过的人生历程，讲那些有趣的故事，想让他笑起来。他在弥留中挣扎着，听着，听着，慢慢平静下来。他睡了，不再醒来。
这一刻，停留在2014年10月21日北京时间14点50分。
［二］
去年（2013）11月初，应马惠东先生邀请，我陪子明、之虹夫妇到天津泰达当代艺术博物馆看展览。子明高兴地对我说：小毕，我刚体检完，各项指标都很正常，我听后很是欣慰。没想到，刚刚过去一个月就情况突变。12月9号晚上，之虹电话里哭着告诉我，子明查出胰腺癌，已经晚期，医生说就几个月了。我听后犹如雷轰，挂断电话跑到“万圣书园”附近的一个饭店，苏里、焕萍夫妇在陪着她。之虹忍不住悲痛，伏在我肩头哭着讲述病情，我木讷呆立，脑袋一片空白。几个人商量后决定，病情要告诉子明本人知道，为不影响子明治疗暂对社会保密；动员朋友，想方设法全力以赴为子明治病；提前找有关部门通报情况，要求在子明需要出国治疗时予以人道放行。
第二天我赶到301医院看望子明，他精神状态尚好，已知病情，一副死生有命、来之安之的坦然。对一个经历过生死的人来说，一切安慰都是多余的。我故作轻松说，如果从“六四”算起，我们的命都是白捡的！送你四句话16个字：尽力治病，中西结合，不留遗憾，听天由命。看到床头桌上摆满了书，我拿起一本翻看，厚厚的，很生僻的一个学科。难道你还不累？！想劝他要好好休息，但知道此话是多余的。我给他讲养生，并教他几个简单动作，他认真地学着，如同看书般专注。
胰腺癌是最凶险的癌症，而子明患的又是胰腺癌中最凶险的胰头癌，患此绝症等于领了死刑判决，人类尚无治愈的先例，只是存活时间长短之差。蒋彦永大夫安排子明住进301医院并很快为子明做了放射治疗，但副作用很大，子明身体反应强烈。子明妹妹联系了美国一家治疗胰腺癌的医院，并约好赴美治疗时间。2014年1月18日，子明赴美治病，此别不知是否还能相见，朋友们都想到机场送行，但遭到有关部门禁止。当天国保的车从子明家直接护送登机，也算免了病人候机、安检劳累之苦。
子明在美治病期间，海内外朋友都在关注他的病情，祈祷祝福，期盼着奇迹的发生。在人力所及的无奈中我寄托神灵烧香拜佛，求佛祖保佑、祈求上苍开恩。我到西藏阿里冈仁波齐神山朝拜，一路上也都在为子明虔诚祈祷，但愿心诚则灵。好在子明在美医疗期间病情稳定，各项指标在可控范围，给人以希望和安慰。
5月4日，有朋友在北京家中召开了小型“六四”25周年纪念研讨会，子明提交了书面发言。此举令当局很愤怒，参会者大多被抓，我担心有关部门因此不让子明回国。还好，子明在美第一个疗程结束，6月24日回国顺利，国保一队人马接机。半年时间，化疗使子明身体虚弱，面容判若两人，以至海关以为不是本人而拒绝入境。国内外的朋友们大都不赞成子明回国，希望他在美国调养后继续治疗。但子明坚持回国，理由是在国内调养好后再到美国开始第二个疗程。我想，他是否怕万一不行了而不愿死在国外？
我从西藏回京后相约在苏里家与子明、之虹见了面，看到他人更瘦了，脸已变形，因腹水吃饭已很困难。找不出什么合适的话安慰他，任何安慰的话语都是多余的。我讲半年来国内政局的变化，社会上的趣闻，左中右群体的攻讦，也为个别朋友的立场感叹。子明专心听着，若有所思。
因腹水严重，子明再次住进301医院。我约了周为民、贺延光、曹思源等朋友去医院探望，看到病房里还是摆满了书，心中不免酸楚。后子明病情不断恶化，又转到二炮总院，我去看望，书还是摆在床头。我对之虹说是否继续到美国医治以求一线生机，之虹说子明这次复发后身体情况不可能再接受化疗，即使到美国也没有好的办法。看来凶多吉少，她请我和苏里帮助安排子明的后事。
10月17号晚我和王巍去看子明，他坚持要坐起来，我从后背扶他，已是一把骨头，心中不免酸楚。他把新著《中国宪政运动史读本》送给我和王巍，并在扉页签名。他吃力地一笔一划写着。字体工整，一丝不苟。子明说希望生前看到朋友对他一生的评价，王巍对他说：我给你写一个悼词，你来修改。第二天王巍在出差的动车上赶写了一篇悼文发给之虹，子明逐字逐句看后，仅改动了一个数字（把15年徒刑改为13年）。一个生者看自己死后的悼文，其内心该是多么强大，境界又是何等超然！
