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百年“大赦天下”议
袁 刚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海峡两岸和世界各地的中华儿女都将隆重纪念这一具有座标意义的历史事件，缅怀先辈们的业绩，反思百年中国立宪、革命的坎坷艰难历程。经过近40年的救亡民主革命、30年的继续革命、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民历尽曲折艰辛，求富求强求民主，百年奋斗，可歌可泣。特别是持续30年全力发展经济的改革，成效巨大，到去年我国经济总量己跃居世界第二，这显然也是极具座标意义的大事。然而，经济体制改革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必将进行更加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今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执政党也要总结历史经验，团结全国各族民众，在新的历史时期开辟民主政治新局面。
一、大赦的理由与可能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可谓是大喜大庆，中华儿女心潮激荡，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回往历史，放眼未来，海峡两岸官方和民间都有不少预设纪念方案。作为无党无派的中国公民，我有一个建议：抓住此百年一遇的重要历史机遇，实行全国性政治大赦。我国历史上每逢大喜庆或关键历史时刻往往有宣布“大赦天下”的传统，就是辛亥革命那年，无论是清政府还是随后成立的民国政府，也都宣布了特赦或大赦。
大赦古今中外都有，是得民心有成效的政府举措。《尚书?舜典》有“眚灾肆赦”；《周易?解卦》记“君子以赦过宥罪”。清代法学家沈家本认为春秋前之大眚，似为大赦之权舆，为其雏形，秦汉以后，大赦遂为常法。大赦天下是对全国罪犯罪人普遍赦免或减刑，最早的记载是秦二世大赦天下刑徒，使之执戈迎战农民起义军，汉朝时大赦天下已很普遍，汉武帝在位55年诏大赦凡18次，大赦天下是“据旧以鉴新”，武帝并下“罪已诏”，求与民更始，通过大赦改变治国方针，实行重大政策变换。以后历代王朝都有大赦令，对罪犯刑徒进行普遍免除，赦宥宽恤，以示仁政，与民更始，大赦时或宣布改元。唐朝大赦最多，唐太宗、唐玄宗都曾多次下诏大赦，囚徒凡死罪者减为流放，流罪以下者一律赦免。宋太祖也曾两次大赦天下。但唐宋大赦时都强调贪官不在赦免之列。
如今大赦更是在世界各国普遍实行。１９６１年５月２８日在伦敦成立了“大赦国际” (Amnesty International -- AI)，其宗旨是“动员公众舆论，保障人权”，致力于为良心犯寻求释放，为所有政治犯争取公平审判，反对死刑和酷刑。１９７７年该组织曾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大赦不讲意识形态，去年越南和朝鲜政府就分别宣布了大赦。2010年9月2日，越南政府为庆祝国庆宣布对17520名囚犯实行大赦。朝鲜为迎接劳动党建党65周年等活动，也于9月21日至27日实施大赦，全国共释放犯人15万名。俄罗斯去年也于二战65周年胜利日大赦囚犯。另有洪都拉斯新总统洛沃在去年１月２７日就职当天签署了政治大赦令，以化解国内政治危机。
我国1954年宪法中有大赦和特赦条款，但经1975年、1978年的修改及至现行宪法则只有特赦条款。现行宪法第67条和第80条规定，特赦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由国家主席发布特赦令。我国有过7次特赦，第一次是1959年9月17日二届全国人大9次会议审议通过，在建国10周年大庆时赦免包括清朝宣统皇帝又为伪满洲国康德皇帝的溥仪，及许多被宣布为战犯的国民党战俘、一批反革命和普通刑事犯。以后国家先后又实行了6次特赦，甚至文革时期的1975年3月19日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也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施特赦，因思想罪而系狱的诗人聂绀弩就因曾有国民党军衔而意外地获得自由。