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明天——写在2022年岁首年初

周傥

一

2021年11月22日，中国国内和海外媒体同时报导了一个新闻：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刚刚落幕，北京大学就一口气宣告成立了四个以“习近平思想”命名的研究中心。自由亚洲电台有关这个新闻的标题是《北京大学成立四所“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劣评如潮 校友道歉》，里面说：在2018年初就成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下面新设立的这四个研究中心分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北大校长兼该院理事长郝平颁发了相关聘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王浦劬指出中心的核心使命在深入学习、研究、阐释、宣传和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高质量研究成果，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北大校友则有人不以为然，出生上海、定居台湾的时事评论员汪浩就在脸书揶揄说：‘北京大学成立这么多中心，去研究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思想，真丢脸啊！作为一个北大毕业生，在此向清大道歉。’同为北大校友、旅美作家胡平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也说：‘我感到很气愤，这是北大的耻辱！北大怎么能干这些事？使人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北大一些人的所作所为，包括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北大、清华成立大批判写作组，专门吹捧毛泽东、四人帮的文章，在北大历史上真是很丢人的事。想不到过了四、五十年这种事情又在北大重演……文革基因深植民族，知识分子最不争气。’”

自由亚洲电台的报导。

中共六中全会才落幕，北京大学成立四个以“习近平思想”为名的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微博）

北大和中国高校的中心，算起来大致有三类。

第一类是实体中心，和院、处一个级别，有正式的编制、庞大的规模、众多的专家、昂贵的设备、巨额的经费，比如“北京大学计算中心”、“北京大学统计科学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这一类中心数量最少，也有真材实料。

第二类是虚体中心，由某个院系发起成立，但纳入学校的正式发展规划，没有编制、专人、设备、经费，一切由发起院系兼营、承担、供给，比如“北京大学高能物理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医药管理国际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等等。这一类中心现在已经多的难以计数，属于孙力军“成伙作势”型和李鸿忠“溜须应景”式的，目的是对世界虚张声势、对国内彰显广博、对上峰承风希旨。

第三类是野鸡中心，是各院系敛财牟利的一个主要资源和途径，自主收钱卖名、按价取费，犹如婊子，而且还无需向学校交保护费。学校平常不管不问，出了事就一概不认。这类中心多如牛毛，或是发了财的土豪用来附庸风雅和招摇撞骗，或是有了钱的校友用来兑现情怀和补偿梦想，前者如据说中杨澜花了一笔钱买的什么系的媒体研究的中心，后者如渠万春捐了钱由国关学院批的什么世界战略研究的中心。杨澜和渠万春都是财主，这类中心目标也不在钱。第三种野鸡中心则是与学校各路头头勾兑者用来谋财骗钱和共同富裕的，因此除了出钱和收钱双方，其他北大人永远不会听说、知道和当真。第三种野鸡中心虽然山寨，但由于买方投入成本巨大，所以它们的被珍惜度和被利用率也最高；因为急欲收回投入、而且说到底即便丢人也是北大现眼，所以它们做事经常不管不顾、毛手毛脚、敢想敢干。长此以往，买卖双方风险都不小：真闯了祸翻了车，北大院系是名声扫地、领导灰头、赃款查抄；勾兑者们则绝对找不到人替自己托底，北大拿了钱说不认账就不认账、说翻脸就翻脸、说公事公办就公事公办、说落井下石就落井下石，大多情况下是立即断交废约撤销了事，不但付的钱打了水漂，最后被北大送进牢房也不稀奇。如此丑闻太多，以至北大各院系也不好意思光收钱不要脸了，于是前些年各自出了本单位五花八门的《野鸡研究机构管理细则》。当然，“野鸡”是我赋予的名副其实称谓，其原本标题是《虚体研究机构管理细则》——这显然侵犯了第二类中心的名誉权。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虚体研究机构管理细则》。

除了这三类最主要的，近年还出现一些新形态的中心，比如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上级机构”是北大，名字偏偏和北大无关——，但这都是零敲碎打、可遇不可求的产物。