为子明的后事，苏里一直代表子明家属与有关部门谈判，一次我到苏里家还遇到我也认识的国保人员。我们要求有关部门在子明去世后的追悼活动不要刁难，而国保以有人要借机闹事为由设置障碍，加之这段时间正赶上四中全会和“APEC”，人为的紧张气氛使得能否为子明开成追悼会成为悬念。子明在医院坚持着，我们也为能举办他的葬礼努力着，我自然是重点控制对象，有关部门三天两头找上门来询问相关情况，使人悲愤且无奈！就在子明离世当晚又到我办公室造访，我抑制不住泪水，情绪失控几乎咆哮！
子明在生命最后一刻，我感觉到他想站起；子明停止呼吸后，他的手还是热的，血液尚在流动。我在第一时间通知朋友们：子明走了，很安详。我知道，他带走了一个时代。
［三］
我和子明相识于1978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后，当时我是二外“童怀周”组织的《伟大的四五运动》一书写作组成员，住在虎坊桥东方饭店，这里也成为参加“四五”运动人员的聚会地点。虽然“四五天安门事件”被平反，受迫害者恢复了名誉并给予了很高的政治待遇，周为民、韩志雄、王军涛等人还被选为十届团中央委员，但很多人认为“四五”运动的意义不应该停留在个人平反昭雪层面，而需要推动重建民主与法制、自由与宪政的反思和深层的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基于以上共识，大家决定创办民刊《北京之春》，13个编委分为理论组、社会组、文艺组，子明是理论组成员。初见子明，给人以思维敏捷，做事果断精干的印象。讨论问题直奔主题，叙述事情言简意赅。文笔很好，出手极快；针对时弊，有的放矢；有时晚上讨论的事情，第二天一早就已贴在“西单民主墙”上，不愧为“北京之春”的主笔。《北京之春》不仅成为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民刊，也是“西单民主墙”的主要参与者，在此过程中子明起了重要作用。
当邓小平重新回到权力核心后，“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政治价值已经利用完毕，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不再支持开放的民主政治，树立“四项基本原则”，逮捕持不同政见者，关闭“西单民主墙”，封杀所有民刊，《北京之春》也被迫停刊。在万马齐喑的肃杀中我心灰意冷，不再对现有体制的政治改革抱有任何希望，在子明、军涛等人搞高校民主竞选时我只是消极地旁观，即便子明成功竞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我也断定是一个特殊时期的历史误会而不会有真正的民主权力。我也知道子明不会没有政治参与后果的评估与判断，但他更重视参与的意义，是在为中国的民主宪政践行留下历史的轨迹和力量的积淀，哪怕是做一个殉道者。
［四］
子明毕业后主动离开体制，下海创业，带着夫人王之虹和妹妹陈子华创办了北京最早的北京西城青年书刊发行社，从事选题、组稿、编辑、印刷和出版发行。后又和朋友们成立民办政治研究所，创办了中国行政管理函授学院和中国金融函授学院两所函授大学，这是最早涉及教育领域的民间机构。1987年初又在原北京政治学所基础上成立北京社会政治经济科学研究所，记得是王巍办理的注册手续，我在离高校很近的海淀双泉堡找的办公地点，是北京汽修一厂刚建好的办公楼，我们租了两层，几十间办公室，颇具规模。研究所聚集了体制内外志同道合的各路豪杰，可谓人才荟萃。军涛已从武汉回京，更有一批外地同仁加入。各专业机构纷纷成立，北京应用科技研究所，北京人才考评中心，北京社会调查中心，北京影视中心以及很多课题组，大家朝夕相处，充实而有激情，经常召开各种会议，似乎总有干不完的事。