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暴力论，回归修正主义

金 钟

　　【一个建立在小农社会流痞基础的政党，毁掉战後宪政民主好机会，也自绝於国际共运的修正主义主流，靠枪杆子打出一个新王朝，现在依然故步自封，迷信暴力。政改必须撤销中央军委，让军权回归1954年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

　　中共打天下坐天下，忽忽已是一个甲子有多，六十三年。仍然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统治的国家，其演变，历经五个「朝代」——毛邓江胡习。邓小平和毛的「反资」战略相反，实行「走资」策略，造就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名的权贵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基本特徵是「实用主义」，被概括为「三论：猫论、摸论、不争论」。中共意识形态的中心命题就是防止内外敌人颠覆政权。从毛时代「帝修反复辟，千百万人头落地」，到十八大强调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习近平上台大谈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都没有离开这个中心。
　

新皇少不更事，大谈苏共教训

　　习近平接班，有两个正式的讲话昭告天下，一个是十一月就任总书记时，讲「民族复兴」；一个是三月人大就任国家主席时，高调号召「为实现中国梦奋斗」。同时提出三个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这三个自信，显然比发梦要严肃而沉重。本文着重探讨「道路」问题。看看中共成立九十年以来，走的一条什麽路？

　　习近平在南巡讲话中，谈到政治改革时说，我们是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否则无法挽回。他指出：苏联崩溃就是源於「很多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改革」。示意他不会在中国实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改革。他的坦白却显出他的历史、政治经验有限。可谓「少不更事」。

　　习和他的秘书们，忽略了老邓1992年1月南巡的背景：「六四风波」不到一年，而苏联解体才不到一个月。邓此时大驾南巡，高调走资，放言「谁不改革谁下台！」所为何来？邓何等老道，「务实」。深知只有加大外资输血，才可以救中共，挽狂澜於既倒。其他不必争论。邓对苏联垮台，只说到此为止：「苏联东欧的问题，出在共产党内部。」「我们要把自己内部搞好……」。随後又有「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的指示传出。老邓为甚麽没有骂人，气急败坏？无他，中国没有谁比他更清楚中苏分裂和反修的真相！（他领导九评时，向苏共泼了多少脏水啊），八九年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已羞於启齿，他明白中国之「走资」又岂是苏共当年可比？

　　而比习近平年长二十七岁的老江，也是中苏恩怨的见证人，他心知肚明。前几年不是传他接见沈志华教授，赞扬赫鲁晓夫吗？他搞的「三个代表」让资本家入党，被毛派骂是「全民党」的苏修翻版，其中含有的「理论、道路」之玄妙，习近平不懂，胡锦涛也不懂。
　

习近平决心用武力保江山

　　苏联变天，其实从斯大林死後就已开始，其间经历三十八年的演变，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六年，已是瓜熟蒂落。苏联演变的真相及其历史必然性，在毛邓顽固派统治下，被极端地妖魔化，并转化成从反右到大饥荒、文革的巨大灾难。中共官方及知识界，至今没有把中共前三十年愈演愈烈的极左路线直到毛泽东无法无天的个人独裁及其後果，同中苏分歧、反修斗争的关系说清楚。不是有意回避，就是刻意扭曲。有独立思考的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不敢说、不准说。

　　1980年有四千高干云集北京讨论党的历史问题，不少人诉苦、批毛，如方毅，敢於指控毛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但没有一个人为赫鲁晓夫说一句公道话。今天，习近平这代人能够想像，文革已是全党被瘫痪、全国经济临近崩溃，无异於「亡党亡国」的边缘吗？戈尔巴乔夫和习近平都算共产党的第五代，有道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到第五代，应该有点历史的反省吧。可是他还在抱怨八一九政变放了戈尔巴乔夫，因为专政力量不在手上，「军队无动於衷，保持中立。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共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

　　习近平的结论是：「我们为甚麽要毫不动摇的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就是从苏联解体吸取的教训。」他还说，「否定斯大林，是历史虚无主义。」其实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正是中共这样的领导人，他们一门心思想的，就是如何「江山永不变色」，而这个江山曾经使数以千万计的人死於无辜，为什麽发生？谁应该负责？是不是可以避免？一概不理。
　

1946年和平民主的大好机遇

　　中共党史专家李锐今年已经九十六岁，却在不停地思考这些问题。在十八大後的座谈会上，他第一个发言。说：「中共的封建传统，要得到清算。党是农民党，毛泽东是农民领袖、民粹领袖，一直是一个人说了算。现在改革，要军队国家化。」