二

既然上面提到了第三类里渠万春的世界战略的研究中心，不妨多说几句，其中涉及不为人知的事件颇多，堪称中国近几十年的政经浮世绘。渠万春是我当年的老朋友，少年不专学业、所好颇广，外号“狗子”。渠万春人极聪明，而且为了发财不耻下行，有股很劲儿；最后终于伙同前几年事发入狱的“中福在线”老板、也是高一级的同系师兄贺文，利用北大无线电系王志东的“中文之星”发了家。再后来，三人分道扬镳，王志东创办了四通利方信息技术公司，贺文则在36岁之年以编外挂靠公司负责人的身份倒灌入主北大方正，成了方正总裁——当然很快又被内卷下台。渠万春先是成立奥德公司，不久成为香港方正的第二大股东，后来发难颠覆王选不成，转而收购了高阳科技。渠万春和戴相龙女婿车峰关系极好，所以初中文化、和北大以及世界战略八竿子打不着的车峰也就成了世界战略研究中心的理事。2015年6月2日，车峰被从香港诈回北京，当晚在国贸大酒店接风宴上被上百名特警抓捕，而渠万春微信的内容也就永远停留在了第二天——他没有失去自由，但失去了踪影。随之而来的，是高阳科技股价在港交所被腰斩。七年里，车峰不审不判不放，渠万春也就始终隐身在离北京不远的一个地方无法露面。渠万春消失的同时，他一手策划、导演，刚刚短暂进行了的北大网络选秀节目“我是英熊”嘎然终断。“我是英熊”是渠万春在2014年筹划上线的一个局限在北大范围内的全才选秀项目，最终胜出者将由他提供丰厚的资金支援。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私下对我说，渠万春搞这个活动蓄意深远、其谋者大：他是要通过这种方式，从今天就寻找、发现和选拔具有无限潜力，有可能在未来接班中国的潜在人选，然后几十年树人，用金钱和资本的力量刻意打造、培养，使之们最终掌控中国，然后长久荫庇自己身后的庞大家业和子女。我一向对这种“莫须有”、“阴谋论”的猜测嗤之以鼻，心想如果他的以己度人是真，渠万春所想所为可真是骇人听闻：不但在今生拉拢权贵以求庇护，就连后世来生的事都提前几十年谋划预备好了，简直是当世的吕不韦。只是，为了这么点“小目标”搞这么大动静，作业太大、变数众多、操控超繁、见效奇慢、概率极低，好像核武器打蚊子，而且自己这辈子都未必看得见结局，哪里比得上满世界流行的转移资产、移民海外、一走了之来的立竿见影？放着简单、安全、高效、可预期千万倍的办法不用，却绕着整个宇宙转这么大个圈子，他是聪明还是笨？不过渠万春近年来像肖建华一样，早就变得半神半仙、迥异凡人。他为出身北大的著名音乐人、《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和《梦里水乡》的作者洛兵写的冗长无度、诡异瑰丽的《吟游》歌词，听了云里雾里，完全不知所云。因此，他有什么奇思幻想也未可知。或许《我是英熊》真正胆大妄为的，远远不是这点小家子私利，没准是意在谋国、“和平演变”呢。不管是哪种目的，即便真有，这类异想天开和天方夜谭，正常人听了十有其九会一笑置之。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刻薄多疑、惊弓之鸟的核心坚信不疑了，所以一再对资本痛下杀手，以防资本家们都想入非非。渠万春发达后，在母系国际关系学院定期举办活动，之一是周末读书会。读书会我曾经参加过两次，主题涉及方方面面，我记得之一是台湾一个女博物馆学家主讲，内容乏味、场地拥挤，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沙龙论坛不可同日而语。就是这次会后，接待人员搬出几大箱蓝色硬皮铜版纸的大部头书籍分赠诸人。我如样领取，到家一看，原来是四大卷刘亚洲著作，另有一本小一号的精粹补充版《刘说》，样子颇似卡扎菲有名的《绿皮书》。所有书装帧精美、没有书号，一望而知是香港印刷的非法出版物。书的来历我没有打听，应该是渠万春所印；至于内容，我想渠万春未必看得上。随后几天，我闲来无事，一口气将它们统统读完，并用了极大克制才压下写一篇《刘亚洲批判》的冲动。可以说，我算中国为数极少的完整了解刘亚洲“思想”者之一。不久之前，海外突然盛传刘亚洲被捕，无数评论借机想象、评价和吹捧他是“中共和军队内最有思想的人”、“中国军队的大脑”，我看了简直汗颜。严格说，刘亚洲那些零敲碎打的玩意艺儿只是观点，而且庞杂混乱、支离破断、互相否定、彼此冲突，完全谈不上思想。刘亚洲作家出身，没有马列主义功底，更缺乏理论学养训练，又无军事战略专业背景；他的水准和修养，可做新华社、《环球时报》国际或者军事记者。不幸的，基础不好的刘亚洲，偏偏见识很广、思维很活，还特别喜欢宏大的叙事和全球的勾勒，因此难免无法驾驭过于跳跃、活泼的头脑，使其成了躁动糨糊、煮开奔腾的一锅粥。刘亚洲的“思想”既背离正统，对中共无益，又反和平反文明反普世价值，对进步有害。中共百年修行、成妖作怪，练出了这么一个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害无益的精灵，也算奇葩。让他当国防大学政委、做“中国军队大脑”，中国军队不既变了颜色，又成了大脑躁狂、精神错乱、心理扭曲、找不到方向的没头苍蝇才怪呢。难怪核心怕走了歪路、邪路，非要拿下他。刘亚洲写了那么多重复的文字、讲了那么些多余的话，核心内容只有以下几点：一、侵入骨髓、狂妄不掩的种姓优越、血统高贵和权力傲慢，诸如凡事必提醒自己和他人“别忘了我身上流的是将军的血液”；二、由于外行、不了解和距离遥远，对宗教教化、感召和支配力量的望而生畏和恐惧狐疑；三、建立在种姓和血统基础上的以强者自居，进而对其他强者全副身心的推崇和膜拜，他对美国的迷恋、对以色列的讴歌一概没有价值判断和道德考量，仅仅因为它们不可战胜和具有超强的摧毁力，并自认为其与自身专利相符、属于“同类”，因而“惺惺惜惺惺”；四、对现政权毫无是非取向的绝对维护和铁血捍卫，对八九民运以及支持“六.四”的北京市民溢于言表的刻骨仇视和无法抑制的切齿痛恨。

