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许良英先生的长子许成钢教授为父亲九十大寿写的一篇文章，特向读者推荐。又，许良英先生的文集、传记、纪念文集、通信集等珍贵资料已经上网，并在陆续增添，网址是：https://skydrive.live.com/?cid=800A7A9812EF1181&id=800A7A9812EF1181!105
做人—做学问，人生观—世界观：祝父亲九十大寿
许成钢
“非凡的人总要遭到平庸小人的疯狂反对。”－－爱因斯坦
做人正直勇敢,顽强善良,以及对社会黑暗丑恶势力的疾恶如仇，是自幼父亲对我教育的最重要的部分。在我刚刚能够听懂故事的时候，最早听到的是父亲讲的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高玉宝的《我要读书》、《半夜鸡叫》以及《水浒》里面的“李逵探母”等。当时父亲在东厂胡同二号家里给我讲这些故事的许多情景片断至今仍然历历在目。面对父亲讲述的连环画画面，我常被感动得潜然泪下。父亲教我做诚实坦诚，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孩子；教我的英雄是李逵式的直勇搏击的战士。父亲给我的童年教育里，除了漠视甚至鄙视名利之外，不存在任何与功名、财富和地位相关的内容。这一“过于”强调诚实和正直并且漠视功名的非孔孟之道的“片面”教育使我一生很难“适应”现实社会，甚至时常感到处处格格不入。
记得在幼儿园时期，有一次在家里见到父母解放初期身穿干部制服的照片，误以为是军装，到幼儿园向小朋友吹牛说我爸过去是解放军（科学院幼儿园的小朋友里几乎没有任何人的家长是军人）。结果好奇的小朋友到家里询问，被当面揭穿。父亲极其严肃地教育了我必须诚实的道理。虽然多少有些委屈，但诚实做人的基本准则却铭刻在心。
对世界对自然的好奇探索和理解，也是自幼父亲对我启发引导和教育的重要部分。直到自己从事研究工作之后，我才真正理解，对世界的真挚的好奇心与做人的正直，是作为一个学者必备的基本素质。在我童年生活的记忆里印象特别深刻的一幕是父亲带我参观刚建成的北京天文馆。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面对令我眼花缭乱的宇宙和地球模型及观测仪器，父亲给我讲解宇宙的奥妙带来的巨大的兴奋。利用北京天文馆的宇宙及地球模型，父亲向我解释大地是个球，地球与太阳、月亮的关系，日食与月食的现象与原因，太阳系的结构。并向我解释天文馆大厅正中悬挂的巨大的“傅科摆”如何能证明地球的自转。虽然对此道理的真正理解是以后的事，但每当我见到“傅科摆”时，尤其是在北京天文馆，我都会回想起那一幕。父亲也领我看过位于建国门的古观象台，讲解中国古代天文学家观测天象的方法。
稍晚些，父亲反复给我讲述在黑暗的中世纪，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科学家为真理而惨遭迫害并为之献身的故事。那些故事自幼铭刻在我心里，其深刻含义至今仍然让我思索不止。在事实面前，在科学面前，世界上没有什么人的理论是天经地义不可挑战的。
而揭示真理时常会同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冲突，古今中外追求真理都要付出代价。特别是在专制的社会里，真理遭到权贵利益集团的扼杀，愚昧产生于对言论的封锁，产生于权贵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追求真理经常要付出血和生命的代价。这种代价使得不畏暴政追求真理的科学家寥若晨星。最让我骄傲的是，父亲是这寥寥晨星之一。
记得在幼儿园年代，一次乘车，有人给母亲让座。我很不解，问父亲为什么。父亲告诉我妈妈要生宝宝了。那时所居住的东厂胡同2号是科学院的宿舍。院子里的“大人”都是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或干部，孩子们即便不是幼儿园同学也是整天玩耍在一起，甚为和谐。但是从某一天起，我感到一些年龄稍大的孩子变得态度异常，冷漠甚至敌意。有人直率地说，你爸爸是右派。虽然“右派”一词闻所未闻，但从小朋友无端的敌意中已经可以猜到几分。那天晚上我问父亲，“他们说你是右派。你是吗？”“什么是右派?”他说我还太小，长大以后会明白的。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我成年以后，吴敬琏教授曾经向我提起那天目击科学院全院大会批判“大右派”的父亲的情景。在批判会后他同父亲乘同一辆卡车从中关村回东城。
从那天又过了几个礼拜之后，有一天，一个陌生人到家里同母亲谈话，态度非常严厉，母亲一直在哭泣。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母亲哭，感到十分惶恐。成年后才知道，在那段时期，党组织要求母亲把父亲赶出家门，迫使其顺从党给他的处分去东北劳改。母亲无法执行这一“任务”，而且深感她曾以性命而为之奋斗，对其极其忠诚的党极其不公正，使她无法理解，无法接受．这使她极度悲愤，导致我的小妹妹也随着母亲的过度悲哀而胎死腹中。此后因为“包庇”父亲的“右派言行”母亲受到严厉处分．
不久父亲被迫孤身离家回浙江老家务农，接受“改造”。没有人知道这一去何时再归。他没有机会见到我进入小学的那天，更从来没见到过我作为中学生的样子。自从父亲离家直到我成年，我只在小学四年级和五年级时同父亲短暂见过面，但每次都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 1961年父亲第一次回北京时，我已经小学四年级。那年初春的一天，父亲突然回到家里。见到父亲的喜悦之外，他那补丁摞补丁的花子服也让我惊讶与伤心。在我的记忆里，那时他的衣服堪与现在存放在父母家中的他1978年从农村带回的褴褛衣衫相媲美。当时正值全国的“困难时期”，即由“大跃进”引发的全国大饥荒时期。全国穷困，千百万人饿毙。消息封锁，文字狱盛行。在北京念小学的我，除了时常“吃糠咽菜”感受饥饿外，对京城之外发生的灾难一无所知。