然而自1975年至今的36年里，我国却未再实行过特赦。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难道就不需要大赦了吗？我看不一定。2009年国庆60周年就有人提议对罪犯实行赦免，指出我国在狱犯人有160万，已人满为患，加上监外执行、判缓刑的，是一个数百万之众的社会群体，加上其亲友有上千万人，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大赦可极大宽慰受刑人及其亲属，体现亲民政策，彰显国家恩德，缓和社会矛盾，节约司法资源，赦宥宽恤也符合现代法治精神，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越南自2000年每年都实施特赦，获释人纷纷表示重新做人，越官方在2008年指出，获得赦免的人再次犯罪率仅为4．6％，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刑事罪犯如何赦免？贪官退赃后是否也可赦免？赦免到什么程度？具体如何界定操作，可由法学专家和相关机构来定。我不是法学家，作为政治学者我更关注的是政治犯、思想犯的赦免。百年前辛亥革命时实行全国性大赦，就包括搞爆炸暗杀清最高执政摄政王载澧以颠覆清政权的重要政治犯汪精卫等，最后南北和谈实现全国性政治和解，清室退位而民国得以顺利成立。
二、辛亥革命时的政治妥协与大赦
辛亥革命时的大赦意义重大，其体现的是政治妥协与和解。以前受国共两党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少提及当时南北和谈及清室退位的意义，而夸大了暴力革命的作用。其实辛亥革命是一场流血较少但政治成果很大的革命，其功效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和议妥协之上。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首义大大出乎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人意料，此前革命党人运动会党在帝国边缘两广云南搞了十多次武装起义，虽不畏牺牲，前赴后继，但应者廖廖。而武昌起义后1个月内即有14个省响应宣布独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立宪派人士的响应参与，如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在首义次日就主动与起义士兵联络，并公开通电各省谘议局响应，又说动溯江前来武汉镇压革命的清海军反正。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等也成功说动清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而最妙也最具决定意义的则是说动袁世凯反正。10月20日，遭贬黜蛰伏多年的袁世凯被清廷重新启用时，开出的条件即是：开国会，解党禁，宽容赦免起事党人。
袁世凯掌权后对南方使用的武力有限，却主动提出并主导了南北和谈，其背后则是张謇、赵凤昌等人的推动。和谈有好几条线，有明的，也有暗的，原张之洞幕府谋士后隐居上海的赵凤昌私宅惜阴堂，成为各派谋划成立民国政府的据点和南北和议谈判之地，12月26日孙中山到达上海即去赵宅拜会，赵凤昌老人并幕后主持了和谈，被人称为“民国助产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成立是革命的胜利，也是妥协的结果。革命打开了僵局，和谈结出了成果，革命党起义有功，立宪派响应谋划有劳，袁世凯的反正也很关键。各派的妥协让大清在几个月内金瓯无缺地归入民国，实现五族共和。清室也体面地退位，而其退位诏书竟是由张謇起草，惜阴堂诸贤讨论修正后电传袁世凯经隆裕太后签发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首先是历史潮流不可阻挡，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冲击下中国经历了“千古奇变”，传统政体已运转不灵。