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天健

（北京）李凡

    圣诞节过后，上班第一天，打开电脑看各地信息，突然发现网上有一篇王军涛写的“告别天健”的文章，心里一惊，急忙打开一看，文中写到天健已于圣诞节当天在美国去世。文中没有写因为什么病而去世。于是我急忙打电话跟纽约的好友孟玄了解情况，孟玄讲天健得了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一个月前发病住院，之后不久医生就宣布没有办法了。我又马上给天健家里打电话，他夫人邱昭奇在电话中讲天健已经因病去世，其它就没法多讲了。这样天健去世的消息得到了证实。我感到了一种shock，真的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其实天健小我两岁，不到六十，他的去世真所谓是英年早逝。

    我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认识天健的，可能在国内，也可能是在美国。在国内的时候，80年代初，中国恢复政治学学科，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建了中国第一个政治学班，史天健是那个班的学生，后来中国有名的政治学学者等几乎都是那个班的。当时我从北师大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分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筹备组工作，我们都应该算是中国政治学的元老了。当时政治学所和北大的这个班有很多的联系，我们也到这个班听过课，应该在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了史天健。但是和天健开始有共同的合作是在到美国念书以后，当时他在哥大政治系，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系。1987年初，国内政治突然紧张，胡耀邦被从总书记的位置赶下台，在美国的留学生不满意于国内的这个举动，认为是保守派干的。就是在这个不满意之中，我和史天健开始了更多地来往，并结下了较深的关系。

    1986年底，我开始筹备中国留美学生学者和台湾在美的学生学者之间召开的关于中国现代化走向的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是两岸之间举行的第一次这样的研讨会，以前两岸关系紧张，彼此视之为仇敌，之间没有任何公开的对话，有一些在国际的研讨会讨论台湾问题，有台湾学者在场，国内有时也派人参加，但都是官方人员宣读一通政策声明而已，没有任何的学术研究和认真的讨论。我是1984年到美国念书的，之后和台湾的学生学者有了更多的交往，觉得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渴求了解对方的，因此我有个想法，就是我们留学生自己搞一个两岸学生共同参加的研讨会，彼此讨论了解对方，这是一个最初的想法。在1986年底的时候，我曾经和当时在美国的学者何维凌商量能否搞这样的一个会，推动一下两岸关系的发展。何当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驻美国的代表，他立即表示赞成开这样一个会。我和何维凌一起冒着大雪从华盛顿开车到住在费城的中国学者金观涛家中，他也表示赞成，认为应该有这样的交流。他们要我来筹办这个会。但是在1987年年初，胡耀邦事件出现以后，何维凌对这件事情有些模棱两可的态度，大概是受到了国内的压力，于是我想起了这些哥大的朋友，立刻和史天健联系，史天健表示这个会一定要开，所有在纽约的事务由他处理，而且建议会议地址就选在纽约，这样与会的中国和台湾的学生学者从各地到纽约集中，交通方便，而且纽约的媒体也比较发达，特别是中文媒体比较多，可以报道这件事情，产生一定的影响。我同意了天健的建议，会议就这样开始筹备了。

    在会议召开之前一个星期，我们一些与会的大陆学者参加了在哈佛大学召开的一个研讨会，在会上我和大家讲这个会只是两岸学生学者的交流，和国内政治无关，在会上也尽量不要涉及到国内高层中的具体的人名。回到我的住地哥伦布市以后，突然我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复三从纽约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讲他建议这个会不要开，我则表示会议离开始只有几天了，现在没有理由不开，也不可能不开了，如果不开，我们该怎样向台湾方面交代呢，这会对两岸关系产生不好的影响。赵复三问我能否到纽约来和他一见，通报一下情况，具体商量一下，我心中有气，表示学校学习很忙，不可能脱身。他问怎么办，我说我们在纽约负责筹备会议的人是史天健，你可以去找他，他了解全部情况，从他那儿你可以知道该不该开这个会。之后，赵复三坐出租车到哥大找到了史天健和谢文，他们详细地向赵复三介绍了会议的具体内容和全部安排，当天晚上赵复三给我电话，讲情况已经完全了解，祝你们会议成功，这就算是国内对我们这个会开了绿灯。之后几天会议在纽约市边上泽西城的一个旅馆召开，参加会议的包括了当时中国在美国作学生和访问学者并在之前积极参加了国内各项改革的重要人士，台湾方面与会的是一些和当时台湾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学生和学者。开会的时候，天健show了一手他的绝活，在第一天的reception party上，他充当了Bar Tender的角色，调出来的鸡尾酒颜色既艳而且美味。会后纽约《侨报》和《世界日报》对这个会做了整版报道，一个两岸之间从来没有过的交往就这样产生了，并且有非常好的效果，对后来台湾的对大陆开放探亲等政策的出现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不过这个会也引起了中国驻美一些单位的不满，认为我们没有请示报告，也认为我所讲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太过分，内部通报我们这个会，我们感到了很大的压力，我当时的想法是可能要无法回中国了。1987年6月的时候，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杨尚昆到美国访问，并到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接见中国留学生，在接见留学生的时候，史天健向杨主席提问，说中国留学生和台湾留学生进行交流，召开了一个关于两岸发展的研讨会，但是之后我们却遇到了很大的麻烦，请问杨主席这件事情你怎么看？杨尚昆当即回答，我们从来都是赞成和鼓励两岸之间留学生进行交往的。杨尚昆当时内部的一个重要职务就是负责台湾政策，是台湾问题的最高负责人，他的话是很有力的。散会之时，史天健找到中国驻美大使，问李凡的这个事情怎么办？大使回答，请你转告李凡，你们的事情前期做得不好，后期不错。天健当天晚上打电话给我，告诉了整个事情的过程。我想我们头上的阴云就算是过去了，我可以回家了。当年夏天，我利用暑假期间，回到了北京，当面向大使解释了我们的想法，并就一些问题承认了不足。