当年大家抱着理想相聚，自认为肩负着中国的未来，有着深重的使命感和高尚的精神追求。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产权意识与商业规则方面并不成熟，规范化管理和行为规则遵守方面亦非常欠缺，且江湖气很重，个别人在“崇高”理念下，只会享用资源而不知尊重创业者的劳动与权利，甚至在事业具有一定规模后，产生很大的分化与纠纷。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大程度是社会转型期时代的局限性，人们重视理想道德而忽视权利义务，认同共同事业却缺乏做事规则。难能可贵的是，当年这个群体的大多数都是不计较甚至牺牲个人利益而是追求精神价值的，这也是上世纪80年代特有的时代背景。
1987年底，中国社科院主管的《经济学周报》难以为继，交由“社经所”带资自办，主管单位不变。我们与报社原领导班子重新组合建立了新的团队，陈子明任总经理，何家栋任主编，王军涛任副主编，我任副董事长（董事长崔少林）。全国各地记者站也进行了调整，增加充实了新生力量。接手后周报面目焕然一新，关注政体和经体改革热点问题，并开展实证化研究与讨论，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读者群迅速扩大，呈现从中央决策层到部委、院校、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广泛群体，当年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南北遥相呼应，成为社会一景。
随着新的机构增加和经济实体的创办，为整合资源，适应团队统筹管理，在以“社经所”为核心的各实体与机构参与下，成立了北京社会政治经济科学基金会作为最高管理决策机构。各单位负责人担任理事，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常务理事会，子明任理事长，负责统筹全面工作，军涛和我任副理事长，分别负责外部整合与内部经营管理。当年是处于改革开放初期，邓在不触及“四项基本原则”底线外给予相对政治空间，胡赵新政给人以改革希望，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初期会有非常大的社会机会，即便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给予了充分的想象期待。可以说，八十年代是激情的年代，也是英雄的时代！以子明为代表的这个民间力量能在文化、政经和商业领域迅速崛起不是偶然的，既有这个群体的理念、能量与素质所在，也是历史机遇和社会大环境所促成。
为开拓发展空间，我们与国务院扶贫办一起开展陕北扶贫工作，促进西北地区经济开发，也是西北经济大开发的先行者。“社经所”陕北扶贫与经济开发工作得到了陕西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当地负责人陪我们几乎走遍了延安、榆林两个地区行署的25个县。为配合西北地区经济开发，在1987年初，成立了北京应用科技研究所，我任所长，子明、军涛任董事。“应科所”利用市场空白和技术优势，我仅带几个工程师就把高能耗的金属钠项目转让给电能资源丰富的青海、宁夏，仅技术转让费就700万元，取得了很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那时我几乎每个月都要往西北跑，甚至在1988年4月我爱人生孩子都未能陪伴在身边，而是在孩子满月时才看到母子。
［五］