作为一个曾经被划为右派的农民，他的境遇远比其他人困难得多。虽然衣衫褴褛，一贫如洗，饱受歧视，父亲表现出的乐观和信心超过我所见过的所有的人。尽管被党列为敌人，那时的他仍然以全部热情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忠于党的路线, 终于毛泽东,并以此教育我。此后十多年醒悟之后，我们全家都“嘲笑”他当年的愚忠。我记得那时他称自己是像李双双一样的农民（李双双是当时流行电影《李双双》中的主角，是个大公无私维护集体利益的人民公社社员）。每当谈起他美丽的家乡——浙江临海张家渡村，就兴奋不已。不厌其烦地讲述他的家乡之风景如画，那清澈见底涓涓流淌的溪水，象鼻岩之美不让桂林山水等等。他对家乡优美景色的描述，从我儿时开始，一直讲述到如今九十岁高龄时，还是眷恋依旧，希望有朝一日能乘高速列车重返家乡再次欣赏家乡如画的美景。
1962年我五年级时，父亲第二次回北京。这也是我在成年之前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那年他回来的原因是为了编译《爱因斯坦文集》。他虽然极其穷困，却为筹备此项工作兴奋不已。在短暂的父子团圆的时日里，他向我谈起爱因斯坦。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爱因斯坦”这个伟大的物理学家的名字。父亲用最深入浅出的方式向我解释爱因斯坦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伟大贡献。他重新提起我在幼儿园时曾经问过他的一些物理问题，诸如：为什么汽车开动时人会向后倒、刹车时又会向前倒？为什么汽车开动时窗外的东西会往后跑？等等。父亲简单地做了些解释后说，待我长大后才能进一步解释。在重新提起这些问题时，他深入浅出地提到了伽利略的相对性原理。作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伽利略的故事是我自幼就听他讲起的。虽然只是朦朦胧胧，类似这种关于伽利略的相对性原理的许多启蒙性科学史的讲解，让我潜移默化地体会到实证观察与科学理论发展的紧密关系。
父亲除了讲科学以外，也大量的讲“革命”。那是个“革命”的年代，那时的他，虽然被党整肃，但对残酷整肃他的政治体制仍然并没有清醒认识，对反右的阴谋与阳谋仍然不能识破，内心仍然是个忠诚于党的革命战士。他诚心诚意地承认自己反对反右运动的错误。同时，他多次结合自己的经历向我讲述并介绍《在烈火中永生》和《红岩》。在我的记忆里，《红岩》是他寄给我的。父亲送给我的《在烈火中永生》一书中有许多他的批注。他告诉我与这两本书的主题内容相关的他自己地下党时期的经历，以及到重庆寻找共产党的经历，包括浙江大学地下党的故事。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于子三事件（从我懂事起，家里的墙壁上就一直张贴着于子三的肖像）。于子三是当时浙大的一名进步学生，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他与地下党有联系，但并不是党员。1947年10月于子三被秘密逮捕，后被杀害在浙江保安司令部监狱。由此爆发了反迫害争自由的全国性学生运动。当时父亲是浙大地下党支部书记。
1962年父亲回来时，带我走访了许多他过去在地下党时期，以及在科学院工作时的朋友和同事，例如李晨，吕东明，赵中立等。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们所讨论的问题，都是同革命、国家，以及学术息息相关的，而不是家庭问题，或一般的人事关系……这一切对我当时来说，虽然似懂非懂，但觉得很新鲜也很刺激。
那段与父亲的接触，时间虽然短暂，但他的谈吐，使我感受到了很多同龄人感受不到的新鲜内容。当年我在香山慈幼院读小学。同学大多是干部子弟和高级知识分子子弟。在此背景下，同学中流行对家长官职和工资级别以及家庭财富程度方面的攀比之风。父亲回京时，我向他提到同学之间的这种攀比风气。父亲对此表示大不以为然，全然冷漠。那时我心里感到，父亲一定是我们全班同学所有家长中最穷的，但却是最有学问的，也一定是最革命的。
父亲在京的短暂访问很快就结束了。我记得那天和母亲、弟弟一起送别父亲的那一幕，我们送他到家附近的灯市口无轨电车站，从那里他乘车前往北京火车站。他用扁担挑着从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与科学院图书馆借来的大量有关爱因斯坦的文献。当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知道，自打那时分开后，一别就是13年。那时作为一个农民，父亲居然能在北京图书馆借到如此大量的图书，当时的我不懂其中的缘由，但是以后想起来觉得这也像是一个奇迹。后来才知道，当时父亲的这项工作是属于中共高层所下达的任务。
父亲回到浙江农村以后，我和他的往来只限于通信。他给我寄来过多卷的《十万个为什么？》，书中他写了许多批注，绝大部分批注都是指出书中的各种逻辑错误和事实错误。他这种指出流行书籍中逻辑错误与事实错误的做法，对我少年时期的思想影响非常大，使我自幼的心灵里种下了重逻辑重事实不盲从的种子。在那个时代，凡是印在书上的就是正确的，而从那时起“唯书为上，唯铅字为准”的崇尚潮流在我心里已经开始动摇。当然，面对毛泽东和政治体制的独立思考独立批判的能力，则是在很多年后，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后才获得的。
