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号-特稿 方励之简介 方励之文章检索

 

奥斯陆 四日四记
 

方励之

从机场去奥斯陆。


    2010年12月8-12日,李淑娴和我去挪威国奥斯陆,参加诺贝和平奖颁奖典礼,顺便在奥斯陆大学访问。也可以说,我们的行程是,12月9日在的理论天体物理研究所活动,我讲了一次暗物质,第二天有空,正好能在奥斯陆市政厅站脚助威。

在理论天体物理研究所讲演。


海盗的今昔


    对我们这种非历史内行来说,对挪威的过去所知甚少,只知道它曾是个海盗(Viking)国:野蛮,抢劫,无精致文化等等,可比明朝时沿海的倭寇,或今日之索马里。虽然丹麦国的海盗不亚于挪威,但因丹麦出了N.波尔量子力学学派,印象全然不同了。

    为此,我们去参观奥斯陆的海盗船博物馆,门票60克朗(合10多美刀)。展厅荡荡空空,只有三艘海盗船残骸,及其它少量残片。平均说,看一艘残骸,就要三美元,大有被海盗坑了小钱的感觉。(在亚利桑那州,历史博物馆是不收门票的)。

    十和十一世纪,挪威是海盗“强国”。对应的中国,是北宋年代。比之清明上河图上的堂堂游船,海盗船博物馆里的展品,不折不扣就是三条贼船。海盗船博物馆的展品中,没有文字残片。壹千年前的奥斯陆文化,看起来就是一窝“不识字”的海匪。而同时代的程顥與程颐,已在构建宇宙模型了。

    这是昔。

    今天的数据则是:奥斯陆大学成立于1811年,明年要办200年大庆。相比之下,北京大学的校龄,就不及海盗国的大学了。奥斯陆大学的理论天体物理研究所成立于1935年。在北大,以理论天体物理为主业的研究所(Kavli研究所,KIAA)成立于2006年,刚满5岁。谁的不识现代“字” (广义的)的年代更长?

    比年代更加重要的是大学的精神。

    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比约尔·亚格兰在2010和平奖颁发仪式上一口气说了三个自由:研究自由、思想自由和辩论自由。这其实正好就是大学的核心价值。研究自由、思想自由还不够,还必须有辩论自由。

(左起:苏晓康,林陪瑞,李淑娴,李晓蓉,方励之。)5名21世纪“海匪”在10世纪海盗前合影。当年海岛船已有“隐形涂料”,极难照清楚。
 

刘晓波和辩论自由


    八十年代的刘晓波,人称是匹“黑马”,也有称“黑驴”的。因为,他几乎批判过(或骂遍)所有他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

    挪威电视2台的记者来旅店访谈。其中几句问答是,问:

    “你认识刘晓波吗?”
    “认识”
    “什么关系?”
    “他批判过我。”
    “哦…”

    看遍奥斯陆典礼上的参加者,似乎只有我一个是被刘点名批判过的。在大学里,刘氏的批判或“开骂”(只要不涉隐私),就是一种辩论自由 。在正常的大学里,本很正常。

    1988年夏,CCQ和刘晓波二位年轻人闯进我和李在北大的家。C和刘皆治文学,同李和我的物理专业不相交。C和刘皆东北人士,也非李或我的同乡。共同话题不多。幸好,我的“哲学是物理学的工具”一书,当时刚刚出版,刘拿起一本就看。因为他刚答辩过的博士论文是美学,属于哲学。可能他还不熟悉“行星运动的音乐”(开普勒),“一个方程不美,就一定是错的”(狄拉克)等等“美学”,被吸引住了,专心看书,没再说话。只有C同我们聊。以致,我不知道刘有严重口吃。临走,刘撂了一句:哦,哲学最多只配当你们的工具,有用就拿来,用完就扔掉。我可要在我的课上讲(批判?)。话毕,拿起一本“工具”,转身就走,至今未还。

    到了秋末,再一转身,“黑马”了:“我认为他(指方励之)不是青年导师,他要自封的话,我也不喜欢。他有什么资格!”(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还好,这里不全是陈述句,有一句是条件句:“他要自封的话……”。查我的CV或bio,还来不及“自封”上“青年导师”,只有物理系研究生导师字样。可惜,刘晓波当时没有批判“工具”一书,否则我也要使用我的辩论自由了。

    我欣赏80年代刘晓波大胆地行使了他的辩论(“开骂”)自由(不论辩论内容如何)权利。这就是我来奥斯陆市政厅,祝贺刘晓波的原因之一。
 

NPP对GDP


    中共当局说,诺贝尔和平奖已沦为西方的政治工具。说得轻了,不是“已沦为”,而是从来就是政治工具。

    对我,第一次知道有个诺贝尔和平奖,是在六十年代。大约是1965年年5月,在天安门召开过一次五十万人大会,主题是“支持美国的黑人抗暴斗争”。主题竟然是与中国的内政并无直接关系的外国事儿。而且,大会由毛住持。1949年及其后的天安门大活动,我大多目击,这“外国事儿”大会从来没有见过。后来的知道,背景之一是马丁.路德.金获得196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我有一个梦”——“民权”被认为与和平有直接关连奖。从此,民权或人权与和平,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常驻主题。诺贝尔和平奖一贯是推动如下价值观的政治工具。

    “一个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中的多数人群体都不具有无限的权力。人权约束了民族国家及其多数人群体的行为。这项原则必须适用于所有加入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联合国的成员国。”

    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由GDP定量度量。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可由NPP(政治犯数量)定量度量。很不容易搜集中国的政治犯名单。九十年代有过一个名单,包括政治犯,思想犯,良心犯,信仰犯,共七百人。根据一些人权组织的新近统计,现在至少有一千四百名政治犯,良心犯。

    显然,减少NPP是改善人权状况的直接途径。动机于此,1989年初,我写信给邓小平,建议他在建国30年大庆时赦免魏京生等政治犯。关注人权的诺贝尔和平奖,更应关注为争取人权而服刑的政治犯。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符合这一期盼。所以,我来奥斯陆市政厅表示支持。

    挪威的NRK(相当于英国BBC)访谈后,主持人再加以非录像问题:“曾有预计,当中国GDP增加后,NPP就会减少了。现在,中国的GDP世界第二,为什麽NPP 也增高了。为什麽?”我答不上来。本想答这是“中国特色”。一想不对,欧洲也有过,GDP 与NPP并不总是实时反相关。但我相信,常时间尺度而论(即非实时),二者应是反相关的。
 

发光的少数


    我在奥斯陆大学理论天体物理研究所的讲题是“ 重子物质与暗物质之间的动力学消耦和 ”(Dynamical decoupling  between IGM and dark matter)。  通俗地说,宇宙中有两类物质:1. 暗物质不发光,但是主导成份。宇宙中的星体形成是靠它们的引力;2.  重子物质,是少数,不到百分之五,但能发光,星光皆源于重子物质,人体也是由重子物质构成。“消耦和”意即重子物质的行为不全受暗物质的控制,尽管后者是绝大多数。这因为重子物质有自己的动力学。宇宙因这些极少数重子物质的不同的动力学而有了光,有了人类,有了人类的创造。这就是我理解,为什麽比约尔.亚格兰的讲话最后要引用牛顿的话。他说:

    “艾萨克·牛顿曾经说过:‘如果说我能看得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当我们在今天能够看得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们站在了古往今来的众多先人的肩膀上,是他们无私无畏地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从而为我们争得了自由。”

    “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就是坚持自己的动力学。


                                                 2010.12.12.Oslo-Tucson飞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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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方励之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0年12月13日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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