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采访——三代人的坠落，与一个同性恋者的逃亡

北春记者张致君

郭建平第一次意识到“命运并不属于自己”，是在很小的时候。

那并不是一个宏大的历史时刻，而是发生在中国西北甘肃庆阳的一个普通农家院里。他外公的身体被文革批斗折磨到几乎失去人的形状：双眼被石灰呛瞎，双腿被活活打断，无法行走，也无法再独立生活。1976 年，在无法忍受持续的羞辱、疼痛和绝望后，外公选择上吊自尽。

“那一年，我只有2岁。这件事，从未离开过我们家。”

外公的死亡像一块阴影，落在了整个家族的未来之上。母亲因此遭受毁灭性的精神创伤，在极度的悲痛与恐惧中罹患精神分裂症。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让她的身体迅速衰败。

父亲是建筑工人，常年在外地打工谋生。郭建平的童年，几乎完全是在一位精神疾病患者的照料下度过的。

“我很早就知道，活着并不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事情。”

一块玉米地，和国家的手伸进来

贫穷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具体到每天吃什么、穿什么、能不能继续读书。

80 年代，中国农村推行所谓“土地包产到户”。但在郭建平的记忆里，这项政策并没有给他们家带来自由，反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掠夺。

村政府强制要求农民拔掉原本种植的玉米，改种所谓“经济作物”，并规定每人每年必须种半亩“考烟”。政府收走作物，却迟迟不结算钱款，声称“等烟厂赚钱了再给”。后来烟厂倒闭，钱也随之消失。

“那不是市场风险，是赤裸裸的抢。”

更荒谬的是，当他们想重新种回玉米时，村政府却禁止使用自留种子，强制要求从政府指定渠道购买种子。每一粒种子，都是权力抽取利润的工具。

这些事情，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微不足道，却决定了一个家庭是否还能继续活下去。

“我很早就认定，中共不是一个失误的政权，而是一个靠谎言、暴力和掠夺维持的邪恶系统。”

“你是有问题的人”

高中时期，郭建平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开始无法控制地喜欢上男同学。

那并不是浪漫的发现，而是一场恐惧的开始。

在那个年代，中国官方话语将同性恋描绘为“异常”“变态”“社会危险分子”，甚至与艾滋病、道德败坏直接挂钩。更现实的威胁，是“被送去精神病院强制治疗”的真实案例。

“我不是害怕别人怎么看我，我是害怕国家。”

他开始不断否定自己，压抑情感，进行自我审查。这种长期的心理撕裂，让他最终在高中毕业后中断学业，提前进入社会。

即使在成年后的工作中，他仍然小心翼翼地隐藏身份。但身体和气质无法完全伪装——他因为“不够阳刚”的举止，被同事辱骂为“变态”“娘们”。

羞辱像日常空气一样，无法避免。

郭建平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天津中集北洋集装箱公司。他工作表现良好，却在 2000 年前后，因为同性恋身份被内部发现，遭遇了他至今难忘的一句话。

当他申请社会保险时，公司明确拒绝：

“你是有问题的人，公司不可能给你缴纳保险。”

“那一刻我真的站不稳。”

他辞职离开天津，南下创业。这并非个人选择，而是一次被排除在制度之外后的被迫流亡。

爱情，只能存在于阴影里

2011 年，他在网络上认识了现在的伴侣。他们开始一起生活，却始终无法在中国法律下被承认。

2021 年 12 月 4 日，他们通过美国犹他县（Utah County）的网络系统注册结婚，获得了一纸合法的结婚证书。

“但在中国，我们必须假装这段婚姻不存在。”

习近平上台后，对性少数议题的封杀不断升级：社交媒体、出版审查、教育系统，全面清除“多元性别”的痕迹。对郭建平来说，这意味着爱情本身成为风险源。

被制度吞噬的企业

因自己同性恋身份受到歧视后创业，2017 年，他拿出全部积蓄，在江苏宜兴注册公司。真正的噩梦，从此开始。

从营业执照到环保审批，每一步都被指定必须使用政府“指定机构”。环保设备必须从关系户购买，否则不予验收。

他按要求完成所有流程，甚至在暗示下送出红包，却在验收时被告知“环保标准已经改变”，被罚款 50 万元。为了不让 200 万投资打水漂，他被迫拆掉原有设备，额外花 30 多万购买一套市场价仅 10 万的“指定设备”。

“那不是监管，是明抢。”

2020 年，一次例行检查彻底改变了一切。安监人员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翻查他的私人电脑，发现了法轮功相关信息、同性恋内容，以及翻墙浏览 Twitter 的记录。