在我读初中一年级时，父亲给我寄来了他用笔名“林因”发表的论文《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之所以用笔名，是因为被划为右派后，他被禁止用真名发表论文。当我收到这篇论文时，异常兴奋。虽然并不能真地看懂，但懵懵懂懂地读了很多遍，有些命题留下深刻印象，由此激发的对科学和哲学的热情和兴趣对我以后的思想的发展意义深远。我与个别谈得来的同学讨论这篇论文。当时我们班里有一两位同学读书较广，涉猎很多历史、哲学与物理的入门知识。在那个以革命压制知识、以热血掩盖愚昧的年代，居然还有人知道爱因斯坦是伟大的物理学家，但是没有同学能读懂这篇论文。从那时起，我开始自学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本当时国内大学普遍使用的哲学教科书。我在自学这本大学哲学教科书时，很自以为得意，觉得自己很超前（以为自己一个初一学生可以读懂大学的哲学教科书）。碰到一些阅读困难或想不通的命题，如否定之否定规律
等，在与父亲的通信中试图向父亲请教。可是，没有想到父亲回信中对这本当时流行的大学教科书，以及一些流行的观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批评的核心是关于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基本关系问题。他认为哲学是科学的工具，不可君临科学之上发号施令。哲学可以为科学探索开路，但不可为科学堵路。
从那时起，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通过通信和交谈，父亲多次同我讨论与世界观问题相关的基本问题：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数学与科学的关系；逻辑与实证的关系；关于科学的起源；关于科学同希腊哲学在根本上的差别；关于科学是以实证为基础的；关于数学是人造的逻辑结构，哲学也是人造的逻辑结构，它们关心的是逻辑的一致性；而科学关心的是外在世界，和对外在世界的认识，所以它一定是以实证为基础的；关于哲学对科学的可能的启发意义；关于哲学并不能够从普遍意义上指导科学；等等。从我读初中一年级时起，我就记得父亲讲解的这些基本道理，持续至今。这对我思想里形成的对世界的基本的认识有重大影响。实际上，这些基本认识至今都对我的研究与教学有着实质性的基本影响。譬如：如何认识经济科学？如何认识理论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的关系？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理论经济学家，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概念混乱，以致对经济学的发展和教学造成严重的恶果。之所以说是“严重恶果”，是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学是什么，经济学到底是数学还是科学，概念混乱。结果把经济学变成了像数学一样，起点是公理（假设），其终点是逻辑的证明；判断的标准是逻辑证明的优美。但是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它的起点必须是观察，是实证的内容；其终点必须仍然是观察，是实证的验证。起点和终点之间的逻辑结构，是为了帮助人们更深刻地去认识事实之间的关系，为了更好地去组织人们的观察。
在我读初一和初二年级的那段时间里，与父亲有大量的通信往来，通信的内容基本是讨论一些基本哲学观点和有关革命的思想。这使我深受其影响，当然没可能与其“划清界限”。父亲对党对革命事业的虔诚的愚忠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使我从一个极为顽皮的孩子变成了一个积极上进的学生。在清华附中初中二年级时，我变成了同学老师公认的学习优秀政治上积极上进的学生，被同学选为少先队大队副队长。当时清华附中共青团分团委很希望我加入共青团，我自己也非常希望能够加入共青团。但因不能与父亲划清界限遭到否决。我在二十多年后才得知这件事情的原委。那时清华附中分团委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其上级机构是清华大学团委。分团委把我的入团材料报到大学团委，结果后者否决了我的入团申请及分团委的建议，理由是我不能和我父亲划清界限。原因是，清华大学党委和团委掌握了父亲在反右运动中的所谓“右派罪行”：为清华大学的右派（如物理系的何成钧教授等）喊冤叫屈，攻击党的“反右运动”，说反右运动破坏了党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等等。
为与父亲划清界限，我曾经读过一些反右时主要报刊上批判父亲罪行的文章，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还有别的报纸。让我吃惊的是党报刊登的他的罪名，说他造
谣说党中央分裂了，说刘少奇、彭真反对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让我同父亲划清界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父子感情当然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此外，另外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这引起我内心产生强烈矛盾：一方面，自幼父亲对我的基本教育都是忠诚于共产党。基于父亲对我的一贯教育，我忠诚于共产党。但另一方面党要我同我的父亲划清界限。这一对矛盾在我心里非常尖锐。我同父亲的所有通信来往，以及有限的父子交谈，要么是做人要诚实；要么是要我忠于党，忠诚于革命事业；要么是有关科学和哲学的基本道理。我看不到什么是应该划清界限的地方，怎么划清界限。
