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 寫於流亡兩周年

何曉清

兩年前的今天，午夜時分，我在德州暫居的一個狹小的房間裏，收到了香港入境處電郵通知，工作簽證正式被拒；一天多后，中大歷史系副教授的職位也被即時終止。從2022年夏天申請簽證續期到2023年被正式流放，在不停地搬家不斷的等待后，終於塵埃落定。 作爲書寫《天安門流亡者》的研究者，我最後也因為記錄這個歷史的傷口而成為一名流亡知識人。

以上這開篇文字，是在上個周末開始下筆的。那天我坐在剛剛搬進到的斯坦福大學宿舍的地板上，用紙和筆為兩周年留一個儀式的記錄。過去兩年時時在腦海裏與大家對話分享，這個“大家”，包括許許多多素未平生卻在遠方默默支持祝福我的朋友們。例如去聽了黃耀明演唱會，回家後很多天都在心裏哼着《邊走邊唱》。一位朋友講《邊走邊唱》會讓人想到白樺的《苦戀》，我覺得更讓我想到崔健的《一無所有》。我在 少女時期聽達明一派沒有太特別的感覺，畢竟八十年代的香港歌壇太陽光燦爛。那天聽到黃耀明在台上的演繹，不能自已。「是我對你不起 /沒法與你一起/ 但叫我遠走的偏是你/從你眼裡出發/ 從你兩臂出發/矛盾永遠只得你明白/是我對你不起 /是我愛你不起/ 但放棄我的始終都是你/其實我太留戀這禁地/ 而必需出走都只因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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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的“你”與林夕的“你”，如此遙遠又如此接近，以至於我這個講廣東話的内地人一生中在1989年與2019年兩次經歷了這個“你“。好想寫一本書，就叫《一起走過的日子：我的香港故事》。我要把這本書送給我的好朋友也斯。多年來，也斯一直鼓勵我回到香港。過去不明白為什麼上天要那麼早就帶走秉鈞。後來想大概是不忍讓他見到自己心愛的香港要經此一劫。

2019年離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從當年為逃離納粹德國的愛恩斯坦提供避難所的研究院到了錢穆先生等新亞先賢避秦而來創立的中大校園。余英時先生在為劉再復先生《西尋故鄉》作的序中寫到漂流「是古今中外無數知識人的命運」。余先生提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第三次被貶逐時，不但「親賓故人」都為他餞別，外郡的詩人也道義聲援。因此，「放逐是中國知識人的光榮」。 先生也用范的故事來說明：「可見專制皇權的威力并不能壓倒士大夫的公論。」

只是從今以後不能回到自己深愛的中大校園，與同學們山上山下同行，與大家圍爐，與香港人一同守住維園不滅的燭光。過去兩年的路漫長艱辛，恍如隔世，疲於奔命，為生計，更為少年時許下的諾言，為1989年那些為自由付出生命的年輕人。過去兩年做了數十場講座，在機場與機場之間穿梭，見到許許多多沒有放棄的普通人。有一次在大學做講座，一位香港媽媽帶着三個女兒來聽；又有一次一位中大畢業的同學，工工整整地寫了一段話，在一張香港女孩子很喜歡用的那種漂亮的信紙上，等所有人都離開後，害羞地上來送給我，謝謝我的堅持，希望我不要放棄。還有我的同學們，上過課的，sit過堂的，香港同學内地同學美國同學，用各種方式傳遞問候，大家都知道我不定時吃飯不按時睡覺的壞習慣，孩子們就像母親那樣叮囑我要好好照顧自己。有兩位朋友聽過到我的一次講座後，兩年來風雨不改的機場接送. 這樣的故事太多太多，讓我一路走來，活過了一次又一次的萬苦千辛。情義無價。

對於一個從來不用社交媒體，沒有Facebook沒有Twitter的人來說，用Substack用Patreon，是大躍進。若不是同學幫忙，趕鴨子上架幫我創建並開啓了賬戶，我一定就又不了了之。我甚至不知道應該用美國常用的Substack還是香港朋友慣用的Patreon，更糾結於到底是用英文寫作還是中文寫作; 用廣東話還是國語。寫作的表達本身就是看心情的：想家的時候是用廣東話，英文表達又是另一種思維。在一些特定語境裏，言語是蒼白無力的。另外也覺得自己沒有準備好，總是想等自己有一張書桌有一張凳子再開始，但又想想其實人生從來都沒有準備好的時候，歷史往往就在我們沒有準備的時候發生，讓我們措手不及。