1989年4月上旬，我和军涛率队北京十大媒体和技术专家一行20余人到陕北、宁夏考察调研。15号胡耀邦先生逝世，我和军涛中断行程赶回北京。针对聚集在广场的群众的各种诉求，子明、军涛和我一起分析了形势，认为经改已到关键，政改尚刚刚开始，当下社会矛盾与诉求的出现有其必然性，而解决问题最优化的路径是支持体制内改革派加大改革力度，开放政治空间，并在可控有序下进行，以避免社会动荡，对此要保持清醒的判断。非常时期更要注意保护团队的建设与发展，因为这个团队（包括体制内参与的人）在将来的社会进程中会发挥重要的使命。在事态的发展中，体制内改革派遭到排斥，保守势力得势，《人民日报》4.26社论把事件定性为“一场严重的社会动乱”，如火上浇油使形势急转直下！当局的高压手段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学生老师走出校门游行抗议，市民涌向街头围观，广场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提出的诉求也不尽相同，没有明确的共同纲领。5月初，子明组织团队各部门负责人在稻香湖开会，明确规定所有人员不介入当前的社会风波。
5月13日（周日），“高自联”组织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我们正在《经济学周报》开会，下午4点左右郑也夫坐着统战部的轿车找到我们，说阎明复部长邀请文化知识界朋友去统战部开会，一起与学生领袖对话，劝学生撤离广场返校，以不影响戈尔巴乔夫访华。我说，“4.26社论”说正找黑手呢，去了劝不成你是黑手，劝成了你也是黑手，还是别去吧。军涛说，这时候了，也顾不了这么多了，说罢拉着闵琦跟郑也夫走了，子明没有阻止。第二天听说对话由阎明复主持，社会各界与学生领袖开了一宿会，最终达成停止绝食撤出广场的意向，但学生领袖回到广场未能说服学生们撤出，而军涛、子明和知识界相关人士从此卷了进去。5月18日上午李鹏和学生代表对话，没有也不会有任何结果。5月19日晚，我们正在蓟门饭店开会，电视突然播放李鹏宣布北京戒严，当晚戒严部队已将北京包围，但被学生和市民堵在了城外。在以后的日子里，子明利用其影响力与社会各界多方面做着学生与政府的工作，主要有三点。1、反对戒严，要求政府废除戒严令撤走部队。2、呼吁学生撤出广场回到学校。3、社会各界要积极促成政府与学生的对话，达成政治妥协，恢复秩序。尽管社会各界为政府与学生能达成妥协尽了最大努力，但在不具有成熟的议会政治文化与游戏规则的社会，专制的权威与民主的自由根本就不具有调和的可能性。看形势一天天恶化，我悄悄做了突发事件的准备，找了几个可以藏身的地点以防万一（其中有小庆在昌平政法大学的宿舍，张伦、老木等学运领袖就是从他家逃离北京的）。“六四”第二天，我和子明、军涛、小庆见了一面，陈、王二人当时对形势尚抱乐观态度，认为三个月后会有好转，这期间先分别躲一躲，情况好些后再见面。没想到，从此一别竟是13年！
安排子明、之虹出京后，我和军涛全力救助学生领袖和公知，凡是能联系上且需要帮助的尽可能安排藏身或离京。6月7号，我护送军涛、王丹、包遵信乘火车去哈尔滨，后又转辗到上海，分手后我回京按军涛嘱托到北大找邵江等人，但已无法联系，我也遭到通缉。跑到保定山区接应刘刚，在保定火车站刘刚被抓，我侥幸逃脱。逃亡途中，住进浙江丽水一山村旅店，看到公安部通缉陈子明、王之虹的通缉令，照片竟是双人结婚照，老板一家还夸新娘漂亮。半夜趁人不备我偷了通缉令逃遁，流落到温州隐名埋姓给人打工度日。12月的一天，在“新闻联播”看到子明、军涛被捕的镜头，感到他们的命运凶多吉少，生死未卜，茫然中掐断手中香烟，决心戒烟相陪以求内心安慰。1991年初政治环境有所缓和，通过女作家徐晓斌联系，谢小庆找到我，他的问题已解决，并告知子明、军涛“六四”案子要开庭，需要我出面召集朋友们组织应诉，争取子明、军涛不至判处极刑。我义无返顾返回北京，组织涉案的朋友们应对这场世纪审判！