　　李锐提到的「农民党」「军队国家化」，正是点中了中共「道路自信」的要害。也正是本文打算探讨的重点。苏共为什麽可以民主化，而中共不可以？分歧的根源正是在於党的性质和对於武力、暴力的态度。马列正统认为现代产业工人，「最先进，有远见、大公无私」。而农民依附於小农经济，狭隘，保守，自私。原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苏共，瞧不起中共这个农民党。

　　中共无疑是农民党。1956年八大时，公布全党工人比重14%，农民69%。五十年後，工人比重下降到不够10%。八大後之党大会，从来不提党的阶级成分，因为说出来显得中共不正宗，在国际共运中没有面子。而实际上，看看中共的「革命实践」特别是实现毛泽东的个人独裁之後，已经充分显示农民造反的狭隘、无知与封建传统的反动性。反右的以言治罪、大跃进的荒谬绝伦、文革的无法无天，那是人类空前绝後的丑闻与暴虐。一个党沦落到如此地步，为什麽不能像苏共那样，独裁者一死，就开始修正道路，改旗易帜，而踏上民主自由的光明大道？

　　这需要从历史道路中寻求答案。不妨择要地回顾1946年中国宪政民主得而复失的那段史实：从战後和平走向国共内战。一个关键词是「不准革命」。

　　二战结束，开启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也是中国走上宪政民主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当时还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经受八年抗战之苦的中国官民，无不渴望国家和平，浴火重生。美国也特别关心中国的战後和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四天起，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会谈，共商国是。毛不想去，但终於在十四天後，和美国大使赫尔利一道飞抵重庆。原来毛之成行，是因为他收到斯大林三封电报，斯大林不仅要他去重庆，而且对中共战後发展作出指示：要求国共两党不要打内战，中共交出军队，参与在蒋介石领导下的联合政府。此即毛说斯大林「不准革命」之由来。
　

斯大林要求中共放下武器走法国道路

　　蒋毛谈了四十多天，签署双十协定，同意「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但是双方都是阳奉阴违，都在调兵遣将抢地盘。尤其在东北和华北地区已起冲突。於是两个月後，美国派马歇尔来调停中国内战。美苏两大国都主张中国和平统一，罗斯福甚至说，中国统一了，要请蒋毛来白宫喝咖啡。斯大林更希望中共走法共之路，放下武器，与国民党合作。

　　1946年1月，国共双方在马歇尔调停下，签订全面停战协定。二月一日，中共中央经过多次讨论，毛审定後正式发出指示，宣布「中国从此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已从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军队即将改编为国军」，党将不再向军队发出命令。接着，毛起草电报，同意他等八人可任「政府委员」，周恩来任行政院副院长。三月份，毛还对张治中说，政府改组後，中共中央将搬到南京去，他住淮阴，开会去南京。

　　但是，另一面，两党关系仍然紧张。首先，是在谈判席上，在军队改编限额和解散「解放区」上，双方谈不拢。同时，毛在内部不断强调「人民武装一枪一弹也不能交」，指示各地要针锋相对。认定「美蒋要以统一来消灭我们」。蒋介石洞悉毛的心计，非常不满，在日记中，斥中共「禽兽不如」。於是两党在东北的武斗激化。中共成功的获得苏军大量的可以装备数十万军队的武器支援。马歇尔调停失败。内战七月全面爆发，不可收拾。

　　美苏的和平愿望，化为泡影，他们不了解国共关系的势不两立。

　　蒋介石在战後，居明显优势：①国军承担抗日主战场（将军阵亡二百人，中共只一人），蒋有全国统帅的领袖地位；②中国抗日获国际支持，美国出钱出兵出军火，苏联亦有上亿美元的援助，蒋在外交上有大国元首之位；③兵力上国军有450万人，共军为127万人；④美国苏联都强调中国统一只能是一个政府、一个军队，统一在蒋的领导下；⑤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反内战。因此，蒋在和谈中居高临下，在军队收编和取消解放区上，态度强硬，只允许中共保留12个师。蒋看到中共武装割据的危险性，也利用了中央政府统一全国的合法权力。

　　但是，蒋的致命弱点是严重低估了中共的反叛能量，和苏联在背後对中共的支持。中共消极抗日，蛰伏八年，养精蓄锐，不仅保存实力（兵力从4万扩充到130万，统治区人口一亿），而且透过「延安整风」毛体制的强化和国统区「第二战场」对国府的拆台，充分作好一决雌雄夺取政权的准备。这一点，美苏都估计不足。（当毛後来向日本客人情不自禁「感谢皇军对中国的侵略」时，世人还以为他在说笑话呢）。

