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法治:国务院秘书成访民！谁之过？
青松 俞梅荪
俞梅荪先生的经历，是三十年来中国法治进程的一个侧影。他所述及的胡耀邦“以民为本，简法护民”立法观，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法治真义。
俞梅荪，1953年生于北京，1984至1994年从事立法工作，曾任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综合秘书组组长、中国经济法研究会研究部主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任顾明（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法规研究中心主任、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的秘书。参与《“七五”立法规划》和一些重要法律法规的起草，后因“泄露国家机密罪”入狱三年。出狱后帮助失地农民维权，也为自己和家人维权，发表关于胡耀邦、彭真、赵紫阳、万里、乔石等致力法治建设的回忆文章。
俞梅荪：从国务院秘书到访民，江平为其无罪辩护
1989年胡耀邦去世后，俞梅荪常在中南海东南围墙的胡家门口徘徊。（胡家在围墙之外，其正门在北长街的胡同里）
采访：青松
口述：俞梅荪
时间：2015年12月5日
地点：北京
我父亲俞彪文原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经济专家，1949年5月，参与创建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我家原住月坛北小街5号院财政部宿舍。1957年，父亲在“反右派”运动中被迫害致死，当年的邻居哥哥北岛，前年的回忆文《三不老胡同》，提到父亲之死。当时我母亲带着四岁的我和一岁的弟弟回上海老家投奔我奶奶，我和弟弟成了“黑五类子女”，饱受欺辱。
1969年我初中毕业到江西农村插队，八年后回北京当了壮工。1979年，我父亲的“右派”问题被“改正”。这年我考上北京西城区夜大法律系，1982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经济法专业，这是我国高校第一次开设经济法专业，号称“黄埔一期”。在最后一个寒假，我撰写论文，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主办的《经济法规研究资料》发表。毕业时被选拔到国务院从事立法工作，1988年起任顾明的秘书，兼职北大法律系副教授，在中南海工作十年，历经我国法治建设的历史进程。
图2，俞梅荪当年在中南海办公室。
胡耀邦厉声责问：立三百个法，人们记不过来，怎么得了！
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1981年成立，对国务院各部门制定和修订法规，进行规划、指导、组织和协调。1982年《“六五”立法规划》需要制定法律法规145个。总书记胡耀邦批示：“总的感觉是：1，没有法不行，但太多太繁也要走向反面。2，法，要有一个中心思想，要鼓励正当的积极性、创造性，要限制和制裁错误的反动的积极性。1982年5月3日”
这145个法律法规都陆续出台了，随着改革的发展，更需要经济立法来调控各种新的经济关系的顺利运行。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会议期间，我为顾明起草《运用经济法律搞好企业改革》文，在《工人日报》头版头条发表，被编入中央国家机关贯彻全会精神的学习辅导材料，社会各界开始认识新兴的经济法治建设对改革开放的促进作用。在那些年，我曾参与为赵紫阳、万里、习仲勋、乔石、李鹏、姚依林、谷牧、彭冲等领导人起草关于法治建设方面的讲话或文稿。
1985年7月，赵总理主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建议座谈会”，专家学者两百人到会，会议要求加快立法。我受命起草《“七五”立法规划草案》，列入需要制定的法律法规200个的《征求意见稿》，送给大家，与会者根据各自领域的需要，建议增加的立法，加起来达450个。其中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朱鎔基回信建议立法17个，随即由国家经委法规局增加到了31个。
我归纳出需要制定300个法的《送审稿》，报送中央政治局。邓小平、陈云、胡乔木分别由秘书打来电话，表示赞同。赵紫阳批示：“原则同意，可征求有关方面意见，报国务院。”姚依林、李鹏、谷牧、陈慕华、张劲夫、宋平、乔石、胡启立、田纪云等批示同意。只是迟迟不见耀邦的批复，我心里很不踏实。