回到北京，我住在人大副校长谢韬家（谢韬是小庆的父亲，也是我的义父，老人家不怕株连的正直侠义令我终生难忘）。小庆已先和公安部门联系好，第二天陪我去七处到案。因政治形势已变，对我定罪判刑的可能性已经很小，所以公安部门只是走了法律形式而未拘捕我，留待秋后算账（两年后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三年）。在公安局解决完问题后见到之虹，她刚刚从秦城出来，昔日健美的身材已瘦成皮包骨，身体虚弱得几乎不敢相识。从她口中了解到她和子明逃亡的过程，内蒙-宁夏-兰州-西安-郑州-武汉，最后躲到广东湛江亲属家中住下，直至被费X出卖。
春节前，参与“六四”被关押的人大多被释放，我召集相关当事人组织起来为即将开庭的审判应诉。我和朋友们提出个四条原则：1、对朋友负责，2、对自己负责，3、对历史负责，4、是否参与自愿。经介绍之虹找了吉苏皖、高晓峰律师为子明做无罪辩护，我们在一起商定所需要做的准备和各种突发情况的应对（王军涛辩护律师是张思之、孙亚臣。记得第一次见张思之老先生，他提了三个问题：你能保证王军涛是要无罪辩护吗？你敢出庭作证吗？你的朋友敢出庭和提供证言证明吗？我给了肯定的答复后张老才同意出山）。记得接到法院通知，距开庭时间只有短短的7天！有许多人要找，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加之很多人已失联近2年，又时值春节即将来临，其难处可想而知。我清楚地记得一天凌晨，寒风中我蹬着小三轮拉着之虹去联系人，公安的车不远不近地尾随。为了提高效率，我在西苑饭店租了房间，请律师在此办公，朋友们也在此聚集，踊跃向律师出具所需的证言、证明，并承诺如需要都可以出庭作证。子明、军涛都是以“策划煽动反革命暴乱，阴谋颠覆政府”罪名被起诉，此罪是可以判处死刑的。但子明、军涛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在狱中和法庭上坚持无罪并为“六四”伸张正义。他们勇敢的坚守是在捍卫这个社会的良知，在为一个时代铸魂！谁都清楚这是一场政治审判，不会有公正可言，但一定会被历史记住！经过形式上的一审、二审，子明、军涛被判13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后被从秦城送往北京第二监狱服刑，同被关押的还有王丹等被判刑的一批“六四”人士，都被当成重刑犯严加看管。
［六］
当局为恐吓所谓的“六四”首犯，把他们隔离并关进小号，戴上手铐脚镣，不许看书报，更不允许探视，用“进门三百杀威棒”以示下马威。为抗议当局严重践踏人权、争取监狱人道管理和“犯人”的权利，子明、军涛开展了绝食斗争。我是蹲过监狱的人，知道这种抗争将面临什么样的肉体与精神折磨！不仅是谩骂、侮辱、背铐、脚镣，甚至殴打、电棍，粗暴地强行插管鼻饲……这种折磨摧残是一般人难以想象和承受的！但子明、军涛扛了下来！他们的抗争迫使当局停止了违法行为，承诺改善监狱条件和犯人待遇。子明、军涛不仅维护了个人的尊严，更是为监狱的法制建设和争取“犯人”的人道待遇与应有的权利开创了先河。多年后我认识的画家武文近先生（在“六四”被打成“暴徒”判6年徒刑）也在二监服刑，他非常佩服陈子明，称其硬汉，说全监狱的犯人都感谢他！子明就是这样一个外表柔弱、性情谦和却又内心强大、意志刚毅的一介书生。子明把监狱当成学堂，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学习计划，每次之虹探监都要带去很多书，甚至要用旅行袋装。书目包罗万象，涉及到许多学科，开出的书单不仅要到书店扫、图书馆借，甚至朋友们都要帮助找。我像是安慰之虹说，这些年子明太累了，也许监狱才是他静心读书的地方。
［七］
