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雪域高原到台灣海峽:
台灣與圖伯特(西藏)的民主相遇、文明互鑑及印太變局」
格桑堅參
「圖伯特的昨天,不應成為台灣的明天;台灣的今天,也應該成為世界重新理解圖伯特的契機。」
台灣勵志協會非常榮幸邀請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格桑堅參,進行「從雪域高原到台灣海峽:台灣與圖伯特(西藏)的民主相遇、文明互鑑及印太變局」的精彩講座。
格桑堅參,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
1966年出生於西藏康區巴塘縣,畢業於著名的藏文學校,曾就讀於中國四川省社會主義學院,專攻中共統戰理論與實踐。1999年,他輾轉從西藏流亡到印度,先後在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西藏問題研究中心、外交與新聞部工作多年,是流亡西藏著名的中共對藏政策研究員和各媒體的特約評論員。
2006年,當選第14屆西藏人民議會議員,2011年再次當選,直至2016年任期結束後移居澳洲。2017年被藏人行政中央任命為駐澳洲代表處華人事務聯絡官。2020年12月被任命為藏人行政中央駐台灣代表,也就是台灣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
這是一堂全民必修的公民素養課。從雪域高原到台海,地緣的意義所指乃國際安全,乃不同族群的多元價值永續,更是人類安全。
一、地緣戰略的價值:高原防線與海洋樞紐
面對中國的威脅,「不能只從東部沿海看,也必須從喜馬拉雅山看」。國際政治往往「不只看苦難程度,更看戰略價值」。
喜馬拉雅高山防線:圖伯特不僅是中印陸地緩衝區,更是滋養數十億人口的「亞洲水塔」,牽動南亞生態與跨境水資源安全。
西太平洋海洋樞紐:台灣扼守第一島鏈核心,維繫西太平洋軍事平衡、全球航運生命線以及半導體供應鏈的安全。 兩者看似遙隔千里,實則在地緣防禦上構成威權政權陸海兩翼的戰略前沿,共同承受來自中國在軍事、外交與資訊層面的全方位複合施壓。
二、 歷史的破局:從隔閡到民主的相遇
台藏互動在1949年至1990年代之間,深受「中國中央政府與西藏的地方框架」所制約。歷史的轉折始於1990年代台灣本土民主化運動與民主主體意識的覺醒。1997年達賴喇嘛訪台,開啟歷史性的「宗教相遇」與體制破冰。
2000年台灣完成首次政黨輪替,藏人行政中央亦派出代表團參加陳水扁總統就職典禮。2003年台灣西藏交流基金會成立,政府進一步調整對藏政策,明確表示不再以過去的中國內部事務框架處理流亡藏人,相關簽證及交流事務逐漸轉由外交體系與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處理。台藏關係由過去的蒙藏行政框架,逐步轉向民主、人權、宗教與公民社會交流。
2016年10月,「台灣國會西藏連線」正式成立,由不同政黨立委參與,台灣國會對圖伯特人權、宗教與相關政策議題的關注進一步制度化。
三、歷史的警鐘:一紙協議無法創造保障
格桑堅參引述1951年圖伯特《十七條協議》與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歷史警示「當軍事力量、制度解釋權與監督權皆集中於獨裁北京,地方對『承諾』的理解,隨時可被『國家安全』之名取代」。
何謂「政治談判底線檢驗矩陣」?
