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号-特稿 程惕洁简介 程惕洁文章检索

 

 

内蒙问题
 


程惕洁
 

 


“内蒙特殊论”的四个根源

——内蒙问题(1)



    最近内蒙发生连串示威抗议活动,起因于锡林郭勒草原两个牧民的被害事件,一位是西乌旗蒙族牧民莫日根,因不满运煤卡车破坏草原,拦路抗议,于五月十日被卡车司机蓄意撞死。另一位是阿巴嘎旗满族青年闫文龙,也是抗议媒矿污染,与矿工发生冲突,于五月十五日遭矿区车辆撞成重伤,不治而亡。两起事件的起因,都是当地民众自发保卫家园,反对开矿,与肆意破坏草原生态的汉族开发商矛盾冲突,导致悲剧。事件进一步刺激蒙族青年学生和更多牧民走上街头,与公安武警对峙,遭到驱打和逮捕。当局如惊弓之鸟,立刻采取软硬两手。一方面由自治区书记胡春华出面,和当地学生教师对话安抚,下令煤矿停产整顿;责令拘留肇事司机,速审速判,一人死刑,一人无期。另一方面,又秋后算账,加强镇压力度,从北京军区调遣精锐部队,对内蒙局部地区实施戒严,抓捕嫌疑师生,封锁学校和机关大门,防止学生和民众上街,造成新一轮白色恐怖气氛,引起世界各地蒙古人的抗议声讨,以及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

    回顾最近二十几年,内蒙给人的印象比较稳定,不大闹事。说难听点,就是蒙古人软弱可欺,容易统治。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内蒙特殊论”,无论中央地方,汉族蒙族,似乎都笃信不疑。开明如胡耀邦者,也不能免俗。导致特殊论的原因,可归结为下列四点:

    一是地理(或地缘政治)原因。对于中国内地来说,内蒙不像西藏和新疆那么遥远。它靠近华北和中原,离北京的最近距离只有数小时车程,如果内蒙有什么紧急情况,北京很容易采取措施,发兵镇压,所以不容易“闹事”。

    二是人口原因。内蒙不像西藏和新疆那样,当地主体民族依然占有相对优势的比例。从“维基百科”引证中国官方2000年的统计资料看,西藏人口总数为260多万,其中藏人比例为93%,汉人6%,其他少数民族1%;新疆人口总数1800多万,其中维族占45%,汉族占40%,其他伊斯兰教民族接近13%。而内蒙的情况就大不一样。经过长期历史演变,如今内蒙的蒙族人口,已经成为很少的少数了。2,330多万人口当中,汉族1,846万,大约占八成;蒙族约400万,占一成七;加上其他少数民族,一共占两成左右。再考虑到许多蒙汉通婚家庭的子女和亲属,虽然事实上跟纯粹汉人没什么区别,但为了享受政策优惠,往往也登记为蒙族。如果把这些事实上的汉族从蒙古人中去掉,那么真正蒙古人所占的比重,恐怕还会更少(大约一成五左右)。假如发生民族对抗,比例悬殊太大,蒙古人难占上风。

    三是历史原因。共产党征服新疆,发生在三大战役取胜之后,共和国建立前夕的1949年九月底。解放军的“和平进藏”,到五十年代初才逐步完成。虽然两地基本上属于“和平解放”但也经历了若干战斗和旷日持久的谈判过程。内蒙的情况则不同。早在共和国建立之前的1947年春天,延安培养的西部蒙古人代表乌兰夫,就成功说服了以哈丰阿为代表的东蒙自治政府,解散了以民族独立为奋斗目标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收编了五个师的蒙古骑兵,成功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内蒙自治政府,不但轻而易举地提前解放了内蒙古大部分领土,而且帮助共产党在东北和华北打败了国民党的数百万政府军。因此,五十年代的毛泽东和党中央,对蒙古人不但信任,而且感激,让乌兰夫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随后合并原绥远省全部,原热河、察哈尔、宁夏部分地区,令内蒙古自治区的面积扩大到11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新疆(160万)和西藏(120万),位居第三。乌兰夫当时地位之高,权力之大,在少数民族当中,可能空前绝后。上述历史因素,使得汉人和蒙古人的关系,比跟其他民族更为密切。各届中央高官,都称赞内蒙是民族自治区中的模范样板,甚至派遣藏族和维族干部,去内蒙学习“先进经验”。