革命和改良都要求改变政体，向西方学习谋求现代化。清亡前的10年新政改革先前被说成是欺骗，其实经历庚子拳乱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劫难后，清朝廷上下形成了改革共识，连慈禧太后和最顽固的皇亲贵戚也主张改革。改革的政治目标是立宪，10年改革成效很大，但具体到权力机制特别是最高权力的开放时，则争议和阻力加大，体制内出现立宪派和顽固派，甚至皇室成员政见也不尽一致，革命派则在体制外促变。革命派主张激进变革，立宪派主张缓进稳健改良，改革使社会出现不同的利益集团，怎样来整合不同利益推进改革呢？就是引进西方代议制国会来共商国是，立宪派在1910年掀起了3次全国性要求“速开国会”的大规模和平请愿。顽固派包括皇室及摄政王载澧并非反对改革，但作为既得利益权贵却生怕立宪改革会使大权旁落，因而组织“皇族内阁”死抱权力不放，把立宪派推向了对立面，掌握北洋军权的汉族大员袁世凯也被勒令归田养疾。
另一方面，武昌起义打破了僵局但革命党并无实力掌控全局，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但临时大总统孙文却没有能力搞到军饷北伐直捣龙泉，实现青天白日满地红。革命党也不尽统一，被误传为孙文之弟的武昌首义功臣孙武就专与孙文作对，同盟会也内部分裂不能包办革命，于是不得不接受妥协，“虚位以待袁世凯反正”。埃德蒙?伯克说：“所有政治都是建筑在妥协与交换之上的”。南北坐下来和谈，南方出让临时大总统位促使袁世凯转而向清廷逼宫，最后以“优待条件”让大势已去的清室放弃了对中国的统治权。
南北和议之初的1911年10月27日清廷发布了“罪己诏”，30日宣布开放党禁，并赦免释放了汪精卫、黄复生等政治犯。11月6日汪、黄开释时，京师各界千余人前往迎接，观者如潮。有人或许会说清朝的赦免是面对革命耍花招，毫无意义。但对汪精卫等的赦宥其实一年多前就实行了。汪等是1910年2月下旬埋炸弹谋刺摄政王载澧不果被捕，干这种事在历代王朝都是死罪，汪也抱定必死决心，“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但汪等经文明审判却没有被判死刑，汪服刑期间甚至能与狱外陈璧君传书恋爱。梁启超称当时改革的清政府是“开明专制”，不是没有道理。“愤青”汪精卫为什么要冒险行刺呢？就是因为清朝立宪改革颇得绅心，而革命党的多次起义却毫无起色，使同盟会内人心涣散，汪想以暗杀清最高执政力挽狂澜！这种极端举动就是现在也被世界广泛谴责，被视为恐怖袭击。但清廷的开明也很有限，未赦免流亡海外的戊戌钦犯康有为、梁启超等，不敢开放党禁，速开国会。革命党“驱除鞑虏”更使满清死抱权力不放，走极端不妥协使政治改革陷入僵局！
僵局由革命打破，各派政治势力重新获得了讨价还价博弈的空间，汪精卫等被特赦可以视为全国性政治和解的开始，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开放党禁报禁，接着是南北和议成功，清室退位，民国临时大总统易人。由革命党主导起草的《临时约法》第40条，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临时大总统得宣告大赦、特赦、减刑、复权，大赦须经参议院同意。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时，当即发布大赦令：“凡自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初十日以前，我国民不幸而罹于罪者，除真正人命及强盗外，无论轻罪重罪，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者，皆除免之”。此令虽经一些曲折，但终于3月29日获参议院通过。赦免与妥协换来的是和平，开创的是新政治局面。
三、不妥协的革命并非神圣无欺
