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千年8
第七章
普通犯人基本生活情况（3）
秦永敏
劳动
1历史
1949年，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政权的暴力夺取和垄断，它改变了从前“优待俘虏”的政策，例如《新华文摘》几年前一篇回忆叶剑英任北京市长兼军管会主席时，半年内就在200万人口的北京抓了5万人，这种情况全国都差不多。尤其是所谓“镇反”之后，所有前政权的党政军特人员一律抓捕，大量参与国内战争的前朝人员被“镇压”也就是处死。
但也不能把所有这些人杀光，没杀的人，就都送进了劳改队。
劳改队是从苏联学来的，说白了就是奴隶营，方法非常简单，就是将抓来的人当做奴隶，强迫他们完全依靠体力，或者用手工工具干活，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干，只给他们最低限度的生存开销——裹体之衣，裹腹之食，避风之所，却拿去他们的全部劳动所得。
和北京差不多，当时湖北近两千万人，被当局抓捕的有几十万，分别关押在几十个大小劳改队，这些劳改队没有撤销而最终保留下来的就进化为了监狱，但是，在1990年代以前它们是不配也不敢称为监狱的。因为监狱的看守严密得多，各方面条件好得多，管理上也正规得多。
国民政府时期，湖北省有5所监狱：
湖北省第一监狱（内有省属看守所）：位于武汉市武昌龟山脚下，只能容500人。
后几经变迁，成为现在的武昌监狱（3000人）的前身，搬到了白沙洲，原址已成军营。
武汉市第二模范监狱（内有市属看守所）：位于汉口宝丰路，能容两千人，是当时全省最大的监狱。
现为武汉市女子监狱，规模扩大了一倍，前些年有很多分部（分场），关的人更多。
荆州第三监狱：位于荆州古城，只能容500人。
现在还是叫荆州监狱，扩大到3000人。
宜昌第四监狱：位于宜昌城内，只能容500人
现在为宜昌监狱，扩大到3000人，是湖北省监狱系统几十年来一直办得最好条件也最好的监狱之一。
襄阳第五监狱：位于襄阳古城，只能容500人。
襄阳监狱情况我因在那里（襄樊监狱梁坡砖瓦厂）关了六七年而特别熟悉，中共建政后，。它在全市范围内增加了多处关押点——梁坡、东门外、南山、沙洲等，仅梁坡就能关押三千人，高峰时期关押总人数在6000以上。但随着法制的健全，押犯人数开始减少，关押点也相应减少，襄阳古城内的原址已经被贱卖，总部搬到了梁坡。
可想而知，荆州监狱和宜昌监狱的演变情况也大同小异，中共建政后都经过了多点关押以扩容的阶段。
就以上五所监狱扩容十倍看，和人口增长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应该说是正常的。
但是，中共建政后一口气抓了几十万人，这五所监狱哪里容纳得了？
在此之外，湖北当局在1950年代还另建了几十个劳改工厂和劳改农场！
这些地方才是中共政权得以巩固的奠基石，一方面它们把中国五四以来成长起来的社会精英大都消灭在其中了，另一方面，这几十万人作为新政权的奴隶又赤手空拳地为当局提供了大量急需的粮食和基本建设用品。仅沙洋农场群就曾关押一二十万人，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为当局提供粮食，直到90年代以后，还改建成了十四所监狱。另外，武汉周边至少有八个新建的劳改单位，襄樊周边也有几个，这就是现在的武汉监狱群（8个）和襄樊监狱群（3个）的前身。荆州地区江陵县则还有万人劳改农场，叫江北农场，即现在的江北监狱，黄冈地区则有黄湖农场，黄石市有黄石采石场。总之，中共建政后大办劳改队，劳改队遍布全国，仅湖北就有几十处，汉阳监狱的前身湖北省第一新生砖瓦厂就是其中之一，而湖北省仅所谓的“新生砖瓦厂”就有八座，这样，此处所有关于汉阳监狱砖瓦厂即第一新生砖瓦厂的可怕现象都不是其独有的，而是在所有砖瓦厂共有的。
