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程度与飞翔的高度成正比 ——刘晓波与曼德拉之比较
余 杰
政论家胡平有一篇评述刘晓波的文章，题目是《圣人就是不断努力的罪人》。这句话是电影《昂山素姬》中的一句台词。电影里有这样一个片段：1995年，昂山素姬刚刚获得一段短暂的自由，丈夫阿里斯和孩子们到缅甸来探望她。在阳台上，阿里斯对昂山素姬讲，你现在是多么的出名，有多少人崇拜你。昂山素姬说，我不喜欢被人崇拜，我有很多弱点，但我会不断努力。接着她讲了一句很精辟的话：“圣人，就是不断努力的罪人。”其实，曼德拉也说过类似的话，而且说得更加清晰和谦卑：“在监狱里，我很担心一件事情，那就是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被外界塑造成圣人的形象。对于圣人，有一种世俗的定义，即圣人就是不断努力尝试改变自我的罪人。但是，即使按照这个定义，我也算不上是圣人，我从来都不是。”
刘晓波、昂山素姬、曼德拉都是这样的人，他们一生都走在从罪人到圣人的漫漫长路上，他们承受的苦难的程度与飞翔的高度成正比，正如胡平所说：“如果刘晓波一直坚持，坚持到底，他就是圣人了，不是也是了——这样都不是，怎样才能是呢？圣人就是这样炼成的。没有人天生完美，完美就体现在对完美的不断追求。那些终生追求完美的人就是完美的。”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群星灿烂的天幕上，我认为最具可比性的两个人是曼德拉与刘晓波：他们承受的漫长而艰难的牢狱之灾是如此相似；他们经历的家庭的破碎和丈夫及父亲身份的缺席是如此相似；他们在各自的国家和平转型中的象征地位和枢纽作用也是如此相似。所以，本文以刘晓波和曼德拉的比较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两人在不同的时空、文化及信仰背景下的处境的异同，进而凸现刘晓波在中国宪政变局中无可取代的价值。
谁能“爱狱如家”？
任何一个正常人，在家和监狱两者之间，都会选择家。没有任何一座监狱，即便是在监狱中享受特殊待遇，会比家更加温暖。监狱是家的对立面，监狱不是一个拯救人、矫正人的制度，而是一个剥夺人的爱与自由的制度。福柯是刘晓波最喜欢的当代思想家，刘晓波曾经激动地向妻子刘霞朗读福柯著作的片段，福柯研究的一个重点就是监狱制度的形成以及人文科学对监狱制度的合理化阐释，福柯指出：“监狱是一个以囚犯船或苦役到各种轻微限制的广泛等级。它传送着某种由法律所肯定的、被司法当作最得心应手的武器的权力。”长期坐牢的刘晓波和曼德拉对此当是心有戚戚焉。
曼德拉在回忆录中谈到三个让人揪心的细节。出狱后，有一次，朋友问他：“在夫妻性生活方面你或许再也没有能力了；你的性能力萎缩俩。在监狱里，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曼德拉回答说：“一个人总会习惯一件事情的，其实控制自己也不是太难；我是说，我读过高中，也在寄宿学校待过，在那里可能半年都见不到一个女孩，所以自己必须克制自己。后来我进了监狱，也就接受了再也不可能有机会做那个事情的事实，我能够处理好这件事情。”
曼德拉于1962年被捕，当时女儿泽尼还在襁褓之中。二十多年以后，女儿抱着刚出生的外孙女去探望外公，曼德拉写道，他在拥抱女儿的时候内心澎湃，“自从她大约与她自己的女儿那么大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抱过我长大成人的女儿。这是一场令人激动的经历，时间似乎就像科幻小说中过得那么快，转眼之间，自己的孩子就已经长大成人了。”
曼德拉出狱后，在另一个女儿津泽的婚礼上说，自由战士似乎命中注定要过不稳定的个人生活。“当你的生命像我的生命就是斗争那样，你就几乎没有家庭生活的余地。这一直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也是我所作的最痛苦的选择。”他接着说：“我看见我的孩子们在没有我的情况下成长，当我真的从监狱出来的时候，我的孩子们说，我们认为我们有父亲，并且有一天他将会回来，但是，让我们失望的是，我们的父亲回来后又不和我们在一起了，因为他现在成了国父。作为一国之父是莫大的荣耀，但作为一个家庭之父却是莫大的愉快。然而，这种愉快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少了。”
监狱生活也就意味着与家的隔绝。曼德拉感叹说：“我一直不能跟家人团聚，在我的政治生涯中，这是一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我很喜欢在家里休息，安安静静地读书，呼吸点儿从厨房飘来的饭香味儿，然后和家人围坐在饭桌前吃饭。，偶尔带妻儿去外面游玩。如果连这些简单的快乐都享受不到，在日常工作中就会感觉到失去了生命中某些珍贵的东西。”
