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本身就是一所国立政治大学》

---  读张君劢《国内战争六讲》之体会之一

孟泳新

回想起三十年前，在我刚刚通过博士答辩考试后思考是回国当教授呢？还是留下来为张君劢正名而奋斗呢？为张君劢正名无疑是为中国整个社会真正的进步。当时我是中国铁道专业与铁道运输管理专业二个专业出国进修不少的人数中唯一取得西方先进国家博士学位的人，而且仅在到达德国后十三个月的时间就交上了博士论文，之后几年还加深研究了更高层次的东德功勋科学家获得者波普夫在六十年代创立的交通流理论；他也是我的指导教授的师叔，当时我的指导教授曾邀请其担任我博士论文的副审任务，可时不可测他突然去世只好改由他的弟子来担任；我还读过本专业当时几乎所有的博士论文，回国当教授是理所当然之事；而若要留下则连工作谋生都成问题。

自从89六四以后自然想得非常的多。我把需要思考的问题按主次排成一个系统的表格，在最上端的问题中有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会不会实现政治自我改革呢”，这需要我自己对其加以测试，因为正好我在亚琛有位好朋友，他与温家宝家有很深的私交，于是我设计了一套方案，恭恭敬敬、规规矩矩地缮写好给总书记江泽民的信，请这位朋友通过温家宝关系能交到江泽民的手中。后来据台湾的报纸报道，确实了我信已到达了江泽民手中，尽管面上讲共产党正在考虑之中。我知道实质是已被江泽民否决了。由于我的方案比早我半年提出的严家祺联邦制更显得温和、变动更小、更涉及到大陆与台湾分歧之解决、具有现实性，主要仅仅只是将福建省泉州地区改建成两岸政治特区，准许台湾国民党、民进党公开活动、招收成员，与共产党进行公开竞选，待成熟推广全国。从中我确信了，共产党是根本就无法实行政治自我改革的了，只有消灭之。连我这样温和并且起码相互共处的改革方案共产党都无法接受，那含有更高要求的严家祺联邦制方案更不是一纸空文的冥想罢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发表于1998年的《民主中国宪法设计》一文第一节中“毛泽东创建的人民共和国是中國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上最落后、最黑暗、最愚昧、最专制、最腐败的国家政权。毛泽东的人民共和国实为共产帝国。毛泽东的试验使中华民族在文明发展史上至少倒退了一百年。”这一句子的真正来历。在这一最上端的问题确定后，再考虑下端的问题。如由于张君劢之特殊立场与地位，我若回国的话，鉴于共产党也决不会同意为张君劢正名的本性，必然会想出各种各样的招法，任何小人物根本是无法防备的。这一点我早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全都领教过了。我可以这样地讲，共产党宁可同意为蒋介石正名，也是不愿意给张君劢正名的。除非我回国后直到死始终将之埋在自己的心中，对人绝不能透漏一字，这对我如此直性的人是做不到，那么就这好留在德国这一条路了。但留在德国又有很多的困难。其他就不说了。就说继续深入地研究张君劢来说，这里的资料非常缺乏，这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应该感谢这几十年有了网络迅速发展，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信息。

2016年夏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托人从国内带来了几本书，其中有翁贺凯编写的《张君劢传》，我如获至宝。当天就读完翁贺凯的代导言。特别注意到翁贺凯代导言的最后部分写道，“同时，我在编选中对那些过往为学界所忽视而我认为对理解张君迈先生思想发展、变化非常重要的论著（如《国内战争六讲》、《吾民族之返老还童》）；对那些我新近两三年发现的、以前各种张君劢研究文献、选集中均未提及或收入的论著，有所侧重（如《论教化标准》、《读英儒洛克传》、《廿世纪革命之特色》、《致友人书论今后救国方针》。）”我将此处说的几篇论文作特殊标记，以后有空时好好阅读之。

初次读《国内战争六讲》就给人以震憾，我心里就明白，这主要是我的知识结构与写作《国内战争六讲》1924年的张君劢相比较，存在着巨大差别，故有此种似懂非懂的总体的感觉。毕竟我是曾有过自学一门学科的经验，又明知道自己是一个从工程学科一下子转到社会科学的，从一个门外汉转到社会科学的专家这条新路上不知道会遇到多少磨练与苦难，不知道会遇见多少难题与挫折，唯有一往向前之恒心方能见到辉煌的日出曙光。

