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一个机会主义者的改革神话
子规
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最近去世了。他生前是教育界的一个热点人物，每每发表对教育问题的看法，就会被人们所关注，被认为是一个很有眼光也敢于直言的教育家。他去世的消息一传出，网上、媒体上就充满了一片颂扬之声，人们不吝词藻，纷纷誉他为“武汉大学的蔡元培”，“永远的校长”，这还不够，还要誉他为“建国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校长”。为他举行遗告别仪式的那天，《南方周末》隆重推出了一篇题为《改革者刘道玉：“战士是会赢得尊重的，哪怕是受伤的战士”》的长文，副标题就来自著名文人易中天给他的回忆录《拓荒与呐喊：一个大学校长的教改历程》所写的序言。易中天认为他是一个冲在最前面的战士，“有理想，有担当，也有失策，有失误……战士是会赢得尊重的，哪怕是受伤的战士”。易中天曾经提及一件往事：2005年前后，他回到武汉大学搞讲座，无意间谈到了刘道玉。话音刚落，现场就响起了一片掌声。他以为现在的这些大学生已不知道当年的这个老校长，本来还想做点说明，没想到这是多余的。“他们怎么会对刘校长如此崇敬？”易中天很肯定自己已经找到了答案，那就是他身上所具有的那种改革精神，“刘校长成为武汉大学抹不掉的记忆，中国教育绕不开的话题，并不因为他‘一贯正确’，更不因为他‘完美无瑕’，而仅仅因为他代表着一种精神。他，甚至只是这种精神的符号和象征”，“而这种精神，就叫改革”。易中天在为刘道玉的回忆录所写的序言中还留下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语：“人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改革是没有‘任期’的。”
刘道玉的形象真有这么高大，他担得起“武汉大学的蔡元培”这样的美名吗？我们能对他自己以及和他周围人的话深信不疑吗？他吹嘘过自己如果不是钟情于教育事业，而是专门从事科研，就会成为中科院院士。然而，著名科普作家和打假人士方舟子却指出，他连一篇简单的科学史论文都会写得错误百出；他自称是研究氟的专家，却声称氟不能与惰性气体反应。他还吹嘘自己上任武汉大学校长之前，上级组织曾经找过他，准备让他当武汉市长，被他拒绝了，要不然也是一个省部级干部了。这些子虚乌有的话毕竟是很难求证的，但他和周围的人共同编造出的一些故事却很容易露出马脚。他自己曾经提到，当年易中天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后，作为来自新疆的代委生要回到新疆工作，但中文系很需要他这样的人才，于是他就以五个本科生的分配名额作为交换，把易中天留在了武汉大学。他去世后，易中天也深情地回忆起了这段往事，绘声绘色地说，当年培养一个研究生很不容易，很需要他留下来充实系里的教学和科研力量。他的导师胡国瑞为此事要去找校长刘道玉，而刘道玉却说自古以来只有官员去找学者的，没有学者去找官员的，于是他就亲自登门拜访胡国瑞，要为他们师徒解决这一难题。易中天回忆说，刘道玉见他的第一面就亲切地说，中天啊，你是人才,你的事情由我来办。他于是就去找当时的教育部部长蒋南翔，蒋南翔建议他去找新疆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以增加本科生分配的名额来交换。于是他又去找王恩茂，商定以增加七个本科生的分配名额交换一个易中天。然而，易中天1981年6月就毕业留校了，而刘道玉却是8月22日才上任的，王恩茂更是10月才从吉林调回新疆当党委第一书记。当被人们看出马脚后，也属于他们圈子的作家野夫立即跳出来为他们圆谎，说易中天不是1981年留校的，而是又回到新疆一年后才调到武汉大学的。欺世盗名的人编起谎言来从来都是顾头不顾腚的，先是给声绘色地编，露出马脚后又用一个新的谎言来掩盖，却欲盖弥彰，显得更加破绽百出，更加让人生疑。
我们还是先不急于给他下结论，先对他的履历作一番考察吧。
1953年10月，刘道玉进入武汉大学化学系学习，1955年成为武汉大学脱产专门从事肃反的学生干部。1956年，被评为湖北省高等学校肃反积极分子，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任班级反右领导小组组长。“肃反”“反右”，这些都是令过来人会谈虎色变的政治运动。肃反运动夺去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反右运动把55万人打成了右派，使他们沦为社会的贱民。而刘道玉在这些运动中都是积极分子，甚至还充当了小头目，可以想见他当年曾经迫害过多少人，手上沾过多少人的血。正因为这样，他1958年8月业后得以留校任教。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他思想活跃，成为组织培养的对象。当时所谓的思想活跃，无非就是对极左的路线、方针、政策吃得很透，跟得很紧，表现得很积极罢了，要是表现出丝毫的独立思想，自由、民主、法治以及人道主义的观念，早就成为整肃的对象了。
