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亵渎“六四”亡灵、不容损害“六四”难属的人格尊严

——“六四”惨案二十二周年祭

天安门母亲

    今年正当北非、中东民众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的斗争如火如荼之际，迎来了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22周年纪念日。我们作为这场运动的死难者亲属，回顾当年那旷世劫难的惨烈后果，至今历历在目，不忍其痛。

    我们始终坚信：凡是发生在“六四”事件中的一切，都刻印在人们的心里。中国人，尤其是北京人，无法忘怀“六四”，无法忘怀“六四”中那些被中国军队枪杀、碾死的男男女女。“六四”惨案不会被遗忘，尽管它在国人中“被淡化”、“被屏蔽”，但它在人们心里依然存在着，永远永远地存在着。它已融入了不可磨灭的歷史。

    回想起1989年6月3日那个可怕的夜晚，中国军队在夜幕的掩护下，以坦克和装甲车开路，从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开赴天安门广场，沿途一路扫射、追杀，所经之处，学生和市民死伤惨重。当示威学生于4日凌晨列队和平撤离天安门广场时，军队又开动坦克从身后追赶、碾压，致使十多名学生当场丧生或碾成重伤。直至6月6日，政府仍未停止军事行动，这一天仅在复兴门外大街一带就被打死三人、打伤三人，受伤者年龄最小的仅13岁。整个北京城，在刹那间，天，坍塌了；地，下陷了。到处是哀嚎，到处是抽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一个个英俊的身躯，顷刻间化为尘土，从他（她）们生活过的这片土地上消失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用了整整二十二年时间，记录下了203位“六四”死难者，还有很多很多没有找到，或者尚不知道他们家属的信息。

    在我们已知的203位死难者中，有一些是在抗议军队实施暴行时被活活打死的；有一些是在抢救伤员和搬运死者尸体时被击中倒地的；有一些是在居民区的胡同或街巷里被戒严部队追杀的；有一些是在居民楼的家中被戒严部队的乱枪杀死的；有一些是在现场拍摄照片时被射杀的……。经我们反复查证、核实，在目前已找到的死难者之中，无一人有任何暴力行为，他们均属于那场运动的和平示威者和和平居民。

    这些死难者大部分有名有姓，有性别，有年龄，有工作单位，有职业；其中凡学生者都有家庭所在地，有所在学校、年级。他们死得惨烈，死得悲壮！每每想起他们，不禁黯然神伤。

    让我们——你们未亡的父母、你们的丈夫和妻子、你们的兄弟姐妹、你们的儿子和女儿，为你们哭泣、哀悼吧！让今天的一些中年人尤其是年轻人为你们默哀、致敬吧！

    古语云：“天作孽，不可违；人作孽，不可逭”。“六四”血案，决不是随意行为，而是有事件的最高决策者，有事件的直接执行者。现在，他们有的死了，有的还没有死。他们作下的孽，不能逃避法律的追究。作为这笔旷古巨债的债权人，我们谁都明白“欠债要还，天经地义”这条不移的铁律。

    二十多年来，我们为了死者受损害的名誉，为了安抚他们至今未能安息的灵魂，进行了坚持不懈的艰难抗争。在以往的岁月里，我们曾多次致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死者在“六四”事件中被无辜杀害做出认真负责的交代。我们还特促请人大常委会改变漠视民意、对难属们的呼声置若罔闻的态度和做法，就“六四”事件受难者的问题同受难亲属进行直接的、有诚意的对话。但是，我们的要求始终没有得到答复。

    可是，今年2月下旬“两代会”召开的前夕，竟然由北京市某区公安部门出面，找到居住在该区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中的某户难属，进行所谓的私下沟通，交换意见。紧接着4月初他们又找该户难属谈了一次。来人不谈“公布真相”、不谈“司法追究”，不谈就每一位死者做出“个案交代”，只单单提出给多少钱的问题， 而且强调这只对个人不对群体。

