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天健

王军涛
　

史天健

    天键走了，我感到心痛。回想20多年交往，不禁百感交集。

    我与天键相识在80年代初，那时天健和绍光即将出国留学。我们一道讨论一些问题。具体内容记不住了。但那是北大学子当时特有的犀利的头脑激荡。那时，克强还是北大学生干部，也时常加入讨论。

    后来，听说天健在美国不仅学习知识，而且通过做各种活了解美国社会。我问过天健的妻子昭奇是怎样与天健相识的。她说，在哥大读新闻学院得知一个大陆来的留学生自己开车打工，很新奇。于是，她去采访。这样相识，然后相爱。

    1986年胡耀邦被整下台，天健参与留学生向国内寄信表达反对的意愿。事后听一些发起人说，他是实际的发起者之一。

    1986年，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组织实施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查的项目。我和陈小平、张伦、费远在香山写分析报告。我们是用民意测验的方式研究中国政治文化和心理。刚从美归国的老友李凡上山找我聊天，感到我们的研究很有意思。他说，在哥大读政治学的天健正在写博士论文，想找个国内的合作对象。他要推荐我们。后来，天健带着露西基金会给他的6万美元研究资助，加入我们正在筹办中国民意调查中心，是很可贵的开办费来源之一。他还把在美国认识的高专业的人才介绍这个初办的民间研究机构。他也由此开始他毕生的学术方向。当他和哥大导师黎安友教授联合发表博士研究成果时，特意在书中向我们表示感谢。

    与天健相识后，深感天健是个童心未泯的性情中人。因此关系由学术到个人友谊。1988年到89年，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不仅汇集一批专业志趣相同、政治取向相近的青年才俊，而且在多样化的私人聚会游玩中建立了精神团契。天健每次回国，都在家中举办团聚。我记得那时我们席间开各种玩笑，讨论各种问题。那时，天健的一家都时常加入我们的聚会。我们都很喜欢天健的妈妈。

    我们的团聚，直到1989年民主运动爆发还不定期举办。

    1989年民主运动爆发，天健正好和妻子昭奇在北京。他作为学术合作伙伴和i私人朋友，参加了我们的一些重要会议。为了避开政府耳目，我们这些会议都以团队机构的正常会议和私人聚会的方式进行。天健给大家在高度紧张之余，带来许多意外的轻松。后来，我受团队、子明和各界之托，联络各界人士成立首都各界爱国维宪社会协商联席会议，在最关键的一个会议上，正式建立各界支持的广场系统时，昭奇是在场的两位记者之一。另一位是现在《开放》杂志的蔡咏梅女士。

    64 开枪后，天健回到美国，但一直挂念着我们这些被顶级通缉的老友。当他得知一位朋友可能会被抓并泄露太多的情况导致当局对我们的严厉迫害时，他多方筹集资金最后将这位朋友营救到美国。以后，天健还继续用他的关系和影响力在海外帮助我们，使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多了一点安全和支援。

    1994 年4月23日我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要求下被送到美国。在肯尼迪机场，昭奇是第一批接我的记者。我与天健得以再度相聚。他们一家都为我能适应美国而尽力相助。当时，我正在与监狱长期单独关押造成的心理后遗症进行斗争。大约有10年以上时间，无法按照正常人的方式待人接物，伤了一些老友的心。也有几次让天健尴尬。但天健仍然一如既往，只要需要他就尽力帮忙；即使我们已经在两条道上各自奋斗，他仍然很顾念旧情，豪爽仗义。我在申请哥大和其他学术机构时，都得到天健的鼎力相助。我与天健是北大和哥大的两校校友。

    天健与他同龄中大多数人一样，是个既喜爱理论，更注重现实的研究者。中国大陆后89的局势发展，曾让许多经历过毛时代政治运动和经济贫困的苦难的中国人转变了看法。虽然他们不认同邓小平处理六四的方式，但更看重经济改善和国力的强盛。至于普世价值，他们的智力和知识积累，足够从各种思想和社会力量中寻找解释。一批当年与我们一道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的北大校友也在其中。

    我的印象是，天健在其中，但他不是很确定这一根本转变。与那些挑战西方的中国模式论主流不一样，天健从不否认普世价值；他不是出于教条尊从普世价值，而是出于他的天性；天健的天性是尊重常识理性和良知的性情人；他不喜欢超越健全人性之上的理论说教。而普世价值的最大优越性就在于是基于常识理性和良知。天健也不否认西方的社会科学积累，对那些理性想象力建构的后现代社会思潮没什么兴趣。他的治学方式是典型的美国实证主义和科学研究的方法。正是常识理性和科学方法，让天健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90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现实。

    我说某种程度接受，是因为天健很少将自己的研究引申到公共空间讨论中去得出政治结论。2002年，为讨论中共16大后政治选择与发展，我策划邀请各种思潮和学术观点代表人物在纽约的哥大和法拉盛图书馆观点碰撞交锋。何清涟、胡平、张炜、何频、王丹、王绍光、康晓光和史天健都到会发表看法。但事后天健坚决不同意公开他的讲话。我理解，他不愿意让他的学术探讨的结果作为政治选择的资讯；在这份学术严谨之后，肯定有政治上的慎重。此外，即使接受政治现实，天健从来不认同政治迫害，也主张宪政保障公民自由权利。08宪章遭到迫害时，天健认为是政治上野蛮，治国上愚蠢的做法。而我认为，只要反对政治迫害和暴力维稳，就不是认同邓小平的模式。