    四是经济原因。另外,人们习惯于把民族冲突和经济上的贫富差距挂钩。就经济状况而言,内蒙的富裕程度,的确超过许多内地发达省区,更远超其他民族自治区。据官方2010年统计资料显示,内蒙人均GDP高达49,467元,在仅次于上海、天津、北京、江苏和浙江,位居第六,高于广东(第七)、辽宁(第八)、山东(第九)、福建(第十)等省市自治区,更远远高出位居第25的新疆(23,080元)和第30的西藏(19,483元)。我没找到按照民族排列的人均产值和收入数字,只能大致估计,内蒙牧区的蒙族家庭收入,可能低于当地城镇家庭收入,但不会低于当地或周边汉族农民的家庭收入,应该远远高于新疆维族和西藏农牧民的平均收入。换句话说,内蒙自治区蒙古人的平均富裕程度,高于维族和藏族。如果按照贫富逻辑推理,那么蒙古人的不满程度,也应该更低才对。

    正是由于上述四个原因,许多人(包括胡耀邦在内的北京上层),都认为内蒙不同于新疆和西藏,民族矛盾和冲突较少,甚至少到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即使中央制定针对藏族和维族的让步政策(或者宽松政策),那些政策也不应该(或不可能)同等套用到内蒙,因为内蒙“情况特殊”。连思想最开放、待人最温和的胡耀邦总书记,都持这种论调,其他强硬派领导人,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不幸的是,“内蒙特殊论”的神话,被最近突然发生的草原抗议潮断然否定。蒙古人同仇敌忾,面对当局的怀柔和强化镇压,毫不示弱。因此,人们不禁要问:内蒙有可能继西藏和新疆之后,成为北京高层另一个棘手难题吗?对此,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内蒙究竟是怎么回事?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蒙古人如此愤怒和不满,居然豁出身家性命,与上百吨的重型卡车拼死活?

    欲知答案,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内蒙特殊论为何破产?》中详加分析。



“内蒙特殊论”为何破产?

——内蒙问题(2)

 


    内蒙问题与西藏新疆问题相比,的确有其特殊性。但是,特殊性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带来福祉,也可以造成祸害,要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做具体分析。从总体上说。内蒙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往往被刻意忽略或者人为掩盖,不但海外所知很少,就是在中国内地,也很少报导。最近的莫日根事件,宣布“内蒙特殊论”已久破产。为什么破产?我想从四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蒙汉关系中的恩怨情仇。五十年代乌兰夫所领导的内蒙古自治区,就曾经较好地维护过各族人民的合法权益。比如在举国疯狂的大跃进和大饥荒事情,虽然内蒙也不得不服从毛泽东和党中央,也干了许多破坏国计民生的蠢事,但比起多数省份的普遍愚蠢,还是好些。不但基本上没饿死过人,还帮助一些内地来的灾民,摆脱了死亡命运。这些德政,主要归功于当时内蒙有相对自主和比较宽松的经济政策,能开荒、种地、打猎,好歹混饱肚皮。

    可惜这种极为有限的自治权,仅仅维持了十几年。到六十年代中期,北京上层因大跃进失败出现路线分歧,毛泽东试图以强化阶级斗争维持个人独裁。到文革前夕,通过华北局马拉松会议(1966年5月21日至7月25日),斗跨北京的彭真、刘仁,天津的万晓唐、张淮三,河北的林铁,山西的卫恒,以及内蒙的乌兰夫,从而拉开文革的序幕。打倒乌兰夫及其家族成员的杀手锏,是所谓“民族分裂罪行”,强行制造了一个“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

    1967年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青中将(安徽出身的长征老红军,对内蒙历史很无知)奉旨空降内蒙,带著民族偏见上任。他利用“清理阶级队伍”的机会,先搞“挖肃运动”(全称“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后搞“内人党专案”。因为乌兰夫已被搞掉,“黑线”比较清楚,凡受乌兰夫重用的干部在劫难逃。但许多延安出身的高级干部,由部队关押起来审查,因此,他们受的折磨反而比较少。“内人党专案”则属于挖暗藏的敌人,因此疑神疑鬼,普遍使用逼供手段,打击面越来越宽,历时一年半之久(1967年11月到1969年5月。如果包括全面军管之后郑维山、尤太忠继续深挖,则时间更长)。最后,在总数不过两三百万的蒙古人当中,居然关押48万多,差不多平均每五个蒙古人,就有一个被打成“新内人党徒”,其中致死16,222人,伤残87,188人,死伤总数高达十万三千多 。这场自上而下,由政府和军方主导的大迫害,与群众运动无关,和红卫兵、造反派的瓜葛也很少,完全是由北京高层授意,由滕海青一帮大汉族主义高官具体执行的民族大清洗。 这种针对少数民族的长时间关押、批斗和虐杀狂潮,之所以发生在内蒙,而没有发生在西藏和新疆,原因也许很多,但跟上文提到的地理、历史和人口比例等因素,不无联系。假如蒙族人口的比例不是百分之十五,而是百分之五十或者更高,恐怕滕海青和他的幕后指使者们,也不至于如此肆无忌惮。