1989年之后，刘晓波的生活始终笼罩在牢狱之灾的阴影下。与曼德拉一样，刘晓波也承受了第一次婚姻破裂的痛苦。如果说“六四”的枪声让“天安门母亲”失去了她们的孩子，那么从那一天起，刘晓波也被剥夺了“父亲”的身份以及与儿子之间的血肉联系。我相信，这是刘晓波内心深处最大的痛。后来，他的前妻带着年幼的儿子远赴美国开始新的生活，即便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们都未现身对媒体发表评论。我理解和尊重他们的选择，但我也期望，刘晓波惟一的儿子刘陶，“六四”的时候只有六岁，现在已经二十九岁了，他可以尝试着去原谅父亲、理解父亲乃至重新接纳父亲。父子复合的那一刻，将是何等美好。
对于政治犯与监狱的关系，刘晓波说：“政治犯不是超人，为自由坐牢也不是自我炫耀的资本。在这颗平常心的审视下，监狱的铁门成为通向自由的必经之路，狱外的抗争和狱内的坚守共同构成独裁下的自由事业。”作为一名囚徒，如何才能不被长久的牢狱之灾摧垮？刘晓波的心得体会是：“在极端严酷的环境中，只有保持乐观的平常心，某一时刻的绝望才不会变成自杀的毒药，特定的苦难才不会把人变成喋喋不休的怨妇，才不会陷于‘为什么我如此倒霉？’的自我中心的深渊，才不会沉溺于‘我是天下最不幸的人’的悲叹中而无力自拔，才不会觉得全世界的人都‘欠我一笔还不完的债’，稍不如意就大发雷霆或哀声叹气，并将自身的冤恨、愤怒、悲观、厌世、沉沦、颓废等情绪转嫁给外在环境和亲人、朋友及其他人。”这段话，可以成为所有政治犯的“教材”。
尽管监狱是家的对立面，但刘晓波认为，“爱狱如家”既是一种难得的品质，也是独裁制度下异见人士应该具有的“职业道德”。“异议人士要把坐牢看作必修课。如同工人应该做好工、农民应该种好地、学生应该学好功课，独裁下的民主人士也必须坐好监狱。”刘晓波指出，选择反抗首先是个人性的和自愿性的，你也可以像其他人一样选择沉默。既然是个人的自愿的，就要坦然承受这种选择所带来的一切，特别是当坐牢并没有为良心犯带来所期望的社会声誉和公众尊敬之时，良心犯也不应该怨天尤人，更不应该以坐牢为资本向社会讨债。与此同时，外在的社会评价越是向良心犯献上种种英雄光环，良心犯本人就越应该清醒，避免陷于一坐成名的自我陶醉之中。“事实上，坐过中共大牢的异见人士，也决非‘圣人’或非人化的‘英雄’，而仅仅是独裁制度下的常识性行为；政治犯身上既有坚守尊严和为自由而付出的勇气和良知，也有常人的七情六欲或人性弱点。”无论经历多少苦难，也要保持看待自己和看待社会的“平常心”。这样，人才不会被苦难束缚，而是超越了苦难。
自由宪章与零八宪章
宪章（Charter）一般有三种涵义。第一，即宪法，根本法，或称宪制性文件，是一个国家、地区、自治地区、联邦制国家的州的根本大法。第二，是指国家间关于某一重要国际组织的基本文件，具有国际条约的性质。一般规定该国际组织的宗旨、原则、组织机构、职权范围、议事程序以及成员国的权利义务等，属于多边条约的一种，如《联合国宪章》、《美洲国家组织宪章》、《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等。第三，是官方或民间发布的关于人权问题的文件，它不具有法律效力，却是民主化运动中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如零八宪章和七七宪章。
零八宪章发表之后，很多人将零八宪章与七七宪章相提并论。七七宪章的发起人哈维尔专门撰文探讨两者之间的精神联系。作为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者之一，在2008年夏秋之间，我参与多次刘晓波召集的饭局和讨论会，一起斟酌具体的条文和名字。几经反复，我们最后确定了零八宪章的名字，当时确实有向七七宪章致敬的考量。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在南非取消种族隔离制度的抗争历史上，也有过一份重要的人权文件，即自由宪章。将自由宪章与零八宪章的产生背景、运作过程、具体内容作比较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
1954年，非国大举行全国会议，决定制订一套建立新南非的原则，新宪章将听取人民的建议，将是一个来自人民的文件。非国大有一个班子负责起草《宪章》，然后由南非非洲人民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负责审阅。1955年6月，会议在一个草原上的村庄召开，3000多人不畏警察的威胁参加了大会并为自由宪章投了票。当大会在欢呼声中通过宪章的时候，一群荷枪实弹的警察和特警侦探蜂拥跑上主席台，宣布大会有谋反的嫌疑，然后警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检查与会人员的身份证。