半月后，耀邦办公室临时通知开会，当时我没在，一位同事去了。
这是耀邦出访归来的吹风会。结束时，耀邦高声问：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的人来了没有？那位同事说，来了。耀邦厉声责问：“你们的规划要立三百个法吗？一个法要三、四千字，三百个法就是百万字呀，人们记都记不过来，这怎么得了啊？！你回去就说，我不同意啊！”他的态度之坚决，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这位同事回来对我一说，着实把我吓懵了，好几天才缓过神来。
你知道，当时法律界的主流观念是，建国三十多年，我国的立法，基本是空白，要做到各项工作都能有法可依，急需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加快立法。各个法律的具体条文要详细，由司法人员掌握就行了，不需要普通百姓了解掌握。如果发生法律问题，警察秉公执法，律师依法维权，检察官和法官依法审判，老百姓只需找相关司法人员解决问题即可。
当年我对耀邦的印象，他是一心为民的大好人，我很喜爱。他难免也会有不足之处嘛。私底下，我不服气地对同事说：“耀邦对立法真是外行，冒了个大傻气，惹出大笑话了。”
随后各地又报来300多个立法要求，加上原来的，共达850个，我重新筛选出300个。由于立法是国务院和全国人大的具体工作，不再报送耀邦啦，由总理签发了。1987年初，耀邦下台了。
之后的五年，这些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包括《国家安全法》、《警察法》、《保守国家秘密法》等。
1989年4月4日，俞梅荪在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式，胡耀邦在主席台前排右4，十天后去世。
宣传法治，反被“法”治
我曾任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综合秘书组组长，分管新闻界的联系。我任顾明秘书后，常有中央大报社的资深记者来访，深入了解立法进展和宏观背景，而给予指导。
1992年9月，中共十四大前夕，《十四大报告（征求意见稿）》发到中央各部、各民主党派，也发到中央几大媒体，由其掌握情况并跟踪报道民主党派的讨论情况。在上海的《文汇报》没有此文件，该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启承专程来京，要看这个文件，派其驻京办主任首席记者王捷南反复找我，说是为了搞好十四大宣传，使我未能拒绝。
因文件很长，外人不便在顾明办公室耽搁太久，《文汇报》驻京办主任驱车前来，我携文件到了驻京办。我强调，机要文件不能离手，只能当我面看，不能复印。对方抄录两行字：“要发展市场经济、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发挥知识分子作用。”该报根据这三个新精神发表社评文章，组织了几十篇报道，反响很好。十四大新闻领导小组通报表彰的三家媒体，有《人民日报》，新华社，还有就是《文汇报》。
之后的一年，接连发生“河北省衡水县农业银行100亿美元信用证诈骗案”和“长城机电公司10亿元非法集资案”等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特大案件。当时上海浦东开发热，以及上海筹建地铁的四、五百亿美元投资项目有涉嫌国际金融诈骗问题，我指导《文汇报》搞好法治宣传，防止国际金融诈骗，给其看了文件。
1994年1月31日中午，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五人到中南海邀我出去吃午饭。我问，是不是为了国家安全立法的事？他们说是，答应一小时过后送我回来。我连外衣都没穿，匆匆上了车。
我被送到长城饭店附近楼里的小房间。他们问：“你和上海《文汇报》驻京办事处有什么联系吗？”我说有啊，把如何指导该报搞好法治宣传而取得成效，当作好事，详细介绍。
第二天，他们把我送进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我万万没想到，《文汇报》人盗印了文件。警员说我谈得很好，明天就送我回单位，连续几天都这么说，要我好好配合。我因工作疏忽而出了事，很自责，应当负连带责任；见警员们审问我，很辛苦，我给他们招来麻烦，很过意不去。我有问必答，尽量多谈一些。警员的记录多有扭曲和出入，我不计较，都签了名。后来，审问记录的出入越来越大，意思完全相反，我要其更正，被拒绝被辱骂，逼我签字。