组织打完子明、军涛官司后，我开始办公司、建工厂，希望能尽快赚到钱以帮助因“六四”遭受迫害人士的生活。当时狱方为改善经济条件解决财政拨款不足，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犯人家属可以帮助监狱创收，犯人也会得到狱方特殊照顾。为改善子明在监狱的生活条件，争取自由活动空间，经联系，我邀请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和二监领导班子到我公司和工厂考察，商定由我投资50万元在二监建一个来料加工生产车间，按产出付给狱方加工费，其条件是陈子明当车间主任。狱方态度很积极，但上报后未被批准，使子明每天能从囚室出来走走的希望落空。后子明身体一直不好，虽是多重原因所至，但如果他的活动空间能大些、自由相对多些，也许情况会好些。
1993年4月，之虹告诉我，王丹母亲找她说王丹出狱了，希望能到我公司上班，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约在西直门内王丹家附近的一个餐馆见面，参加的人有王丹和他的母亲和我、之虹、小庆。王丹是提前释放的，一别4年，纯真的面孔没有什么变化。王丹母亲说，“六四”时你们救了王丹一命，他和家人最相信你们，希望今后能得到关照。王丹到我公司上班后，我受到有关部门的警告，时值北京正在申办2004奥运会关键时刻，紧张程度可想而知。1993年下旬我和王丹先后被抓，后我以莫须有的“给王军涛、陈子明等人开工资”的名义“挪用公款”，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服刑期间得知中国政府迫于国际压力，军涛于1994年以治病的名义被送往美国，子明拒绝出国，被保外就医，不久又被收监。1996年底我从北京市第一监狱刑满出狱，又一无所有。张思之老先生把昌平的一间房子借给我安身，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开始再一次创业。
［八］
2002年10月9号，子明刑满释放。当天我安排了地方并召集何老（家栋），小庆，李萍，亚洲，明澍等十几位老同事老朋友给子明接风。自1989年“六四”分手，13年的光阴如黑昼漫长，又弹指一挥间！大家彼此相拥，诉说着分别后的日子，没有泪水，只有坚强。子明身体尚可，精神很好，给人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如果有，是脸上多了些岁月的沧桑和磨难的沉淀。子明虽然出狱，但没获得自由，所有行踪都在有关部门严密监控之中。每次请子明、之虹外出游玩或吃饭，背后的跟踪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是威慑性的。一次我又接子明、之虹出来吃饭，不明身份的车紧紧跟随，待吃完饭我把子明、之虹送回家后，那辆车又追我不放。夜已深，我在三环兜圈许久也未能甩掉，不免心烦，索性猛然停车急速后退，差点把紧跟的车撞上。以后，幽灵般的车似乎很少尾随我了。
子明外出离京是需要得到有关部门批准的，出国更是如此。记得2010年秋，闵琦夫妇约我和子明、之虹一家到太行山自驾游玩。我们住进山中的一个小旅店，登记时前台服务员看着电脑无意中问：你们是从XX过来的？我听后很是吃惊，我们昨晚住在何处她怎么能知道？我好奇地问她，告知是陈子明的身份特殊。我感叹当局对子明的监控是如此严密！
2013年初，《人物》杂志找到我，想做“四五运动”37年纪念采访，请我约几位当年参加者座谈。陈子明，周为民，贺延光等人参加了，但出刊前编辑告诉我“陈子明”的名字不能出现，用了一个“陈吕蒙”假名。吕蒙字子明，吴国大将，国家栋梁！
2005年10月，子明剥权期满，算是恢复了公民的政治权利，但在一个不具公民社会的政体下，公民的政治权利又在哪里？2007年1月是子明、之虹结婚25年银婚纪念，朋友们为他们开了一个Party，来了几十人，非常隆重。我临时客串主持，大家纷纷从个人经历回顾与子明相处的岁月，送上真诚的祝福。秦晖太太金雁还讲了俄罗斯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后，他们的夫人紧紧相随不离不弃的故事，感人至深。我即兴朗诵了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写给十二月党朋友恰哈达耶夫的诗《致恰哈达耶夫》