虽然后来宪章内部发生了分裂，但曼德拉认为：“宪章本身成为指引解放斗争的伟大灯塔。像其他不朽的政治文献如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和《共产党宣言》一样，自由宪章是世纪目标和诗一般语言相结合的产物。它赞美废除种族歧视和人人获得平等的权利。欢迎热爱自由并参与创造一个民主的、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的所有人士。它代表着人民的希望和梦想，成为解放斗争和国家未来的蓝图。”
而零八宪章的诞生过程更为艰难。南非白人政权实行严厉的种族隔离制度，但表面上存在宪政的框架，属于威权主义的政府，所以黑人政党和组织还存在一定的反抗空间。他们至少能够召集3000人开会，即便会议被警察打断。但是，中共政权是极权主义体制，有宪法而无宪政，是赤裸裸的一党独裁，民间社会和公共空间受到严密压制，根本不可能成立不受中共控制的政党和组织，更不可能组织3000人的大会。所以，零八宪章的起草者和组织者，只能在餐厅和茶馆中三五人一批地商谈文稿的内容。
宪章是群体智慧的结晶，需要取得“最大公约数”。在这个意义上，刘晓波无法将他自己的那些比较超前的思想纳入到零八宪章之中。比如，在统独问题上，他个人持原住民自决的态度，但零八宪章只能采纳“联邦制”的提法。即便如此，据说“联邦制”还成为让胡锦涛震怒并下令抓捕刘晓波、镇压宪章运动的理由之一。再比如，在如何面对中国现有的宪法的问题上，刘晓波更倾向于重新起草一部真正具备了宪政精神的宪法，但零八宪章只能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而非全盘推倒从来。这种妥协固然使得你过来吧宪章的前瞻性和冲击力受到伤害，却能“求同存异”，获得最大多数人的支持。
就内容而言，我个人认为零八宪章优于自由宪章。自由宪章多是泛泛而论一些基本的人权和自由原则，对可以实践的政治方案涉及较少。在经济政策上，自由宪章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污染，声称要强化国家对工业和商业的管理。当时非国大内部就有很多人认为，国民党人和白人共产党人对宪章的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影响。曼德拉当时就比较倾向社会主义，比如，他在对宪章的上诉评价中，就将《共产党宣言》视为人类历史上的正面遗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至少共产党人将曼德拉视为可靠的盟友，一直到1984年6月18日日，古巴总统卡斯特罗还授予曼德拉以古巴最负盛名的奖章。而古巴当局对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事，却与中共当局一个鼻孔出气，竭尽攻击污蔑之能事。
曼德拉在组织武装斗争的时候，还专门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我阅读了切?格瓦拉、毛泽东、卡斯特罗的著作和关于他们的书籍。在埃德加?斯诺的光辉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中，我发现毛泽东的决心和非传统思想把他引向了胜利。”对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的警醒，曼德拉是很多年之后才产生的：“我不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一种解放，马克思主义对我来说实际上只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就是为什么一涉及政治，我就攻击共产党员的原因。”这种觉醒，乃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而刘晓波面对的对手就是中共独裁政权，刘晓波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制度有着全方位的反省和批判。尽管青年时代的刘晓波所接触到的书籍有限，不得不依靠马克思的著作来了解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但在八十年代中期，他就彻底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经过八九民主运动和苏联东欧的剧变之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更是声名狼藉。所以，在零八宪章的内容中，我们可以更多地发现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这与刘晓波对英美自由主义的推崇是分不开的。