1966年初夏，文化革命爆发。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成立以后，他们首先打击的对象之一就是出身不好的学生干部或优秀学生。虽然年纪还小，我那时脑子里面的愚忠已经相当深入。以为共产党毛主席发动的所有革命运动一定有深刻的为了解放全人类的道理。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革命；是毛主席亲自支持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红卫兵推行血统论，尤其是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使得自己的头脑非常混乱，非常痛苦。认为这是毛主席发动的革命的基本内容，认为自己过去不能与父亲划清界限，意味着自己将成为革命对象……于是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表示与他断然划清界限。写这封信是我一生最让我自己感到耻辱的一件事。从此，我与父亲的关系，与父亲的通信往来断了几乎十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真正能够与父亲划清界限。事实上，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我自己后来的一系列政治与思想上的活动和行为以及后果，都同父亲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70年，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因从事探讨文化革命性质的政治经济学自学研究活动被打成反革命时，每一次的批斗会和大多数批判我的大字报中，在我的罪名上都要提到我出身于反动家庭，我父亲是个大右派等等，我的罪名总是与父亲是个大右派的背景形影不离。
在文革高潮时期，也就是1966年晚些时候，在毛泽东发表了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之后，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在全国最先张贴出了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把刘少奇与彭罗陆杨联系在一起。当时我看了这些大字报感到非常诧异：怎么回事，毛主席发动的文化革命的革命对象怎么会与父亲当年的“右派言论”是一样的呢？当年也许父亲不但没有错，而且走在了所有人的前面？这些问题都装在我的心里，除了跟极个别信得过的同学（文革时的战友）提过，从未敢与其他人提起过。无独有偶，多年以后，哈佛大学的麦克法夸尔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在其巨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中，引用父亲当年的这些“罪行”作为其讨论文革起源主线的证据。但是父亲认为他当时的这些言论是听别人说，自己并不相信，也不符事实。
大约在1974年，在中断多年通信后，第一次在黑龙江农村收到父亲从浙江农村的来信。当时我迫于监督劳动的条件以及对政治社会问题的颓丧情绪（我于1970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完全停止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探索，转而把所有业余时间用于自学数学、物理学和电子工程，集中精力于控制方面的技术革新。父亲来信教导我应该坚持原来
的志向，不可因受打击而放弃初衷。他还寄给我《康帕内拉(Campanella)传》，要我学习中世纪宗教迫害下勇不屈服的战士。鼓励我站得更高，看得更远，鼓励我关心更宽广的问题，从社会到政治，从科学到历史。在我身陷逆境的时候，此书竟成了我与那时的恋人吕匡辉的一本重要共同读物。这些鼓励是我自从被打成反革命以后，恢复我的自信以及广泛热情的最重要的支持，是我的精神的转折点。父亲寄给我一些关于狭义相对论以及相关的科学史的书籍。那段自学给了我关于相对论的启蒙知识，对后来理解科学史及相关的科学哲学讨论非常重要。父亲鼓励我关注当时正在进行的“批林批孔”“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运动。在此鼓励下，我得以部分重拾政治经济学兴趣。好在自从林彪毙命之后，我的“罪行”有所减轻，归还了部分被没收的书籍。虽因身陷囹圄与世隔绝，对当时政治运动的背景一无所知，面对当时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铺天盖地的声势，我感到其逻辑难以理解。对照《资本论》英文本（经恩格斯亲自译校），我发现官方（现在归咎于四人帮）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议论及批判违反马克思的原意，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存在基本概念问题。
1975年夏天，我同父亲时隔13年后第一次得以相见。那次相见于杭州的原因很特殊。1974年黑龙江建设兵团对我的“反革命案件”下了正式“结论”，诬陷我在十几岁时曾组织过遍布全国九个省市自治区的、目的在于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组织。父亲得知此情，强烈要求我设法寻找途径力争平反。尽管他的身份是农民，依然想方设法寻找他的朋友来帮助，全力以赴地做各方面的努力。此外，他当时非常迫切地希望能见到我的另一个特殊的原因直到见到他才知道。除了我的“反革命”平反问题外，他要同我谈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对毛泽东和“四人帮”的认识；第二，是对文化革命的认识（当然这两方面是联在一起的）；第三，就是对当时国家前途的深刻担忧。在文革之前，虽然被打成右派，父亲对共产党毛泽东的愚忠仍超出常人。父亲对毛泽东的迷信直至1974年才猛然醒悟；他开始醒悟文化革命是个大骗局，毛泽东是个大骗子，大暴君。他强烈希望我能够意识到：毛泽东发动、四人帮推动的文革对国家造成巨大的灾难；他对国家的前途深感极度的担忧。在文字狱盛行的恐怖年代，这些话都只能面谈。虽然对政治内幕细节知之不多，我在对待文革及许多相关问题上，在此之前就已经持相当批判态度。所以，我和父亲的看法一拍即合。