长期以来有一种理论，把革命被说成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暴力的行动，把暴力革命神圣化，暴力越烈越好，决不妥协，否定一切与革命相左的人和事。辛亥革命被说成是资产阶级革命，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代表先进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清王朝。后来更先进的无产阶级共产革命又推翻了腐朽的资产阶级，于是历史进步了。这种以既定阶级斗争公式演绎的说教并非真实的历史，孙中山及同盟会从未承认其代表资产阶级，其最初纲领就提出“节制资本”，而认定自己搞的是“平民革命”。科举状元下海的立宪派首领张謇倒是大资本家，但据统计，辛亥革命前夜中国称得上现代企业的顶多不过千家，资本家包括洋行买办其数不会超过万人，这样少的人能有多少社会基础和阶级力量？硬说同盟会-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是相当荒谬的。
辛亥革命的成功并非某一阶级或集团的胜利，而是国内各派势力博弈合力的成果。其不同于以前的改朝换代就在于有一套以宪法、国会、政党为核心的新共和制取代了旧的世袭王朝，以现代民主取代传统专制，其性质是民主革命，即孙中山所说的民权革命，也包括狭隘的排满民族革命。革命的成果是初步建立了宪政的框架，其后百年来宪法国会谁也不再公开反对，但是，却也只是用作表面文章，从袁世凯开始一直都是变换花样的专制政治在实际运作。
袁世凯不傻也并非一点好事也没干，但充满旧官僚气息的他在施展权术将反对力量清除后，竟利欲熏心地称帝。而孙中山反袁反北洋军阀却也脱离民主法制轨道，搞独裁专制，宪法、国会的权威谁也不认。二次革命、三次革命，紧接着是“以俄为师”的国民革命、共产革命，使中国一直陷于内斗。革命奉行不妥协的斗争哲学，破旧立新，不屈不饶，“不为同志、便为寇仇”，零和博弈，全赢全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成者王侯败者寇。内斗的结果是引来外患，害苦的是老百姓，袁世凯死时自惜“为日本除一大敌”，日本和苏联或明或暗曾支援中国革命，但他们都是企图搞乱分裂中国以利自己。两个强盗都不择手段地侵吞中国领土，并签约你承认满洲国我承认外蒙古，直到1949年苏联仍希望中国分裂“划江而治”。中国人吃苏联的亏上苏联的当太大了，由其“输出”的革命之后果，难道现在还不应深刻反省吗？
革命就一定不能容纳反对者，对“反革命”必须镇压无赦吗？其实，辛亥革命揭橥的是共和大旗，共和就要讲和，共和就是和平共治，就要容纳政治反对派，不同利益集团可在宪政框架下公平竞争，共商国是。而唯我独革，阶级专政，一党专制，并不符合辛亥革命以妥协和议求共和之义。就拿当时革命的对象清皇室来说，并非都是反动派，把已放弃政权的遗老推向反面实无必要。如肃亲王善耆是“皇族内阁”的民政部尚书，政治上相当开明，对清廷的腐朽也有清醒认识，新政刚开始他便派员主动联络海外钦犯康、梁等，1910年他特批康有为的“帝国统一党”注册，对立宪请愿也含蓄支持，甚至派人组织“国会期成会”，创办《国报》，直接鼓吹立宪。对革命善耆亦颇同情，作为警政头目正是他力排众议赦宥汪精卫等的死罪，审讯时不刑讯逼供不跪，并亲自探监，对汪说革命党的《民报》他每期都读，欣赏汪的文字，称三民主义似乎稍嫌狭隘了一点，大同主义才好，问汪精卫为什么要排满呢？满汉一起来推动立宪改革不好吗！善耆还曾捐3万元给同盟会总部，表示自己“一心推行宪政，故望党人支持”。当同盟会请这位“贤王”加入时，他谢绝了。曾说：“如果不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辛亥革命时善耆流泪坚决反对清室退位，作为世袭铁帽子亲王他对清社稷忠贞不二应可理解，但他也不主张鱼死网破对革命党用兵，而是退回满洲自成一国。此方案被载澧等否决，清室退位后善耆独自逃往东北，赋诗：“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读之亦令人唏嘘。
载澧也为人厚道，摄政时并未致宿敌袁世凯于死地，又宽宥了要致他于死地的党人汪精卫等，退位后与世无争处世低调，“张勋复辟”时他也冷眼相观不参与。1925年孙中山病死前一个月，在北京带着汪精卫等往醇王府拜见，曾经的政治死对头相见时竟不胜感慨，孙为载澧当权时未及时诛杀国贼袁世凯扼腕，赞叹他在辛亥革命中辞位是有远见，肯定其不参预帝制复辟，分手时更题照片以作留念，真可谓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见一笑泯恩仇”。