1961年，中苏关系恶化，国家拟定的向苏联派出120多名留学生最后只派出了一名，就是刘道玉。1962年1月至1963年7月，他在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所攻读副博士研究生，并任留学生党支部书记。在苏联留学期间，他利用各种场合宣传中国政府的观点和主张。1963年，中苏两党发生了意识形态的大论战，他因为积极参加论战，反驳苏方的观点，被苏联外交部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被驱逐出境。从此，他就成为著名的“反修战士”，回国时受到隆重的迎接，并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然后又到全国各地做反修的报告。时过境迁，后来人们都知道，反谓的反修就是极左的代名词罢了，我们自己实行越来越左的政策，直至发生给全族带来一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却还要说人家苏联变修了。而刘道玉当年正是这样的一个著名“反修战士”。
1963年9月至1966年4月，刘道玉任武汉大学化学系讲师。1966年5月至1977年4月，历任武汉大学副教务长、党委副书记。“文化大革命”中，他先是被“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提名为北京大学“文革”联络组组长，受到了重用。后来被斥之为“保皇派”“走资派”“苏修特务”“百万雄师”的黑高参、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等，受到过审查和批斗。作为“文革”初期的政治红人，他也是积极参加这场运动的，也是没少干过坏事的。由于“文革”是一个不断翻烧饼的运动，他后来也受到了冲击，但没过多久又复出了，而且在职务还上升了。
1977年5月，刘道玉调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高等教育司司长。1979年5月，又回到武汉大学，先后担任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1981年8月，经中央批准，他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后来因为进京开会在列车上与新上任的湖北省长争软卧席位，将此事捅给了香港新闻媒体，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而受到中央的调查，于1988年2月被免职。在1989年的学潮中，已经赋闲的他看到了东山再起的希望，就组织签名上书，呼吁高层与学生进行对话。六四事件后受到了处理，在党员重新登记中没有通过，相当于被开除了党籍，从此就从体制内彻底出局了。但他在教育界仍然十分活跃，搞过教育基金会，办过民办教育，但都不怎么成功，尤其是后者，更是与投资方的关系搞得很僵，最后把一所民办学校生生给搞黄了。但他仍然不甘寂寞，又搞起了创造教育以及高等教育改革的研究，不断就教育问题进行发言，批评当下教育体制的一系列弊病。人们对当下的教育也颇多怨言，因而他的声音很能够投合人们的情绪，从而大受欢迎。
从以上就可以看出，他长期以来都是一个长袖善舞的官油子，而不像他所自称以及其他人所称颂的是一个对当官不感兴趣的淡泊名利的高人雅士。他同时也是一个善于紧跟上级和形势的人，左吃香时是一个“反修战士”，右吃香时又变成一个“老公知”。就这样一个左右逢源、投机取巧的人，怎么会在武汉大学校长的任上对过去留下的教育体制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呢？
我们还是再来考察一番他在武汉大学具体都做了哪些改革吧。刘道玉在当武汉大学校长期间，还是推出了不少改革举措的，实行了学分制、双学位制、插班制、导师制、主辅修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他后来对此津津乐道，说自己当年就是因为这些改革走得太远了，得罪了保守势力，因而才下台的，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在体制内壮志难酬的开明形象，也为后来在体制外不断地批评教育体制，成为一个社会影响力很大的公知做了很好的铺垫。而社会上也希望教育能够像他所设想的那样进行改革，因为一再地颂扬他，一再地怀念当年的武汉大学。而在方舟子看来，武汉大学那些所谓的改革，只是参照了英美国家大学的一些做法，当时全国各高校也都在尝试，中国科大也有这些做法，时间未必比武汉大学晚。他认为，这些所谓的改革只是对教学的一些小打小闹的无关紧要的改动，跟教育制度的改革一点关系都没有，未涉及到教育制度的根本。我本人是九十年代中期上大学的，那时我们学校也实行学分制和主辅修制。这些制度不能说都没有作用，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选择，多学到一些知识，更加开阔视野，我班上就有一个去辅修法律专业，后来就从事法律这行了。但当时我的感觉是很这些制度并不是很重要的。就以学分制来说，真正的学分制必须是学生可以选老师，老师的课没有选了，就要面临下岗之虞，从而才会优胜劣汰，给老师带来必要的压力和动力，要全身心地投入治学和教学，同时也把那些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清除出去。但在我们这种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铁饭碗和大锅饭体制下，这又是很难做到的，所谓的学分制，大体也只是换汤不换药，做做点缀罢了。我当时的最大感受就是老师当中其正有水平能够吸引我们把课听下去的并不多，因而对上课提不起劲来，大部分时间都不知道该干什么，显得无所事事。我只能自己去找书看，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就以自学为主，同时去听一些很有学问同时表达又很好，深受欢迎的学者的讲座，并旁听了一门选修课，这些都使我受益良多，而从正经的课堂上反而没学到什么。