非暴力：手段还是原则？
曼德拉与刘晓波都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但他们对非暴力的理解却有本质的差异。一言以蔽之，非暴力对曼德拉来说，是可以改变的手段；而非暴力对刘晓波来说，却是必须坚守的原则。
早年的曼德拉曾经坚决主张展开武装斗争。1955年，当索非亚顿反对搬迁的斗争失败后，曼德拉第一次产生放弃非暴力原则的想法：“我们一次又一次使用我们‘武器库’内所有的非暴力武器，例如演讲、派代表团、威胁、游行、罢工、自愿坐牢。这些‘武器’都没有效果，因为不管我们采取哪种方式都会遭到铁拳的打击。……发展到一定时刻，只能以火救火。”
曼德拉认为，武力是最后的选项之一：“每个人都会如此——在和平方式不适用的时候，而推动运动前进的惟一一条路或者解决问题的惟一一种方法只剩下武力的时候，就要使用武力。这是世界各地根据上百年的历史总结出的教训。”他也认为，对施暴者的报复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必须要有勇气承认，殃及大众的报复行动势必存在。但是，我们会谨慎选择报复行动的目标，尽力避免殃及大众。因此，目标最好远离大众，尽可能靠近敌人。”
在一次罢工失败之后，曼德拉会见记者，发表声明，他说：“如果政府作出的反应是用赤裸裸的武力镇压我们的非暴力抗争，我们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我们的策略。在我的心目中，我们正在翻过非暴力政策这一历史篇章。”他未经委员会的授权而发表此声明，引起非国大内部的激烈争论。关于非暴力的辩论，出现在1961年的一次会议上，曼德拉提出建立军队的建议。委员会中的资深成员摩西?考塔尼明确表示反对：“如果我们采取曼德拉的建议，我们无异于把无辜的人民交给敌人进行屠杀。”
后来，非国大决定，组建民族长矛军，由曼德拉担任指挥官。在策划民族长矛军的发展方向和行动方式时，曼德拉考虑了始终暴力活动：破坏、开展游击战争、搞恐怖活动、公开进行革命。他得出的结论是：“对于一支规模很小而羽翼未丰的军队，开展公开的革命战争是不可想象的。搞恐怖活动不可避免会给活动者带来不好的名声，从而引起公众的反感。开展游记战争具有可能性，但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一支不愿意采取暴力，我们趋向于采取对个人伤害最小的暴力形式，即破坏。”
曼德拉放弃非暴力是因为他把非暴力“手段化”了，他自己就这样说：“对于非国大，非暴力是一个不可违背的原则，而不是一个根据条件变化而变化的策略。而我本人则认为恰恰相反，非暴力是一个策略，当它不再有保留价值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放弃它。”
经过漫长的监狱生活的磨炼，以及看到国际国内情势的变化，出狱之后的曼德拉放弃了武装斗争的手段，转而与白人政权的总统德克勒克一起致力于种族隔离制度的取消和南非社会的和平转型。在群众集会上，很多人向这位昔日的武装组织的领导人呼喊：“曼德拉，给我们枪！”但曼德拉告诉他们，国家不能陷入内战状态，和谈是惟一的出路，“要想与对手和平共处，你就必须与对手一道工作，使对手变成你的伙伴。”这个观念，与刘晓波在法庭上最后陈述的题目《我没有敌人》异曲同工。
刘晓波从八十年代起就是非暴力的倡导者。1989年4月26日，刘晓波从纽约启程回国那天，时任《时报周刊》总编辑的台湾朋友杜念中送给刘晓波两套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恩?夏普的著作。不知彼时心潮起伏的刘晓波，在飞机上是否翻阅过该书？甫一回国，在学运的洪流中，他肯定没有时间和心情仔细阅读此书。也不知这两套书后来的命运如何，是不是落入那些抄家的警察手中？
刘晓波没有像曼德拉那样经过一个从非暴力走向暴力，再由暴力走向非暴力的阶段。他一开始就毫无保留地持守非暴力的观念。他认为，非暴力不是一种手段，而是一种价值；非暴力适用于任何情境之中，而不是在权衡对手的道德与伦理状态之后的一种选择。“当民间反对者必须面对被强加的暴政及其苦难之时，作为反抗的一方，应该具有一种超常坚韧的非暴力反抗能力，那是一种直面暴虐的超常勇气，一种忍受痛苦和屈辱的超常能力，用仁爱面对仇恨，以尊严面对羞辱，以宽容面对偏见，以谦卑面对傲慢，以理性面对狂暴，最终逼迫加害者回到理性和平的规则中来，从而超越‘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从八九学运到零八宪章，非暴力成了刘晓波坚定不移的信念与信仰。
