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给胡平的两封信

　

胡平兄：

    此次美国之行，来去匆匆，未能与你静下来深聊长谈，回澳洲后方觉有些遗憾。在Boston机场，你和陈军离去时，见你带着孩子的背影，心有所动，生出颇多感慨。你也许在事业上仍会有所成就，但是生活之扼过于紧张、沉重，感情生活更是漂泊无着。以我偏狭的价值观而言，一个人纵然能够成就千秋大业或思想史上的划时代贡献，只要有感情上的苍白和空缺，仍为极失败的人生。不知你做何想，也许你会笑我的情绪化吧。

    在Boston找Carma家的迷路之夜，我们在陈军宽敞的汽车中有过一次思想的碰撞和交锋，现在回忆起来颇为惬意。关于人的尊严和人的为维护自身尊严而反抗的终极意义，确实是个令人困惑而又魅力无穷的问题，穷极下去是会进入形而上的或宗教的层次。我的秦城体验是极个人的，我知道我所持的价值标准在目前的中国（也许包括西方）是难以践行或成就的。我的标准太离谱、太超现实，逼近人生的脆弱的生存境遇和终极意义上的人生价值，而我又生活在一个平庸的政治现实之中，不能不与之遭遇，我所反抗的东西的平庸性注定了我的所作所为不会具有神圣的价值，至多是匹夫之勇罢了。而你却坚持这种现实反抗的意义，坚持人的尊严的维护是有层次的，是应区分被强迫剥夺之尊严和主动放弃之尊严的区别。我承认你有你的道理，但是作为个人的选择，我不会把在秦城中的政治坚持上升到人生终极尊严的高读来理解。当我必须遵从监狱中一切有损于我的尊严的戒律时，我不知道我的活下来还有多大意义，不知道坚持政治上的立场还有什么价值。生命的终极尊严的崩溃所带来的对自己的失望和厌恶，已足以粉碎我的任何坚韧和反抗。回头再看卡夫卡的小说。尼采的哲学以及克尔凯戈尔的宗教个人主义，方觉在任何社会中，都有对人的终极尊严的威胁。人在金钱面前、在性面前、在社会地位以及各种压力面前，很容易放弃自己的尊严，而这种放弃又被一套堂皇的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彻底地合理化了，由是我知道了常识中的合理性恰恰是以人放弃生命终极关怀和坚持为前提的。当然，我无权要求任何人认同我的价值观念并践行之，但是人的平庸可以在任何懦怯和放纵之中找到安身立命的合理解释。包括苏格拉底的被处死，在世俗的意义上，苏格拉底是民主政治的死敌，他应该而且必须被处死，但在人的终极意义上，苏格拉底堪称人的典范。加缪说，他没见过为本体论而死了的，只有自觉活着的无意义，从而放弃生命才是最真实的死。那么，当一个人的尊严在铁窗之内全部被击毁之时，还要坚持一种政治信念，岂不是太可笑了吗？

    在世俗的意义上，专制社会与民主社会有落后与进步之分，但在超越的意义上，两者没有区别。民主制是一套极世俗、极平庸、极现实的制度设计，美国的大选中只有选票而没有道义，生存终极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如果没有宗教、哲学、音乐与诗，什么社会民主了，什么社会就没有灵魂了，民主制的建立不需要超世俗的圣洁之心，只需要世俗化的功利之心。自由之于功利是极其面目狰狞了，而之于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个人生存的意义而言，则是极为可贵的，能够自己自由者几乎没有。人类的本性就是不接受终极意义上的自由。私有财产、选票、言论自由等等权利，都是世俗化自由的一部分，而天才、特别是生存意义上的天才是与这一切无关的。只要一个人还要入世，还要期待社会公众的评价，还要以社会的现实标准来确定自身的价值，那他就是自由的死敌。想想西方建立了近二百年的民主政体，有哪一次选举和操作过程有美可言。关怀终极价值的人是为美而活，关心世俗功利的人是为非美而活，两者的差异之不可调和，是伴随着人类的永恒紧张。一个想在精神上高贵、富有，对超越价值的追求几近身心憔悴的人，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在专制社会还是民主社会，都是孤独的。承受这种孤独的悲怆在追求超越价值的个人，身上会转化为一种宁静的自慰和自娱。