最后一次只有一个警员审问，没有专职记录员，这是违规的。他说，你给人看的是《十四大报告（送审稿）》，又说是《十四大报告（讨论稿）》。我连问了几个“嗯？”之后，他给我看了《十四大报告（讨论稿）》复印件，我说不是这个文件并说明：“同样是绝密文件，《送审稿》是上报中央政治局的，《讨论稿》是中央讨论的，我没有这两个文件，只有《征求意见稿》，是征求各部门和党外民主人士意见的。”在审问笔录上签名时发现，我问的几个“嗯？”都被写成“嗯！”疑问词成了肯定词。我拒绝签名。他翻到最后一页，让我看到我说的“不是”字样，执意要我在每一页签了名。我茫然无措。
接着，我成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要犯，被起诉了。我要看相关法律，被警员拒绝。检察官和法官分别来审问，我按其要求赶写的案情材料，由警员转交，两天后被告知，均已按时送达检察院和法院了。一个月后，我发现两个材料都被扔在值班室的废纸堆里。我要讨还，被拒绝，还被体罚，不许吃饭。后来，我被警员打骂，膝盖被踢伤，不给治疗，腿拐了一个月；吃发霉变质的玉米粥和窝头；大雪飘进屋里积成小雪和冰，冻得难以睡觉；日夜戴着那种一动就自动收紧，勒住血管而不放松的手铐，吃饭、睡觉、解手都成了问题。如司马迁《报任安书》：“看见狱吏就头叩地，看见狱卒就发抖。”
1994年7月，北京市中级法院开庭，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律师为我作无罪辩护。他说：“俞梅荪的行为不具备犯罪构成的三个必备条件：犯罪动机、社会危害、手段卑劣。俞为支持《文汇报》‘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动机是好的。该报的‘十四大’宣传受上级表彰，社会效果是好的。俞支持党报搞好法治宣传是本职工作，与该报之间属于公务交往。俞因工作疏忽，文件被盗印，但他没有犯罪，所谓证人证言，完全站不住脚……”
图4，仗义不平的法学家江平教授
我当庭说，所谓两位证人证言，其实是团伙作案人的栽赃陷害；《讨论稿》证据是假的。江平律师的无罪辩护被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不予采纳”，我被判刑三年。
江平律师继续为我上诉。北京市高级法院开庭，我请求与两位所谓证人当庭对质。法官挥着胳膊训斥：“人家是党员老同志，是好人，你是坏人，他们不会冤枉你，你要老实交代。”我绝望地站起来，握着拳头冲上去，指着他怒吼，他哑口无言。
2015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26周年忌日，俞梅荪在胡家耀邦的书架,看到自己也读过的《历代刑法考》（4卷本）、《国际法》等，百感交集。
在铁窗里用血泪与先人耀邦对话
我这个资深立法工作者，因公指导党的喉舌《文汇报》搞好法治宣传并取得成效，反而成了罪犯。在绝望中，我被押回阴暗的牢房，当厚重的铁门在我身后砰然关上的一声闷响，忽然想起耀邦的严厉批评，如一声惊雷，把我震醒了。
谁说耀邦不懂立法？他深刻认识到，在我国从人治向法治的转折时期，开展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重建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让广大民众掌握法律，才能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法治建设的前提，必须向民众普及而使其掌握，形成公民社会；必须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对司法人员的有效监督制约，三者缺一不可！
我一向认为，司法人员都是秉公执法的，我坦诚相待，毫不防范，直到发现他们颠倒黑白，公然造假，威逼利诱，才看清他们执法违法的本来面目。当我需要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国家安全法》、《保守国家秘密法》来申辩，警员却不让我看任何法律和书刊，不给纸笔，而束手无策，任由其“有罪推定”，“依法”任意宰割。资深法学家江平为我无罪辩护，败诉而受辱。
这个案子应了耀邦的批示：“法，要鼓励正当的积极性、创造性，要限制和制裁错误的反动的积极性。”这就是耀邦担心的“错误的反动的积极性，要走向反面”呀！有法不依要比无法可依更残酷。法的基本原则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如果不是这样，立法再多，又有何用？反而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我作为立法工作者都未能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更何况是黎民百姓啊！法，如果成了利益集团和强势群体危害社会的利器，法治走向反面，这又怎么得了啊！
