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兩個大國強國看精神醫生》

程绍蟾

2019年12月12日深夜，確切地說是13日的凌晨，我在失去自由的第十一天出獄，到了徐家匯天主教堂旁邊我妹妹家裡，我妹夫在等我，見我就說：“歡迎囚徒出獄”！他還捂著鼻子，故意做挖苦坐過牢的人身上有異味狀，我洗澡了之後，他就為我開了一瓶香檳。

天亮之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去宛平路600號去看精神科醫生，在上海，老百姓都叫宛平路600號是“神經病醫院”，其實，“神經病”和“精神病”是完全不同的。老百姓委婉的稱作“神經病”或者更加委婉的說“600號”，實際上就是“精神病”的意思。在中國，“精神病”人是受到歧視的，所以，我朋友更加擔心，“人家恨不得把你說成神經病，你倒好，自己跑到神經病醫院去了，這樣，人家不是有根據了嗎。”

我想的還真和大多數人不一樣，還可能更加客觀和理性，我不認為一個人精神出了問題就低人一等。因為身體的體驗是自我的，有些症狀只有自己明白，比如，耳朵裡有迴旋不斷的響聲，有時候還聽不見其他的聲音，甚至自己講話的聲音也聽不見，眼睛也非常花，看不清很近的東西，甚至周圍某一空間的東西，什麼東西都在抖動，還小有复視狀態，不敢過馬路，不敢爬樓梯。我入獄之前，沒有這些症狀，所以，我要請精神科醫生去診斷一下。

   這是我第一次看精神科醫生，等待的時間非常長，從上午一直到下午，大概我是最後第二個病人，這位四十幾歲的男醫生坐在一張大桌子的另一邊，看見我劈頭就問“怎麼啦，要吃什麼藥？”我頓時就失去了信心，本來我也沒有願望“講故事”，就是希望專業醫生給我一些指導，結果一分鐘不到，我就離開了“神經病醫院”。

   我又開始找其他精神科醫生，有兩個醫院可以選擇，一個是“第六人民醫院”，還有一個是淮海路上的“徐匯區中心醫院”，“徐中心”的交通對我比較方便，六院是三甲級別，可能人比較多。我就去了“徐中心”。醫生是個女的，穿著很時髦，戴着黑色的大框眼鏡，問診了我的症狀，（我也沒有講故事）她診斷我有“恐懼症”，開了一些藥物，先從改善睡眠開始。我回家檢查了藥物的各種資料，心裡有一點擔憂的，但是，我還是遵照醫囑服藥，藥吃完了，睡眠並沒有改善，眼睛的症狀好了一點，耳朵裡的聲音還跟著我，我繼續就醫，同樣在“徐中心”還有一個精神科的專家門診，看這位醫生的經歷，在“宛平路600號神經病醫院”當過門診醫生，我就掛了他的號，他說上海話，看了前一位女醫生的記錄，說：“你有恐懼症啊，睡眠改善了沒有？”我回答了他，他說“我給你換個藥吧，你吃了晚飯就可以用，這是可以咀嚼的藥片，對你很合適，副作用也小。”說完後就對我說“我看你是上海人，我也請你幫我一個忙。”我問：“你要我幫你什麼忙？”他說：“我今天自己的醫保卡沒有帶來，我在你的藥方上開兩隻‘開塞露’你拿出來給我，不要擔心，藥很便宜，我給你錢好了。”聽了這個，我當時就有嘔吐的感覺。我把六塊錢的“開塞露”給他後，就決心不再看精神科醫生了。

後來，經過上海龍華中醫醫院醫生的門診，我自己認真煎藥吃藥，每個星期都有進步，慢慢的身體有了些恢復，眼睛和耳朵的症狀都有改善。胃口也開始有了一點。

  以上就是我在上海看精神科醫生的經過。

     雖然我的身體遠遠沒有恢復，我對這位中醫非常滿意，都是平常的藥材，可是配方非常好，治療的費用也非常低。但是，這時候武漢封城的恐怖消息傳來，我決定馬上離開大陸，我擠上達美最後一班飛機，往回到明尼阿波利斯，我又開始繼續尋找精神醫生，我非常渴望有醫生可以幫助我，盡快擺脫精神上受到的傷害。我見了史都華醫生幾次，把上海醫生開的藥給她看，她說，這些藥都比較重，都是治療恐懼症的，但是她並沒有給我明確的醫療診斷。

     我想，我就一直這樣“恐懼”下去嗎？恐懼症就是這樣的症狀嗎？可是，我在上海多次面對強大的暴力時，我都沒有恐懼過，就是警察把我“帶走”，我也毫無恐懼，想到也只是“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