　　内战到1948年底，可说大局已定，共军三大战役逆转胜，国军损兵折将二百万，长江以北全部赤化，共军已达350万。毛豪情万丈，号召「坚决彻底乾净全部」消灭反动派，公布要严惩的四十三名战犯，「蒋匪」居榜首。不料在此关头，1949年1月，又突然来了一份斯大林电报，表示苏联接受南京政府的内战调停要求，希望国共直接谈判。毛阅电大为意外。疑斯大林要中共放弃胜利形势搞「南北朝」划江而治。毛表示不满後，斯大林复提一招降式的谈判方案，遂为毛采纳。国民党当然拒绝接受此城下之盟。後一年，中共占领全大陆，「将国民党赶到海岛上去了」。（有说斯大林担心中国内战会引发美苏大战，那是并无根据的牵强之见。）
　

苏共对中共的农民性质耿耿於怀

　　斯大林在战後一而再地主张国共合作建国，到了一九四九年中共胜利前夕，还在叫停内战，有偏袒蒋方之嫌。其中必有某种更为深刻的内在原因，值得探寻。

　　早在1944年，斯大林会见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时，就坦言他同意罗斯福的看法，蒋介石是唯一能将中国统一起来的人。他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不过是些『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人。」——这段经典名言，流传很广，但是很少有人加以阐释。研究中苏关系的学者杨奎松，在描述米高扬西柏坡之行，谈到占领大城市问题时，写道：

　　「让莫斯科的领导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所谓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化』的问题。斯大林对中共长期活动在乡村，党员主要是农民这一点，始终耿耿於怀，因此，对中共的阶级性质也颇多怀疑。」而毛向米高扬炫耀共产党获得农民的拥戴时，竟然说：「中国农民要比所有美国工人和许多英国工人的觉悟高得多。」

　　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沈志华教授指出：战後国际共产运动的方向，「法国道路是对斯大林路线的准确理解。」「斯大林要毛放下武器，走和平道路，但毛不放下枪杆子，要的是武装割据；斯大林要求的联合政府是长久的，毛加入联合政府则是权宜之计。」

　　战後，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史料显示的趋势，可作如下解读：

　　1、二战的沉痛教训。斯大林有意将苏联建成一个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示范，不惜和希特勒签互不侵犯密约，而终未免战并遭到二千万人牺牲的重大损失，列宁格勒（圣彼得堡）战後男比女已不足十分一。因此，在反战成为创深钜痛的主流思潮中，斯大林和欧洲各党无不高举和平旗帜。

　　2、国际共运的大国主义。苏联不仅在「帝国主义包围」下，实现工业化，成为世界革命的灯塔和靠山，经过反纳粹法西斯的胜利，更取得超强的世界大国地位。因此，拉大了和非正统社会主义的东方革命的差距。对中国山沟里的农民游击战争的陈见自然有增无减。

　　3、对蒋介石的好感。斯大林对外对内，不止一次肯定蒋介石是「爱国」「无私」的领袖，无人可及。他认为这是中国的「实际」。因此抗日期间援蒋经费数十倍高於援毛。1945年6月苏与蒋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决定苏军出兵东北对日作战等大事，并无知会中共。（甚至可以回溯到西安事变，斯大林明令中共要放蒋，拥蒋抗日，放弃苏维埃革命。）

　　4、鼓励中共战後走「法国道路」，就是後来被毛共痛斥的修正主义之议会道路。正是苏共二十大正宗明义提出的理论突破。斯大林没有也不可能像他死後赫鲁晓夫那样的整套构思，但是他毕竟在国际共运最核心的「暴力革命」路线上，作出了哪怕只是策略性的另类选择，并以他的巨大权威推行之。这件事的内涵与影响，无论如何，不容低估。
　