我终于明白了耀邦的深意。立法再多，还是虚的，法是要人去执行的，司法人员既能成为除暴安良的天使，更能成为置人于死地的魔鬼。广大司法人员首先必须严格执法，法又必须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人们维权的武器。如果按照耀邦的法治观念，可以减少多少冤假错案啊！
在昏天黑地的铁窗里，我终于用血泪与耀邦对上话了。可惜，这一天来得太晚了。
我刑满出狱，时任北大法律系副主任的同班同学吴志攀（现任北大常务副校长）来我家。我说：“北大的教育有问题，当年刑法学老师张文教授讲课说：‘警察、检察官、法官都是严格依法办案的’，这使我对他们都很信任，没有防范意识，结果却每每被其违法耍弄。如果我们法学专业的学生，连自己的合法权益都未能依法维护，还怎么去维护他人的合法权利呢？”听我这么说，他很震惊。
胡耀邦逝世26周年忌日，耀邦身边工作人到胡家缅怀，向耀邦铜像鞠躬，右后俞梅荪。
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
因我拒不认罪，在狱中受到更多的惩罚。
我刑满出狱得知，此案相关的文汇报人都已高升。他们向我道歉并告知正在与法院交涉，改判后，报社立即赔偿我的全部损失。我自己则可在原单位恢复公职。他们要我保持低调，不必再向法院申诉了。2002年起，我不断接到报社领导通知：上海市国家安全局正在复查，将派人到北京向我了解案情等等。
只是，年复一年，没有下文。
2011年，我到该报驻京办询问复查结果，没想到竟多次被报警，说我刑满释放来闹事，屡被赶来的警员带走审问。次年再去，总是被蒙骗，被耍弄，每次回家都气得大病一场，在病中拄拐杖再去，又被欺辱，出门时摔倒在地，滚下高台阶，牙齿和膝盖摔伤出血。要不是被爱人拉住，我就和他们拼了，成为又一个杨佳。杨佳是我心中的大英雄！
2014年8、9月，我在上海，到中央第二巡视组上海接待站上访10次，接待人员都很同情，很义愤，责成文汇报解决，材料转到报社，不被理睬。
我落难，又被上海人乘机欺负，祸及我那在上海孤寡残疾的弟弟，他的祖居住房被长宁区原政协委员私企老板非法强占，无家可归，常年滞留在精神病医院。我和弟弟在故乡上海流浪，依法维权上访、报案、打官司，反受欺辱，奔走多年，求告无门。
我常常想起耀邦。谁说耀邦不懂立法？法贵简而易行，刑贵轻而能禁。立法不在于多，而在于以民为本，简法护民。
立法固然重要，但执法更是关键。“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严厉,亦能施其仁于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宽平，亦能逞其暴于法之外。”（清末法学家沈家本）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发布的各种法律数百部，行政法规成千上万件，法律从业人员达两百万人之众，这对广大民众和已成为百姓的我来说，司法部门如迷宫，成黑洞，加上官商勾结，权贵经济和权贵法制盛行，人们的合法权益反而更加无法维护。
中国社科院原马列研究所研究员张显扬曾对我感慨：“法在没事时管用，在有事时就不管用了。在人治的社会里搞法治，口惠而实不至，还不如干脆搞人治呢。”
你看，耀邦在两年内主持平反三百七十万件冤假错案，他力排众议，拨乱反正，用人治的办法，纠正人治的错误，把社会矛盾降到最低点，进而走向民主和法治。后因耀邦下台，痛失历史机遇。
耀邦“以民为本，简法护民”的立法观，核心是一句话：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
胡耀邦逝世26周年忌日，俞梅荪在胡家凝视画像，感受耀邦在这个房间留下其生命最后的思考，而久久未能平静。
俞梅荪说明
我刑满出狱，两位主要作案人：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启承以其“十四大”宣传成果的政绩，荣获国务院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和政府津贴，当选上海市新闻学会会长；驻京办主任首席记者王捷南升任报社国内记者部主任。他们向我道歉，但对其究竟是用什么非常手段盗印文件，为什么要栽赃陷害的真相，守口如瓶。
他们说，已请法院复查而正在进行。2002年9月，我致函该报继任总编辑吴振标：“我因冤案，妻离子散，无业无收入，无低保无医保。80岁母亲重病在家，弟又住医院，儿子的学费无着；每年拖欠物业费而近日被上门讨债扭打致伤。请解决平反和生存问题，并求见。”吴振标总编辑批复：“我们正在积极与安全部门联系，一有眉目，我即与你（俞）面谈。”2003年，报社不断通知，上海市国家安全局正在复查，要到北京向我了解情况，亦无下文。2005年起，报社多次告知，将把我的人事关系转到报社，先解决就业和生存。之后，我多次询问，都被告知正在进行，亦无下文。