    如果总结教训,这也许可以看成一种物极必反。早年的乌兰夫和蒙古人,曾经对毛泽东愚忠过份,跟得太紧,比如六十年代初派内蒙骑兵赴西藏“平叛”,他们自持有功,到处宣讲,从未听说有忏悔之意 。但他们没料到“唇亡齿寒”,老毛一翻脸,就整到蒙古人头上,手段之恶劣,有过之无不及。当然,这也导致另一次物极必反,让乌兰夫和蒙古人开始清醒,一度消沉的民族意识,再度抬头。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围绕清理汉族盲流(即减少汉族往牧区的移民)问题,内蒙再起冲突。新任书记周惠,和重新复出掌权、主管中央民族事务的乌兰夫之间,意见不合,导致蒙族学生上街抗议,并派代表团到北京上访,要求中央参照西藏、新疆的标准,对内蒙施行同样宽松的民族政策,给蒙古人以更大的自治权。结果,遭到胡耀邦和邓小平的坚决压制。不仅上访团无功而返,学生代表被秋后算帐,连同情他们的许多蒙族干部也遭到清洗。另外,周惠还使用分化东西部蒙古人的传统手法,“以夷治夷”,让蒙古人互相揭发。乌兰夫长子布赫,乌的心腹云世英等土默特旗高官,见风转舵,把群众抗议的责任推到东部蒙古人头上,中央只好把廷懋、杰尔格勒、宝音图等几位东部出身的高官撤职查办。乌兰夫本人也因此失势,再度遭到邓小平冷落。虽然没有被第二次打倒,但从此失去实权,只挂个国家副主席闲职。1987年内蒙古庆祝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乌兰夫率中央代表团参加。这是他文革复出之后,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故乡。据一位蒙古学者说,他不顾中央多次劝阻,执意要去伊盟祭拜成吉思汗陵,面对祖宗遗像,哭了十分钟。此事引起邓的更大不满。1988年乌兰夫逝世,邓连乌的追悼会也不参加 。

    第二,经济开发上的是是非非。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随著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和原材料储量丰富的内蒙古,立刻成为内地省份争相开发的唐僧肉。虽然从人均GDP数量上看,内蒙已经超越广东,居全国第六,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基础设施也有明显改善,而且出了不少身家上亿的地产商和煤老板,但问题是,各族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农牧民),并没有从经济起飞分享到相应成果,大多数劳动人民,不但沦为弱势群体,而且彻底毁坏了子孙后代赖以维生的草原生态环境。是的,草原和沙漠上的确建设了不少新城镇,有些土地被征用的农牧民也获得了数量可观的金钱补偿,这些都是事实。但有三个原因,使得大多数人对内蒙的暴富更加不满。

    一是官商勾结,攫取超额利润。不少煤老板、房老板,以及贪官污吏,迅速成为亿元大户 ,留给当地人民的所谓补偿款和扶贫款,不过是九牛一毛,聊胜于无,根本没法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二是缺乏合理监管和税收分配机制。资源本应归人民公有,但实际获利者并非如此。内蒙向内地输送的油、电、气,常常超低价供应,由政府承担亏损。另外,矿区和城区居民,有些也许获得很高的拆迁补偿,成为百万(千万)元户(究竟有多大比例?需要调查)。而同样蒙受开矿污染的大多数农牧民,所得甚少,甚至什么也得不到,穷得连砖茶(牧民的基本生活必需品之一)都买不起。再以大学教师的工资为例,广东省高校正教授的月薪,平均七八千元,个别上万元,但人均GDP高于广东的内蒙古,教授的平均月薪只有三千左右,和广东的差距是两三倍。因此,人们形容内蒙开发能源的结果,是“富了商人和贪官,穷了政府和百姓”。