我曾有过自学一门学科的经验指的是在1975-1984年我自学概率论随机过程排队论的经历，反反复复的教训，最后找到了必须严格按照循序渐进的方式，才基本上学会了排队论。正是这个经验、教训与成绩，才有可能很快正确的领会我指导教授其博士论文的全部内容、他思想的继承与创造，从而很快地解决我的论文论题。我指导教授也是在学会了排队论后,领会了他师叔创立的交通流理论所提出解决所有的交通行业中堵塞现象的总思路，并运用这总思路于铁道科学上，创造了一种计算方法，完成他的博士论文，第一个解决了德国铁道科学中一个重要难题。同时，我指导教授还指导了他的师兄运用交通流理论解决了航空飞机场设计中的一个重要难题，完成了德国授课博士论文，成为德国第一位航空飞机场专业教授，为此我在的研究所的名称也改为了土木系交通科学研究所。

就《国内战争六讲》而言，我就明白，问题出在1，我自己对于世界哲学、思想发展史的现有的知识差得太多，2，对世界政治学科与政治哲学发展的历史几乎完全不明白，3，对世界特别是西方、英国的历史知识了解离开理解张君劢写作的《国内战争六讲》起码的要求差得太多，4，对中国历史、特别是民国史的知识了解不够，或者有错误的中国历史观的存在。问题找到了，方法也找到了（必须循序渐进和并研读英文德文的著作），只是花时间化功夫研究方能成功。

本文专门就张君劢为什么要写作《国内战争六讲》谈谈我的体会。在翁贺凯编写的《张君劢传》的紧接着《国内战争六讲》的是《论教化标准》，它介绍了张君劢创办国立政治大学的经过。

《论教化标准》中讲了，“国立政治大学，为何而设耶？曰：此校之前身，原以改良省政为的，故名自治学院。议创于紫石韩公长苏之际，以十二年冬赁民屋设于上海。今年秋章教育总长提交阁议，更名政治大学，海内同情之君子闻其风而助之，为集巨款作建费，乃请于军民两署，拨吴淞旧提署为校舍，并以其旁余地二十亩为新校舍基地。九月鸠工度材，建宿舍校舍各一所，行以明春蒇事。同事诸君子，谓宜于立校二周年之期行立础式，以示郑重校基之意，且应有以记之。”

关于国立政治大学的创立与终结的过程，张君劢在一九五七年著作的《辩证唯物主义驳论》跋中这样写道：“ 一九二二年自徳返沪，江苏主席韩紫石询以如何革新苏省政治，我提出建设政治大学（初名自治学院）之议，张季直、袁观澜、沈信卿、黄任之、史良才同赞成之。开学招生后，每星期有马克思主义一课，述其理论，加以批判。不料第一班学生四年尚未毕业，国民革命军抵沪，学校被封。校中经费拨归李石曾江湾劳工学院所有，校中书籍，由当时主持中央政校之罗家伦派人取去，刘大白、陈望道为接收账目之人，然所收政大现款，未见有何报告。”“ 我之所以哓哓，诚不愿吾六万万同胞随苏联而殉葬也。《祖国周刊》胡君欣平来函索稿，我于辩证唯物主义，自政大以来，早有意为文以驳之，奈战事播迁之余，延而未作者三十余年。今因索稿之机，乃勉于数月完成此稿，以酬平日素愿。民主国家中此类书籍，我所见者不过两本，我文之作，为时虽晚，然尚不失其为屈指少计之数之中也。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中金山张君劢。”
下面先略介绍一下赞同创立政治大学几位先人的经历。

韩紫石（1857－－1942）江苏省海安镇人，于光绪五年（1880年）中举。先后任行政、矿务、军事、外交等职，清末官至吉林省民政使。辛亥革命后，韩紫石由东北卸任入关。后任安徽省巡按使、江苏省省长，并一度兼督军。在北洋军阀时期，他与南通的张謇，位高望重，同被誉为苏北的两大名贤。

张季直（张謇）(1853——1926)，江苏南通人，字季直，号啬庵，出生于江苏省海门市 ，中国近代著名的辛亥革命时期政治活动家、实业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1905年，张謇与马相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就是复旦大学的前身。他先后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复旦公学、南通博物馆等。