三

北大这次引发中外瞬间瞩目和巨大耸动，一口气成立的四个“习近平思想中心”，自然是第二类的虚体中心。既叫虚体，说穿了就是有名无实、蒙人而已：所以四个也好，四十个也好，四百个也好，其实既无区别、也没意义。大家更应该关注的，倒是它们归属的、也即是发起成立它们的那个院系——“北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北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是2018年初 “由党中央批准成立”的一个实体教学和科研学院，等于和诸如法学院、经济学院、政府学院、生命科学院等等百年名门正宗居于同一地位，甚至比它们还高：因为北大其他教学和科研学院，包括当年的“马克思主义学院”都是由教育部批准成立，唯独“北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是“由党中央批准成立”的，所以不服不行，也所以据说它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虽然如此，不过“北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在国内同款马屁咣咣响的机构里，仅仅排名第八，起步不早、开局迟滞，已处于后知后觉的鸡肋地位。要知道，北大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使北大人早就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凡事定做第一”的传统和信念。这种变相的好大喜功，让北大做了许多好事的第一，也做了好多坏事的第一。对“北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来说，如果想后来居上、后发先致、一鸣惊人、天下尽知、实践又一个“凡事定做第一”，必须也只能独辟蹊径、奇峰兀起，采非常规之手段。想来想去，最简捷、粗暴、高效一途，还得是人家“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质极为恶劣，权力观政绩观极度扭曲，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制造散布政治谣言，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捞取政治资本；不择手段，操弄权术，严重危害政治安全；狂妄自大，恣意妄为，毫无道德底线”的孙力军创造发明的“成伙作势”。果不其然，这个手法真的好使，习近平“经济思想”、“法治思想”、“外交思想”、“生态文明思想”四个研究中心成伙作势的一出笼，瞬时刷新了同行的底线、突破了国人的想象、超越了党中央的期望，也让世界舆论一下炸了锅，立马中了北大“诈疯魔”的下怀，使北大不论从巅峰拍马的正面角度、还是从“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反向立场，一天之内就收获了别人几年都求不得的新闻效果和轰动效应，把其他同丑的风头一下压了下去，又一次成为了举国第一。当然，北大做的也聪明、节制，“成伙作势”贵在恰到好处，并非越多越好，要是再加上“习近平厕所思想研究中心”、“习近平艺人明星偷税嫖娼吸毒处罚思想研究中心”等等，那就画蛇添足，真的要成下一个孙力军了。

老实讲，“北大一口气成立了四个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并没惹起我的兴趣和惊诧，因为以我对今日北大的了解，它做出什么荒唐事、龌龊事我都不会奇怪。钱理群说北大充满了“精致的利益主义者”实在是故弄玄虚，抬举了北大：孔庆东猪头彘面、脑满肠肥、形容鄙俚、举止粗陋、言语撒村，精致吗？真正使我难以想象、大吃一惊的，是“北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的院长，居然是当年的热血青年、我的老朋友王甫劬。

提到王甫劬，就不能不对比另一个人，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俞可平。我认识王甫劬和俞可平是在三十多年前，当时国政系有胡适之风的赵宝煦有两个博士，每天出双入对、形影不离；他们一腴一癯，一动一静，相反相成、相得益彰、珠联璧合。这两人里，清癯、木讷、安静的是俞可平，丰腴、机灵、活泼的是王甫劬——这也就是俞可平后来时常对媒体说自己是“建国后政治学最早的两个博士之一”的由来。尽管后来俞可平一再强调“我有强烈的学术兴趣。我不会跳舞不会唱歌，从不去卡拉OK。这并不是说我没有兴趣，我有兴趣，兴趣就在学术。我每天睡6个小时不到，起来第一件事是读书、做学问”，可是在当年，淳朴的看上去几乎不通世事的他和比他处事技巧、活动能力都强一大截的圆通玲珑的王甫劬同样有着强烈的政治抱负和从政欲望；所以，俞可平放着美国不去，放着留北大不呆，义无反顾调去了中央编译局——当然，渴望“恒居”也是一个因素。赵宝煦对此不解，俞可平直言不讳的告诉他：在中国社会，起主导作用的是政治，不是经济，更不是学术。俞可平和王甫劬是一个缩影，体现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青春炽热的岁月和激荡人心的时代里，中国优秀青年知识分子们尽管特征不同、气质各异，但都洋溢着推动中国政治社会进步和思想学术解放的强烈责任心与使命感、怀抱着渴望投身和参与中国改革实践的远大志职。

于是，俞可平和王甫劬，依据着本身不同的个性、天赋和历史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走上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各自典型的命运之路，诠释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早已命中注定的不同结局。