辛亥革命时对清室“优待条件”，长期被认为是“革命不彻底”，留了一条封建尾巴，载澧等被视为“封建余孽”。其实，优待清室的政治成果及其有功于中华民族者，是大大超过1949年因和平出让北平城而赦免国民党“战犯”傅作义！不能过河就拆桥，我认为对载澧、善耆等清皇族不光应优待，而且应尽力团结，让他们参加到民国宪政中来，真正体现五族共和。如善耆办警政就不会输于赵秉钧，对北洋势力也可起到平衡作用。可惜辛亥革命时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太盛，以中国之大，竟容不得爱新觉罗氏参与新政府。
1924年北洋军阀中最善投机的“倒戈将军”冯玉祥将逊帝溥仪赶出宫禁，废改“优待条件”，直接把溥仪推到了日本人怀抱，善耆的女儿金璧辉（川岛芳子）也背叛了中国。然而，即便是儿子溥仪被日本人扶为满洲国皇帝，载澧仍不改初衷，不参与卖国分裂祖国的活动。其弟贝勒载涛在前清贪鄙恋权，但在日寇占据北平时宁愿拣破烂为生，也不与侵略者合作。相反，倒是当年行刺摄政王的最激进革命青年汪精卫成了头号汉奸！当汉奸的还有辛亥革命时鼓吹社会主义成立社会党并于1921年访苏受到过列宁、斯大林接见的江亢虎。这些当年最革命的斗士，在“封建余孽”载澧兄弟面前，又何足道哉！
不妥协的革命并非都正义神圣无欺，就拿“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来讲，他革命百折不饶，却也不择手段，甚至想包办革命。1913年成立中华革命党由他一人担纲，要党员宣誓无条件服从。对政敌他肆行暗杀，甚至不服从的革命同志也惨遭毒手。辛亥功臣汤化龙后为进步党魁，国会议长，成为国民党的强劲政治对手，护国战争关键时刻他又策动任湖南都督的弟弟汤芗铭独立，给袁世凯洪宪帝制致命一击。然而，这样一位有大功于民国的政治家，仅因政见不一，1918年在加拿大竟被中华革命党暗杀，进步党群龙无首也由此解体。国民党没有了对手，逐渐走向专制，后来的国共两党又因有苏联背景，也不能形成英美式驴象之争，而是尔虞我诈，武装对抗，使共和政治始终了无起色。
中国共产党也并非代表“先进”无产者，即使现在也不代表工人阶级，且“无恒产者无恒心”，没有文化“放僻邪侈”也不会“先进”到那里去。但中共的“统战”却很有声色，讲究团结“落后”。建政时“封建余孽”的载涛王爷被聘为政协委员，爱国者载澧则于1951年在北京醇王府安详病逝，其不肖子溥仪、溥杰1959年被特赦时，与多位格格妹妹一起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宴请。共和政治要求宽容，中国人对中国人不必穷追猛打，统一战线应包含真诚的和解，而非权宜之策。从辛亥革命时“第一反动家庭”的际遇，我们看到了政治和解的崇高与不和解的危害。百年革命，被打倒的“反动分子”一茬又一茬，然而，都是中国人，政治上再“反动”再“落后”，亦非此一时彼一时？连“封建皇帝”都可赦免，还有什么政治人物不可赦免呢？只要不叛国（溥仪是因年幼误入歧途充当日本人傀儡），就没有不可赦的政治犯。死对头孙文与载澧能相见一笑，1945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也当众振臂高呼蒋委员长万岁！都是中国人，只要爱中国，又有什么事不可协商谈判解决呢？
四、以政治大赦促政治和解促改革
改革开放30年虽然没有实行大赦和特赦，但改革之初在胡耀邦主持下，大力平反冤假错案，为文革中迫害致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昭雪，纠正了遭错误批判打倒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案、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等大案，文革中大大小小的冤假错案短时间大面积得到纠正，平反者以千百万计。又纠正建国以来被错整的彭德怀、张闻天等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案、习仲勋等“写小说反党”案、胡风反革命案、潘汉年反革命案等及其受株连者，使共产党内批左改革形成高度共识。
