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自由共和憲政理想而奮鬥
劉孔伏
自從結識民運泰斗王若望先生以後，我治史之餘，開始關注民運，介入民運［1］。全國五大社科刊物之一的上海《學術月刊》在一九八四年五月號上發表了拙文〈談元末徐壽輝農民政權的國號和年號〉，糾正了歷史成說，在學界頗有影響 。一九八五年香港大學七十五週年校慶，將舉辦第一屆明清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我有一篇論文入選，並邀請我出席宣讀。結果去公安機關辦赴港手續時卻遭拒絕，我才知已被列入邊控黑名單，未能出席參會。這時我才意識到原單位重慶電機廠領導搞了鬼，把我的個人檔案材料轉給了公安局派出所，可見中共幹部多麼陰險惡毒！ 我被列入邊控黑名單，說明已經受到警察的注意監視，我要介入民運不能明目張膽，必須非常小心隱蔽，時時警惕，注意安全，自我保護。當時是胡耀邦、趙紫陽時代，政治環境相對寬鬆，我是歷史學者，警察不敢對我太過份，只是偶爾來家訪「 關心」［2］。因此之故，我思考再三，決定以歷史學家身份在學術界聯繫活動，動筆不動手，不去參加街頭活動。凡是有政治改革意念的知識份子、專家學者、企業家和官員，我都寫信去加以稱讚鼓勵，或者予以理論之支持，聯繫廣泛，頗有傳奇。 我寫信去加以稱讚鼓勵的專家學者上百人，有不少至今都保持著聯繫交流，由於他們尚在國內生活，經歷著煎熬磨難，所以我不能加以披露，要保護他們的安全。我在這里想披露一件人和事，與爭取實現自由共和憲政理想有關。 很多徵集簽名聯署的公開信，我都知道，但都不敢去簽名聯署，因為這會授人以柄，警察會借機抓我坐牢，自撞槍口［3］。八九北京天安門「六四」事件發生後，我聯繫交流的友人王若望、曹思源等大多被抓進了監獄坐牢。我四處奔走，想方設法打聽他們的消息無果，萬般無奈之下，我只好大膽地寫信寄給其單位收轉。曹思源出獄後，我寫信向他打聽包遵信、李洪林、劉曉波等人情況。 後來在2008年劉曉波發起聯署簽名「零八憲章」之時，我猶豫徬徨了很久，深思熟慮後不敢去冒這個險，最後於心不忍地沒有去簽署。事後我心中一直很內疚，忐忑不安，責怪自己「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大無畏精神到哪里去了？隨後我有一篇論文在一家學報上發表，當樣刊寄來時，我立即寄一本給劉曉波，藉此表示關注與歉意！ 「零八憲章」聯名簽署者共有三百多人，各界人士都有，於同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聯合國《 世界人權宣言》六十週年時發表。警察12月8日就拘捕了劉曉波，我很快就從國外廣播電台聽到這一消息，具體詳細情況卻無從知曉。 我是中國著名老一輩史學家孫祚民先生的私淑弟子，與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頗有關係，曾在其編輯出版的《中國史研究》雜誌上發表過論文，也曾拜會過其所長林甘泉和明史研究室主任王毓銓。徐友漁在其哲學研究所，他與劉曉波的關係非同一般，2009年春我就冒昧地寫信給他。大概兩月後他回了一信，全文如下： 劉孔伏先生： 來信收到，十分高興。 你的信是寄到單位的，我單位不坐班，我兩月左右去一次，所以很晚才拿到信，遲覆為歉。 你信中提到《中國不高興》，我的批評更嚴厲。此書不但淺薄，而且有嘩眾取寵以求商業利益的目的。所幸的是，此書已不如前一書《中國可以說不》那樣有影響和得到支持。 評《考古中國》的文章讀了，對於文中所論 ，十分贊成。望有機會和可能時，繼續發表此類文 章。 順頌 夏安 徐友漁 09，5，13 信中所言「評《考古中國》的文章」系指香港《爭嗚》雜誌2005年1月號發表拙著〈電視片《考古中國》的遺憾〉一文。中央電視台聯合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等幾個頂級學術單位拍攝製作的電視專題片《考古中國》，卻出現了低級錯誤 ，可見中國學術腐敗已經非常嚴重，濫竽充數。拙文指出了其所犯的低級錯誤，嚴加批評，使其出醜 。至於《中國不高興》一書，徐友漁比我的批評「 更嚴厲。 關於劉曉波「零八憲章」事，徐友漁覆信中未提及，大概是不便言說，心照不宣也。當時劉曉波只是被拘留關押，尚未定性，中共高層正在研究如何處理之中。就在我收到徐友漁覆信不久，同年6月23日劉曉波被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逮捕。12月25日北京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判決他有期徒刑11年，剝奪政治權力兩年。2010年10月8日他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據說與徐友漁努力爭取有關。 