      說實在的，這位心理醫生對我沒有一點幫助，雖然，我講了我的一些“故事”給她聽，她沒有得到要領，可能是我的英語表達能力太差的緣故，想想不能怪她，人家美國人生長在正常的社會環境當中，怎麼會懂中國的事情？這個看病的過程已經一年多過去了，我對自己的的精神狀況和行為規範一直不滿意，我的耳朵裡面仍舊有時有迴響，睡眠也沒有很大的改善，最重要的是，我越來越清晰的意識到，我失去了很多原來能輕而易舉做到的事的能力，比如閱讀和寫作，這兩件生命過程養成的習慣，如今，連兩分鐘都不能堅持。想起來，如果我的餘生是這樣的，我的生活質量會下降太多了，不時覺得有些悲觀，但是我自己有什麼別的辦法呢？由於史都華醫生沒有藥物的處方資格，她也沒有可信任的建議，最後還是我的家庭醫生拉爾森給我一些改善睡眠的藥物。並推薦我去“睡眠中心”的專科醫生戈登和她的助手那裡去治療。

    我想，如果是睡眠問題，我也可以自己慢慢調整自己，我對自己的身體狀態很明白，而且，我又相信中醫經絡穴位牛鬼蛇神之類的玄學，我可以用非藥物的方法來幫助自己康復，審視自己的病情，認為我的人際關係的行為規範沒有原則問題，對社會上事情的認知也正常。我就找了一個完全體力活去工作半天，這個工作有時候要搬動三四十磅的物品，這樣做，是為了自己的身體在物理上能繼續保持正常。我還找到了一位針灸醫生，叫羅伯特，他是學東方哲學出身，曾經在中國天津的中醫學院實習過，我對針灸特別鍾情，多年來，在上海也有專門固定的醫生，定時去打“補針”，增強體質。我對這個羅伯特很滿意，覺得他和中國針灸醫生的思路不太一樣，另有一功。有時候他使用的穴位，短時間裡有立竿見影的效果。（關於羅伯特的針灸，我有時間另外專門談）。

   還是回到我的精神疾病，因為，到了美國，我就不擔心“被精神病”了。精神上出現障礙，就像感冒一樣平常，我可以大大方方的去求醫。除了針灸等治療，我還自己調劑飲食，通過飲食，針灸和體力勞動等自我治療，一年來，我的身體狀況有了一定的進步。但是，我原來的那兩項和我生活質量有重要關係的行為規範（閱讀和寫作）的丟失，還是沒有恢復。我知道，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的道理，但始終用積極的態度對待日常生活。

直到回到美國的第二年，也就是今年，在初夏的時候，拉爾森醫生對我的身體進行了一次非常全面的檢查，她的新助手安醫生是一位菲律賓裔的實習生，也有四十多歲了，在這兩位醫生面前，我從來沒有講過我的故事，在身體檢查時，安醫生告訴我，你的右耳裡面有一個很大的耳酊嚀，需要取出來。因為這個東西可能會引起你的頭痛（怪不得），隨時可能引起感染。我們約了另外的時間，護士穿了手術服裝，用特別的器具，還有一些液體注入我的右耳中，少一會，只聽到悶悶的砰一聲，就打開葡萄酒瓶那樣的聲音，耳朵裡掉下一個硬的棕色的東西，差不多有一厘米這樣長，我看到嚇了一跳，問醫生，我為什麼耳朵裡會生出這樣大的臟東西？我平時很注意自己身體的清潔衛生啊！醫生也不能解釋。這對我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經驗，我就要求，這個耳酊嚀給我留著，醫生同意了，找了一個專業的存儲小瓶把它放進去給了我。

拉爾森醫生和安醫生給我的體檢後，認為我的病情還需要有專科醫生繼續下去，他們給我約會了神經科醫生莫多斯，睡眠科醫生戈登，和精神科醫生懷特。前兩位我都認識，神經科醫生很早就診斷我的神經系統沒有問題，戈登醫生再會給我做方案治療。懷特醫生是新醫生。我查了她的資料，她是精神科醫生，比較年輕，四十多歲吧。我按約去了她在聖安東尼的門診，第一次談話，她問了我教育背景，工作經歷，目前的身體狀況，藥物和物理治療的匯報，問我希望她能幫助我解決什麼問題等等，我對她說，我現在要解決注意力不能集中的問題，和精力不濟的問題，比如說，我有時候想記下一個我經歷過的或想過的事，但是，拿起筆，卻一個字也寫不出來。我沒有講故事給懷特醫生聽，因為我已經堅定的認識到，要是告訴美國人我在上海遇到的這些爛事，沒有一個人會相信，更加不要說理解了。幾年來，我也沒有給任何說中文的人講過故事，我一直認為這有關我的個人尊嚴，不要被別人誤解成我是一個祥林嫂。