国际共运主流从修正主义走向社会民主

　　1945—1946年，在国共两党间，发生的有美国、苏联深度介入的一幕「战争与和平」的大戏，非常戏剧性，当代中国的文武百官、名流雅士一一登台，阴谋与梦想齐飞，红白共处天一色。当年好汉，现在无一幸存。留下的唯有「不准革命」，还在大陆当作佳话相传。因为故事的下文是毛和他的共党共军，在内战中把国民党和国军打得落花流水，建立起一个共产党新王朝。像数千年改朝换代一样，大家都奉「成王败寇」为真理。连斯大林也认了错：「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於是暴力成为国家的图腾，林彪更加以发挥：「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不过，历史并没有终结。六十多年前铺陈的这条武力夺权之路，已有几代人挣扎前行留下斑斑血迹，承受暴力革命与专政的痛苦。亿万民众对中国革命及操纵这场革命的共产党的质疑，来自切身感受。例如那个「米高扬报告」事件，米高扬1960年曾揭露斯大林1948年回覆毛泽东表示夺取政权後，要取缔所有政党，实行一党制的电报。斯大林明示不同意，要求中共组织联合政府。——仍然是重庆会谈的思路。於是，1949中共建国有民主党派进入中央政府任职，并被宣示「长期合作」。可是没几年，毛就将那些追求民主建国的合作者打成右派，全部赶出权力机构，实行一党专政至今。

　　毛自白一生只做了两件事：打败国民党、发动文革。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崇尚暴力。无异说，毛自认一生，就是整人、杀人，国计民生，何足挂齿。他以杀戮为乐。他信奉列宁、斯大林，只因他们是两把杀人的「刀子」。坐井观天，完全无视时代的进步。治国瞎折腾，一无是处，终於发动反修，死於反修。六、七十年代不仅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时期（如亚洲四小龙），也是苏东集团步入修正主义的成熟阶段。毛却把偌大一个国家一个党，拖到万劫莫复的绝境。中共当局只看到反修、文革给党和国家造成的损害，而不敢承认，毛邓之反修，政治上反动、道德上忘恩负义的恶劣性质。

　　而在苏联发生的一切，只是反映从第二国际到列宁革命、斯大林专政，再到二战後修正主义泛起，而後民主化转型——这条历史轨迹上的必然过程而已。可否认为，发迹於西欧文明的国际共运主流的演变，必将回归到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上来，成为当代普世价值的一部分？
　

否定暴力夺权，实现军队国家化

　　毛那一代靠在江西杀人放火起家的山大王当然不能理解苏东的演变，但是成长在全球化的中共第五代应该有所不同，这是我们对习近平毫无历史感，拿苏共八一九政变说事感到吃惊的原因。

　　中共至今还在延续毛崇拜。中共十八大居然将毛的灾难性政策造成的「严重曲折」，曲解成为党「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学者指证，所谓毛时代奠定的基础，就是苏联援建的前後共达三百三十个大中型项目，还不算导弹原子弹，而且绝大部分都是赫鲁晓夫时期提供的。）

　　毛以来几代领导人动辄以「亡党亡国」作警告，作政治动员的绑架。更成为今天抗拒政治改革的凭据。那麽，本文的回顾，含义就在於，指出这种建立在「枪杆子出政权保政权」的暴力论基础上的党和政权，没有历史的必然性，将蜕变而灭亡。用枪杆子打下来的政权的合法性，只存在於短暂的革命时期。当共和国的立宪时期开始，革命党与政权就必须转型，实行宪政民主，这是死亡，也是再生。一九四六年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就是一次伟大的转型。中国宪政民主的大门，已经打开。不仅有国际的强力支持和人民的热切期待，中共甚至都已作出过交枪的回应。

　　但是，毛的枪杆子主义占了上风。他嫌在国民政府「做官」不过瘾，不惜血染中华，打平天下做皇帝。无视一个合法政府怎能容忍一个武装割据的特区存在，内战的实质无异於造反作乱。历史无情地证明，毛共以武力推翻合法政府後，建立的是一个无法无天、残民以逞的独裁政权，其施政之苛暴，超过中国历代王朝。六十年变迁，却毫无还政於民之意，企图打造一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共产党法统。

　　苏共确实在中共夺权中，功不可没。但是，它也确实在战後一再主张中国和平统一。中共上台後，不是没有机会，纳入国际共运的主流，追随苏共的道路，真正「走俄国人的路」，在战後的修正潮流下，实行民主转型。我们熟读中共党史，确知该党也有一批明智的忧国之士，但他们不敌独裁者的横暴，九死一生而浩叹大国沉沦，积重难返。

　　这就是今日中共领导面对的形势，挑战是艰钜的、历史性的。可以相信，针对中共传统，在政治改革的举措之前，必须冲破暴力专政的思想牢笼，将军队国家化摆在第一要务，取消中央军委，让武装力量的指挥权像1954年宪法规定的那样，回归国家主席，以取信於民。宪政民主才有实在的前提。

　　（初稿原载开放杂志2013年五月号，此系5月8日修改稿。作者：开放杂志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