特别是为55万右派及更多戴着右倾帽子的知识分子摘帽，为被视为“阶级敌人”而长期管制劳动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摘帽，恢复公民身份。这些人包括家属其数有好几千万，他们的平反、摘帽、解放，大大缓解了一直就很尖锐的社会矛盾，激发了他们投入“四化”建设的劳动热情，是改革开放的大手笔。如此大规模的平反摘帽，可谓气度非凡，亦可视为“大赦天下”，其效果较之唐宗、宋祖的大赦并不逊色。
然同时又审判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追究文革极左“三种人”，为受毛左迫害的老干部们出了一口恶气！对刑事犯也并未赦免，所以，又不可将改革开放之初的平反摘帽视为普遍的大赦。但是，执政党宣布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改变治国方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亦是改弦易辙，其成效较之汉武帝下“罪已诏”与民更始也不逊色。
胡耀邦是中共历史上最开明的总书记，他提拔的文化部长朱厚泽在1986年7月一次会议上说：“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就此提出了“宽松、宽容、宽厚”“三宽”方针，不仅用于思想文化领域，也可用于政治领域，用于治国。胡耀邦以其宽容厚道使中共政治由毛泽东时的极权专制向开明专制转变，政治上一度出现生动活泼宽松愉快的局面。
然而好景不长，最开明的总书记胡耀邦竟被宫廷政变式的非法“党组织生活会”罢黜，原教旨主义者容不得半点政治异端，思想有罪，处处设禁不准闯红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直到用武装部队清除“六?四反革命暴乱”，反对和平演变，中国又出现众多新的思想犯、政治犯及逃亡海外的异见分子。胡、温上台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试图部分恢复恩师胡耀邦倡导的开明宽容，“动乱、反革命暴乱”被悄悄改称“八九那场风波”，却又不敢更开明一些进一步平反。连邓小平以党的正式文件形式嘱托新世纪新的领导人来主持的“评毛”任务，也不敢触动，而任由新的毛泽东个人崇拜四处泛滥。在左右夹击下不敢解放思想开放政权，一味求稳抓Gdp，稳当当坐江山政治上不敢越雷池一步，把日积月累的社会矛盾留给“第五代”核心，使改革重又陷入僵局。
以革命打破僵局并非有识之士所希望，体制内外结合渐进放权改革才是最优选择。更何况中国经济突破教条束缚与国际接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快速增长。回往百多年历史，清末10年的新政改革和近30年的改革开放是取得成就最大的40年。近30年的成就有目共睹，上世纪初10年的清末新政也是中国现代化突飞猛进的时期，我们现今教育、文官、警政、邮政、军制等方面的现代化均起始于此，法制的现代化改革更不用说，不仅引进了刑律、民律，为发展经济还议定公司律、破产律，直到钦定宪法，预备立宪，准备开国会，筹办地方自治。经济上也在与世界接轨，创办大清银行、改革币制、税制，我国铁路主要干线京汉、京浦、沪宁杭、京张、陇海等线及东北铁路，也都是此时修建的。以革命打破改革进程并非中国之福，如1911年川汉铁路保路案引发辛亥革命，然就是这条铁路却拖了百年才于去年（宜万铁路）修成。历史的教训是：改革是正道，但要改革却又死抱权力不放，必然造成政治僵局，又必然引发革命，革命带来无序，但制造乱局的罪人主要还是维系特权不敢深入改革的统治者。
回往百年历史，我们不希望改革开放进程被再次中断，而是能进一步深入，由经济开放而思想开放、政治开放。在政治上中国人之间只有对手，而没有敌人，没有必要不断革命拼个你死我亡，更没有必要将不同政见者打成反革命判刑坐牢或驱逐出境，民主中国或开明中国应没有政治犯和思想犯！不同政见不同利益集团应在国际通行的（宪法、国会、政党）民主机制下和平竞争，共商国是。我国改革经济上可与国际接轨，政治上思想上怎么就不可以接受世界普世价值呢？