2010年1月23日，在江平八十诞辰的两百人聚会，我撰文《因法结缘，为法患难——江平与我交往26年及为我无罪辩护而败诉》，受到与会者好评。江平握着我的手问：“你现在怎么样？”我答：“又陷更大劫难，什么法呀，都是没用的。”江平黯然无语，一脸凝重。聚会结束时，他作《中国的法治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讲演。（2015年12月25日，江平85岁生日，本文完稿之际。）
2011年起，我前往报社驻京办询问，多次被报警赶出。2012年底，我将满60岁，到北京市海淀区社保局办理养老金和医保。接待员说，因我的人事档案仍在国务院办公厅人事局，当年没有按刑满释放人员而转到街道和居民委员会管理，且没有缴纳社保金，无法办理。
我立即前往上海，好不容易找到了该报党委书记袁岳滨（张启承之后的第四、五任书记）。他拒绝面谈，由其下属人员要我保证“不再找该报而一次性了断”为条件，由驻京办协调海淀区政法委、派出所和街道，为我办理刑满释放人员的最低社保金每月一千元。为生活所迫，我只好答应。现已三年余，我催了多次，均被告知正在办理，至今仍未落实。
2016年1月31日，是我冤案22年周年日，我无业、无低保、无医保，成为无生活来源的三无人员，贫病交加，走投无路，一把辛酸泪。
此案黑幕重重，真相不明。在“十八大”后，文汇报人不仅“仍不收敛、不收手”，更是有恃无恐，丧尽天良，成了绞肉机。
附件：俞梅荪指导党报宣传是功而不是罪
宋廷明（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理论局局长）来信：
小俞：你好！
人们说，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最幸福。孰知你，年纪轻轻，历经坎坷，令我扼腕长叹，唏嘘不已！
沪上《文汇报》在国史上的劣迹多矣，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1966年“文化革命运动”，均最先发韌于该报。该报先后聚集了不少无德、无行、少才之文痞。我曾多年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均婉拒他们的釆访。相对而言，沪上《解放日报》要正派得多，如促进改革开放的“皇甫平”（写作组）等开拓者。
个别不良官媒为抢新闻，无所不用其极，挖掘材料到手，便胡编滥造，一旦有事，推卸责任，逃之夭夭；岀卖朋友，加害好人。
看来，你真是上了这帮小人的当了。你当时太年轻太单纯，又中了办案人员诱供之术，以致于雪上加霜。
为今之计，建议你，坚持依法申诉，本案的定性不准，关键证据被偷换（把《征求意见稿》换成《讨论稿》）；适用法律不当，只是违反机关内部的管理规定而非故意触犯刑律犯罪。
余以为，这“三不”是：1，判刑的定性不准，把一般的工作疏忽，未料到对方盗印而定为犯罪；2，证据不实；3，适用法律不当。这是你申诉，撤销原判，恢复名誉之关键。
你必须强调，沪《文汇报》是党领导的官媒，你与他们的交往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把内部情况透露给他们，是为了更好地为党做好宣传并受到了表彰，是功劳而不是罪行，两者不容混淆。
你要不懈努力，终能平反！我坚信，你会有这一天。雄起！
宋廷明，2015年12月25日
读者来信
本文发表一个月来，感谢师友和网友的热情鼓励，而修订，留言和来信达80件，摘要如下：
▲邱海明：1992年9月，俞梅荪给人看“十四大报告”（征求意见稿），随即“十四大”召开，文件已公布，为什么一年多后，还要追究罪责？
俞梅荪答：“十四大报告”登报而解密，我给人看文件并未造成不良后果，也就过了追究责任的法定时效。但是，公检法三机关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竟定为重要罪证，连证据都是假的。
▲燕大怀：俞梅荪除了活该，还能说什么？在中国，百姓都是蝼蚁，不都是你们在位时造成的吗？
俞梅荪答：我更痛心的是，广大访民个个苦大仇深，求告无门，这就是我国法治的原生态啊！看到我努力参与制定的法律法规，被司法人员反法而治于民众，痛苦超过自己的冤案！十多年来，我先后为五起共十多万失地农民依法维权，虽多次被警方追捕、拘禁、监控，仍取得不少成效。
▲赵国良：若无真正的民主，不会有真正的法治。若无真正法治，还不如好人明君的人治，如胡耀邦们的人治。另，明代诗人曹学佺的对联：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王多伦：访民，只有中国才有的特殊公民。在没有法治的社会，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访民，除非你有冤不想申诉。古代有击鼓鸣冤之说，可当今中国冤案到处是，还不能申诉，真不如封建社会。