在國際社會強有力的壓力與營救之下，在獄中服刑的劉曉波有出獄去國外的機會，但他仍然堅持自己的理念，絕拒出國，堅決留在國內。因為他說過出國去生活，就是逃避責任，對不起北京天安門「六四」慘案中死去的人。這話擲地有聲，我也最佩服他有這樣的精神！後來他不幸罹患癌症，經醫治無效，於2017年7月13日病逝。 「零八憲章」的發表震驚了中外，中共驚恐萬分，全力封殺，禁若寒蟬。但是，其意義非凡，影響深遠，使越來越多的民眾接受認同憲政改革，懷有自由民主共和理想，只是嘴上不說而已。習近平上台後膽戰心驚，他於2014年內部講話中宣「七不准」，其中就不准談憲政改革，這說明憲政改革在中共黨內也有不少支持者。 說到這裡，使我想起了上書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的事。王岐山有總理之才，早年又曾在政治思想活躍的《讀書》雜誌任過主筆，我對他抱有好感，隨後曾多次上書他。記得在2016年初，當時中共高層傳出要修改憲法，似要改變領導人任期和在體制上有所變化。這引起了黨內外具有政治改革理念人士的注意和重視，議論紛紛，各種不同意見和建言如雨後春筍般在社會上流傳，特別是希望將國家主席制改為總統制。在這關鍵時刻，我就有大無畏的精神，不計後果地向王岐山上書，企圖影響中國政治的走向。上書全文如下： 岐山先生道席： 今年是「文革」結束四十週年，但令人遺懴的是，至今尚未走出「文革」體制，仍有回潮之虞，不免有亡黨亡國之憂。因疲於應付眼前問題，故忽略了黨建理論研究，造成不少問題認識不清而荒腔走板，令士人愕然！ 「文革」體制就是黨國體制，即黨政不分或黨政合一，與憲法條文不合。它使權力過分集中，缺乏黨與國之間的監督制約，在當前市場經濟環境下，權力與利益糾纏不清，易生腐敗墮落，敗壞黨風和民風。從歷史經驗教訓來看，祇有搞總統制(總書記和總統一肩挑），才能扭轉現實困境，實現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目標：「黨政分開，黨要管黨」，「改善黨的領導」，擴大黨內外民主，實行社會主義憲政，長治久安。不如此，則前景危險，中國不僅成不了世界強國，而且還會分崩離析。史學界對朱元璋反腐頗有爭議，惟拙文〈從《大誥》看朱元璋對吏治的整飭〉(香港大學1985年國際明清史研討會論文）加以肯定。 耑此 正候撰安 史家 劉孔伏拜上 歲次丙申四月廿三日渝州剛直齋 「歲次丙申」即2016年。這次上書的目的，主要是想讓王岐山阻攔習近平繼續走極左路線道路， 若能將國家主席制改為總統制，那麼政治改革就有文章可做，提出憲政改革就有理由了，實現「零八 憲章」可期。 當然，一般人給中共領導人上書是不可能有回覆的，他不追究你罪責就算萬幸了，阿彌陀佛！因此之故，我一直在等王岐山對上書的反應，禍福 難料，心中不免忐忑不安。直到2017年3月「兩會」上，終於等到了他的反應，卻令人大失所望。他在會上的講話大談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引用了毛澤東在「文革」中的名言：「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 一切的。」［4］這不但不阻攔習近平，反而成其為幫凶，國是將不堪矣！從此不再上書王岐山，冷眼觀螃蟹，看中共橫行到幾時！ 現在習近平個人獨裁政權已是中共窮途末路，只要習近平倒台，中國就會走憲政改革的道路，「零八憲章」得以實現！ ［1］拙文：〈回憶與王若望先生的短暫交往〉，刊《議報》2024年12月12日。 ［2］我本名劉孔福，以筆名劉孔伏行世。因郵局匯款稿酬不便，我向戶籍警察申請將本名改為劉孔 伏，戶籍警察不允許，且說「那不成了另外一個人了」，意思很明確你是公安機關監控者不准許改名 換姓。 我一直受到中共的邊控，不准出國，薄熙來於2007年出任重慶市委書記，才發生了轉機。我沒有見過薄熙來，但他「唱紅打黑」請了不少中共高層幹部來重慶為他「站台」，其中有兩位向他詢問了我的情況，這引起了他的注意和重視。隨後他詢問了公安局，且命其調查彙報，隨後撤銷了對我的監視和邊控。現在無論如何評說薄熙來，但他對我做了這件好事，否則我就不可棄國流亡泰國了。至 於此事詳情，頗為傳奇，將另撰專文披露。 ［3］只有一次例外。2010年10月1日〈執行憲法第35條，廢除預審制兌現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 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公開信〉，由李銳、胡績偉、江平、鐵流等23人發起，好友鐵流特地要求我簽名聯署，風險小就答應了。 ［4］王岐山：𡿨構建黨統一領導的反腐敗體制， 提高執政能力，完善治理體系〉，《人民日報》2017年3月6日。
作者係中國歷史學家，現流亡泰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