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文革”浩劫结束。父亲终于可以全时地集中精力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了。1978年以前，父亲的身份仍然是个“农民工”：是农村户口的商务印书馆每月领取50元生活费的临时工。在经历了呕心沥血的十多年坎坷之后，1976年深秋《爱因斯坦文集》终于即将出版。但四人帮的覆灭使父亲乐极生悲。他受了风寒，咳嗽不止，饭也吃不下。我陪他去医院门诊，查出右肺有阴影和空洞。下午商务印书馆通知父亲去看刚到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样书。在路上，父亲咳了血。第二天又咳了一茶杯。于是商务编辑徐兆福和我送父亲住了北京结核病院，后又怀疑是肺癌。在那段期间，我几乎每天在他的病房。前往探视父亲的人络绎不绝，以为他要不久于人世。
万幸的是，医院对父亲的各种严重怀疑都被逐一排除。3个月后，父亲回到商务印书馆做临时工，直到1978年回到中国科学院。父亲在商务印书馆除了着力《爱因斯坦文集》及自己的研究工作以外，还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每个礼拜组织一个小型讨论会（workshop），讨论爱因斯坦研究的文献。经常来参加讨论会的人员有赵中立、张宣三，方励之也来参加过几次。我每次都去旁听，甚至还报告过一些文献。记忆最深的内容是有关产生爱因斯坦早期成就的科学（理论和现象）和哲学的基础。与此相关，父亲建议我翻译几篇著名物理学史家霍尔顿（Gerald Holton）关于爱因斯坦的科学史以及科学哲学的论文。这些工作和讨论给我留下难忘印象。其中有些对我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例如，霍尔顿关于爱因斯坦与牛顿的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的对比，尤其是他们的共性；方励之关于“科学走进来，哲学退出去”的议论，等等。在那段时间里，过去黑龙江建设兵团的挚友王贞平也来过商务印书馆同父亲交谈，并参加了一部分翻译霍尔顿科学论文的工作。最近，他在给我的信中这样提起，“回想起当年回京，向伯母说明你的情况，她凄然泪下。又去商务印书馆宿舍见伯父，他身着农民黑棉袄，爽朗而乐观。而我目睹中国知识界精英蒙此不白之冤，则悲愤不已。”
我于1984年离开中国社科院去哈佛经济系做访问学者时，在哈佛拜见的第一个师长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父亲的朋友，物理系的霍尔顿教授；他也是在哈佛第一个邀请我赴家宴，第一个邀请我到乡间别墅与他家人小住度假的师长。难怪我的经济学思维里充满了与物理学的历史和发现过程相关的内容。同霍尔顿教授的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更像是上帝为父亲同他的友谊而设。那是在2008年美国物理学会大会的颁奖仪式上。父亲与霍尔顿教授同时获奖：霍尔顿教授荣获 Pais物理史奖，而我则代表父亲领取萨哈洛夫人权奖。
1986年，父亲与方励之和刘宾雁在中关村家里小聚，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共议和反思“反右运动”之教训，以防类似惨剧重演，祸害国家人民。不幸，这项计划被当局封杀，方励之和刘宾雁被开除党籍。同时被开除党籍的还有王若望，是当局把父亲误为王若望，使父亲得以暂时幸免。同时，深得民心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迫辞职。这是自从文革结束以来的第一次与改革反其道而行之的最严重的政治事件。
这个消息震惊了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文革以后的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在1987年胡耀邦被迫辞职之前，广大留学生普遍意气风发地认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朝着民主的方向缓慢前进，言论自由逐渐得到保障，反右运动之类的悲剧不会重现。却万万没想到胡耀邦本人会因为所谓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职，著名知识分子重新遭受迫害。受此冲击，哈佛、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等学校的留学生分别独立自发发起组织起草公开信；以后合而为一，中国大陆留美学生发表了千人“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公开信”。如今这千名签字的学者里，许多是国际、国内的学术带头人，或政府机构、金融机构、国际机构之要员。我当时在哈佛经济系读博士，在深度担忧之中与其他忧国忧民的同学一起，亦为此尽了些绵薄之力。千人公开信中说，胡耀邦的去职“将极大地损伤全国人民进行改革与建设四化的积极性，使我们感到震惊和不安。”“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的处置和批判，……使人感到这是打击知识分子、压制思想解放历史悲剧之重演。”“我们以为，近来事态的发展是与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国策背道而驰的，并使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等权利受到了严重侵犯。发展下去会断送我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古今中外，专制、腐败和恫吓从来是促成社会不稳定的基本要素。不幸的是，1987年初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成了两年后的“六四”事件的前奏。历史悲剧以血腥的方式重演。
