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莫言昨日谄媚中共暴政，望莫言明日坚持公民权利

郭冬成（瑞典）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201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然而，如果衡之以公民权利和学者良心，那么莫言是远远不配这项殊荣的。而公民权利和学者良心，这样的原则，理所当然应该是本奖项的必备内涵。该奖评委会今年评选失误，应该做反省检讨。

　　莫言从一九七零年代加入中共，之后稳步升级，现在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众所周知，作家协会的首要功能不是别的，而正是控制和驯服作家，使他们按照党的任务和愿望，去思考和写作。然后再通过他们和他们的作品，与党的其他部门一起，去培养和改造人民的趣味和思想，去驯化和奴役人民。莫言这个作协副主席，按中共官位系统，乃是副部长级官大人。

　　共产党讲平等，讲得比谁都娓娓动听，但它搞的等级制，比谁家的都更精密森严。共产党人讲为民服务，讲得比谁都天花乱坠，但他们搞特权享受，比谁都更贪婪无耻。 副部长级和尚，副部长级作家，副部长级歌手，如此等等，听起来令人失笑。但享受起党的大干部待遇来，诸如特别供应，特别住房，特别医院，特别宾馆，特别渡假区，特别欢迎仪式，特别来宾座席，特别内部消息来，那却多半是特别幸福的。

　　莫言可能不是那号很贪婪的人。但他也绝不是那种很正直勇敢的人。在这三十几年来，有很多长辈于他、或同辈于他、或晚辈于他的作家艺术家和公民，他们秉持着公民精神和学者良知，而揭露中共制度的残暴和黑暗，而批评中共和中共领导人，并因此而受到种种严厉的处分和迫害。这些处分和迫害包括被开除党籍，被开除公职，被剥夺写作权利，被昼夜监督，被剥夺生存资源，被孤立，被劳教，被投入监狱，被肉体折磨，被精神折磨，被消失，被自杀，被禁止出国，被禁止回国， 等等等等。

　　相比于那些志士仁人，莫言则很不同。他从来没有突出表现过公民精神和学者良心，他因此也就从来没有遭到过党的处分和迫害。他好像有很敏锐的政治感觉，从来知道党的言论界限在哪里，知道党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知道党容忍什么和不容忍什么。他是一个温驯于中共的作家，始终保持与中央党一致，在各种政治气象变化中，稳定地发展和升级。他住在高雅的大房子里，坐在舒适的安乐椅上，写那些党允许和希望他写的东西。加之以他的文学天赋，加之以他的鲁东土风，加之以他的北师大学养，他便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都能来几下。于是他就成了雅俗共赏的作家，成了党的优秀作家，赢得了大大的市场利润，赢得了大大的政治奖励。写到这里，不禁想起北岛的名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现举几例，来说明莫言温驯于党。一个例子是，相关于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那时有一个中共官方作家代表团参加，莫言是成员之一。同时也有独立中文笔会的代表团参加，该笔会以批评中共和坚持写作自由等立场而著称，是异议人士的笔会。在书展场合，正如在其他场合一样，中共官方刻意排斥异议人士。在书展会上，有某次研讨会，有异议人士作家应邀出席，莫言等中共作家见了，便立即退席，以示划清界限。莫言解释道，他是按党的指示办事。

　　再一个例子是，相关于刘晓波荣获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消息公布之后，有记者打电话采访莫言，请他发表评论。他说：“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谈。”事实是，刘晓波当时早已是声名洋洋乎全中国，在文学界、公共知识界、异议人士界，尤为其甚。而莫言者，其一，他是刘的同辈，且是同龄人。其二，他是刘的文学界同仁，莫事文学创作，刘事文学评论。其三，他是刘的北师大中文系后进同仁，虽然期间相隔两年；刘是1989年被押解出北师大中文系而押解入监狱的，莫是1991年升学入北师大鲁迅文学院的；如果莫言彼时尚怀学者良心，那他一定会为此而深感殊荣的。总而言之，他所谓“不太了解情况”和不太了解刘晓波云云，那显然是谎伪之言。那么，何以解读莫言“不想谈”之云云？那不外乎是，他本能地意识到，刘晓波获诺奖是个特别例外的、且特别敏感的大事，他还不知道党希望他怎么说，最精明的策略便是什么也不说。或者是，他已经本能地意识到党希望他什么也不说。

　　再举一例。今年，2012年，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为纪念之，中共于年初搞了个项目，叫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正藏纪念册》。具体而言是，将该《讲话》分作一百部分，然后请一百位文艺界名流，各抄写一部分，然后影印手抄件，汇集成册，赞礼般地发行。

　　众所周知，该讲话的基本精神乃是中共的文艺政策，包括应该如何衡量文艺作品、如何要求文学家艺术家去创作。在讲话之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到那老暴君死去，中共把知识分子，包括几乎所有的文艺界名流，不仅将他们当下贱的工具使用，而且更将他们戴黑帽子、蹲黑屋子、精神奴役、肉体奴役。但这还不够，还要更恶劣些，毛暴君还想出了别的花招羞辱他们，要他们在那万劫不复的黑暗深渊里，在牛棚里油灯下，年年岁岁集体学习该讲话。反右运动，文化革命，血泪碑文，无穷无尽。受该《讲话》之害最深者，莫过于文艺界人士。