在贫富悬殊、官民对立的当代中国，官方拒绝启动宪政改革，民间日益焦躁绝望，矛盾愈演愈烈，暴戾之气弥漫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在此背景之下，倡导非暴力的理念极为困难，有可能左右不讨好、动辄得咎。这也是刘晓波遭到某些激进派攻击并被妖魔化为“投降派”的重要原因。但是，刘晓波坚持认为，中国的民主化必须走一条理性、非暴力、依靠民间、坚韧而持久奋争的道路，每一个对中国的未来有责任感的公民，都应当尽自己的努力增大和平转型的可能性、也就是降低“血流成河”的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在多年从事人权活动和民主运动的思考与实践中，刘晓波先后提出“责任伦理”、“程序正义”、“以最小的成本求取最大社会公益”、“切忌以牙还牙”、“切忌一举清除所有罪恶和实现百分百正义”等一系列主张，为中国的和平转型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和宽广的理论基础。
註釋：
曼德拉《与自己对话》，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1版，页356。
胡平《“圣人就是不断努力的罪人”——看电影《昂山素姬》想起刘晓波》（上），《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2期，2012年11月16日—11月29日。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1999年第1版，页347。
曼德拉《与自己对话》，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1版，页152
曼德拉《漫漫自由路》，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页423。
曼德拉《漫漫自由路》，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页515。
曼德拉《与自己对话》，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1版，页60
刘晓波《自由人面对铁窗的微笑：为秦耕<中国第一罪：我在监狱的快乐生活纪实>作序》，“观察”网站。
曼德拉《漫漫自由路》，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页145。
曼德拉《漫漫自由路》，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页146。
曼德拉《漫漫自由路》，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页231。
曼德拉《与自己对话》，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1版，页43。
曼德拉《漫漫自由路》，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页140。
曼德拉《与自己对话》，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1版，页74。
曼德拉《与自己对话》，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1版，页91。
曼德拉《漫漫自由路》，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页228。
曼德拉《漫漫自由路》，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页238。
曼德拉《漫漫自由路》，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页229。
曼德拉《漫漫自由路》，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页525。
刘晓波《杨佳式暴力复仇仅仅是“原始正义”》，香港《争鸣》杂志，2008年9月号。
——《纵览中国》首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