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元勋
陈奉孝（北京）
惊悉元勋辞世，辗转翻侧，一夜难眠。因为元勋是我的“同案犯”，因此有同学要我写一篇悼念元勋的文章，思之再三，对于已逝去的友人，不知应如何下笔。现在我就从我与元勋的交往谈谈吧。
上世纪五六年，我到中文系去旁听何其芳和吴组湘两位教授的《红楼梦》讲课，在课堂上元勋发言提问很活跃，因此我便认识了他，但因过去从未接触过，彼此未交谈。
我与元勋的正式交往是在北大那场轰轰烈烈的“5.19”民主运动中。当时我与谭天荣等六人发起搞了一个“百花学社”，元勋与沈泽宜在中文系搞了刊物“广场”，并联名发表了长诗《是时候了》，当时在北大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
因为当时的北大“右派”都是各自为战，我觉得这容易被各个击破，因此我便主动去中文系找到张、沈二人，拉他们二人到“百花学社”来，他们慨然应允。这样“百花学社”与“广场”便合二为一了。当时我主持开了一个会，决定将“广场”作为“百花学社”的正式发声刊物，并选举了元勋为“广场”主编，沈泽宜、崔德甫、王国乡等人为副主编，我负责组织和总务。
从当时的情况看，将沈选为副主编，沈似有不满，但因为是大家选举的，沈也不好再说什么，这大概就是张、沈二人不睦最早种下的种子。《广场》的组搞主要由王国乡、崔德甫负责（当然也有别人提供），审稿主要由元勋负责。元勋还设计了“广场”的封面，制作了铜版，写了发刊词。
因为没有经费，张、沈二人还去请求马老捐款，因党委干预未果。后来元勋便贴了一张大字报“救救孩子”，号召同学们捐款，捐来的钱由我来保管。买来大白纸，由崔德甫联系了《工人日报》印刷厂付印。由于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破坏，不但没有印成，连稿件和大白纸等也都被没收。经大家讨论，决定自己油印。于是大家又凑了少量的钱，由孙传仪同学搞了一台手推式油印机，后面的事基本上就是由我来负责了。
七八月份，反右进入激烈阶段，“百花学社”被宣布为“反动小集团”，进而又升级为“反革命小集团”，“百花学社”和“广场”被迫解散。再后来又从“百花学社”里挖出了一个“反革命组织”，我被定为这个组织的首犯，判刑十五年，元勋被定为这个组织的主犯，判刑八年。在北京草岚子看守所预审期间，为对质曾与元勋见过一次面，不久就被判了刑。我被发送到了黑龙江的兴凯湖劳改农场，元勋被发送到了直属北京的团河劳改农场。
我们再次见面是二十二年之后，在北大招待所等待落实政策时相遇的。元勋告诉我，他已与一位同在一劳改就业农场的“二劳改”的女儿结了婚，还告诉我，他曾冒充是林昭的“未婚夫”到上海提蓝桥监狱去探过监，回到农场后被关了小号（禁闭室）。我听后感到非常吃惊，并对他的这一大胆行动非常钦佩！
08年参加了北大百年校庆后，我首先发表了关于当年“5.19”民主运动的短文，此后元勋便开始写他的“北大一九五七”。初稿写成后元勋曾想让作家出版社出版，那时我恰好也在北京，他把初稿给我看了。我看后对他说，你写的关于沈泽宜和谭天荣的问题，只把事实如实写清楚就行了，最好不要加上过多的尖刻的讽刺挖苦词语，这样不仅会伤害彼此之间的感情，而且会让人产生亲痛仇快的效果。他当时口头接受了我的意见，但后来该书在香港出版后，仍然按照他原来的写法，这样一下就引起了沈和谭的强烈的不满。沈、谭二人便与元勋展开了笔仗。沈泽宜也在香港出版了《北大，519学生右派们是怎样炼成的》，内容有许多地方与元勋的书的写法显然是针锋相对的，我感到非常痛心。
元勋、沈、谭三人都到过我家谈各自的看法。特别是元勋和沈还都是带病去我家的，目的当然是希望我支持他们二人各自的观点。我对于同是五七难友之间的纷争从来是采取不介入的态度，因此我只能对他们都这样说，写回忆录最重要的是尊重事实，只要把事情的原貌如实的写出来就行了，应尽量避免把个人的感情因素加进去，如果把太多的个人感情因素加进去，不仅会造成彼此之间的怨恨，而且肯定会被毛左们看笑话。
2007年我应邀去香港参加了《开放杂志》举办的一次会议，《开放杂志》刊登了对我的采访，并在封面上刊登了我的一幅大型照片，这一下我的名字便上了国安部的黑名单，电话被监听，邮箱被劫持，外出被限制。到2011年，我的邮箱干脆被封了，因为我的邮箱保存着海内外朋友的邮箱地址，因此便中断了跟海内外朋友的联系。后来听说元勋病重，我多次打电话，都打不出去。现在突然收到元勋去世的噩耗，怎能不让我悲痛难眠！
元勋才华横溢，多才多艺，他的辞世，不能不使人感到痛惜。当然，元勋也象我们每个人一样，都有说话行事不当之处，但斯人已逝，死者为大，不宜赘述。
但根据我对元勋的了解，元勋最大的缺憾就是激情远多于理性，也许这可能是诗人的共性吧。元勋走了，北大的五七难友也大都进入到了八十岁高龄，离开这个世界的时日不多了，这不能不让人心中生出丝丝的悲凉。但那场轰轰烈烈的“5.19”民主运动和元勋的名字已载入了史册，元勋，你可以安息了，等着我，天堂再见吧！
2013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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