这些信息被转交给派出所。他被当场斥责，被定性为“反党分子”“同性恋怪胎”“邪教分子”，被要求立即删除内容。在恐惧中，他用金钱换取了暂时的“平安”。但他很清楚，那一刻开始，自己已经被列入“必须清除”的对象。

接下来的要求接踵而至：废弃已验收的安监设备，重新购买更贵的关系户产品；强制搬迁到政府厂房；重新缴纳所有审批费用。

“他们要的不是合规，是让我消失。”

当投资累计超过 300 万元，一切被宣布作废。

“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外公当年的选择。”

他曾短暂地想到过自杀。但想到伴侣，想到要亲眼看到这个政权的崩塌，他强迫自己活下去。

在一个没有申诉渠道的国家里，他失去了所有财产，只能放弃公司。

这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逃离，或者死亡

“如果我不逃，我只有两条路：要么像外公一样上吊，要么像母亲一样精神崩溃。”

郭建平最终选择逃离中国。

他比任何时候都清楚：这个政权不仅在政治上镇压异议，在宗教上摧毁信仰，在性别议题上制造恐惧，更在经济上榨干普通人的每一滴血汗。

“它不只是不给你尊严，它要你彻底不存在。”

而活着，本身，已经是一种抵抗。

逃亡到美国后的郭建平加入了中国民主党。

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确认这句话是否真的可以被说出口。

然后他说：

“可以自由，真是太好了。”

这句话很轻，却几乎用尽了他一生的力气。

对郭建平来说，“自由”从来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一种终于不必再时刻绷紧神经的状态——不必在电脑前反复清理浏览记录，不必在说话前先想清楚哪些词会带来危险，不必在爱一个人的时候，下意识地寻找阴影。

“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活着可以不那么害怕。”

自由意味着，他不再需要为自己的身份编造理由，不必解释为什么没有结婚证，不必假装爱情只是“室友关系”。自由是可以堂堂正正地说出“这是我的伴侣”，而不是低头避开目光。

它也意味着，夜晚可以安心入睡，而不是在每一次敲门声响起时，条件反射般地心跳加速；意味着电脑只是一台电脑，而不是随时可能成为罪证的物件。

他说，有时候只是走在街上，看到两个人自然地牵着手，心里都会突然涌起一种迟来的、几乎不真实的幸福。

“原来世界可以这样。”

那一刻，他才真正意识到，过去几十年里，他并不是活得太敏感，而是被迫生活在一个必须恐惧的系统之中。

自由并没有让他忘记那些死去的人——外公、母亲，以及无数被埋葬在历史里的名字。相反，自由让记忆终于可以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不必被删改、被否认、被迫沉默。

他说，他并不奢望什么宏大的正义。

“只要能自由地呼吸，自由地爱，自由地活着，就已经很好了。”

说完这句话，他长久地沉默着，像是终于把一口憋了几十年的气，慢慢吐了出来。

记者寄语：

最初联系郭建平，是希望将他的经历写入《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环境调查报告》。在选题设想中，他原本只是无数受访者之一——一个在制度性歧视中被迫隐匿、被排除、被驱逐的同性恋个体样本。

但访谈进行到中途，这一判断很快显得过于狭窄。

郭建平的故事，当然与性少数身份密切相关：恐惧从青春期开始，羞辱贯穿成年生活，爱情被迫躲进阴影，婚姻只能存在于海外服务器之中。然而，若仅将他的命运归结为“性少数困境”，反而会遮蔽更深层的结构性暴力。

他所承受的，并非单一群体的歧视，而是一整套权力逻辑的连续运作：从文革时期对外公的肉体摧残，到对母亲精神世界的彻底击毁；从农村基层对土地与劳动的系统性掠夺，到现代行政体系中以环保、安监之名实施的合法化掠夺；从对思想、信仰的监控，到对私密情感与浏览痕迹的全面侵入。

在郭建平身上，政治迫害、经济掠夺、意识形态审查、性少数歧视并非彼此独立的事件，而是同一权力机器在不同阶段、不同层面的反复碾压。

他的抗争，也因此难以仅仅被视为“少数群体的发声”。那更像是一种被逼到绝境后的生存本能——当一个人发现，继续沉默只会换来更彻底的清除时，活着本身就成了抵抗。

或许正因如此，当他谈到“自由”时，语气才显得如此克制而真实。他没有使用任何宏大的词汇，也没有将自己放置在英雄的位置。他只是反复确认一件在别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原来，人可以不必恐惧地生活。

在记录郭建平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这份访谈不仅关乎性少数群体的生存现状，也关乎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一个高度集权、缺乏申诉与纠错机制的体制中，任何人都可能在某个时刻，被重新定义为“有问题的人”。

当权力不受约束，少数从来不是例外，而是预演。

而郭建平，只是比更多人更早一步，站在了被清除的那一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