在1988至1989年期间，政治改革未见踪影，“新权威主义”却甚嚣尘上。鼓吹者认为中国的改革不宜提倡民主和人权，而必须走新权威主义之路，以新加坡为榜样；或者至少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曲线民主。当年鼓吹“新权威主义”者之中，居心叵测者有之，认识不清或心存幻想者更大有人在。父亲从民主和人权的基本原则出发，旗帜鲜明地深刻指出“新权威主义”之危害。最具迷惑力的反对民主及鼓吹新权威主义的论点强调民主可能不利经济发展。对此，父亲强调过的最突出的要点之一是，民主和人权是每个人的基本需要，经济发展既不能离开民主，也绝对不是改革发展的全部目的。父亲的这些要点同著名经济学家森 (Amartya Sen，获1998年诺贝尔奖）以及科尔奈（Janos Kornai，对中国以及全世界转轨经济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所长期强调的民主和人权之见解完全一致。即，民主与人权不仅有其可能作为经济发展手段的工具价值(instrument value)，更重要的是其作为人的社会及发展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同时，父亲强调宽容为维护人权的基本原则，强调通向民主的道路只能是长期的思想启蒙；反对任何急于一蹴而就的过激行为，尤其反对任何以民主或人权为名义的秘密团体活动，使用阴谋或暴力手段。事过二十多年，“新权威主义”体制长期刻意压制民主与人权导致的后果现已昭然若揭，父亲对“新权威主义”的深刻批判不幸而言中。专制剥夺民权益发肆无忌惮，贪污腐败益发泛滥成灾，社会矛盾益发激化，违反民主法治的“维稳术”越维越不稳。虽然中国的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由体制内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问题，已经赫然成为决定中国经济可否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即使只为了维持经济发展，新权威主义体制也已是非改不可了。
忧国忧民，为推动政治民主化，1989年2月，父亲发起致赵紫阳总书记及中共中央的公开信。42名著名学者签字，其中包括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多个中科院及社科院研究所的正副所长，院士，著名作家等。信中充分肯定十年改革的成就，同时指出因政治改革的缺失而导致的严重问题，尤其是腐败盛行。呼吁尽快尽力进行政治改革。纽约发行的《世界日报》评论说，“这封公开信在海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成为后来八九民运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在1989年4月开始的北京学生争民主反腐败运动期间， 父亲努力向学生申述民主的基本原则；并以他有限的影响力，反对任何过激做法，力主学生停止绝食回到校园，以理智冷静争取民主，以思想启蒙为争取民主之长远道路等等。可是当时他的主张未被采纳。6。4大屠杀之后，父亲的生命安全受到极大威胁。许多亲友强烈劝他离家避难。他毅然
拒绝。在接受国外记者采访时，父亲在被窃听录音的电话中公开宣布，他随时准备被捕，愿为民主事业做一个谭嗣同，死而无悔。
父亲为民主所做的努力以及遭遇得到了国际学术界，新闻界及政界的关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古德曼教授（Merle Goldman）是其中之一。古德曼教授曾两次访问过父亲。在一次访问时，她注意到并默背了父亲墙上悬挂的爱因斯坦肖像下的一句爱因斯坦语录：“非凡的人总要遭到平庸小人的疯狂反对（Great spirits have always found violent opposition from mediocrities）。”她回到哈佛后，要我打长途电话回家，帮她确认这段语录的每一个字。她说这句话确切地描述了父亲的境界和遭遇，她要在她的著作里引用。她说，父亲是她心中的英雄（ “he is my hero” ）。她曾在若干著作中向世人系统介绍父亲在人权民主方面的努力和见解。在她的著作《在中国播种民主的种子：邓小平时代的政治改革(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 》一书中，古德曼教授介绍了1989年2月父亲发起的公开信对后来学术民主运动的影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米勒(H.Lyman Miller)教授在其著作《后毛时期中国的科学与持不同政见者(Science and Dissent in Post Mao-China）》中则详细介绍了父亲组织这封公开信的科学家背景。实际上父亲是此书讨论的主要人物之一。在古德曼教授的另一著作《从革命同志到公民（From Revolutionary Comrade to Citizen）》中，她介绍了父亲1992年的文章《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能成功》。