    胡平兄，你知道，我是个太自我中心、太爱自己、太自我膨胀的人，很少有溢美之词加于人。但是对你，一直怀有几分羞于启齿的敬意。记得80年代初读你的发轫之作《论言论自由》，确实深受震撼，其令我起敬之情远在看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之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你是我的启蒙者之一。现在看来，那篇文章的语言仍不乏党文化的色彩，特别是结尾处的壮语豪言现在读起来颇有入党志愿书的气势，令人毛骨悚然，但在80年代初。你已有那么警僻的见解，那篇文章在整体上的见地和敏锐，即便今天再看，也远在汗牛充栋的民主斗士们的所有言论之上。你的智慧和坚韧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以为，在你赴美之后，特别是在你介入民联事务，接管《中国之春》之后，其思想锋芒已远逊于从前，行文的力量也不够，笔触乏力，不沉入，更多地纠缠于具体形势的分析和海外民运支离破碎的背景，你的智慧和才华被海外民运的超级平庸腐蚀掉了。我常由此想起你的角色定位，你一直徘徊于具体的事务与做学问、从政与从文、民主斗士和学者之间，故而你的文字也多有游移不定的性质。现在你仍然无法摆脱这种彷徨所给你设置的困境，你也许不自知，但作为旁观者我能切实地感受到。如果在国内，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安全的威胁，你的行文再曲折再隐晦，都会有种一往无前的底气，但西方的自由使你的目标虚化了，你所针对的是一个假想敌，是一种虚拟化的对手。如果你能直接针对西方社会的种种窒息人的社会合理化价值进行批判，就不会有此种情况。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在完全安全的情境中，强迫自己与远隔万里大洋的专制社会对抗，其喜剧、滑稽以及黑色幽默也许带有几分悲怆和壮烈吧。

    我回澳洲后写了一篇文章《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压倒》，是有关6、4的，已寄给台湾的时报周刊，这文章是给Berkeley的出版的一本老外们研究六四的论文集写的序。我自以为此文是目前反省6、4最深入骨髓的文字。希你能找来看看。我想我的自我评价是公允的。

    回国去做的那件事，我一无反顾，无论是基于个人的赎罪、获良心的安慰，还是基于朋友之谊、国家前途，我都再不会犹豫。我庆幸自己生逢此时的中国。那么动荡，那么危险，那么刺激，那么多机会。生此激荡之乱世而无所做为，实在是太说不过去的行为。西方社会的伟大人物一般都生于乱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之后，是西方思想界又一个黄金时代，而到了今天，西方思想界开始平庸化，基督教也帮不了太大的忙，这是一个西方哲学和诗相对寂寞的时期。而在中国则大不一样。故而，我希望你能无论如何回国一趟，人生的抉择有时必须是存在主义式的，而不是科学哲学式的。三思而后行的结果百分之百只能导致平庸。

    这是我给你写的第一封信，只是偶发奇想，提笔就来，一气呵成。希望你读到你的信。如果快一点儿，在我离开悉尼前会收到。如来得及，你回信直接寄到下面的地址：

Liu Xiaobo
75 Brighton Blvd
NorthBondi
N.S.W  2026
Australia

Tel:(02)305912

我5月4号到5月8号在这个地址。

                                                           晓波

                                                        93、4、21



胡平兄：

    快半年多了，总是用电脑写东西。现在坐在这里用钢笔写信，忽然有些伤感，似乎自己不务正业已经很久了、这样写信时才强烈的感到真实的自我，电脑里写的那些东西仿佛不是我写的，而是另一只我无法控制却能控制我的手写出的。不知道你看了那些我用发给你的东西时的感觉如何，反正我自己一想起来，就觉得那些文字很僵硬，就如同电脑的程序一旦起动，我们就只能跟着走，再没有自己的主动性了。

    你也许早已过了像我这种电脑适应症的时期了吧。现在，你还会用笔在纸上写字了吗？许多用电脑时间长的人，现在已经懒得用笔了。这世界上到底还能造出多少让人偷懒的工具呢？有了代替人脑的电脑就够了，别再想什么新的花样了。每一次新的创造，都给人的生命本身造成懒惰的充分理由。

    你看，手写的字一定很难看。王艾热心于绿色，我就觉得绿色与这些电脑之类的机械性相反。

    笔真好，钢笔字真好，抓住我最敏感的神经，令我心碎又让我安详，仿佛有个久别的亲人突然回来了，坐在我身边，很近很近，触摸着我的手指，又通过手指搅动我的记忆。很近的呼吸那么模糊。失望减少了，焦虑消失了，手与笔与纸与字与书写的真正关系又出现了。

    胡平，你看，我这象是在写情书，眼睛居然有些湿潮，也不知是对笔的久违造成的，还是用笔给你写信的缘故。

    小胡畔可能不会用笔写字了吧。我以为让孩子们记住用笔写字，比让他们在美国学汉语更好些。我们这代人没法摆脱方块字的束缚了，这是宿命。我就希望下一代都摆脱汉语，这实在是个操蛋的民族发明的操蛋的表意工具。

    国内的人都很忙碌，三年监狱，出来后，最让我吃惊的是朋友们都有钱了。我越来越不喜欢这里，但是苦难的记忆又让我无法离开，这算不算自虐狂？

    实在找不出我和刘霞的合影，只好寄去我自己的了。

    刘霞问王艾及孩子们好！

                                                         晓波

                                                     2000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