    从此之后，我和天健的关系更加密切，在很多问题上包括两岸问题、中美关系问题、国内政治变化等问题上不断地进行各种深入的交流。1989年初，我回到了北京，和天健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再次合作是在本世纪初。那个时候，中国开始了基层的民主，史天健也逐渐地卷入了对于中国基层选举的了解和研究。1998年，我参加了中国第一个乡镇长直接选举的试点，就是著名的步云乡的乡长直接选举。步云选举报道以后，引起了国内外的震动，这是一个在中国基层民主高潮时期出现的一个力求将民主发展向前推进一步的尝试，事情出来之后，也引起了学界对于乡镇长直接选举的关注。大概是2000年的时候，我和天健在他北京的家里见面，谈到步云乡的选举，他讲我们应该就这个问题进一步的研究，并提出一个比较规范的关于中国乡镇长选举的规则和选举的程序。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这样，就以他所在的美国杜克大学中国选举研究中心的名义出面，以我们研究所合作的名义，向美国的有关基金会提出申请，并获得了支持。这样不久史天健就在2001年夏天浩浩荡荡地带着一批美国的选举问题专家、研究生以及卡特中心的人，和一批中国学者先到广州和中山大学开了一个关于中国基层民主的研讨会，并参观了广东的几个不同类型的村委会，接着到江西井冈山开了一个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有关学者共同参加的井冈山会议，并接着在庐山召开了庐山会议，由美国专家和中国专家一起完成了一个乡镇长选举的规则和程序，之后由他们当面将这个规则在北京交给了民政部的有关部门。这是我们关于中国基层民主的第一次合作。之后不久，我们研究所又开始介入了居委会的直接选举的改革，首先是在广西自治区和民政厅政权处一起推动了几个城市社区直接选举的案例，这是中国最早开始的社区直接选举。后来我去美国住在天健家里，将社区发展的一些情况向他做了介绍，他很有兴趣，立刻向美国基金会申请建立了一个关于中国社区发展的项目。接着在2003年10月的时候，根据我的建议，天健组织了一批美国的选举问题专家、社区问题专家一起到上海、沈阳、武汉参观访问了一些在改革前沿的社区，最后到广西桂林和中国学者一起坐下来，也包括民政部、广西民政厅一些从事社区选举的人，利用几天时间，讨论了中国城市社区直接选举的规则。到北京之后他们将这个稿子直接交给了民政部政权司，不久这个稿子就变成了民政部正式下发的一个关于社区选举的程序和规则的参考文件，对于中国城市社区直接选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基层选举在本世纪初发展的不错，但是后来没有走下去，陷入了停滞和倒退，我从此对这些选举的兴趣不再大了，而天健也开始转入了他的关于中国价值观的社会调查的项目，我们之间的联系就少了。最近海外对于天健有些评论，我认为是误解了或者是不了解天健的真实想法，也不了解他的处境。他是希望看到中国的自由民主的，是希望中国将来能有真正的自由和公正的选举的。

    史天健虽然是美国名牌大学的著名教授，出版了很多有影响的著作和文章，但他一直想的是回到中国来工作。我有一次在美国住在他家，昭奇讲天健梦寐以求就是将来像你一样，能够在中国工作。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天健就和我讲过，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请他回国工作，他征求我的意见，我讲时机不合适。我去年听说他打算到清华大学工作，并且清华大学还要成立选举研究中心，我为此高兴过。我在想如果天健在清华大学的选举研究中心工作的话，我们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这样会对推动中国的选举产生重要的作用。其实离这一步也就是只有一年之差，史天健就可以在美国退休以后回到中国全职工作，完成他的心愿。真是天不遂人愿啊！

    其实即使没有回来也一样，他在中国民主过程中所做出来的贡献将会对中国民主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对于这一点应该是毫不怀疑的，他也应该有所满足了吧。上个月蔡定剑去世，我当时在台湾，看到网上刊登他的儿子表示将来中国如果有真正的选举的话，他会烧一张选票在蔡定剑的灵前。我想对于史天健我们也一定会这样做：

    在真正的选举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一张选票将会是中国人民对他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