袁观澜，为张君劢求学时的语文教师、曾任上海道尹（上海市长）、民国教育部代总长、复旦大学校董。沈信卿，（1864－1944）,辛亥革命后，他任职于江苏都督府，任副民政长、江苏省公署秘书长。他曾发起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1913年他主持江苏教育。1917年他和黄炎培等人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他还筹建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17年至1923年负责董理同济大学，还创办了鸿英图书馆。他还曾长期担任上海市议会议长，他是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中华民国临时国歌《五旗共和歌》的词作者。

黄任之，黄炎培（1878-1965），江苏省川沙县人，1901年入南洋公学，辛亥革命后，任江苏都督府民政司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后任江苏省教育司长， 1918年，创建中华职业学校，1921年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和筹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现河海大学）、国立东南大学（现南京大学）、上海商科大学（现上海财经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1945年又与胡厥文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1949年后，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等职。1952年兼任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1954年9月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2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史良才（误笔，实为：史量才（1880—1934）），杰出的商人、教育家和报业巨子，上个世纪初中国最出色的报业经营者，作为上海的报业大王，史量才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1899年中秀才，1901年考入杭州蚕学馆（今浙江理工大学）学习1908年任《时报》主笔。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江苏独立运动，清理江海关财务，后被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  1912年，史量才与张謇等人合资，以12万元购买了《申报》。《申报》敢于抨击时弊，揭露当局的黑暗统治，因而声誉雀起，发行量骤增。1922年11月，英国报界巨子、《泰晤士报》的主人北岩勋爵来访称赞它是中国的《泰晤士报》。《申报》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这些正义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的跟踪报道，扩大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社会影响。1932年至1933年间，史量才还创办了几项社会文化事业。其中有以俞颂华为主编的《申报月刊》。 1934年10月，因胃病复发，史量才前往他在杭州的寓所秋水山庄疗养。11月13日傍晚，在回程途中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全都比张君劢年长的先人们皆是民国初年江苏（包括上海）籍的在中国政坛赫赫有名的贤人、政治家，或者是著名的教育家、实业家、报业实业家。就教育事业一事来讲，他们创建了几乎一大批江苏（包括上海主要大学，到目前还是占据了上海江苏教育事业的重要位置。

查查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史，除了要看是谁率先提出创建某大学，还要查看中国最缺少的是什么样的大学，谁率先看出这一点并提了出来的；这还不算，更主要是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谁在创办大学上更占上风。

要说能与张君劢的国立政治大学相对应的就要算国民党后来办的政治大学（现在台湾的政治大学前身）与中共办的中国人民大学了。这里仅讲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吧！

在1950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刘少奇曾如此说道：“这个大学是我们新中国办的第一所新式大学，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大学，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这句话道出了中国人民大学成立的重要意义。

建立新政权，急需按共产党的理论来创办属于自己的大学，培养大批懂得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学、懂技术和管理的新型人才。1949年6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时向斯大林提出：“我们想请苏联政府建立一所专门的学校，它类似于过去的中国劳动大学（引原文注：这里指“莫斯科中山大学”，也称“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或“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1925年9月在莫斯科创办。该校的任务是培训中国革命青年。1930年停办。），来为新中国培养建设和管理国家与企业所必需的干部。一开始，在这个学校中学习的学生可达1000名。在这个学校中可设置下列各系：工业、贸易、银行业务、法学和教育等”。斯大林看过这份报告后，还在“这个学校中可设置下列各系”的旁边，划了着重线，从此后斯大林对人大科系设置的指导来看，他对刘少奇的想法的确经过一番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由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亲手创建，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对高等教育的思考和展望，是实施新中国建设战略、发展新型高等教育的创举。

上面是来自大陆网站的三段话，用我的话说、即用一种形而下的思路，也就是以作为创办一所大学的创办人按正常人的思路必须思考的所有问题来加以总结，可以看出以下的几点：
1）刘少奇是坚定无疑地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理，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建设共产主义是成功的，这两条大前提。这一点，我们可从刘少奇的经历可以得到。

2）中共在斯大林指导下取得了，战争上的决定性的胜利；下一步要全国将全面地转入到国家建设和管理的新阶段。急需按共产党的理论来创办属于自己的大学，培养大批建设国家和管理国家与企业的人才。这背后就有一个道理，教育对一个国家的创建、建设和管理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即培养人才的功效。也因为毛泽东其本人虽然知道教育之重要性，但对如何搞教育束手无策，在其搞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就暴露无遗了。一心想当“导师”，连其学说与治国到处充满着自相矛盾,难圆其说，何能以培养出接班人呢。这里讲的是需求，也就是说，为什么需要办一所大学，培养的人才的出路是什么。这一点，可从刘少奇给斯大林的报告中看出。

