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侨学界庆祝中华民国“双十”国庆115周年

并声讨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北春报导

【北京之春纽约讯】2026年10月6日下午，由《北京之春》杂志社、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办的“庆祝中华民国‘双十’国庆115周年——声讨中共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大会，在纽约法拉盛新木兰二楼会议厅举行。来自纽约侨学界、海外民运团体、人权组织、宗教界、法律界及新闻媒体的代表出席活动，会议并通过网络向全球直播。

本次大会以庆祝中华民国“双十”国庆115周年和批判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两大主题。与会人士围绕中华民国的历史与台湾民主、中共民族政策、宗教与文化权利、两岸关系、跨国镇压以及民主政治建设等问题展开讨论。

大会由《北京之春》杂志社社长于大海博士主持。于大海宣布大会开始后，《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致辞并作主题演讲，围绕中共推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政治背景、民族政策及其可能造成的社会和国际影响进行分析。

著名律师高光俊在发言中重点谈到台湾政治、国民党的未来，以及国民党所承继的中华民国历史使命。他表示，国民党秉承中华民国立国的价值与使命，这是国民党重要的历史基础和政治价值。如果国民党丢弃中华民国的历史担当，背离追求民主、法治与自由的初衷，也就可能失去自身最重要的政治价值。

高光俊进一步指出，中共政治与台湾的政党政治存在根本区别，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左右之争，而是专制独裁与民主自由之间的制度分野。台湾可以有不同政党、不同政治立场，也可以有激烈的政治竞争，但民主制度本身不能被破坏。没有民主，台湾人民的权利就失去了制度保障，台湾数十年来形成的自由与法治成果也将面临威胁。

评论家陈破空在发言中从中国近现代历史、民族文化以及政治制度的变化谈起。他认为，理解今天的中国，可以将1949年作为一个重要分界点。1949年以前，中华民国努力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并与国际社会接轨；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方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陈破空以尖锐措辞批评中共体制，将其形容为“邪教式”的政治统治。他同时谈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不同民族的历史形成及其社会发展，认为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不应建立在文化趋同和身份压制之上，而应尊重不同民族的历史记忆、语言、传统和生活方式。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不应被视为国家的负担，而应成为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尊者达赖喇嘛暨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慈诚嘉措，则从西藏近现代历史谈起，回顾中共统治西藏以来藏人社会所经历的政治压迫、宗教限制、文化冲击以及社会控制。

慈诚嘉措在发言中历数中共治藏政策给藏人社会造成的伤害，特别谈到藏传佛教、藏语教育、寺院体系以及传统生活方式所面临的长期压力。他认为，如果所谓“民族团结”以削弱民族文化、限制宗教信仰和改变民族身份认同为代价，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团结，而是以国家权力推动的同化。

他表示，一个民族可以与其他民族共同生活，但前提应当是彼此尊重，而不是要求弱势民族放弃自己的语言、宗教、文化和历史记忆。真正的民族和解，应建立在平等、尊严、信仰自由和文化自主的基础之上。

独立媒体人张杰在发言中指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有鲜明的习近平时代政治特征，并将其概括为“习近平之法”。他认为，该法表面以“民族团结”为名，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国家权力对民族认同、文化表达和政治立场的控制。

张杰同时谈到台湾当前面临的政治与安全处境。他表示，台湾的民主政治正承受空前压力。在中美战略博弈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台湾如何维护自身安全与民主制度，避免成为大国竞争中的牺牲品或谈判筹码，已经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他认为，这不仅考验台湾政治人物的判断力、战略定力和社会共识，也考验美国对台政策的稳定性、可信度，以及处理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的政治智慧。

独立媒体人郑旭光、中国民联副主席吕京花、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会长张艾枚等，也分别从两岸关系、台湾安全、民族政策及中国政治现实等角度发表看法。部分发言者认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等概念缺乏清晰边界，可能给执法机关留下较大的解释空间，并可能进一步影响涉台人士、海外华人以及公开支持台湾民主的人士。

博登出版社总裁荣伟则从“中国梦”的不同内涵切入。他表示，习近平所宣扬的“中国梦”，与普通中国人民所追求的“中国梦”并不相同。在他看来，习近平的“中国梦”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帝王梦”，而中国人民真正追求的，是民主、自由、尊严以及权利得到保障的中国梦。

荣伟进一步指出，如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被用于限制甚至消灭一个族群的语言、宗教、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其造成的后果就不仅仅是政治控制，更可能导致一个族群文化身份的系统性消亡。他认为，一个族群一旦失去自己的语言、传统、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其作为独特文化共同体存在的基础也将受到根本性破坏。

