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艺术家”王蒙的人民性哪儿去了？

子规

    王蒙是当代中国享有盛誉的一位作家，2019年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更是使他的荣誉达到了顶峰，成为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人们未必都读过他的作品，但想必都听说这样一位“人民艺术家”。在老舍之后，还鲜有作家被国家授予这样的荣誉称号。

    他1934年出生于古都北平，少年时代处于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之下，从而使他萌生了强烈的民族意识，抗战结束后又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无能。黑暗的旧社会使他对现实产生了严重的不满，很早就接触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阅读了大量所谓的进步书籍，接受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进入中学不久就参加了地下革命活动。他的一生，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是始终不渝的，对革命以及革命后的体制的积极参与也是始终不渝的。在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中，他因为在《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中大胆地暴露官僚主义，积极地干预生活而被打成了右派，从此陷入人生逆境22年。但即使是这样的一部作品，他所表现的也仍然是革命者革命意志的衰退，希望革命队伍能够继续保持革命的理想与热情，仍然没有脱离革命与体制这一既定的轨道。被打成右派后，他被逐出了革命队伍，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失去了发表作品的权利。1963年，他又全家主动放逐到遥远的新疆。即使这样，他也仍然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重新回到革命队伍，重新回到北京。在伊犁时，他向当地的乡亲倾诉自己的遭遇，一位老人沉思许久后，坚定地对他说道：“不会老是这样子的，请想一想，一个国家，怎么能够没有诗人呢？没有诗人，一个国家还能算是一个国家吗？元首、官员、诗人，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或缺的。”这句话与他心有戚戚焉，让他记住了一辈子。他一辈子就是为权力而歌唱的，他不会以一种独立的立场进行写作，更不会对这个体制进行批判。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是官员和知识分子，他们都是体制内的身份，都有着体制内的思维，这倒也符合他本人的经历。在他的笔下，甚少出现底层人物，甚少表现他们的生活和生命状态，他们的遭遇和心声。他固然有这么写作的权利，但这样的写作人民性又哪儿去了？

    他始终未与这个体制脱离关系，他需要的正是被这个体制所接纳，在政治上能够发挥作用，写下权力所需要的作品。他与当年著名长篇小说《芙蓉镇》的作者，后来移居加拿大的作家古华相识，有一次出国访问时见到了对方。他十分感慨这个曾经很有才华的作家如今为了谋生，只能去写那些低俗的色情作品，奉劝他赶快回到中国，从而才能写出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对于他自己来说，似乎只有这样才是文学的正途，才是为人民所需要的，否则就意味着文学的死亡。当然,，对方并未听从他的忠告，而是继续留在了加拿大。他也不像王蒙所描述的那么可怜，而是对目前这种在自由的环境中能够写出自己真正想写的作品的状态心满意足。其实，真正可怜的也许还是王蒙他自己。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他从大领导手中接过了“人民艺术家”的荣誉证书，佩戴上了琳琅满目的功勋项链。后来，他还让人拍了一张捧着大领导著作认真学习的照片。不论他是在用心领会大领导为一切领域也为全世界指明方向的博大精深、高瞻远瞩的思想，还是只是在装模作样地摆拍，这至少都是一种恣态，表示他对大领导的臣服。一个著作等身、德高望重的人民艺术家，都要向一个“小学博士”表忠心，认真学习其著作，难道这还不够悲哀的？然而，对于他这样的体制中文人，不这样又能怎样呢。他从青少年就开始牢固地建立起了共产主义的信仰，但《共产党宣言》中可是明明白白地写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反观王蒙的这张照片，怎么都是一种吊诡，一种反讽，一种黑色幽默。大领导给他佩戴上了“人民艺术家”的功勋项链，这既是项链，也是锁链。在这样的锁链之下，他还能写出真正具有人民性的文学作品吗？

    他早已到了耄耋之年，已经发表和出版了两千多万字的作品，各种奖项和荣誉已经拿到了手软，但至今仍然宝刀不老，仍然保持着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创作力，仍然频频地在各种文学刊物，主要是像《北京文学》这样的顶级刊物上发表作品，而且还大都作为头条发表。他的这些作品也许仍然深受许多读者的喜爱，也深受文学刊物编辑的青睐，既可以为目前正在市场上苦苦挣扎的文学刊物更好地撑撑门面，又可以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多有益的精神食粮，繁荣我们的文学事业，可谓是一件大好事。然而，我却对他这么老了还不肯给年轻人让路，还要继续在那里刷存感颇不以为然。

    我这样说并非是在为自己着想，他老先生即便不在那些文学刊物上发表一个字，也轮不到我这样只是把写作当作一种兴趣爱好的业余作者，再说我现在也不年轻了。我这样说，乃是为了那些真正具有文学的潜质和才华，亦不乏对文学的热爱和追求的许多文学青年。他们都在努力地写作着，执著地追求自己的文学梦想。他们都怀着对文学事业的无比憧憬，望眼欲穿地盼望着自己的作品有朝一日能够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但现实对他们来说又是无比残酷的，每次投出的稿件都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不要说作品得以发表，就是编辑的一封退稿信都不会等来。他们虽然对神圣的文学事业满腔热情，但在坚硬的现实面前，在一再碰壁之后，他们的文学之火也会渐渐熄灭的。都说是金子总会闪光的，但埋没在地下的金子其实要比被发现的金子多多了。因此之故，就需要有更多的伯乐去发现这些金子，热心地支持他们，给他们创造更多的机会。如今文化事业不断走向市场化，文学刊物的数量不断减少，文学刊物的版面变得越来越稀缺了。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刊物上充斥的仍然是少数那些知名的早已功成名就，早已一大把岁数的作家。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作家挡住了年轻人的道路，挤掉了年轻人的饭碗。而在这些作家当中，王蒙老先生又是尤为突出的。

    新陈代谢是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也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只有这样才是正常的，长江之水才能滔滔不绝地向前奔流着。要是长江后浪推不了前浪，岂非后浪要死在沙滩上了？长江之水岂非要停滞不前，成为一滩死水了？只有新人不断地涌现并超过旧人，才能带来社会的发展进步。而旧人也应该及时地给新人让路，要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而不是迟迟还不肯退出历史的舞台，从而挡住了新人的道路，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如果是前者，旧人就会获得人们的敬重，人们会记住他们的美名；如果是后者，人们就难免发出“老而不死谓之贼”这样的慨叹。

    恰恰是这个王蒙，早在半个世纪前的1956年，就在文学刊物的天花板——《人民文学》上发表了那篇引起轰动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从而一举成名，而那年他才22岁，实在是够年轻的。其实更早的时候，他才19岁时就已经写出了《青春万岁》这部长篇小说，写的也是那个时代响应党的号召走上革命道路的年轻人，写出了他们的理想与追求，生活与爱情。如今他该得到的都得到了，甚至都早已得到了，却还在各种文学刊物上频频地亮相，而忍心看着许多文学新人正苦于作品无处发表，正在这条看不见尽头的道路上苦苦煎熬着。他还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或者还保持对文学事业的不懈追求，或者像他自己说的身上有着一种写作狂倾向，无法停下笔来，但他完全可以选择直接出书的方式，而把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的机会更多地留给那些文学新人。作为人民艺术宗的王蒙老先生，您人民艺术家的风范又到哪儿去了？王蒙老先生，曾经年轻的您，就给现在的年轻人点机会吧！

               2025年9月11日写就，2026年1月18至19日重写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