父亲的这篇文章发表于北京出版的《未来与发展》杂志1992年第五期，为“今后十年中国改革的前景与问题”大型笔谈的文章之一。文章直指邓小平南巡有意回避的问题：政治民主。此文的发表在海内外引起震动。但由于刊载此文，导致该杂志几乎被迫停刊。父亲在文中回顾，在1981年，改革的目标“曾确定为：建设一个‘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人们为这个目标所吸引，对未来充满希望。可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作祟，民主始终是寸步难行。特别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那出史无前例的人间惨剧之后，民主自由被视为洪水猛兽，坚持主张民主的人被斥之为‘敌对分子’。时间仿佛又回到了‘反右’和‘文革’年代。”父亲指出，光搞经济就像是拐了一条腿，原来的那些问题都还存在，将来会出大乱子。还尖锐地指出，如果人是经济的动物，经济搞好了，就什么都好了，那希特勒搞得最好。因为纳粹上台之后，德国经济年增长率达11%，何况希特勒搞的也是“社会主义”，我们应该高喊“希特勒万岁”了！事隔十八年后，在充分观察中国及其他转轨国家的发展的基础上，2010年，著名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教授在为吴敬琏教授八十寿辰的祝寿辞中，以相同的方式独立地重述了与父亲以上完全相同的论点。
事隔近二十年，中国的改革已造就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中国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困境，进一步改革所面对的重大挑战，均比那时更清楚，在没有政治民主的经济发展下，司法不能独立，言论新闻不能自由，民怨益发高涨，社会不能稳定。在没有政治民主的经济改革中，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交换导致腐败愈演愈烈，巨大经济利益引发的对政治权力的争斗更加危险，不仅改革不能前进，甚至政治不能稳定。如今，“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能成功”已逐渐成为仁人志士的共同认识。
1994年3月，父亲同六位知识分子共同发表公开信，呼吁当局改善我国人权状况，指出“舍人权而侈谈现代化，无异缘木求鱼”。次日，《纽约时报》以头版头条长篇报道。但是这一呼吁改善人权状况的努力却导致父母亲的人权受到极其严重的侵犯。先是他们被软禁在家；随后他们无论是外出做操，还是去医院看病，都有警察跟随其后。从那时起，住所的第一层楼门口，多年来一直都有警察，目的是监守，禁止父亲与外人来往。我每次回国探视父母，都身受穿警服或着便衣的警察的严密监视。甚至我的朋友来看我也受到警察的无端骚扰与恐嚇。那时有社科院的同事开玩笑说，如今治安不好，令尊真福气，有保镖24小时保护。多名国际国内的学者向我讲述过他们探望父亲时遭受警察骚扰甚至扣押的经历，其中多数人因此未能见到父亲；但仍有少数人使用巧妙方法瞒过警察见到父亲。
在父母被软禁期间，1995年的一幕强迫“旅游”颇有戏剧性。那年9月，“第四届国际妇女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同年8月，我去东京参加“国际经济计量学”大会，计划会议之后回北京探望父母。此前，警察到父亲家里来，要求父亲在第四届国际妇女大会期间离开北京，遭拒绝。中科院出面帮助劝说父亲离开北京。父亲说，必须要等远道归来的儿子回来一起决定。记得在我回到北京之后，在路上已经看到家门口停了两辆警车。临近家门时，警察从车里出来呼唤我的名字，使我十分吃惊，没有料到陌生警察会知道我的名字。警察在确认我已回到北京后，很快就到了我父母家，要求全家离开北京。于是，由中科院具体安排，我们全家于1995年8月底，在科学院干部的陪同下一起离开北京来到山东烟台，到烟台的第一站居然是住在警备司令部的招待所。
1995年5月，父亲发起了一封题为“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中国的宽容”的公开信。如同1989公开信，此信联合了44位国内著名的知识分子，其中许多是在不同方面对国家做出过非常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和学者。在这份呼吁书上签字的著名科学家和学者中，有相当一些现在已经过世了。对于中国的未来，对于中国人民，父亲和他们一起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为推动中国的进步做出了贡献。1993年联合国决定设1995年为“国际宽容年”，以促进联合国《宽容原则宣言》的基本精神。该宣言指出，“宽容是一种确认人权、多元化包括多元文化、民主和法治的责任。它摈弃教条主义和专制主义并确认国际人权文件所提出的标准。”父亲希望在此宽容年之际，向国内外有识之士呼吁宽容之原则，关注中国的状况。
在父亲起草的“宽容呼吁书 ”里，提到了古今中外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因不宽容而践踏人权的事件。例如，在中世纪的西方，把思想上的异端看成是洪水猛兽，以至于把布鲁诺当众烧死；用刑讯手段逼迫伽利略放弃地动说等等历史悲剧。与此并列，呼吁书里提到中国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受害者2000人；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把全国11%以上的知识分子打成专政对象；“文革”更是消灭异己的民族大灾难。到1978年以后，虽然许多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初步展现过一些好转的局面，可是由于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所必须的宽容制度或氛围，还是发生了1989年的六四惨案。这份呼吁书中说：宽容是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也是政治民主化的条件；宽容体现为对人权与自由的尊重，又应以道德准则和法律为界限。这份呼吁书同时在国际间，在香港和纽约用中英
