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先生及五四文化傳承中的“散裝標籤”問題

——對話余英時先生（上）

仲維光

概述：

這是《五四文化傳承中的“散裝標籤”及“余英時先生悖謬”問題——對話余英時先生》一文的上部。

這篇文章以“對話余英時先生”為題，即以探討余英時先生的方法、知識、知識框架及思想為線索，對五四以來文化傾向及文化傳承進行了質疑。

作者認為，繼承所謂五四傳承的學者治的是西學，因此他們首先必須對自己的理論及概念在西學中的研究狀態有充分的了解，可惜不是如此，他們只是把概念當作標籤來使用。

其次涉及內容，即知識和理論，余英時先生推崇的庫恩[1]理論告訴我們文化不可比，不可通約。因此這使得這些五四傳承者陷入悖謬境地——如果形而上學前提改變了，那進行的就是文化革命，而不是文化發展；如果談論文化發展，那麼可以說五四繼承者和中國文化沒有關係，因為他們是西學的一支，並且是很糟糕的一支。

文章認為，洪謙[2]先生對於馮友蘭新理學的批評性分析可謂西學之中國問題的典範，而陳寅恪、錢穆和鄧之誠先生對中學的認識及治學可謂中學的典範。

全文目錄如下：

一．五四百年紀念及對話問題的提出

二．方法問題對話——“散裝標籤”與“桶裝標籤”

三．知識問題辨析及庫恩理論帶來的陷阱

3-1.知識問題辨析——知識框架與知識厚度

3-2.知識問題辨析——沒有一個統一連續平面的西方，只有不同範疇及規範的知識系統

3-3.知識及知識論外延的問題

四．余英時先生與中學——知識與文化問題以及“余英時先生悖謬”

4-1.“余英時先生悖謬”

4-2.規範問題的對話及余英時先生悖謬

五．余英時先生與中國文化問題的關係

以下是本文（上）部：

一．五四百年紀念及對話問題的提出

去年，二〇一九年是五四百年，本來在這樣一個對於中國當代歷史及文化具有重要意義的日子，應該有提出新問題、或者是新的反思及思索方向，或者是新的深度研究的文字出現，從而對於探究及反思百年來的問題有所推動，但是情況卻是十分令人遺憾。對於這個大約可以料到的現象，我前後陸續發表了五篇文字。在後來提供這五篇文字的鏈接介紹，“關於五四百年及其紀念問題的討論索引” [3]的一文中，我特別告訴讀者：

“經過二十年的重新構造方法和認識論基礎及知識框架，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在海外第一次更多地看到林毓生等四九年後在海外受教育的華人學者對於五四等當代中國思想問題的看法，覺得不盡人意，但是我也深知，一個生活在封閉社會，在真理部[4]規定的知識及教育範圍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雖然我徹底地反叛出那個社會，但是在知識及研究範圍內和他們平起平坐地對話應該是十年以後的事情。此後我自己也的確是一步一個腳印地沿著這個方向走，但是還是沒想到，因為專注於極權主義研究，居然經過了二十年，去年才因為五四百年而開始較為系統地清理這些認識，進行對話。

我自二〇一八年年底以來有五篇文章，揭開和林毓生、余英時等先生在有關五四問題上的全面對話。”

我所提到的這個對話，實際上從二〇一〇年開始，我就陸續在展開，如關於意識形態問題、啟蒙問題、什麼是哲學問題，[5]這些問題都是在重新辨析這幾位先生們曾經接觸過的問題，而在關於“五四百年”的五篇文章中，我不僅開始公開說明這些紀念文章是對於余英時等先生看法的重新討論，而且在內容上有了很大的推進乃至突破，例如對於基本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的認識，在不同文化是否可以通約問題，所謂浪漫主義問題、如何認識民主問題等。

這幾百字索引介紹文字發表後，近日偶然看到，已經有網友公開在網上表示對余英時先生學問的質疑。但是，這個質疑不僅讓我感到不盡人意，而且覺得更在余英時先生之外。為此，這讓我很擔心，由於我提出對於余先生等人學問的討論問題，而導致更為荒腔走板的現象出現，因此覺得有大致描述一下我所想要做的關於應該如何解讀余英時先生的必要。