    三是恶性开发,导致无穷后患。内蒙煤层很浅,多数露天开采。原本碧绿的草原山丘,被挖得满目疮痍,尘土飞扬,一片灰黑,惨不忍睹。百吨卡车所到之处,地表草皮彻底消失,本来就很脆弱的草原生态,遭到难以逆转的毁灭,更多沙尘暴自然无法避免。人畜赖以生存的水源,经过放射性尘埃的毒化污染,不得不永久放弃。如此大规模地疯狂开发,等到矿产挖净,开发商撤走,草原上的百姓如何谋生?据《纽约时报》2011年6月11日报导,达茂旗(比邻莫日根命案发生的锡盟)政府在镇上给牧民盖了不少新楼房,动员他们去住,还给他们发放生活补贴费(每户每年一两万元)等等,但他们必需卖掉自己的牧场和畜群 。问题是,这种改变生存状态的大变迁,往往伴随心理和文化上的大调整,并非他们的自愿选择,因此许多牧民拒绝,让新楼变成鬼城。再说,让蒙古牧民进城谋生,开餐馆做生意,是那么容易的吗?赔了钱怎么办?除非他们的子女通过专业化教育,能在城镇就业,否则,往往会造成一两代、甚至更多人的悲剧。正像接收采访的蒙族女主人乌荣(Uyung)所说的那样,“没有了我们的牲口和草原,我们感到迷失了方向”,“我们发现自己不适合城市,可是现在我们却被困在这里”。

    写到这里,读者应该不难明白:为什么锡盟草原的牧民莫日根如此愤怒,要和汉族司机的运煤卡车拼命。不过,要想知道为什么莫日根命案发生之后,能迅速激发数千蒙族学生,走上街头,还需要看看另外两个常常被人忽略的重要因素。

    第三,科技革命造就新生一代。目前中学和大学的在校学生,大部分是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他们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父辈、祖父辈所受过的精神和肉体折磨,但大部分都间接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因而随著阅历的增加和知识的积累,他们开始探寻答案:为什么蒙古人要背负如此深重的历史十字架?他们所处的时代,毕竟和他们父辈有很大不同。那时候通讯落后,资讯闭塞,很少知道外界消息,绝大多数家庭和个人都没有打电话的条件。现在的年轻人个个有手机,多数有电脑和电视,即使在偏僻和分散的草原放牧点,也有摩托车代步。知识和资讯的快速传播,有助于开阔视野,沟通思想,联络感情,打破封闭和孤独。像这次莫日根之死所引发的连锁效应,没有现代化联络手段是难以想像的。虽然当局采取封锁网路、监听电话甚至切断手机信号等极端镇压手段,但毕竟“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当局的封网行动,也促使青年人研究如何破网,如何绕过防火墙。只要想尽办法,民众总会获得他们想要获得的外界资讯。应该说,资讯革命给青年人提供了组织起来,集体发声的技术条件。这是新生代比老一辈人幸运的地方。

    第四,世界潮流的深远影响。最后一个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世界民主潮流对中国各族人民的影响和鼓励。莫日根事件之初,就有内地报导说,是外蒙派人到内蒙组织煽动的结果,那显然是无稽之谈,有转移目标,罗织罪名的味道。且不说,外蒙朝野都害怕和内蒙的事情沾边,避之唯恐不及,怎么可能派人煽动?再说,内蒙人又不是傻瓜,怎么可能受人蒙蔽?如果说有什么外部因素,那也不是某国特务所为,而是世界民族民主革命浪潮潜移默化的影响。具体说来,这些外部影响来自三方面:

    一是其他少数民族对内蒙的启发。中国各地的边疆民族问题,往往互相关联,历来如此,因为大家的处境大同小异。西藏和新疆发生的事情,不可能不对内蒙各民族(蒙、回、满、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有所触动。我曾经教过的蒙族学生就亲口对我说,“每次北京高官声讨‘藏独’和‘疆独’的时候,都会顺便提到:‘党中央对你们蒙古人是放心的,因为内蒙的历史证明,你们紧跟共产党、毛主席,从来没有二心’。我们听了这话极端反感,非常恶心,好像在打我们的脸,揭我们的短,说明我们蒙古人太窝囊,没出息!”从这样的感叹当中,我们也能看到,西藏、新疆对内蒙有启发作用。

