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史学家刘孔伏先生的台湾情怀

刘大风

  中国著名史学家刘孔伏先生原在重庆市一家工厂工作，因受不了中共厂领导的专横霸凌，于一九八二年弃厂回家，从此全身心地投入历史与古典文学的研究，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自由撰稿人和体制外历史学家。他研究撰写了《谈元末徐寿辉农民政权的国号和年号》一文，颠覆了史学界成说，刊于中国社科五大刊物的上海《学术月刊》一九八四年五月号上。同时他撰写的另一篇研究明太祖朱元璋之论文，被香港大学第一届明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选用，但因中共当局阻扰，他未能去香港与会宣读。这虽然是中共地方官员的压制迫害，但他敏锐的目光，一眼就看穿了中共邪恶的本质，在其统治下个人没有自由没有尊严。在这种情况下，他结识了中国民运先驱者王若望先生，开始关注和介入中国民运。
> 刘先生一边潜心研究历史，一边关注时事之变化，其生活全靠论文和给报刋撰文的微薄稿酬过日子，淸贫简朴，因此未婚。他博学多才，又具有国际视野，看问题敏锐独到，一语中的，惠及朋友熟人。台湾解禁后，他与台湾学人交往甚广，为台湾各报刊撰写了不少文章，堪称当时第一。其中，他为台湾《明道文艺》撰写的《评大陆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一文，在海峡两岸影响甚大，其文手稿已被台湾现代文学馆典藏。台湾辅仁大学举办王阳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中研院近代史所吕实强所长推荐邀请他参加，但因中共当局阻扰，他未能入台与会。若非如此，他早就是台湾学术界的常客了。

> 刘先生是历史学家，对台湾的历史变迁也非常有兴趣，颇有研究。譬如有史学家查到元代在澎湖设有巡检司，就认为台湾在元代纳入了中国版图。他却不认可此说，因为澎湖仅是台湾外岛，并非是台湾主体，如果台湾在元代纳入了中国版图，那么就不是在澎湖设巡检司这么简单了。
> 刘先生之所以这段时间热衷于与台湾学人交往，为台湾各报刊撰文，最重要的原因是台湾已民主化，是其向往的地方。在这之前，他也热衷于为香港报刊撰文，并与香港《明报月刊》主笔董桥先生有所交往，日后有适合的文章都先给该刊。道理也是一样的，当时香港是一国两制，享有民主自由，不像现在已成臭港死港。当然，自由民主社会人人平等，相互尊重，不是中共党文化洗脑下的等级制，恶劣的人际关系，这也是原因之一吧。

> 一九九二年海峡两岸举行了破冰和谈，中共口头承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因此未写入和谈纪要。台湾成立了海基会，中共成立了海协会，两会成为了日后联系交流机构。刘先生有了台湾情怀，就要爱台湾，设身处地为台湾政府和民众着想。海基会第一任秘书长是台湾著名律师，好像姓 陈，刘先生就大胆地多次写信给他，提建议出主意。譬如中华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与中共党文化南辕北辙，格格不入，中共就将其破坏消灭之；而台湾保存了中华传统文化，台湾领导人多有儒家风范，这就是台湾长处，利于台湾与世界各国和善交往相处。海基会极其认真负责，对刘先生每封信都做了回覆感谢。因此之故，刘先生就做出了更加大胆的举动。
> 中共口头承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也就是说，台湾表述为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而中共表述为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有点两国论的味道，因此中共当时不敢写入会谈纪要的原因。刘先生十分明白这其中的奥妙，撰写了一篇详细论证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文章，署名「史实」，在武汉市寄给海基会秘书长，信封上落款是武汉大学。台湾李登辉总统因而提出了两国论，令中共气急败坏，破口大骂，掀起了第一次台海危机，威胁武力攻台。美国信守《与台湾关系法》，用武力吓阻中共，才化解这次台海危机。这也证明中共有欺软怕硬之天性，看似庞然大物，实际上是纸老虎。
> 这一口头承诺对中共不利，吃了一个哑吧亏。中共后来挖空心思地想办法，自食其言，把这个承诺强行歪曲为一个中国的原则，不再提「各自表述」。随后中共利用自己的大国地位，强行霸凌台湾和国际社会，要求承认其一个中国的原则。这就暴露出中共的强盗土匪本色，不知羞耻的流氓手段。美国就不吃中共这一套花招，坚持信守美中三个公报精神，维护台海和平，动用武力就不行。台湾也不必承认这一口头承诺，因为它本身就没有写入会谈纪要。况且，时空已经转换，中共已打破了会谈纪要，将其变成了「过时」文件。
> 中华民国历史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悠久，中共建政后，两者根本就没有隶属关系，各自独立。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意识这一点，看清了中共邪恶的流氓面目，这对台湾是很有利的。民众也不必担心台海战和问题，因为这关系到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国家利益，世界民主国家的生死存亡，近年中共不敢武统台湾。万一中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向台湾动武，那就是中共自取灭亡之日！

作者劉大風先生係中國重慶市文化工作者


劉孔伏係中國歷史學家，現流亡泰國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