借鑑血淋淋的歷史,「誰負責解釋協議?」 圖伯特與香港經驗,由中共單方面解釋。「誰監督履約機制?」圖伯特與香港經驗,缺乏獨立監督與司法救濟機制。「人民能否自由反對?」圖伯特與香港經驗,鎮壓異音,剝奪權利。
面對中國施壓政治談判,台灣「絕對不能以『交出自我防衛與民主自主能力』來換取未來的口頭承諾。違約成本若低於履約成本,協議即為幻象。」
台灣必須堅持由全體人民自主決定,立足於不可妥協的憲政民主體制,與國際盟友共同監督獨裁政權。
四、民主互鑑:兩條不同的民主治理演進路徑
台灣的本土轉型,「由下而上」。人民爭取與制度改革,在故土上完成民主深化。台灣示範「公民社會持續監督的重要性」。
圖伯特的流亡建制,「由上而下」。從1960年建立民選代表、1991年通過《流亡藏人憲章》、2001年直選最高行政領導人,至2011年達賴喇嘛尊者正式移交政治領導權。流亡藏人證明「即使沒有治理故土,依然能維持公共責任與民主選舉」。「民族政治生命不可僅寄託於單一領袖。」
拆解達賴喇嘛倡導的「中間道路」的雙重戰略:對內,面對故土受控的現實,為保存民族生存提出務實的方案;對外,建構與國際社會溝通的「共同語言」,轉化難以形成共識的「政治爭議」為各國可切入的「具體權利議題」(宗教自主、環境水資源、新聞自由)。
格桑堅參提及民族未來的四大支柱:第一,宗教傳承,依循傳統;第二,民選政府,以藏人行政中央為民主治理;第三,國際法案,將國際支持轉化為制度化支持機制;第四,文化教育,在全社群中全力保存語言記憶。
「讓制度承擔公共責任,確保下一代知道自己從何而來。」
非常感謝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格桑堅參如此專業又動人的心靈盛宴。
從地緣政治學的角度觀之,威權中國的陸海兩路擴張,同時呈現「穿透歐亞內陸」與「突破西太平洋島鏈」的戰略態勢。圖伯特與台灣,揭示印太民主的防線乃「喜馬拉雅山」與「台灣海峽」所構成的「綜合安全」格局。
圖伯特的民主治理,在於一個失去實際領土治理權的政治共同體,仍透過議會、選舉、行政與憲章維繫公共權威。這是政治制度化的實踐。政治共同體的永續,不能僅依賴領袖的個人魅力。
基此,國家安全不僅涉及領土、軍事與政權,語言、宗教、教育、歷史記憶與文化同樣是政治競爭的場域。若一個民族仍然存在,下一代卻無法使用自己的語言、理解自己的歷史或自主地延續文化傳統,人口的存續未必等於文明的存續。這是達賴喇嘛轉世問題具有國際政治意義的原因:爭議表面是宗教儀軌,深層卻涉及「誰有權定義一個文明共同體的合法權威」。中國政府介入達賴喇嘛轉世,被美國認定是宗教自由問題。美國政府官員與國會議員支持藏人不受政府干預、自行決定宗教領袖的權利。
對台灣而言,另一啟示意義更在於現實主義者所謂條約政治的「承諾困境」。政治協議的效力,取決於權力結構、監督制度以及違約成本。若一方擁有壓倒性的強制力與協議解釋權,又缺乏具有約束性的外部監督力,取得一紙承諾的弱勢者只能面對協議被撕毀的風險。
福爾摩沙內部一直存有「透過和平協議或政治承諾換取台海和平」的綏靖思維。圖伯特與香港的血淚教訓,為台灣劃定清晰的防線:「絕不能以交出自我防衛與民主自主,換取未來的口頭承諾」。中共的承諾,一貫服膺於統治需要,隨時能以「國家安全」、「領土完整」為由全面顛覆或撕毀既有條約。
面對敵人的威脅,台灣唯有持續發展不對稱作戰能力,深耕與國際盟友的共同利益與「結構性嚇阻」,提升全社會的民主韌性,確保防衛意志無法被統戰話語所瓦解,大幅提升中國犯台的「侵略成本」。
從雪域高原到台灣海峽,最終交會於同一個命題:自由不只是免於壓迫,更在於人民擁有保存制度、價值以及選擇共同未來的能力。
賴榮偉博士
TIA台灣勵志協會執行長
講者:格桑堅參(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