俞可平到了中央编译局后，借着“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余势，凭着认真、倔强、执着、坚守信念、追求真理正道、“耿直不阿、讲话不拐弯”的秉性和本能，仕途节节攀升、地位日新月异，同时屡出真知灼见、一再惊世骇俗，“在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两个领域，我的学术影响力一直位列前茅”，成了地地道道的“学霸”和“学阀”，并不断成为政治上、学术上甚至舆论上的热点人物，最后连辞职都变成一件轰动海内外铺天盖地的新闻——在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居然能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网红学者，也真是一个奇迹。总之，看上去呆板、乏味、书斋气和不通人情世故的俞可平，其后来的政治身份、学术声望、专业地位、思想影响力、社会知名度、新闻轰动效应，都让其同年王甫劬难望项背。

四

从世俗乡愿意义上，俞可平成功了。可是，他“从北大的岁月开始就始终有”而且“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减弱的”要“推动中国的政治进步和政治学研究”的强烈愿望最终实现了吗？别人评说未必客观，俞可平自己最清楚不过了。今天的现实，离他的人权思想、“依法执政”、“治理和善治”、“民主是个好东西”、“人类共同文明”、“国家现代化离不开政治现代化”、“没有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政治进步是人类最重要、最深刻的进步”、“顺应全人类国家治理的共同规律和理想状态”等等虽然在全世界早已不证自明，但在当今中国仍然闪烁着耀眼光芒的思想愈行愈远，以至于他实在无法抑制的说出：“我们是能够做到的，但是很可惜，我们错过了一些历史机遇。这是我特别遗憾的，有时候想起会特别伤心”。再说到“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的“原创政治实践”，他最引以自豪的是自己为“推动中国政府创新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中国民间与社会组织创新和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而发起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和“中国社会创新奖”；但我相信俞可平不会不知道：就是自他这两个“创新奖”发起以来的20几年里，地方吏治日趋恶化、腐败日益加重，以至终成塌方之势、走向不归路，同时地方政府竭泽而渔，疯狂野蛮、自绝后路地开发建设，导致生态灾难、环境毁灭、债务危殆，难以挽回；而中国民间组织和社会组织不但没有创新，而且连发展都步履维艰，公民社会更是奄奄一息。

俞可平的那种责任感、理想和抱负，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追求与推动当代改革、民主和进步的使命感相融合的志向，我们再熟悉不过了。赵宝煦曾经欢欣鼓舞地说：“俞的境遇，说明知识分子报国有门”。我能想像俞可平在中央编译局青年得志、春风得意时当年明月的样子。那时的他一定感受着“报国有门”的踌躇满志，充满着“天降大任”的自信，怀抱着“舍我其谁”的使命感，体会着“任重而道远”的庄严，洋溢着以“做士林领袖”、“为帝王师”和“治国平天下”为职志的豪迈和同时肩负着推动现实政治进步与学术发展两个重任的崇高神圣感。只可惜，他选错了对象和地方。当今山寨出身的统治者们早就不再有古代的皇权风范、帝王规格、君主气度；而那个天下无双的“中央编译局”和供养在里面的伊玛目、祭司、经师们，是专门用来执掌和把握共产党宗教原教旨最高解释权的，又怎么能一味放纵俞可平把它变成一个研究机构，怎么会长期容忍俞可平存疑、探究、挑战、发展和创新，把思想和理论都搞乱了呢？于是，一代代的局长退转岗了，俞可平永远是个配角。他初到中央编译局后的二十七年过去了，他初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后的十四年过去了，还有四年就退休了，生命就要这样一天天不尴不尬慢慢耗费尽了，他终于失望和醒悟，终于知道无法“济天下”，终于明白自己不见容于官场，终于看透当朝昏聩已愚不可及不堪救药，终于意识到“我渴望自由、学术就是自由”，终于决心回归校园去“仰望星空”，终于想到要迸发出人生最后的光彩。可惜，他觉悟的太晚了，大学也已不是旧日风物。俞可平如此刻苦、如此用功、如此“喜欢探索和挑战”，但终其一生，他都戴着绳索舞蹈，都在翳翳中挣扎。我为俞可平惋惜，惋惜他执意去走那条必定蹉跎的路，惋惜他没有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和发挥更大的人民影响力。从三十几年前对赵宝煦说“在中国社会，起主导作用的是政治，不是经济，更不是学术”，到三十几年后变成了对社会大众说“我回北大，将把研究重心从现实政治转向政治学基础理论和中国政治史”、“我一直希望能够辞去行政职务，回到大学做一个纯粹的教授”、“我啥都不要，就想做个教授”，由此，俞可平用自己的一生再次演绎和实践了那条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宿命之路，道出了“俞可平现象”必然的规律和结局，也为“俞可平现象”划上了句号。