磐石教会牧师邵俊从宗教信仰角度谈到中国政治与台湾民主。他以基督教信仰语言批评中共，将中共政权形容为一种“邪灵”的力量，认为专制统治不仅压制人的政治权利，也侵蚀人的良知、信仰和精神自由。

邵俊表示，台湾能够走上民主、自由和法治道路，是中国人现代政治发展中极其珍贵的成果。在他的信仰理解中，台湾今天拥有的民主与自由，是“神赐予中国人的恩赐”。他认为，台湾的实践说明，华人社会完全能够建立尊重个人尊严、信仰自由和基本人权的政治制度。发言最后，邵俊牧师带领与会者一同祷告，为中国人民的自由、人权以及未来祈福。
 

《北京之春》记者吴平奇、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助理郝芳芳等，从宗教自由、语言教育、文化权利和国际人权标准等角度发言。与会者特别关注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区的民族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传承问题，认为民族政策应建立在尊重基本人权、文化自主和宗教自由的基础之上。

著名律师叶宁、海外中国人权律师联盟负责人吴绍平、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主席宁先华等，则从法律与国际关系层面讨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可能涉及的“域外管辖”问题。部分与会者指出，如果中国政府试图依据国内法律追究境外组织和个人因言论、政治主张或公共活动产生的责任，将进一步引发国际社会对跨国镇压、司法主权和言论自由的关注。

中国民联主席、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副主席陈立群在发言中重点谈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63条。她指出，该条款涉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组织和个人追究法律责任，具有明显的域外延伸意味。

陈立群以强烈措辞形容，第63条就像中共“拔出的一把刀”，也是向境外异议人士、人权活动者及相关组织发出的一道“恐怖命令”。她认为，这类条款如果被扩大解释，可能被用于威慑海外批评者，并进一步加剧跨国镇压所造成的恐惧效应。

她表示，中共如果试图以国内法律约束境外人士的言论、政治活动和公共表达，不仅涉及司法主权边界，也会进一步冲击国际社会所重视的言论自由、人权保障和政治表达空间。

中国民联副总干事安强、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助理杨郝芳芳，杨羚等，也围绕相关法律中涉及境外组织与个人的条款展开讨论。

薛伟先生在发言中谈到美国自由女神像所象征的自由、接纳与人道精神。他提到，自由女神像及其基座上的相关诗文，长期被视为美国接纳移民、追求自由以及为逃离压迫者提供希望的重要象征。

薛伟认为，对于因政治、宗教或其他原因离开原居地、来到美国寻求庇护的人，不应简单以“非法入境者”的标签加以歧视，而应从美国自由、人权和庇护传统出发，理解他们所面对的处境与诉求。他表示，自由女神不仅是一座地标，也是一种精神象征，提醒美国社会在处理移民和庇护问题时，应当兼顾法律秩序与基本人权。

在自由讨论环节，部分中国民主党成员彭晨宇 、许建康、魏史杰等民运骨幹先后发言，结合各自经历和对大会主题的理解发表感言。发言涉及台湾民主、中国政治转型、民族与宗教问题，以及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等多个方面。

大会最后由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作总结发言。

王军涛从晚清到中华民国的历史转型谈起。他认为，中华民国的建立，是中国近代政治转型中一次极具意义的制度实践。他称，从满清帝制到中华民国共和制度的建立，是世界近现代政治史上极为成功的一次和平转型，但这一历史进程最终在1949年中共建政后被中断。

王军涛随后谈到台湾民主转型所经历的曲折过程。他指出，台湾今天的民主制度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在长期威权统治、社会抗争、政治改革和制度开放中逐步建立起来。从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到总统直选和政党轮替，台湾民主经历了长期而复杂的演变。

他进一步以阿富汗为例，谈到民主制度建设初期所具有的脆弱性。王军涛表示，美国曾帮助阿富汗人民赶走塔利班，并在此后二十年间投入大量资源支持阿富汗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但阿富汗最终仍未建立起稳固的民主政治。

王军涛认为，这一经验说明，民主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民主政治会自然巩固。尤其在民主转型初期，制度基础、社会共识、公民文化、法治建设以及政治力量之间的制衡都十分脆弱。民主政治不仅需要建立，更需要长期维护、培育和巩固。

此次大会持续三个多小时。与会人士围绕中华民国“双十”国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台湾民主、民族与宗教政策、法律及国际政治等议题展开讨论。部分中国民主党成员彭晨宇，许建康、魏史杰等活跃党员自由发言环节分享个人感言。

大会在王军涛博士总结发言后结束。随后，与会嘉宾及参会人士分批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