3）创办一所大学，需要有二方面的条件，物质方面：资金、学校校址、学校房子、教育器材等；软件方面：师资、教材、专业设置、教育方法、教育管理等。当然，在当时的刘少奇看来，所有的

按照过去战争年代的经验，类似于物质方面的困难都是不成问题的。在当时的刘少奇看来，中国最缺少的就是师资、教材了。按照过去的中国劳动大学的经验，朱德、刘少奇、邓小平、一大批的中共领导人都是由这个学校所培养出来的。请有心人注意，蒋经国也是由这里讲的这个学校所培养出来的。刘少奇这时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想请苏联政府建立一所专门的学校，”这就是，以后出现的中国人民大学。

4）在刘少奇这样学历、知识水准的人中是不会考虑，选择哪一种教育模式来办大学，当时世界上已经有了两种不同的教育模式的存在了，一种是西方大学的教育模式，另一种就是苏联大学的教育模式，孰优孰劣，选择何种模式，效应是在百年以后才能体现出来。由于刘少奇当时的缺陷，造成的人才时间上浪费与损失也只能由后代人来承担了。

5）刘少奇对这所大学学科之设计，“可设置下列各系：工业、贸易、银行业务、法学和教育等”。这说明了，这所学校主要是培养建设国家和管理国家与企业的人才。故中国人民大学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系、（中共）历史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系、法律系为主体的专业设置系统。

这中间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为地封为世界人类智慧（哲学）的最高总结，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人为地封为中国正统的近现代历史，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论）”人为地封为“经济学的全部”。刘少奇这一过失，当然有其产生的原因的，可害得所有的中国人可能要花费至少一百年的时间才能弥补。

6）师资问题，刘少奇已经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讲了，全部依靠了苏联之教授的支援。教材问题，全部引进苏联教材。至于教育方法问题，只说一点，由于中共坚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理，自然是在其开办的大学中全部贯彻了注入式教育方法观。一旦把马克思哲学、列宁哲学、毛泽东思想哲学看作为真理、即把它看作为神学一般，那么如同西方中世纪那种神学学习方式，注入式教育方法必然成为唯一的教育方法。其他就不去多讲了。

七十年过去了，我们暂且不去评价这所大学的质量如何。我们只是从首先提出创建这所大学的刘少奇的思想之最高的形而上，就是我这里讲的第1条，即刘少奇是坚定无疑地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理，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建设共产主义是成功的，这二条大前提。在过去了七十年之后的今天，只要有一点点良心的人都会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绝不是真理、而恰恰是一个大谬论而已；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绝对是世界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悲剧。前面已经用这样的一句话中提及了刘少奇这样学历、知识水准的人，尽管刘少奇其本人认为自己有那么的了不起，在共产党内部有那么多人至今还认为刘少奇是那么的有水平，但对于我们研究思想史的后来人而言论，重点的要找出历史悲剧最初产生于哪里,产生于何处我们考察一下所有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的领导人他们所有的经历中有一个共同的缺陷，有人认为，那是他们都没有受到过正规与完整的西方大学专业教育与培训，其实这并不是最重要原因；我认为，那是他们全部没有亲身参加过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与先由恩格斯领导、后由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领导的第二国际进行的世界性大论战。说起中国人，仅有一个中国人，那就是张君劢，亲身参加了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之间的大论战。近五十年来从殷叙彝（1979年）、李兴耕（1982年）发表重新研究第二国际的文章以来，曾经引起过一阵风，但后来又变得悄然无息了，不知是否与2010年突然冒出人民大学付校长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有关，其实，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也只提倡了一下瑞典之民主社会主义，这里有一个严重的误解，如此之小国家的经验如何能适用于如此之大（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呢；谢韬连最起码的政治学知识、历史知识都没有，岂能作此狂论呢！另外，几乎所有提倡民主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怎么能够避开张君劢这一个中国人，好像张君劢是一个外国人似的。实质上此事还没有真正地深入下去，根本就没有取得本质性的突破与成绩。若一旦认清了这二点，就可以看到所谓人民大学历史的最终之结局了。

讲完了对应的中国人民大学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张君劢当初以一人之力，提出创建政治大学之事。当然，在中间我们还应看到，当时还有一个现在已经是不知道其名字的先人能认定张君劢之举的真正的意义，在收到江苏省的报告后立马批准，并将名字改为国立政治大学。待有机会时必须要找出这位有眼力、能认事能认人的先人，宣传并表彰其历史永可作为纪念的政绩。