我當然知道，先定調子，有很多弊處，但是也還是有某些好處，無規矩不成方圓，可以避免混亂、泥沙俱下而喧賓奪主、事倍功半。

我這篇文字的希望是，把有關五四及對幾位前輩先生的學術傾向、文化傾向的看法限定在“學術場地”，“足球場”內，對於規則、規範及知識及其性質的理解，而不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判斷。

至於把題目定為“談五四文化研究中的‘散裝標籤’與‘余英時悖謬’問題”，如此來圍繞如何解讀余英時先生，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我本應該談“事”，避免談“人”，因為由於社會及歷史局限，在我的成長路上得益於余先生很多，如對陳寅恪先生的理解以及在知識的厚度上，所以我的討論應該如關於五四文章討論那樣，只圍繞具體問題，而不是圍繞余英時先生談論。但是，由於時下余英時先生被一些人幾乎造成時代的標桿，它讓我再次面臨十七年前關於如何紀念李慎之先生的討論的局面，即我本來對李先生懷有極大的敬意，但是卻要直接解析那些歌頌李先生的大話如何不著調。這是一件投鼠忌器的事情，所以文前我要特別聲明：

以余先生名入題目，乃不得已，且我討論的是治學方法及治學，非余先生個人如何，即我所探究質疑的是：所謂五四後引入的、作為西學基礎及核心問題的“方法”和“知識”問題。

我的全部討論圍繞的都是“方法”與“知識”問題，以西學對於這些問題的理解為基礎，甚至涉及到中學，我關注的也是“知識”及“方法”的內容及性質問題。

二．方法問題對話——“散裝標籤”與“桶裝標籤”

解讀余先生，因為我是治西學的，余先生同樣始終強調他繼承的是五四胡適引進的西學方法來重新治中學，所以我先從治西學的角度來談。

從西學的角度來談余先生的治學，首先要探究的是方法，即余先生治學究竟使用的是什麼方法，其認識論的基礎在那裡。這是源於古希臘的求知的方法、哲學的方法的最根本的特質，也是文藝復興後、復興了希臘思想的啟蒙思想所帶来的最重要的成果。因為這個特質，西方在近代才不僅誕生了嚴密科學，而且誕生了新的社會學、政治學、文化學，當然包括哲學、歷史學等傳統學科的重新希臘化。這些學科內容不同，但是在基本的方法論上卻幾乎可說是是平行的。我在紀念吳大猷先生逝世的文字中談到，當代自然科學，如理論物理學，就其方法及認識論基礎來說，可謂和上述各門新興的人文科學是一樣的。

所以當代學術的特點，首先是要明確你的研究是描述性的，是能夠證偽和證實的，是二元的，不是本體的，即你用的是人想出來的理論，然後把它用之於歷史現象或者思想問題，“對”與“否”是開放的，留待經驗事實和現象去驗證，也留待何時有新的方法的時候來替換它做出更好、更嚴密有成效的描述。

第二則是要告訴讀者你使用的是什麼理論、什麼概念，這些概念已經在哪些地方，被哪些人討論過，有哪些可以用，哪些還有問題。你為什麼會使用這樣的理論及概念。如果你博學，甚至可以對比介紹其它理論用於此的現狀及問題，以及可能的優劣。

第三就是對於你要討論的對象的描述及辨析。你對你要討論的對象的閱讀和了解程度表明了你的功力。你不能夠不讀原著，只憑基本第二手、第三手的教科書材料，道聽途說的材料，就來論證。

而這第三點其實也是我要強調的治西學的第二點，即在你的方法之後是你擁有的，對於研究對象的“知識”。這個“知識”在理論物理等自然科學上指的是你對你的對象的經驗現象的了解及把握，在政治學、社會學所指的是各類社會現象。在思想史和哲學上指的是各類首先是第一手的文獻，包括考據他們是否是真的，以及對於第二手的文獻的辨析。

為此，談到西學治學，包括治中國思想問題，當代最好的治西學的中國學者是洪謙，可謂無出其右者。他從語言到方法，談論每一個問題都是中規中矩，非常地道，不僅他關於維也納學派及科學哲學的討論，而且包括他對於馮友蘭在治中學的時候的形而上學提法的粉碎性的討論，都可謂是典範。[6]

你當然可以不是洪先生那樣的維也納學派的科學哲學家，運用科學哲學的方法及語言，而是別的思想研究傾向，但是無論你是哪一種，你都必須如治社會學、政治學，治思想史，乃至治理論物理那樣，甚至也可以說如當年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那樣，以分析的方法、描述的方法，一步一個腳印地在二元的路上辨析及討論問題。