▲张晓：访民大都在绝望中盼望“伟大的党”尚有一线青天！但那只是一场更大的绝望。在中国，找寻公正公平，真难。老访民感言：相信组织是个错，不相信组织更是个错。
▲黄迪：我曾在北京上访多年，最终绝望！愤然移民，离开暂住十多年的北京，离开祖国。
▲丁大勇：简短的美国宪法及其实践，就是“简法为民”意义的极好印证！人民的利益就是最大的法！
▲韩允惠：“有罪推定”是公检法变相整人的痼疾。
▲孟速：我看此案，俞被人陷害，没有强有力的政治靠山，是上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俞并没有原则性的错误，其过失被吹毛求疵，高处不胜寒。
▲盛礼：无法无天，现在还如此，可见此案的腐败到了极点！要权力承认错误是不可能的，它只会更维护其傲慢。只有大多数人受到生死攸关的伤害，才有可能联合起来反抗吧。
▲吴乐：一位立法的人遭到不白之冤，这位曾经与中南海领导相处的人受到人格侮辱，那么老百姓将如何伸冤呢？以天下百姓之利益立法，制定简单易行的法，才能逐步建立和完善法治社会，使法律真正为人民服务！
▲向克：办案凭口供和证人证言，断章取义来定罪，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司法改革应从这里开始。
▲石仁：“司法人员既能成为除暴安良的天使，更能成为置人于死地的魔鬼。”只有亲历者才能更深刻的理解这句话。
▲黄劳：我们还停留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时代吗？一定要上到天庭，才能解决，可悲啊！
▲张亮：简法，若能护民，与法网恢恢，却令人动辄得咎相比，前者更好，这是我国长时间所需要的。
▲刘虎：宣传法治，反被“法”治。一审二审均由江平教授作无罪辩护，却被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俞被判刑。从国务院秘书到访民，这是怎样的一种无奈啊？！
▲董亚：一声声的叹息何日休，一眶眶的泪水何时停？这样的伤害还将持续多久？
▲楼老：新闻界老友传来此文，极为感慨！互联网的作用是任何人挡不住的，希望能从历史的角度重视此案。
▲洪宏：我国政治的劣根性在此案中充分展现！
▲邱黎：法律是用来保护公民和维护正义的，如果法律是用来统治人民，维护政府权力，那就不叫法治，叫专制或独裁了。在独裁体制下，制定再好的法律也会变成空话，用法律条文强化政府的权力，剥夺公民的权益就更可怕！
▲江辉作诗：
久经磨炼寒窗苦，钻研法学效中枢。
古道侠义应求助，奸人叵测竞告诬。
禁锢三年冤何诉？流离数载气未舒。
宦海浮沉悉凶险，人生劫难叹恶途。
愤起抗争无反顾，苍天含泪悯群儒！
▲牟犀：体制不变，说什么都是扯淡。
▲星火：只有贪腐的政府，才不断地立法，愚弄百姓。
▲周敏：每多一次冤案，人们对法律的信心就坍塌一层楼。当人们不再相信法律是公正时，政权的根基就要动摇而难支撑了。
▲夏业良：国家的根本制度必须改变，否则我国无法进入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
▲王岩：前辈的苦难，坚毅正气，是对我们晚辈之所赐，受益者是被压迫的全体国人。
▲蔡晓鹏：历经多难，珍贵史实，坚持申诉，永不放弃。
▲海跃：你的遭遇令人惊讶和唏嘘。一个从事立法的专家居然被荒唐的罪名治罪，这哪有依法治国可言！
▲周沪：民国史料，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滩，有“江南无赖文人多末路于报馆”的说法。
▲江辉再作诗：
天朝多少假错案？严刑逼供惊人寰。
暴政酿冤展酷虐。身心伤创谁垂怜？
▲管儿华侨：每当看到这类事情而心寒，血液总是上涌！一切的告慰的语言都是如此苍白无力……平民百姓的我们能帮到你什么吗？
▲严火华侨，我看到你的事迹，感动得哭了，我觉得自己祖国的成长壮大，有你们这些牺牲自己的赤子，祖国母亲不该让赤胆忠心的孩子受苦受难，真的为您报屈鸣冤，哀叹中国政府的不明是非，希望您的春天尽快到来！祖国的春天也生机勃勃的早日来到。
俞梅荪答：比起中南海的前辈刘少奇，彭德怀，比起秘书前辈田家英，我能活下来，已幸运了！我的冤案和祸及弟弟的住房被人强占，都是被精于算计的上海人向我求援而骗取信任，为了蝇头小利，恩将仇报，不惜置人于死地，如同旧上海滩的拆白党。莫还乡，还乡须落泪，洒向故乡都是泪啊！
（2016年1月2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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