     和懷特醫生的第一次談話大概就是這些內容，在差不多一個小時的時間裡，我沒有說故事，後來我體會到，和精神科醫生對話，可真不需要單純的“訴苦”。你的表達，一定要使醫生明確知道你，到底要他幫助你什麼，有時候還必須非常具體。最後我覺得她理解了我，她明白了我------想“深挖”自己。

        就在初診的當天，懷特醫生就診斷了我是得了“PTSD”:“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維基百科的中文叫“創傷後壓力症侯群”，百度上翻譯是“創傷後應激障礙”，屬於精神疾病。我回到家裡，給犬子說了這個診斷，因為他長期為醫院業餘做中文和日語翻譯，有時為精神病科醫生做翻譯。他說，“啊呀，你怎麼會得這個病啊，這個病是受到驚嚇引起的，比如說，到伊拉克打仗的軍人很多這個病”。我對犬子也沒有說過我在家鄉遭遇的經過，因為，我不需要他的安慰，他未成年就在美國生活，怎麼可能明白大陸國的事情？我到上班的公司，也和人事處說了。我以為他們會停我的工，人事經理說，“沒關係，可以治好的”。我還告訴了幾位女友，她們說，“不可能，你怎麼會生這個病？這個病是受到嚴重的打擊（精神上，肉體上）才可能得的。”我更加是第一次聽到這個病的名稱，我就開始學習，這個病形成的原因和預後。

     懷特醫生給我設計了為期兩個月的治療方案，她給我設計了“寫出來”的計劃，我每個星期去一次，先和她交談十分鐘的樣子，她每次在寫之前和評價你上一次寫的內容評估後，指導你的“寫出來”的思路，也就是說，給你主題，就寫“一個”事件，或者幾種情緒。每次治療形式是固定的，重複詢問過去一周全部的標準“安全問題”，對我上一次寫下的內容和表達方式做回應，告訴我她對本次“寫出來”治療的目標，然後她離開，給你半個小時的寫作時間。再回來，再和我一起做標準化量化統計指標檢查，共同完成問題。

     這樣算起來，我也累計寫了整整四個小時的文章了。雖然，我的英文寫作有太多語法詞彙上的問題，在她的指導下，這個問題已經不需要我擔心了，她說，我寫的文章她完全懂。到了第七次治療，我在寫作過程中，突然大悟出來了，拉爾森醫生和安醫生從我的右耳道裡取出的巨大耳酊嚀，原來是我自己塞進去的啊！為什麼呢？因為在關押期間，虹口區四川北路街道政府幹部，叫看守在我耳朵邊用藍牙麥克風二十四小時放“紅歌”，我提出抗議，要求他們關掉麥克風，我的耳朵被聲音騷擾的很痛，他們不肯，說是“老闆叫我們做的，我們聽老闆的”，後來，我請他們把音量調的輕點，他們也拒絕了，他們說，“如果我們這樣做，老闆會懲罰我們的。”因為，我完全失去了自由，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就把看守送來的飯，------米粒塞進了自己的耳朵裡，來減輕巨大分貝對我的干擾，這個耳酊嚀已經在我的耳道裡有兩年的時間了。犬子和朋友都不相信我得了PTSD，現在他們應該相信了，我經歷的事件，從性質上來說，和戰爭創傷是一樣性質的，幸運的是，不是每個人有機會得這個病，我算是有一點點控訴反動政府的“資本”了。

      我對這個治療的結果，也覺得真有點不可思議，懷特醫生沒有聽我講故事，也沒有安慰過我，但是，通過這個治療，我在第七次有點豁然開朗，現在真的有些釋懷了，要不然，我怎麼能描述下這個過程呢？

   我相信，懷特醫生對我這個病人也很滿意，她又為我加了兩個星期的其他實踐方法治療。因為她在明年要去參加美國國家一個綜合科學的研究工作，會離開醫院工作，她已經為我找到了繼續鞏固對我治療的精神醫生，他叫布隆伯格，和紐約一個經常出鏡的有名氣的傢伙一樣的姓氏。

我寫出這個求醫的過程，是感謝懷特醫生，更是要告訴大家，精神疾病並不可怕，人人都可能得，不要怕“丟人”，找到正確的醫生來幫助，非常重要，配合醫生治療也很重要，建立醫生和病家的互相信任，是不容易的事情，說的玄一些，還要靠一點點運氣。專業訓練過的精神科醫生，很快會給你總結出病的要害。如果他能治療你，會有個性的方案。

所以，現在我懂了，要是再去看弗洛伊德的與病人談話的案例，為什麼都是一些漫不經心的小事情描述，婆婆媽媽的表達，根本沒有“概念”“定義”這種大詞，更加沒有指點江山的宏大敘事的原因，這就是專業和不專業的區別。希望我的文章能給大家啟發和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