彻底离开了中国现实政治后的俞可平，依然激情四射。

当年众人眼里远比俞可平聪明、圆滑、机变、练达的王甫劬的人生则是另一条道路。

“六.四”前，当时的北大团委书记、后来的宁夏自治区副主席和科技部副部长张来武预案让王甫劬从国政系空降校团委做副手，然后更进一层。王甫劬也意气风发、鸿鹄之志。然而天算不如人算，在关键节点耀邦去世、风云突变，一切被改写。对一个意志坚定、持之以恒、一往直前的人，从政路上如此挫折微不足道，前面有的是时间和机会。我当年朋友关成华，1993年才研究生毕业始入官场，随后扶摇直上，到了2007已经是北京昌平区书记，如果不是次年主动辞职，仕途不可限量。但王甫劬太聪明、太机灵、太活泛、太多考虑和顾忌，一味要得到最佳、最即刻的利益和好处，结果首鼠两端、举棋不定、瞻前顾后、浅尝辄止，终了还是选择了看得到、最实在的出路：继续教书。即便如此，他也从未仰望过星空。也因为和实在、一根筋、一意孤行、坚持己见的俞可平相反，所以他始终没有振聋发聩、一鸣惊人的真知灼见诞生。他一定有过想法和尝试，但聪明及其相伴的谨小慎微使他还是循着一条传统治官学的老路、稳路走完时光岁月，直到从里到外都衰老朽暮。可是，这个世界不是俞可平的，却也不是他的，而是等而下之的郑永年的。王甫劬挤成了官学“学霸”、“学阀”，却没有挤进国师群。到了余年眼看机会即将殆尽，干脆饥不择食、贻笑斯文。不过，比起俞可平一生不安的心灵、躁动的灵魂、起伏的经历，按照中国传统观念，你能说无灾无难、无波无澜、无惊无险的王甫劬不是最后的胜利者吗？

年轻时的王甫劬。

老迈垂暮的王甫劬，既不复自己年轻时的机警聪灵，也没有老年俞可平的激情洋溢。

五

三十三年前的4月22日，好像就在昨天。那天是胡耀邦追悼大会的日子。午夜时分，北京几十所高校十几万意志坚定、情绪激昂的大学生打着校旗，高呼着“人民万岁”、“民主万岁”、“自由万岁”的口号分别整队进入天安门广场，在预定位置集结坐定。这是1989年学生运动中第一次、也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首次策划周祥、组织严密、运筹精准的大规模行动，空前绝后。上午八点整，每个学校派出一小列队伍，代表本校高举校旗和自制的标语条幅，依次顺序从广场最西侧由北向南，正步缓缓走到人大会堂东门正中处停下，先后一一向西侧的人大会堂和东侧的学生方阵展示所执的标语条幅。至今我记忆犹新的有：“青年领袖、民主先锋”、“耀邦千古”、“再送耀邦一程”、“镇压学生运动绝没有好下场——毛泽东”等大字条幅；政法大学由八人抬着的巨大标语版，上面书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公民各项权利；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高举的 “新闻要讲真话！”大字牌匾。在如同仪式般隆重的这一过程始终，整个广场庄严肃穆、万众屏息，像演哑剧一样鸦雀无声。参加追悼会的人们早已纷纷入场，我可以清晰的看到人民大会堂三、四层窗内和楼顶上密密麻麻朝广场这边张望的人影以及很多人手里拿着的望远镜。整整十三年前的四月五日，就是在这座建筑里的某处窗前，张春桥指着广场上的滚滚浓烟，冲着一言不发的邓小平愤怒的大喊：“你看见了吧？这就是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你就是纳吉！”我永远不会忘记，彼时彼刻我泪水涔涔，止不住往下流，心里一遍一遍默默地说：“你们自欺欺人、倒行逆施了几十年，今天，人民终于把自己的心声和呐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宣示在你们面前，逼得你们再也无法装睡、逼得你们不得不睁开眼睛。你们该猛醒了、该决定自己何去何从了！别忘了，你们面对的这十几万人，二十年后，都将是整个中国各行各业的主人翁！” 

1989年4月22日上午，政法大学学生高抬巨大标语版走过人民大会堂东门前，上面书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公民各项权利。

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追悼大会中的广场。

三十三年后，我终于承认：我当时的想像错了！共产党当然看到了、听到了人民的心声和呐喊，但是，他们本能的反应和结论却和我的想象、和所有正常人的思维与逻辑完全相反；而且，更加悲哀的是，共产党的反应和结论是正确的。短短时间之后，共产党用邓小平“杀二十万人保证二十年的稳定”的子弹和坦克回应了中国人民；三十三年来共产党不仅没有土崩瓦解，反而愈加强大、坚如磐石、牢不可摧；而广场上的十几万人不但当场风流云散，而且在后面的三十三年里一步步变得面目全非：和我在4.27大游行中昂首并肩、振臂高呼的我的老部下XXX，今天已是双手也沾上了无辜者鲜血的一省主官；在广场壮烈汹涌的气氛所感所迫下惭然缠上白布条加入绝食队伍的我的老朋友肖建华，后来成了专为权贵勋戚敛财洗钱的白手套；而在大决战前夕去广场赴国难的王浦劬，堪堪都到了临近退休的余生，却晚节不保，最终做了被天下人不耻的野鸡学问，成了被天下脊指的马屁教授。

1978年10月，一个在灵魂挣扎、精神煎熬中苦苦追索寻觅、日夜辗转难宁的十三岁少年，偶然闻听天安门又重现大字报，观看者川流不息、每至夜深，于是逶迤来到阳光明丽、空气清澈的广场上，走到正在翻修的历史博物馆西侧围起的长长木栅栏墙下。在那里，人潮汹涌，人头攒动，人心激荡；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人权宣言》、《独立宣言》、“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看到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富兰克林，看到“启蒙”、“拓荒”、“解冻”，看到《中国人权宣言》、《致卡特总统的公开信》，等等等等字样。