文同时发表，在国内外引起非常广泛的反响。呼吁书发表之后，世界上有数以千计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以及社会活动家，包括1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这份呼吁书上签了名。不出所料，许多签字者受到当局的严重骚扰与威胁。而出乎意料的是，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杨振宁居然迫不及待地配合当局的骚扰与威胁，以卑劣手段破坏宽容呼吁书的声誉。此举如同在三十年代曾经出现过的极少数为纳粹服务迫害其他科学家（包括攻击爱因斯坦）的诺贝尔奖科学家，如勒纳德( Lenard )和斯塔克( Stark )。他的倒行逆施立即引起各界强烈谴责。例如当时纽约的《世界日报》上发表一文题为，《杨振宁博士何必站出来反对宽容？》著名作家王若望先生亦发表文章（《动向》1995年8月号）评论杨振宁的作为。他说，在呼吁书发表之后，“得知王淦昌列名于‘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的公开信，杨振宁迫不及待地前往‘做工作’”。王若望先生还说，“杨振宁父亲是我的朋友，当年我们同被打成‘右’派，无奈‘右’派的儿子却是极‘左’派的孝子贤孙”。他表示“对杨振宁这位博士，在事件之后如此紧逼，如此积极地甘当丑角”，“深感恶心”。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科学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几个月后，1995年9月，纽约科学院宣布，为表彰父亲在推动科学家的人权方面所做的努力，授予父亲 “佩格尔斯科学家人权奖”(与丁子霖共得)。纽约科学院在颁奖声明中特别提到这份宽容呼吁书。
几年之后，2008年美国物理学会(APS)宣布授予父亲“萨哈洛夫人权奖”。美国物理学会的颁奖声明说，授奖于父亲是“为其一生通过写作及向公众传播，宣扬真理、民主和人权，即使在遭受监视、软禁、骚扰与威胁，甚至流放的条件下也不放弃 (For a lifetime’s advocacy of truth,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
despite surveillance and house arrest, harassment and threats, even banishment -- through his writings, and publicly speaking his mind)。” 美国物理学会还说，“正是通过许良英的工作,爱因斯坦的人权、社会正义、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思想在中国开始广为人知,也被1980年代以来的民主运动所引用。在这一时期，许还大量写作，宣扬科学与文化的繁荣需要学术自由。” “1995年4月，他发起‘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中国的宽容’的呼吁。他的呼吁的签名者常常成为政府的迫害对象。九十年代以来，APS 国际科学家自由委员会一直关注着许的政治和身体状况。”
由于父亲身体不好，不能亲自前往领奖，于是由我替父亲赴美参加美国物理学会2008年大会的颁奖仪式。在颁奖仪式上，我代表父亲将《爱因斯坦文集》三卷经学会主席赠送给美国物理学会(现藏于美国物理学会的波尔物理学史图书馆)，获热烈欢迎。同年8月7日，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布什在泰国曼谷就美国与亚太国家和地区关系的总结性“告别”演讲中，引用父亲关于人权的一贯见解。他说，“我们呼吁实现开放与正义，不是为了把我们的观念强加于人，而是为了使中国人民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正如中国科学家许良英所说：‘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
美国物理学会萨哈洛夫人权奖甄选委员会成员哲杰西（Edward Gerjusy）和曾敏儿（Betty Tsang）两位教授对媒体说明该委员会为何在全世界诸多极为优秀的致力
于人权的物理学家中决定授奖给父亲，因为他“几十年来致力于人权和自由，即使遭到迫害，仍坚持不懈，深具爱因斯坦的精神。”在父亲九十寿辰之际，曾敏儿教授在她给父亲的祝寿辞中写道，“许良英老师，只有在罕有的人生时刻能遇到像你这样不凡的人物。”
最后让我引用爱因斯坦在《探索的动机》一文中的话来结束此文。这是爱因斯坦在普朗克六十岁生日的庆祝会上所讲的。“在科学的庙堂里有许多房舍，住在里面的人真是各式各样，而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实在也是各不相同。有许多人所以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娱乐……另外还有许多人所以把他们的脑力产品奉献在祭坛上，为的是纯粹功利目的。如果上帝有位天使跑来把所有属于这两类的人都赶出庙堂，那么聚集在那里的人就会大大减少……我们的普朗克就是其中之一，这也就是我们所以爱戴他的原因。”父亲一贯谦卑，反对我将其同科学巨匠普朗克相提并论。为了更确切地表达我的用意，也许我应该把爱因斯坦原话中的“科学的庙堂”改为“科学与民主的庙堂”。众多的人们敬重父亲，是因为他为科学与民主的真诚和执着；因为他只服从于真理；也因为他毕生为推动中国的科学与民主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2010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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