    二是汉族维权抗暴的感染。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似乎已经积累到临界点,眼看就要引爆。各地民众维权抗暴事件层出不穷,而且有从和平上访、静坐请愿等温和手段,逐渐向暴力抗争演变的趋势。媒体报导,充斥血腥新闻,刀枪棍棒,土制火炮,人肉炸弹,什么手段都有。公安民警疲于奔命,力不从心,防爆特警和正规部队都派上用场,已经和局部内战没什么区别。据说维稳经费已超越国防经费,只是各方伤亡数字,我们无从得知。从历史经验看,中原各省出现动乱的时候,边疆民族地区,也往往容易出事。因此,这次内蒙抗议潮,和中国内地频频发生的局部动乱,很难说没有连带关系。

    三是非洲茉莉花革命的鼓舞。这或许是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外部影响。非洲茉莉花来的非常突然,让所有观察家大感意外。因为按以往常识,这个地区的人民似乎最为保守,最不容易接收普世价值。可是一夕之间,老百姓突然走上街头,爆发大规模抗议潮,要求民主改革,迫使专制政府下台,居然在好几个国家取得成功。当然,也有利比亚的卡扎菲和叙利亚的阿萨德等顽固脑袋,拒绝顺应时代,试图学习邓小平,用屠杀维持专制不倒,最后能否成功还在未定之天。不过,联合国和北约开了个先例,对镇压和平示威的极权政府,动手制裁,包括轰炸卡扎菲的宫殿和军队。对此决议,中国也投了赞成票。这个先例一开,等于宣布六四镇压为非法(非国际法之法)行为,如果再有类似事件,当局就得三思而行,否则可能招致国际组织的制裁和军事干涉。世界局势的这一根本性改变,无形中给和平维权的人民群众助威壮胆。

    总之,是以上四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导致了“内蒙特殊论”的破产。从此之后,内蒙古青年人开始组织起来,走上街头,发出声音,合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1] 1989年11月11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落实政策工作的情况汇报”,载阿拉腾德力海编著《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1999年9月自费印刷,第245-248页。

    [2] 网文:“乌兰夫家族在内蒙”,载:http://boycott.bokee.com/506140.html。

    [3] 茂敖海:《梦幻人生》,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第323页。

    [4] 因为“羊煤土气”(羊绒、煤炭、稀土、天然气)而致富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原名伊克昭盟),每217个人中就有一个亿万富翁;每15个人中就有一个千万富翁。详见《侨报周末》2011年6月17日A10版专文“中国式钱都,面上富脚下空?”

    [5] New York Times: “中国的民族抗议: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Ethnic Protests in China Have Lengthy Roots”, published June 10, 2011.
 


内蒙未来前景与防止矛盾升级

——内蒙问题(3)

 


    从目前情况看,内蒙抗议事件似乎和平收尾。网上消息说,部队已经撤离,戒严宣布结束,学生开始恢复行动自由。应该说,莫日根的血没有白流,起码为蒙古人争取合法权益,收到了部分成果。国务院及时出台七条加快内蒙发展的总原则,尽管具体如何落实还不得而知。被抓的学生和教师,最后如何处理?被草率宣判死刑的汉族司机,是否还有可能上诉减刑?等等,这些情况还要看后续发展。

    应该说,这次当局处理事件的手法,有值得肯定的一面。起码党委书记胡春华亲自出马,快速与学生代表座谈对话,本身就是一种应该提倡的开明作风。当然,无论朝野上下,总有一些人出于种种动机,唯恐天下不乱,希望事态越大越好,伤亡数字越多越好。所幸双方都有所克制,未令事态恶性发展到大屠杀的地步。如果真到那个程度,可以断定,吃亏上当的总是弱势群体,蒙古人的损失,会比汉人更大。据最新消息说,胡春华有可能升官,出任北京市委书记,为进入下届政治局热身 。如果消息属实,不知他的提升,是否跟中央肯定他这次处理内蒙事件有关系。

    虽然事态暂告平息,但并不代表内蒙问题从根本上获得解决。国务院的七条决议,基本上是空头支票,如果没有实施细则,也不能彻底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空头支票很难兑现。除了给受害牧民多一点补贴性的扶贫款之外,官方能做和想做的事情,其实并不多。对矿产资源的疯狂掠夺,对生态环境的持续破坏,对各族民众不满情绪的强力压制,对带头抗议者的抓捕判刑等等,这些千古不变的老套路,还会继续走下去。