这个十二岁的少年，就是刚上初中一年级的我。

我致死都会记得，在广场上我第一眼看到上面那些汉字时的情境。像天崩地裂，像石破天惊，像宇宙爆炸，像洪水暴发。我如同被雷打电击一样目瞪口呆、石化不动，同时内心波涛汹涌、巨澜万丈、翻江倒海、热血沸腾；我的周围像是疾风暴雨、电闪雷鸣，又好似天地通透、神清气爽、万象一新。世上人间，竟然有如此的思想和言辞，霎那间刺破铁幕、驱散浓雾、振聋发聩、醍醐灌顶。

从那一刻至今，已经过去了四十四年。四十四年后的中国，启蒙已经启过了头，再不需要孤独的先知执烛引路，因为真理昭彰、大道公行，也因为再没有了渴望真理、追寻正道的人们，因为众生自愿蒙昧。今天，人类哪怕最新鲜的政治理论和最僻涩的社会学说，都能够朝发夕至、文本毕现的摆在中国人面前；但是，它们除了被心如止水死灰的学究们拿来在书斋里和课堂上做无止无休、繁琐教条的学理分析与解构批判，或者被心如狐狸狡兔的郑永年之流用来投机取巧、垫脚晋身，其他人早已躺平，即便在耳边读给他们都已经没人愿意、耐烦听了，更谈何在死水一潭的现实中激起半丝微澜。实践与事实告诉我们：历史的前进和时代的变革，不在于有没有伟大的思想，不在于有没有启蒙、有没有人去启蒙：渴望光明的人，在通天彻地的黑暗中也能找到一粒火种；而习惯和沉溺黑暗的人，会随手捻灭旁人递来的打搅了他昏睡的一盏烛光。

时代并不注定要进化，一代未必就比一代强，明天绝非一定会更好，世界潮流不总是浩浩荡荡。历史的进步如同在急流逆水中行舟，不进非但全退，而且会粉身碎骨、船毁人亡。在生死关头、尖峰时刻、关键刹那，以洪荒之力，一鼓作气、强行突击、狂飙急进、拼死一搏，或许就将进程翻转，推动历史加速前行，跨越进一个崭新的境界；而一味书生气的刻意“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慢条斯理、顺其自然、循序渐进，等待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量变导致质变，则是贻误变革时机、纵容罪恶肆虐、逆转人心向背，使一代代热血青春兑化为一伙伙僵尸顽匪，使历史沦入百年倒退、千年停滞。辛亥革命，如果不是孙中山一次次利用会党，强行发动粗暴简单、直截了当，看起来孤立无援、犯险冒进、注定失败的“进攻总督府式”冒险，就不会有在此一回回刺激、激励下爆发的武昌起义和后面的多米诺效应以及最终导致的大清王朝分崩离析、土崩瓦解。如果靠自说自话、公婆各有理、对上层官僚和下层愚民都不起作用的与改良派的辩论，靠没完没了的启蒙、宣传、舆论，靠无止无休的人心、工农、政治、军事等各种准备，大清国现在恐怕还在龙旗飘飘。这实质上就是列宁首创的“灌输”和“革命家集团”理论，也被称为“革命唯意志论” 和“革命转变论”，它强调富有自觉性的意志和组织力量的历史创造力——“给我一个革命家集团，我就能把俄国整个翻过来”。

六

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百年倒退、千年停滞、野蛮践踏文明、落后战胜先进的例子不胜枚举。今天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能生活在民主、自由、人性、安全和富足的国度里，说到底，也仅仅是一个偶然。“上帝让一群酷爱自由的欧洲人逃离旧世界，万里漂泊来到新大陆，建立起山巅之国，就是让他们在危难的一天降临时回去拯救欧洲和全世界”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实际上，二战的即有结局，只是由于希特勒一念之差，使本来技术远远领先的德国放弃了对原子武器的全力突击研造。如果历史的或然当时向另一方摇摆，德国率先制造出了足够的原子弹，那么，整个欧洲大陆、英伦三岛、非洲、中东、中西亚都将呻吟在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的铁蹄之下，全部东北亚、南亚、东南亚、太平洋和大洋洲全会在日本军国主义共荣圈的掌握之中，南美则被各国独裁政权分割、与德意日遥相呼应；而仅存的美国，孤悬一隅、战战兢兢、朝不保夕；人类还要在梦魇里再呆上几百年，谁也无法料定。固然，黑暗终究会过去，即便是欧洲曾有过的“千年黑暗”在地质长河中也不过是短短一瞬。但是，正像历史的一粒灰尘落在一个人身上就是大山，历史的一瞬间对人类来说是几个世代，一千年就是十几代人的全部生命时光。