前面讲过我初读《国内战争六讲》时，就立即被震憾了。这说的是为张君劢写作《国内战争六讲》所显现出张君劢在1924年时全部知识结构、它的专深度与宽阔度震憾了。初读时就得知，《国内战争六讲》是专门为张君劢自己创办的政治大学作为主要教科书之用的。这就是说，张君劢在1924年时全部知识结构及其专深度与宽阔度足以顶得起一所政治大学了，张君劢本身就是一所政治大学。

因为当教授是本人从小就立下的志向，自然很早就听说过要当教授必须得持有丰富的知识拥有量，千万不可当野狐禅，误人子弟。当我1978年转入上海铁道学院之初，就有不少老年教师就与我讲起，教人以一杯水，自己就要有一桶水。你的课讲得好与坏，讲得清楚与不清楚，学生也可以从你给的这一杯水中品味出来。故初读《国内战争六讲》，就马上看到张君劢的肚子里有多少的货色（ 上海话，东西的意思）。而这些货色也是张君劢37年（张君劢是1887年生人，到1924年是37岁）来的所有知识积累。那么我们来看看张君劢的这37年的求学经历吧。

4岁（现有的关于张君劢的传记象翁贺凯编写的《张君劢传》，都将说成了6岁，原因是大约在五十年代以前都按中国虚岁的说法，故在五十年代以后出身的那些编写者自然就不明白，还是照抄原来稿子成了足岁的数目。当然还有出现小学生似的错误，如被蒋介石软禁于重庆南山的时间。最不能容许的错误是张君劢的具体出身地，是宝山还是嘉定？具体是何处？为何会出现此现象？从许纪霖开始就被搞得乱七八糟。因为一个人的出身地对某些人（特别是张君劢而言）的一生、教育、思想发展成长而言有一定的密切关联。）1891年入家塾。十岁1897年入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外国语学校求学。1902年15岁中秀才。1906年3月19岁受宝山县公费资助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系学习政治学。张君劢在《我从社会科学跳到哲学之经过》（1935）中说，“在日本五六年，学校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浮田和民所教的政治哲学。政治哲学是选科，选者甚少，就只是我一个人，读的书是陆克的《政府论》。”“日本学校虽然用的是英文参考书，但是教授常常所提起的，是德国著名学者如Wagner及Schmoller 等，宪法学上也提起Mayer及Laband的名字，所以在日本留学时，已引起我对德国学问的羡慕心。我在早稻田也曾读德文三年，德文经济学、德文宪法也曾读过些，在那时我已经有意到德国留学。”“由清末至民国初年，吾国知识界对于学问有一种风气：求学问是为改良政治，是为救国，所以求学问不是以学问为终身之业，乃是所以达救国之目的。我在日本及在德国学校内读书，都逃不出这种风气。”1910年23岁早稻田大学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

1913年3月26岁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因一战爆发而中止学业。1920年1月1日33岁随梁启超在德国访问大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倭伊铿，从而留下来与倭伊铿学习哲学。1922年回达国内。就马上与章太炎同为八团体国是会议起草宪法。

由此我们可以大致地确定1924年写作《国内战争六讲》时的张君劢之知识结构。本篇文章仅仅讲张君劢之知识结构涉及那些学科与那些哲学，张君劢奉行哪种哲学思想。我用下面的表格来说明之。任何一个人，都能从中得知，张君劢本身足以顶起一所政治大学。至于他的思想的专深度、宽阔度，特别是有什么杰出的地方，那就请下面的文章来讲解了。

孟泳新《张君劢对世界政治学术界的贡献》

张杰，你好。

寄上《我的三个月来读书研究收获的汇报》，这篇汇报不能发表，仅仅作为你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各种各样的人、认识各种各样的社会事件、认识人类的学术活动、认识人类各类政治运动时参考之用。我直接地向你说吧。如果你仔细地去阅读的话，一定会给你带来极大的收获，最起码的是要认清余英时与冯崇义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上次，我的稿子《张君劢本身是一所大学》。不知，读后，有什么感想，我很想知道你的意见。这里面隐藏着我的一些想法，一条是如果共产党之后共产党创建的人民大学必须永远地关闭。其他就不说了。稿子中的用【】括起来的部分完全不予公开。

孟泳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