    只要党国体制不改,政治和社会改良停滞,西藏、新疆和其他地区民族区域高度自治不能实现,内蒙古自治区也不可能有什么新的政策突破。由于上面列举的那些原因,内蒙古的民族利益冲突,很可能进一步加剧和恶化。因此,我对内蒙的前景忧心忡忡。类似莫日根和阎文龙这样的悲剧,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发生。它只不过是锡尼喇嘛 和嘎达梅林悲剧的现代翻版。往后还会出现什么样的新版本,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以上是我对内蒙抗议潮深层原因的粗浅分析,供批评质疑。总之,做为去国已久的海外华人,一个局外观察者,我对内蒙的未来前景虽然并不乐观,就像对中国整体前景不乐观一样;但做为以内蒙为第二故乡的社会学者,在本文结尾部分,我还是愿意提出四点建议和希望,供一切关心蒙汉关系的朋友参考,也可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吧。

    一曰加强对话。当今世界提倡对话,不提倡对抗。你看,连内蒙书记胡春华,都和蒙古人对话了。可见对话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世界上的许多矛盾对抗,往往和当事人的心态有关,总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老是拒绝心平气和的面对面谈判,要谈也是假谈,像样板戏里的唱词“假谈真打,百般花样”。其实只要放下身段,敞开胸怀,许多矛盾就有化解的可能。

    比方哈佛大学黑人教授盖茨,被地方员警克劳利误抓,双方对立严重。总统本人批评警方“愚蠢”,惹恼警察局的全体人员。他们写信给总统,表达不满。如果总统以势压人,也不见得不能摆平一个小小的警局。但是总统技高一筹,没有反驳,更没有施压,反而邀请盖茨和克劳利,一同到白宫“喝啤酒”,也就是对话 。结果效果很好,使原本紧张的种族关系,得到缓和,因此好评如潮。估计胡温未必学习奥巴马,也不大可能邀请死亡牧民莫日根和肇事司机李林东(被判死刑)两人的家属,到中南海“喝茅台”,当面诉说一下各自的苦衷。但无论如何,对话的重要性和奇妙性,不可低估。我想建议海内外一切华人(因为我们不习惯对话),所有矛盾对立的双方或各方,都应该开展各种各样的对话活动,让我们敞开心胸,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果大家不想你死我活,或者同归于尽,恐怕对话是化解敌意,解除误会,建立互信的第一步。有了第一步,才有可能迈出第二步,第三步。

    二曰深入研究。这里专指对民族关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展开深入研究。由于官方长期封锁档案,掩盖甚至歪曲基本事实,弄得我们自己和下几代人中青年人,都对中国近现代史缺乏基本了解。就像我本文所介绍的近百年蒙汉关系中的恩恩怨怨,找不到什么公开出版物有详细说明。要不是朋友送给我两本大陆内部出版的“禁书”,许多八十年代我离开中国之后发生的事情,我自己也稀里糊涂。询问内蒙的朋友,他们也说不清楚。研究就是挖掘历史,抢救历史,去伪存真,从真实的史料中,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得出比较客观的、能经得住历史考验的结论。并进而以史为鉴,探讨中国社会转型中,切实可行的民族关系新模式和新方案。

    三曰创新思维。就是突破现有的条条框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李锐先生最欣赏的治学态度)。要敢于挑战一切“金科玉律”,无论它看上去多么权威,多么不可动摇。只要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坚守人类的普世价值,捍卫民众的福祉,就没有什么不可突破的思想牢笼。比如民族自决权问题,包括通过公投独立建国的问题,这些东西在中国官方以往的档中都有记载,凭什么说,乌兰夫重新印发给干部阅读,就犯了大逆不道的天条?至于如今内蒙古的人口总数中,蒙族的确只占一成多,这个事实谁也没法否认,因此,在全内蒙公投独立,似乎无法想像。但是,在草原牧区,毕竟还有蒙族占多数的旗县,是否可以试验,在局部地区先施行高度自治的特殊体制。在不伤害大多数人利益的条件下,让蒙古同胞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说不定,结果会比现在更好,民族关系会比现在更加和谐。

    四曰突破僵局。毋庸置疑,现在西藏、新疆、内蒙这三个最大的民族自治区,都不同程度出现了治理上的困境,处在一种僵持状态。其他若干较小的民族自治地方,也有类似管制危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给民族自治地方带来更多的和谐与安宁,可见,金钱并非万能。相反,随著全国各省市维权风暴的高涨,边疆地区的民族矛盾和利益冲突,也会日见增多。民族关系的全面理顺,可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等三方面的机缘,包括世界和中国内地局势的继续发展变化。但是我相信,只要能加强对话,深入研究,创新思维,目前僵局的某种缓和与突破,还是有可能的。


    《纵览中国》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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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程惕洁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1年6月24日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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