站在2022岁首年初，整个未来黑沉沉的没有尽头，我看不到一线光亮。

1851年12月2日，拿破仑的侄子、时任法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总统即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的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调集军队占领巴黎、切断首都和各省的联系，解散立法议会、抓捕反对派议员，在三十二个省宣布戒严，仅在巴黎就有一千人被害、二万六千人被捕，所有政敌都被驱逐出境。随后，新宪法通过，将总统任期延长为十年，并授予其指定继承人的权力。第二年同月同日，路易.波拿巴正式称帝，废除共和国，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实行独裁恐怖统治。为此，马克思愤怒地写下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马克思写道：“像法国人那样说他们的民族遭受了偷袭，那是不够的。民族和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应当说明，为什么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的做了俘虏呢？”如果说，三千六百万法国人在短短时间内猝不及防的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毫无抵抗的做了俘虏，是法兰西民族永远无法洗刷的耻辱，那么，十五亿中国人在长达十年、有着充分时间醒悟、反抗和自救的情形下，被一群横行霸道的流氓一点点阉割和凌迟，最终束手就擒，则更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原谅。毛泽东荼毒中国人民、肆虐华夏大地，用了二十八年僭政、又用了十七年成神，他还毕竟是旷世奸雄、千古魔障；而今天一个无寸尺之功、无点滴之勋者，只靠阴谋权术，只靠利用国人的胆怯、软骨和恐惧，只靠抓住了少数人的把柄和短处，只靠整人和微露杀机，仅用了三千六百天就倒转乾坤、变色山河，驯服了整个中国、把所有同胞踩在脚下……可见中国人返祖堕落的程度和速度，可见前三十年的苦难和后三十年的醒悟都是统统白费。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除刘少奇党籍时，虽然全场“更无一人是男儿”，但毕竟还有陈少敏拒绝举手，巾帼睥睨须眉；可是到了五十年后，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修改宪法、恢复国家元首终身制的时候，在场几千个人再也难分男女的都像被实施了宫刑，成了LGBT，变得从里到外都“政治正确”。如果说，以往的都是历史记载和传闻，那么在我们这代人从未想到过的亲身体验、亲自经历、亲眼目睹了活生生的这一次之后，谁敢再说历史必定会进步和前行？

七

2021年北京时间最后一个星期二，王丹的母亲在北京突发脑溢血去世。王丹在脸书发布的讣告说：

“剩下我，面对将伴我一生的痛苦、悲伤、永久的遗憾和无尽的思念。

“我多想能够她一直健康的活着，让我尽可能的有所弥补。现在，这个心愿已经无法完成了，子欲养而亲不待，人生之痛，莫此为甚。

“我被流放到美国之后，虽然几乎每年都安排父母到国外与我团聚一段时间，多少弥补一些亏欠的亲情；但当局把我列入黑名单，不允许我回国，导致白发人要不远万里探视黑发人。

“到了晚年，我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我能够回到北京的家中，陪伴在他的身边，但最终，她没能等到这一天；最终，我不能见母亲最后一面。这笔血海深仇，要算在中共的头上。对此，我将铭刻在心，切齿不忘。

“我一生目前只有两次，曾经有脑子一片空白，无法思考的体验：一次是1989年6月4日，一次就是2021年12月27日。母亲的去世，对我的打击之沉重，非言语可以表述，非他人可以想像。母亲走了，我的精神世界的支柱就此坍塌，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永远缺少了一角。

“我们母子经历过牢狱，流亡，经历过亲情的阻隔。我母亲为我付出了那么多，她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一个字，她也始终坚定地支持我的理想。因为我们有共识：在这个邪恶政权统治中国的时代，我们的苦难，是坚持信念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最后，我想对我母亲说：妈，你一路好走，在天上等我。我们母子一定会有相聚的一天。那时候，让我再从头开始，什么都不做，只做你的儿子。”

我深切刻骨的感同身受王丹瞬间与至亲天人永诀，而只有隔海遥拜、泣血哀鸣时的那种浩大无尽、沉重窒息的悲伤、煎熬、渴念、空旷和绝望。我更理解和体会他誓言“这笔血海深仇，要算在中共的头上。对此，我将铭记在心，切齿不忘”时的痛楚、憾恨、愤慨、激怨与苍茫。

《战争风云》是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描写二战的长篇小说，也是1977年文革后中国最早引进翻译出版的一部当代文学名著。从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迄今，它和它的续集《战争回忆录》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小说的主人公维克多.亨利是一个海军世家，他担任太平洋舰队一艘巡洋舰的舰长，他的大儿子是“企业号”航空母舰上的海军航空兵上尉，小儿子是“乌贼号”潜艇少尉。在中途岛战役中，大儿子华伦被日军军舰击落殉国。在华伦牺牲前三个月，他给母亲写了生平最后一封信，信里最后写到：

“我希望在维克（华伦的儿子）长大成人时，这个世界将会摆脱战争。我不知道，对于胜利者说来，这种操练是否一向就是一种乐趣，或者还是有利可图的事业？但我这一代人是能够从战斗中得到乐趣的最后一代人。妈妈，战争变得太不顾个人、太复杂、耗费太大、死人太多了。人们得要找出一种比较明智的方法管理这个星球。德国、日本这样的武装强盗，专门制造冲突，但从今以后得不等他们动手，就把他们扼死。