或云异见者企图颠覆政府，推翻某阶级专政，而罪不可赦。殊不知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当年在资本主义首都伦敦，天天写文章号召颠覆全球资产阶级政府也没获罪，他写的《共产党宣言》，白纸黑字地号召组织政党推翻各国的资产阶级统治，并狂妄地说让资产阶级发抖吧！但英国政府不但没有逮捕或驱逐这位犹太先知，反而提供最好的图书馆让他写《资本论》来揭露批判资本剥削。马克思企图颠覆政府没有坐牢，一个半世纪过去了，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并没有因马克思的蛊惑而被颠覆，思想自由，言论无罪，而尊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反倒将写作连署一份相当温和的宪政宣言的异见人士以颠覆罪判刑，将为弱势群体维权的律师、记者逮捕，在世界人民面前丢尽了脸。就是马克思再世，也会谴责这种粗暴非法行为的。
中国改革已进入关键时刻，共和国需要共和政治，共和政治需要宽容与妥协，执政党也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并与宿敌国民党实现初步和解。国共两党斗了大半个世纪，并非先进阶级打败腐朽阶级，双方虽都称对方为“匪”，妖魔化对方，但两党都是革命党。国民党枪毙了方志敏，共产党击毙了张灵甫，牺牲的都是中国人，都是精英。小时读方志敏《可爱的中国》、《清贫》，感人至深；现在也了解到张灵甫是北大历史系高才生，投笔从戎是抗日英雄，他们死得都很可惜。为什么要斗个你死我亡，而不以国会为博弈舞台以选票作君子之争呢？其实，国共两党有斗也有和，也有过短暂合作，有过重庆谈判和现在的两岸和谈，即便在文革极左时期也有秘密协商，毛泽东、周恩来曾有以庐山作“汤沐邑”让两蒋回大陆的盘算。现在又给连战颁“和平奖”，打算给予国家副主席位置。但却始终未考虑平等相待改革政体，在宪政框架下作驴象之争，仍施展陈旧的“统战”伎俩，视对手为败寇当猴耍，如此则恐最终难以达成实质性妥协，仍是隔海分治。
宪政先烈国民党创始人宋教仁1913年遭暗杀时，临死遗言大总统袁世凯：“开诚心，布公道”，希望共和政治能够维系，辛亥革命的民主成果不致毁于一旦。但事与愿违，各方都施展诈力、暴力，使民国政治搅成一团乱麻，最后还是要战场上见分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打江山者坐江山的传统模式不可持久，打出来的政权最终还是要归于民众，13亿中国人不可能永远铁板一个主义、一个政党。改革开放30年来大陆已出现各种不同利益群体，政治上异见纷呈，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早已不能统合人心且自身也在变质，人们期待共和政治，化解仇怨，五族共和，各阶层各不同政派共商国是，共建民主富强的国家，这正是当下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要求。执政当局应认清形势，顺应潮流，顺应民意，要开诚心，布公道，放下身段，落实民权，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来开创共和新局。
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诉求不可抗拒，改革也需要和解的智慧，民主政治的本质就是妥协，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互不相让决不妥协只会形成僵局走向专制，宽容才是民主的基础。胡适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国共两党要和议，朝野上下要妥协，都是中国人，政治上可以是对手，但决不可为仇敌。为推进民主，我呼吁将所有政治犯、思想犯，包括流亡海外的异见分子，统统无条件开释赦免，化解历史恩怨，共创美好未来。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执政当局应抓住这难得的历史机遇，“大赦天下”，改元更始，以政治大赦求得全民大和解，反思百年革命，以妥协求得新共识，稳妥地将我国的改革推向纵深，逐步开放政权，建构宪政民主。
201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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