    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十六年来一再提出与政府对话的诉求，政府当局始终不予理睬。今年终于打破了沉默。这是值得欢迎的第一次。然而，这份迟到的回音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仅仅想用钱来了结“六四”，而且只想通过私下来了结，那么，这样做究竟能产生出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从1995年就开始提出了解决“六四”问题的“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要求；到了2006年，我们又根据当时的形势，做出一项补充决议，这就是：公正解决“六四”问题需要有一个过程，我们可以采取先易后难的原则，对一些存在重大分歧，一时无法取得共识的问题——比如对“六四”事件的定性——可以暂时搁置争议，首先解决一些涉及受害人基本权利和切身利益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撤销对“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的监控和人身限制；允许死难亲属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公开悼念自己的亲人；政府有关部门对一些生活困难的受害人实施纯粹人道性质的救助……等等六个问题。这个补充决议不是没有原则底线的。其底线就是：不容亵渎“六四”亡灵，不容损害“六四”难属的人格尊严。今天我们在这里再次重申：所有事情都可以商量，唯有这两条没商量。

    我们要求与政府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凡事总是开头难。为体现政府方面的诚意，它应该派出或委托负责任的相关部门来谈，而不是指派平日里监控、跟踪我们的公安、国保来谈，这样做“名不正、言不顺”，徒费心力。为体现对话的广泛性，我们希望不是个别交谈，而是政府多找一些难属来谈，不是一个，不是二个，而是三个、四个甚至与难属组成的对话团来谈。我们希望不是私下沟通，而是公开对话，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谈，有什么问题都放在桌面上，不掩盖事实，不掩饰分歧，力求对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我们并不幻想“六四”问题的解决一步到位，要谈，就踏踏实实地谈，谈一项，落实一项，最终达成一个一致或基本一致的结论。

    今年年初以来，中东、北非很多国家爆发了争取自由、民主的示威抗议，中国政府把这些风起云涌的抗议活动统统说成是“动乱”，绝口不提要求“自由”、“民主”。为什么？这是出于恐惧。他们惧怕中东、北非的事态蔓延到中国大陆，担心在国内勾起类似“六四”这样的事件。由此，他们收紧了对于民间社会的控制、镇压，以致中国的人权状况严重倒退；尤其是今年2月以来，更倒退到“六四”以来最糟糕的状态。中国出现了“六四”以来最强硬的时期，全国上下变得鸦雀无声。正是在这种严峻的背景下，偏偏出现了公安部门与个别“六四”难属的私下沟通、对话，这岂不是一桩咄咄怪事！


    签名者：

    丁子霖  张先玲  周淑庄  李雪文  徐  珏  尹  敏  杜东旭  宋秀玲  于  清  郭丽英  蒋培坤  王范地  袁可志  赵廷杰  吴定富  钱普泰  孙承康  尤维洁  黄金平  贺田凤  孟淑英  袁淑敏  刘梅花  谢京花  马雪琴  邝瑞荣  张艳秋  张树森  杨大榕  刘秀臣  沈桂芳  谢京荣  孙  宁  王文华  金贞玉  要福荣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风  王桂荣  谭汉凤  孙恒尧  陈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宝艳  狄孟奇  杨银山  管卫东  高  婕  索秀女  刘淑琴  王培靖  王双兰  张振霞  祝枝弟  刘天媛  潘木治  黄定英  何瑞田  程淑珍  轧伟林  郝义传  萧昌宜  任金宝  田维炎  杨志玉  齐国香  李显远  张彩凤  王玉芹  韩淑香  曹长先  方  政  齐志勇  冯友祥  何兴才  刘仁安  熊  辉  韩国刚  石  峰  庞梅清  黄  宁  王伯冬  张志强  赵金锁  孔维真  刘保东  陆玉宝  陆马生  齐志英  方桂珍  肖书兰  葛桂荣  郑秀村  王惠蓉  邢承礼  桂德兰  王运启  黄雪芬  王  琳  刘  乾  朱镜蓉  金亚喜  周国林  杨子明  王争强  吴立虹 宁书平   郭达显  曹云兰  隋立松  王广明  冯淑兰  穆怀兰  付媛媛  孙淑芳  刘建兰  王  连  李春山   蒋艳琴  何凤亭  谭淑琴  肖宗友  乔秀兰  张桂荣   雷   勇（共127人）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  苏冰娴  姚瑞生  杨世鈺  袁长录  周淑珍  王国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张俊生  吴守琴   周治刚   孙秀芝  罗  让  严光汉  李贞英  邝涤清  段宏炳  刘春林  张耀祖  李淑娟（共23人）

    2011.5.31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