因此，我几乎不愿承认打仗是多么有趣。我希望我的儿子永远不会知道驾驶飞机迎着高射炮火向下俯冲的那种恐惧和荣誉感交织在一起的心情。战争简直是一种愚蠢到了极点的谋生之道，然而我现在正在干着这种蠢事。但我必须告诉您，就是把全中国的茶叶都给我一个人，我也决不肯错过这一机会。”

华伦说的不错。善良的人们永远不会理解、永远无法想象，世上那些独夫民贼们为什么对战争、暴行、屠杀、灭绝、迫害、恐怖、残忍会有着那么疯狂的嗜好和无穷的乐趣。善良的人们也无需对此探究和明白，只要他们牢牢记住、铭刻在心、永世不忘：面对这一百年里诸如纳粹、法西斯、军国主义、极权专制主义和祸害时间更久、祸乱程度更烈的共产主义等等邪恶的强盗、暴徒和乱匪，在他们有征兆、有迹象、有力量为非作歹、伤天害理、为祸世间、戕害人类、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之前，就要毫不犹豫、一刻不误、坚定彻底、绝无怜悯的把它们铲除在萌芽时、消灭在酝酿中。

共产党天生的低能和劣根性，使它注定无法统治全世界；但是，这丝毫不妨碍它会祸乱全世界、会让全人类亿万家哭。长久以来，世界像当年绥靖德国一样，对共产党养痈遗患、与狼共舞、与虎谋皮。他们以为，共产党为祸为害，祸的也只是他们自己的国、害的也只是他们自己的民；他们关起门来祸国殃民，不但与世界无关，而且还可以趁此殖货取利，就像“六.四”后日本奸商借机推销出售防暴装备一样。对此，我早就断言：这个无法无天的丛林国家、邪恶王朝，如果国际社会任由它沸反盈天、胡作非为、倒行逆施，总有一天，它会创下大祸，将祸害外溢、殃及全球，让全世界饱受灾难、尝尽苦果。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天比我预言的来得还快：2019病毒让全世界生灵涂炭、千城薜荔、万镇萧疏、经济倒退、工厂倒闭、商业破产、市场凋敝、贫困加剧、生计艰难、食品短缺、营养不足、医疗崩溃、债负激增、增长下滑、发展维艰、学生失学、社会危机、政治冲突、暴力增长，让人类已经付出了五百五十万条生命的代价，还不要说死于疫情引发各种人道灾难的永远无法统计出数量的人们……国际社会该从迷梦、幻梦、好梦中猛醒，并从这一刻开始行动、共同向中共说不了。因为，人类是脆弱的，世界没有明天。

生为中国人，我们更没有明天。

1985年，李敖在《李敖生死书》中写到：

我们这些在暴政下长年受难的人民，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常常把希望寄托在未来、把反抗延期到未来、把行动保留在未来，以为有朝一日，我们会有“出头天”；以为我们的今天只是“一时”，我们的“一生”还在后面。……其实，这些观点只是自欺与自慰、只是自己开给自己的空头支票。事实上，没人能保证自己的“一生”不是“一时”、“一时”不是“一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设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我们断定别人的真伪和自己的真伪，除了明白而立即的战斗，别无其他法子。此何时矣？此何地矣？我们还有什么未来可以等待？可以拖延？可以澄清？可以证明？在暴政下，我们没有明天，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没有“一生”了，我们只有“一时”的残生。在残余的生命里，我们能做多少便算多少，我们是真是伪，今天就是最后的见证了，推三阻四的直到今天还不做的人，我们要以他为憾，我们不要相信他！

是的，我们没有明天，我们没有明天可期、可盼、可待。我们的未来是看不见尽头的黑暗，我们的前途是望不到希望的荒芜。我们只有今天可以依恃，只有从现在就做起，只有立即开始战斗。多一个明天，就会又有多少黎民丧乱、多少苍生痛贯，多少父母饮恨、多少人子含悲，多少儿女号慕、多少耄耋摧绝，多少家庭破碎、多少生离死别，多少幽冥两隔、多少人鬼殊途！几年前，我一个仍在北大的朋友告诉我：他已经急不可耐了，因为他无法忍心看到他的孩子长大后还继续生活在这种国家里和制度下。从他说这句话至今，我们又苍老了半旬，我们的孩子又长大了五岁。每当看到我们最终又即将不得不把自己痛恨的这一切留给下一代的时候我就汗颜，我不知道当他们问我“你们怎么会这么过一辈子？怎么会如此忍受一生？你们的岁月时光都干什么去了？”时我该如何回答。是的，“在暴政下，我们没有明天，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没有‘一生’了，我们只有‘一时’的残生。在残余的生命里，我们能做多少便算多少”；是的，我们能做多少便算多少。即便我们无法像《圣经》所说“流泪播种，欢乐收割”，也许我们耕耘一生最后都付之东流，但是至少，我们在用自己的行动为自己争人格，我们在用自己的行为告慰后代自己不是自了汉，我们在用自己的行事让残贼一夫们知道“博浪踵相踪”，让他们坐卧不宁、梦里也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