    虽然我在政治上追求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但一直愿意保持与各种思想的交流和讨论。我认为，这不仅是宪政民主的政治文化的应有品格，而且是保持宪政民主在新的挑战中不断自我更新的活力的动力来源。2000年纪念六四，我与马悲鸣争辩问题讲过，君子之交，有淡于水，有铮如铁。我与天健之交，私谊浓于水，但公义铮如铁。我们经常就各种问题热烈争辩。1996年刘刚刚到美国，天健邀请到他家吃饭。我们就一些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天健不但不计较刘刚特有的不近人情的尖锐，而且感到兴奋。

    2004年，我曾就多维报道的李克强领跑第五代接班团队，即兴写下追忆北大风云校友的文章。虽然我只写了对克强的感慨，其实，我心中当时还有天健和其他几位挚友。我的博士论文“路径转折：中国新保守主义和后89政局稳定”，也是为记述和分析天健在内的好友的思想历程和政治演变而作的。

    就在两个月前，我还与天健吃饭，讨论他的学术研究。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说，他是严格遵从社会调查和分析规范得出的结论。这我相信，毕竟我们共同学术导师黎安友核准过这些程序和方法并署上自己的名字作为背书。但我告诉他，这些问卷的回答有些是东方政治残酷政治迫害后形成的生存文化中特有的狡诈，有些是长期政治社会化中形成的条件反射。一旦这些抽象问题以具体实际政治问题方式提出，答案会截然相反。就政治选择的角度看，只有这些实际问题的看法才有操作行为意义。天健当时陷入深思。我不认为我的即兴讨论可以说服天健，学术讨论也不应该这样简单。但天健的深思反映了他的治学认真和诚恳。就在这次饭局上，孟玄坚决缴纳党费，要求加入中国民主党。

    后来，天健有个什么政治说法，激怒了李进进。他写了篇在京城圈子中流传很广的讨伐文章。天健知道后，连说进进误解他的原文意思。他的说法是有 Condition的，不是无条件的。我知道，天健不否认普世价值，也反对政治迫害。至少，他认同08宪章。即使不明说，他说的条件应该包括这些。

    上个星期六，中国民主党举办活动，讨论大陆政局走势。事后，《世界日报》记者找我了解一些与会发言者情况。她告诉我，昭奇现在也是她的负责人；但最近因为丈夫而忧郁并请假较多。我追问缘由，她说不清楚。好像是身体健康不好。前几天，孟玄电话告诉我，天健病重。我立即让他安排，周六我们去看他。进进和何频得知后，也想那天一起去。

    周六一早，我取消了所有约会。与孟玄和何频去医院。见到昭奇、昭奇的妹妹、天健的弟弟和一些好友。见到昭奇，我感到格外难受。这是一位了不起的妻子。我对孟玄说，台湾很像偏安一隅的小朝廷，虽然外部压力大到势成危卵，但内部还是很安宁；正常的生活养就昭奇这样的贤妻良母。大陆则相反，外部稳定但内部一直是乱世有如丛林环境。我习惯了大陆的环境，但欣赏台湾。当然，这些年台湾也更加开放，大陆则呈现多样化。天健和昭奇的结合，天健洒脱不羁的行为方式肯定给昭奇这样的贤惠心灵造成许多不适应的压力。

    在医院，何频买了三张年卡。我以北大校友的名义写下给天健的祝福话。我知道，与我们一样，天健珍惜北大校友的身份。我们之间的交情，也如北大校风，洒脱不羁地行事，和而不同的胸襟。我相信，这些与天健长期交往的北大校友，会让我代表他们在此刻给天健一份校友的祝福！

    昭奇希望我们一起为天健祈祷。此刻，我们都感到，人是多么弱小；只有造物主才能帮助。我虽然还没信上帝，但很愿意为天健和昭奇做这件事。我忙不迭答应昭奇，一定诚心诚意地做好这件事！但是，还没来得及祈祷，就传来天健故去的消息。我们中午11点去，12点回，天健下午1点故去。我的探视和年卡竟是送天健最后一程！

    上苍如此残酷！

    回到家，我将消息告知子明和张炜，早晨起来，又与张伦网聊此事。大家都追念天健，深为他英年早逝而惋惜痛心。虽然后来我们有不同的思想和政治选择，但我们都相信天健的真诚，珍惜天健的友谊。我们同时都觉得，要好好热爱生活，注意健康，珍重友谊。

    我则在人生感叹之余，想到与天健的讨论和交流。在转瞬即逝的人生中，洒脱地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对人格固然重要，但实践一份超越现实的文化境界更是乱世中不可或缺的做人修养。天健是此辈中人。

　

    附：《史天健们别走得太远》（作者 李进进）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420/201093011455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