基於上述兩點，方法與知識，如何認識及評價余英時先生的著述我以為就很清楚了。

首先是方法，余英時先生沒有像洪謙先生那樣系統地受過西學訓練，也沒有治過西學。如果他用西學的方法及思想治中學，就一定會像洪先生討論馮友蘭的思想那樣進行討論及著述，但是從來沒有過，甚至可以說他宗的是馮友蘭的道路及方法。這裡我指的是一九四九年以前馮友蘭的方法。究其實，在這個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四九年後馮友蘭的方法不過是更為極端化的意識形態化而已。

細觀他的方法，及馮友蘭乃至胡適，以及時下的余英時先生，他們的西學竟然一直是如在胡適那裡那樣，只是停留在一些概念西學的標籤上，即只是西學作為標籤來使用。

我說它們是標籤，是因為他不僅沒有如一個博士生論文那樣，在第一章討論他的方法、理論及概念的來源、背景及應用，而且在行文中也從沒有真正討論思索過。這使得讀他的書的人可以看到，在行文中，他所使用的民主、啟蒙、各類西文概念，如唯心主義、唯物主義、闡釋學、存在、範式……等等，都沒有辨析、講明過他是在什麼意義上使用的。他究竟用的是哪種理論，宗的是哪門學術思想及方法，他自己沒有交代，讀過他的著述的人也無法把握、講不清。所以在整個方法論上，余英時先生的方法經不起推敲，或說沒有推敲過。這在治西學上是不能允許的。

我前面說過，當代理論物理學的方法和社會學、政治學等新興的社會科學的方法是類似的。為此，當代自然科學的方法西學研究中學的方法很可以作為一個借鑒。例如現代西學醫學分析中醫的方法，它是把中药解開來進行基本的元素分析、基本的功能分析，繼而綜合起來再進行現象及效果的對比。同樣對於中國文化思想也是一樣，要仔細地討論西方的概念思想的功能及解析出中國文化思想的各個元素，分析它們的存在的前提及演繹出的思想及社會現象及功能，然後進一步綜合分析，最後可以做出在西學基礎上的對於這些思想及問題研究的推測性的結論，或者可能的修正。或許可以說到今天為止，西醫，現代化學及生物學研究中醫還沒有取得突破性的進展，但是我們卻依然可以說，自然科學對於方法的嚴格要求，使得在這個領域中的研究基本上是在軌道上慢慢地運行，至少荒腔走板，江湖郎中式的、玄學性、欺騙性的成果很少有存在的可能。但是，在人文學術領域卻恰恰與之相反。使用西學研究中學的人，不僅沒有像醫學領域中一樣，是經過充分訓練的西醫專家，西學專家，而且使用的方法根本就不是西醫或說西學的分析檢驗的方法。

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推崇洪謙先生對馮友蘭先生的所謂新理學的討論，認為洪先生的這個討論可謂為我們留下了西學討論中學問題的“典範”！

那麼如何看到余英時先生，或者說他繼承的胡適先生的所謂西學中用，我認為，套用洪先生當年在評述如何看待許良英先生的愛因斯坦研究時的話說：“還是貼標籤”，是十分準確的。余英時先生們的所謂研究和大陸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專家們的所謂研究的區別只是在於：

許良英先生用的是一整套馬列主義教科書的標籤，即系統的馬列意識形態化的標籤，而余先生用的是散裝的，各類西來的標籤。

其根本區別在於：散裝標籤雖然有意識形態的氣味，但是並沒有導致意識形態。

這大約也是最近半個世紀，余先生等這些沒有被鎖進共產黨籠子的學者的最可貴的長處——沒有被意識形態化，但是也顯示出五四後最根本的問題。

散裝標籤有著通向“桶裝標籤”——徹底地意識形態化的概念的捷徑。所以才會由五四導致一九四九，再導致一九六六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這大約也是余英時先生八九年組建了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收集了幾十位共產黨文化框架中的所謂異議人士，但是他並沒有感到在方法和思想，以及知識框架與知識上和這些人有根本的區別，而且用他所喜愛談論的庫恩的基本思想來說，他居然二三十年來，在根本的思想規範框架的轉變問題上對這些人毫無影響！

這一方法問題不僅是極為重要，並且在思想史上是非常關鍵的問題。

2020.0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