就這樣，在地上，我開始了這篇文字的寫作。過去兩年，一有機會到胡佛研究所，就去檔案館看林昭。我們生死相隔，卻猶如忘年之交。她在那個暗無天日的牢獄裏，用自己的鮮血書寫。在一篇題為“破碎山河破碎家”的獄中文字裏，林昭提到如今她與媽媽，還有在她被捕一年後自殺身亡的父親天各一方。她對親人的思念，我感同身受。經歷了那麼多，女兒有淚不輕彈。好幾次在閲覽室忍不住落淚。我時常為有機會在中大課堂講授林昭而感恩。2019年在同學們即將面對他們一代人的“星火”前，我們就已經瞭解當年蘭州大學有那樣一群大學生, 以及後來的厄運，為他們準備了即將到來的風雨飄搖。

過去一個多星期都在生死時速中活著，白天各種研討會，工作到深夜錯過了校巴，在黑暗中拼命地奔跑到火車站卻發現看錯了時間表又或者看反了方向。這些時候總是想起19年剛到中大時總是迷路，晚上又拼命地追趕最後一班校巴下山，同學們總是用Whatsapp陪伴，讓我不覺得在“孤身走我路。” 這一周每天早上睜開眼睛就想着：現在是香港的晚上了，快點起來把文章寫完發出去，卻又開始一天的工作忙碌。梳洗過後又去趕火車。 就這樣日復一日過了一個禮拜。今天充滿期待滿心歡喜，因為訂的電腦臺燈終於要到了，結果又沒有送到。大失所望，幸好如今有了床，不用坐在地上了。

有很多年，我在深夜寫作的時候，總會想到我大學時期背誦下來的一段文字，出自北大校慶合輯《精神的魅力》，作者是北大校友。這段話是這樣的：“許多感覺都麻木了，憑着一種生命的本能我摯愛着也仇恨着。在深夜的孤燈下我思考並且開始寫作，在最需要良心和聲音的時候我拍案而起。”這位決意「在最需要良心和聲音的時候」「拍案而起」的作者叫李書磊，現任中宣部長。2019年我就和同學們講，多年後他們會發現，人真的是會背叛自己的青春以及青春所承載的理想的。

每晚我在黑夜裏背著電腦狂奔到車站卻懊惱地發現又錯過火車后，坐在路軌旁等待下一趟車的來臨時總有一種天蒼蒼野茫茫的感覺。坐在路軌旁邊難免會想到89年臥軌山海關的海子。提前結束生命的他在天國一定慶幸自己逃過了碾碎理想主義的濃墨的歷史篇章。 “面朝大海，春暖花開，”這一代人的密碼，讓自己記住當年那些在黑暗中尋找光明的目光，以及如今生生不息的民主渴望，在監獄裏，在花果飄零中。

兩星期前，我把書本從德州的書架上一本一本取下，再一本一本地放到箱子裏，然後把它們搬到郵局去，又到了斯坦福，他們就這樣跟著我流浪。從美國到香港，又從香港運囘了美國。因爲書太多，放不下，只能選最常用的上架。那天我一本一本書的跟它們講話，抱歉自己不能給它們一個安定的架/家。但人在旅途的我們又回到了校園，重生。感謝主。

過去一周，雖然Substack和Patreon是空白的，但每天都在内心和大家對話；或許這就是流亡生涯的日常。千言萬語卻只能留白。或許這也是我們面對的處境，千愁萬緒只能留白。但我知道大家都在那裏。兩年前，在我最艱難無助的時候，大家成千上萬的留言，讓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無權者的權力就如此在日常的細微中彰顯。特別感謝在沒有見到片言隻字就登記了我的賬戶的朋友對我的信任和支持。盡在不言中。

魯迅說過，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如今，雖然我們看不到光，但是因為大家的同行，我們守住了内心的光，一如香港人在89年后守住了維園的燭光，我們也最終會守住了屬於這個時代的榮光。

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香港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