　　有了这段史无前例的党史、文艺史、羞辱史，那中共总应该心满意足了，万万不应该再拿这个《讲话》来羞辱今天的文艺界名流了。不过中共暴政，乃黑厚学大成者。老爷住在中南海，禀性生来爱杀人。难道说本党还能仁义礼信、有耻且格不成？至今还没有这等根本变革。习近平有此胸怀否？试问之，试问之。

　　回归正题。无耻的中共万不该搞那个项目，来再次赤裸裸地羞辱文艺分子。即使中共如此无耻，但那些文艺界名流总该自爱，总不该去领受这种屈辱吧。可是，莫言欣然地领受了，或许还有心潮澎湃呢，或许还是他的创意呢，也许只是心灵麻木而已，总之他至今不后悔。现在，他更要一手高举毛暴君《讲话》，一手迎领诺贝尔文学奖了。至于说他会不会在领奖台上高声朗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就要看中共是否已经把瑞典国王和瑞典文学院列入了统战对象，并立即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瑞典国王卡尔第十六世古斯塔夫陛下，女士们，朋友们，同志们，等着瞧。

　　莫言近日来接受采访。他说“我不愿意和那些反政府的人在一起凑热闹，”“我不想把政治和文学搅混在一起，”“ 我用文学来影响社会的发展，”“我是中共党员，当然要遵守党的纪律。”等等。在公民权利和学者良心等问题上，今日之莫言持有何种立场，由此而可见之。他怯懦畏缩，谄媚中共，贬抑民间运动， 等等等等，彼道一以贯之。不过，他现在补充道，应该释放刘晓波。这句话当然是值得欢迎的。

　　莫言出生于1955年，于山东省东部某农家，慧敏不蠢，爱听故事。他应该从其父母那里，从其亲戚那里，从其老辈乡邻那里，以及从其自身的童少年经历中，知道关于诸如土地改革，关于大跃进，关于人民公社，关于吃食堂，关于四年大饥荒，关于文化大革命， 等等。应该知道那是何等地残酷，何等地疯狂，何等地残酷加疯狂。应该知道，在那个毛泽东共产党时代，直到老暴君1976年死去，人民是何等地贫困、艰难、痛苦、绝望、奴隶般地悲哀。

　　然后，他逐渐进入了新的十年时代，逐渐开始了其写作生涯。他应该知道七十年代末的北京之春运动，知道八十年代初的北京高校民主运动，知道十年间持续不断的民主运动，知道十年间文学艺术界的澎湃浩荡的生命力，知道十年间知识界的坚韧不拔的努力，努力为着一个自由民主人权公正的中国社会，如此等等。他应该知道，这一切的生命力和努力，都被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严厉地镇压了。整个生机勃勃的八十年代，结束于1989年的北京大屠杀，被划上了一个血腥的休止符。

　　一方面是，中国政治改革完全停滞了，公共社会复又堕落了，许多作家被封笔了，许多作家官员被撤职了；而另一方面是，莫言的个人事业在稳步上升，他发表了越来越多的作品，作成了越来越大的官大人。两相对照，十分鲜明。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被中共官方社会热烈祝贺，被中共的电视、电台、报纸热烈鼓吹。与此相比，达赖喇嘛是诺贝尔和平奖1989年得主，他流亡至今五十年有余，被拒绝回西藏和中国。高行健是诺贝尔文学奖2000年得主，此后被拒绝回中国。刘晓波是诺贝尔和平奖2010年得主，当时被关在监狱，今天继续被关在监狱，不得出国领奖，连他的太太也因此而被管制、被失踪。此外，这三位诺奖得主，统统被中共所丑化，被屏蔽消音，不得影响中国民众。两相对照，十分生动。

　　莫言，以他的职业和地位并交往关系，应该能够深深地意识到中国社会问题之严重。他不应该无视，所谓的中国模式，乃是中共赤裸裸地残暴加赤裸裸地掠夺，乃是邓小平式的黑心肠厚脸皮。他不应该无视，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乃是个幌子，中共借此而滥用暴力和压制批评。他不应该无视，中共官场是何等地贪婪和腐败，是贪婪腐败到何等地史无前例。他不应该无视，中国的不公不义是何等地严重，中国的官民仇恨是何等地尖锐，中国社会是何等地临近崩溃，临近政治文化道德环境等全方位的崩溃。

　　莫言应该看到，中国当今社会问题之根本症结，不是别的，而正是中共暴政；所以解决中国当今社会问题者，其原则无他，而唯有自由民主人权法制。

　　我们看到，莫言几十年来怯懦投机，谄媚中共，实不配这诺奖之大光荣。不过，他既然得了这项大光荣，我们便要希望他，从今以后勇敢起来，昂起高贵的头颅，秉持学者之良心，师范公民之精神。该说就说，该写就写。见好就鼓励，见坏就批评。要规劝中南海诸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要规劝广大民众，继续坚定地高鸣人世间之不平，准备宽厚地特赦中南海之罪犯。莫言学弟，诺奖得主，任重道远啊。

　　（全文完）

　　郭冬成
　　2012-10-16 于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