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方励之

于大海

1988年5月方励之夫妇和于大海（中）在北京

　　第一次和方励之先生打交道是在八十年代初。1980年，当时只有44岁的方先生当选为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我当时在北大物理系读书。记得同学们对方先生的当选都很兴奋。他在逆境中学有所成的经历，给我们这些年轻学子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方先生的妻子李淑娴在北大物理系任教。方先生本人虽然任教于远在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却经常飞回在北京的窝。所以我们都把方先生当成自己人，并引以为傲。

　　我是北大物理系的学习委员。我的职责之一，是配合系里安排讲座。我想，方先生如果来办个讲座，一定很受欢迎。于是我就去找李淑娴老师联系。李老师说，方先生愿意讲，但希望只讲天体物理，不涉及社会问题。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方先生的那次讲座，来了300多人，把讲堂挤得爆满。前几个月还有一位我当时的同学提到，那次讲座是大学期间他记忆深刻的几件事之一。

　　此后的几年里，方先生在自由化的小道上越跑越远。到了1986年底发生学潮时，方先生已俨然成为公认的民主运动的领袖。1987年一月，中共老人帮发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把胡耀邦赶下台，还把方先生和刘宾雁、王若望一道开除党籍。消息传来，美国各地的留学生都深为震惊。我们觉得有责任表达一次“不同政见”，很快确定起草一封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公开信。公开信的主要发起人，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谢文、王绍光、史天健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杨小凯、李少民和我。这封公开信得到一千多名留学生的联署，被称为新的公车上书。据了解，公开信及有关报导上了中共的内参，对促成反自由化运动的夭折起了关键性作用。

　　方先生不但被开除党籍，也被撤去了科技大副校长的职务。但他仍有一定的人身自由。1988年，刘刚、王丹等人组织了北大民主沙龙。五月四日，民主沙龙请方先生在北大三角地演讲。方先生讲的很精彩。他特别强调了民主、科学以及现代化这些观念的普适性。方先生说，“不存在一个所谓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就像不存在有中国特色的物理学一样”。但方先生同时告诫北大学子，在追求民主化时不能急于求成。他说，“中国的民主决不像翻烙饼那样，一翻过来就民主了。”

　　那年五月正赶上我最后一次回国。我去方先生家拜访时，李老师把方先生五四演讲的录音交给了我。我回美后把录音交给了胡平、王炳章主持的《中国之春》，《中国之春》很快把这个演讲整理发表了。

　　方先生、李老师踅转来美后，我和他们常有来往。1997年我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方先生还特别表示了祝贺。近年来自己身体不好，又忙于照顾父母子女，与朋友的联络不如以前多。但每逢年节，还是常和方先生、李老师通个音信。方先生和王若望先生、刘宾雁先生等人一样，最终没能回到那片养育他们的热土。江泽民在向台湾统战时曾假惺惺地说，两岸“不能‘老死不相往来’”。方先生等人“老死”他乡的事实，是对中共当局假装包容的绝大讽刺。

　　温家宝最近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他的这段话值得赞赏。不过，政治体制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内涵是什么呢？温家宝对此只字不提。在我看来，政治体制改革，要从开放言路着手。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言论，都应当予以容忍甚至鼓励。如果继续靠高压手段来维持“正确路线”，那么“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只会越积越多。到头来，党内党外仍免不了相互残杀，免不了文革式的悲剧。方先生和刘晓波、王炳章、魏京生等人一样，都是爱国者和稀世之才。中共如果真为中华民族的前途着想，就该及早大赦天下，悔过自新，和这样的民间人士共同努力，把民主化的大饼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