爱情，希望，平静的光荣
并不能长久地把我们欺诳
就是青春的欢乐也已经像梦，像朝雾一样地消亡
但是我们的内心还燃烧着愿望
在残暴的政权的重压之下
我们正怀着焦急的心情倾听着祖国的召唤
我们正忍受着期待的折磨
迎受那神圣的自由之光
就像一个年轻的恋人
等待着那真诚的约会一样
现在我们的内心还燃烧着自由之火
现在我们为了名誉的心还没有死亡
我的朋友
我们要把我们内心的美好的激情
都献给我们的家邦
朋友们，相信吧
迷人的幸福的星辰就要上升射出光芒
俄罗斯要从睡梦中苏醒
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将会写下我们姓名的字样
我对子明、之虹说，今天我主持了你们银婚纪念，在你们金婚纪念日，朋友们一定还会前来祝贺，我一定还要来主持。现在回想，斯人已去，声犹耳畔，不免唏嘘。
［九］
子明该是幸福的，不仅有爱他的妻子家人，更有与他生死与共的朋友！这不仅是共同理想的凝聚，更是子明人格的感召和无价的情义。在子明、之虹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了朋友们各方面的关爱帮助。在很多人心中，这种关爱帮助已经超越了纯粹的个人关系，转化为对真理和正义的一种精神力量。子明从监狱出来后常以各种笔名发表文章和论文，组织学术研究与专题写作，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书，累计几百万字，文集12卷。我参加《四五运动，中国二十世纪的转折点》一书写作，就是在子明邀稿并催促下写完的。后子明告诉我，认识他的一个国保人员对他说，看了我的文章后流泪了(后这位先生还特意来看过我)。我们这个民族是健忘的，子明所做事情的意义是让人们不要忘记历史和人世间的真情。
子明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人，出狱不久就建立了改造与建设网站，组织了一大批学者专家以及社会践行者，为中国公民社会与宪政建设做着不懈努力。虽然网站从开办到被查封，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影响深远。刘晓波发起的“零八宪章”运动，子明带头签名。这些年，凡有关公民社会的运动他都会积极参与，而不顾有关方面对他的警告。有人说子明做事历来都是“难以求而求之，不可为而为之”，我感同身受。百折不饶，坚强不屈，这应该是子明的真实写照。
子明是热情的人。我有时不拘小节，给人平添麻烦却又不知。2007年，我的一所与子明同一小区的房子要卖，就把钥匙交给子明，看房的人络绎不绝，子明要接电话，陪看房，楼上楼下跑，不知空耗了多少时间与精力。现在想起，真是后悔！
子明是宽容的人。无论受到这个社会多大伤害与不公，他也不会有哀怨和仇恨，即使在狱中和出狱后被监控的日子，他也以祥和的心态面对人生的劫难。他是被以“颠覆政府罪”判刑的，但他是一位具有合作精神的革命反对者！他被打成“六四”黑手，但他是倡导学生与政府妥协恢复秩序的推动者！他超越个人的荣辱，站在历史与未来的高度思考这个社会的问题，愿与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包括执政党—为中国的民主建设而努力！理性、宽容、祥和，是子明的符号。
子明是重情感的人。2006年何老（家栋）病重住在同仁住院，子明常约朋友们前去看望。在何老病逝前，我们几位朋友与子明、之虹又一次去看望，老人还托付了几件后事。何老有个心愿，希望生前看到他的文集，子明和丁东组织编排，赶在何老离世前印出。此书后被国保查封，使何老生前没能见到，为此子明耿耿于怀、内疚不已。后子明和我又顶着有关部门压力，组织了“何家栋追思会与文集首发仪式”，李锐老等很多前辈都来了，近百人场面，完成了何老的遗愿。但愿何老九泉有知欣慰一笑。