刘道玉为什么在武汉大学搞插班制呢？在方舟子看来，就是给一批作家开后门。这些作家本来没有资格上武汉大学，通过这种方式让他们获得了武汉大学的文凭。这些作家当然对感激涕零，一直都在吹捧他。在这作家当中，野夫就是著名的一位。因为刘道玉搞了这个插班制，他于1986年考入了武汉大中文系。后来他就投桃报李，不遗余力地宣扬刘道玉（他们这一圈子的人，长期以来都是互相吹捧，互相炒作）。本来高考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不公平的社会实行的一个相对公平的制度，以中国这种权力不受制约的体制和人情关系网，倘若没有高考这样一个制度，而是让各个高校自主招生，可以想见会产生多少腐败，那些无权无势的寒门子弟还有多少机会上大学。而武汉大学实行了插班制，那些赞同的人会说这是在僵化的教育体制中探索出的一条新路，给那些无法通过正规渠道上大学的优秀人才提供了一个绿色通道，但教育公平的一面就可以无视吗？
人们同时还十分怀念八十年代的其他一些大学校长，像深圳大学的罗征启、北京大学的丁石孙、中国政治大学的江平以及华中科技大学的朱九思、华中师范大学的章开沅等，都被认为是十分开明的，这些大学在他们领导之下，思想活跃，锐意进取，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培养出了大量人才，也推动了社会进步。那时期的大学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我们凡事都不要说得太过头，也不要把我们现在的愿望当成过去的现实。学生思想活跃，对国事充满了热情，学潮不断，这固然是应当肯定的，但就能一味地肯定吗？过度参与社会运动的同时还能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吗？这些校长所进行的改革是有成效的，但同样也未触及到大学应当独立和自治这一根本性的教育制度问题，大学仍然处于权力的严格控制之下，与之前以及之后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当然，这也难为他们，他们也是体制中人，也无力进行这样的改革。
八十年代倒是曾经有一所大学曾经进行过这样的改革，并且还取得了成功，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著名科学家方励之在1984年9月到1987年1月这两年多时间担任科大的第一副校长并主持工作，在任期间进行了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改革，提出了“科学、民主、创造、独立”的精神，这些与现代大学制度都是相符的。因此之故，虽然科大地处合肥这样一个并不起眼的城市，却是那时期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大学，1986年底导致胡耀邦下台的学潮就是在这里引发的。但科大能够进行这样的改革是有其特殊性的，其他大学是无法复制的。首先是因为有方励之这样一个有着很高学术水平，同时又真正具有自由民主信念的有识之士，这一点是当时其他几位校长所不具备的，更是刘道玉这样只会做官并善于拉拢人心和包装炒作的人所不具备的。同时，当时的科大没有党委书记，人们不愿去合肥这种地方，而是由主持工作的第一副校长全权负责，可以真正实行校长负责制。另外，科大地处合肥，隶属于中科院，中科院顾不上管，安徽省又管不上，处于一种无人管的状态，因而可以自主地办学。但学潮发生后，随着方励之被免职，国家加强了对科大的控制，科大的这些特殊条件就不具备了，这个改革也就风流云散了。
人们对当下的教育体制有诸多不满，热切地呼唤改革，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把一个名不副实的甚至欺世盗名的人奉为改革的英雄。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方向是要建立起独立自主办学的现代大学制度，其他的改革都是枝节性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而要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权力的无所不在和不受制约，即首先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权力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为大学腾出必要的自治空间来。
——2025年12月1至4日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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