2007年包遵信去世，子明被国保堵在家里不能送行，他给我打电话，请我代为向逝者悼念、向家人问候。2010年刘迪因病去世，年仅61岁。这是《北京之春》第一位离世的编委，大家都很伤悲。送别刘迪那天，追悼仪式后火化前，我看到子明和他做最后的告别，俯在他身边说了很多很多。
子明是有修养的人。子明不是完人，社会上也有对他的误解与争议，但他都坦然处之，坦诚面对，没见过他与谁争执或口角。和子明相处几十年，从未见过他发火或愤怒，更未听到过他骂人或粗口，甚至一个脏字！这是怎样的修为才能达到的境界？这是何等的隐忍才能克己的一生！子明在民运圈中从不争江湖地位，而是默默做事辅助别人。子明活着，你与他见面的机会可能不多，但会感觉有一种力量在你身边；子明走了，你会突然感觉心里空落落的，有一种无名的失落挥之不去。我知道，这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十］
2014年10月25日早晨7:30，在昌平殡仪馆举行陈子明追悼告别仪式，从全国各地来了几百人。为能按时赶到殡仪馆，有的还是前一晚就住在了昌平。殡仪馆四周早已布置了警戒，通向殡仪馆的路口、街边排满了警车，参加子明葬礼的来宾也受到不同的阻拦和询问，紧张的氛围令人们悲痛的心情多了一份沉重。追悼告别仪式简朴而又庄严，肃穆而又隆重。追悼会由我主持，郑也夫教授致悼词。我开宗明义：
我们举行这个朴素而又庄重的追悼告别仪式，为一个有着高尚品德、高贵人格和完美灵魂的人送行，是要给逝者应有的尊重与哀荣，让在天之灵得到安息。是要给逝者家属受伤的心得到安慰，让哀思得到寄托。也是要给逝者所有的朋友一个感情的表达，让崇敬之情得到告慰、致以最后的敬礼！可以说，任何赞美之词用于子明身上都受之无愧！子明可谓一生坎坷，但无愧他生活的时代。虽然几经磨难，但他笑对祖国的未来……太阳就要升起，雾霾将会散去，子明，你安息吧。
开完追悼告别仪式，子明的遗体化为一缕青烟，在天空轻舞，像无声的歌。我和朋友们陪着子明家人护送着骨灰去陵园安葬，一路警车也在“护送”，陵园门口还有交警指挥。陵园已戒严，园区都是警车和便衣。一个死人让活人这般兴师动众，享受如此“礼遇”，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陈子明的价值！陵园位于昌平十三陵西南方向，这是子明生前选好的墓地，依山傍水，翠柏花香，子明将在这里长眠。每人为子明的墓穴填土，做最后的道别。我为子明朗诵了海子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有人为他唱起歌，歌声传向远方。
东平的悼词代表了朋友们对子明的情感与怀念：
子明是我所遇到过的同辈人中最优秀、最杰出的人才，他的人格道德、才华、学术成就和政治能力都是无与伦比的。他已经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巨大的贡献，本来应该做出更大的贡献，可惜天不假年，遽然长逝，国之不幸，民之不幸，呜呼哀哉！我们会永远铭记他，以曾经是他的战友而自豪！
［十一］
子明走了，走前的那一刻我是看着他离开这个尘世去了天国的。看着他急促地喘息，我知道他也许咽不下这口气！看着他想睁开那紧闭的眼睛，我知道他也许死不瞑目！看着他在病床上微微挣扎，我知道他也许想站起继续前行！我不能肯定他此时此刻在想什么，但我可以肯定他一定会坦然面对此时此刻。他活得充实，这个社会需要他做的，他已尽力；他死得其所，这个社会所缺失的理性、责任与善意，他已留下。我要对他说：子明，与你在一起的岁月是快乐的，也是我人生最闪光的。
《殉道者·緬懷陳子明》（明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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