题外话，2010年以后的湖北省一共有34所监狱，也就是在民国基础上增加了29个，将近是它的7倍，这还不算容量的翻倍和已经消亡的那些劳改队。
1951年，中共军队的一个师长受命到汉阳县开辟两个劳改队，为其大兴土木提供基建材料，这样，他就带着几百名部下，押着两千多名前政权的党政军特人员，来到这里强迫他们进行非人的劳作。据汉阳监狱狱吏说，这些被强迫劳动的人中包括中共电影《南征北战》中的“张军长”，不过，此人不是在这里，是在汉江上游，和这里相距30华里、同样在大堤边上的那一处地方。那里后来建起了“湖北省第二新生砖瓦厂”，也就是蔡甸监狱的前身，那里其成员包括大量县团级以上的国民政府的军政人员。相对来说，后来的汉阳监狱这里的人员级别就低一些，主要是县团级以下的，这里建起的是“湖北省第一新生砖瓦厂”。
中共军人强迫民国军人和政府工作人员一天进行十六七个小时的体力劳动，美其名曰“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当时，中共军人以农民为主，民国军人则有许多知识分子。民国政府工作人员更集中了大量知识精英。为了美化自己贬低对方，中共军人以“（体力）劳动光荣”为标榜，把知识精英说成是“寄生虫”。早在100多年以前，马克思的偶像黑格尔就指出“现在是人类头足倒置的时代”，用脚走路一天走不了一百里，还离不开地面，用头走路则可日行万里并且冲出地球。然而，愚昧的中共军人却以他们干体力活比知识分子强而自命不凡，以高傲的态度向这些劳改对象演示一番后，就强迫他们没完没了的干去。
这里叫袁家台，是大片沼泽地旁的一个高处，紧挨着汉江大堤，中共军人来到这里将原本各有其主但此时已“收归国有”的土地（本世纪后汉阳监狱将其中的一半卖了出去，典型的爷爷抢来孙子卖）用石灰画出个警戒线，就在线外让荷枪实弹的大兵站岗，把源源不断送来，仅随身带着自己的衣被的前政府人员圈在里面，谁敢擅自走出警戒线就一枪打死，一些因公派出警戒线外干活而被大兵误会为要逃跑开枪打死的也白死了，为了避免麻烦同样以逃跑被打死论处。此后的许多年里，用这些民国人员苦干换来的钱，先是买来了铁丝网把他们网起来，然后用他们生产的砖把他们用矮墙围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一批批的死去，这里的墙也一年一年高起来，这里的模样更一年比一年像个监狱了。
且说，让他们自己动手搭建窝棚作为临时栖身之地后，立即开始强迫他们干活，让他们领取铁锹，扁担，竹筐，木模和手工制砖的全套工具，每天天一亮就来到工地，就地挖土挑土，运到工地，捣碎和熟，发水搅拌，然后堆好，开始用削稀泥的弓划开，使劲摔进木模，再用手摁紧擀平，用弓划掉多余的，再反过来往平板摔，这才做出四块砖坯，其中往往还有不合格品，那就白干了，不算数的。用这种原始的手工生产方式，一天得做出1000到1200块才算完成任务，就是身强力壮的人也很难很难，况且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呢？何况是在长期吃着最恶劣的食物——发霉的糙米和水煮的白菜萝卜的情况下！
更重要的是，这不是做三天五天十天八天，而是天天如此没完没了，就是身强力壮的人长此以往也会拖垮！
当然生产砖瓦并不仅仅是做砖坯，还有挑土，挖土，运送砖坯，装窑，烧窑，出窑，码砖，运砖，所有这些活都被当局精细的算计过了，凡是头等劳力干的活，没有一样不是叫人抓紧一切时间拼命干也难以完成的。尤其是装窑和出窑，装窑的人每天要把一二十斤重的砖往上传一万多次，出窑虽说是往下，却要冒着六七十度的高温，要在对面难见人的窑灰里干活，要冒着随时被烫伤砸伤的的危险。在这里，白天所有的人都成了干活的机器，有半点叫中共大兵们不满意的就会以“抗拒改造”为名作为典型予以处罚，殴打，捆绑，吊起来，关禁闭。肉体处罚之外，还要加上批判，斗争，在全组、全队面前听人“揭发”“检举”，甚至全场犯人面前挂牌示众，把你从精神上压垮，让你觉得你没有能力像畜生一样干活你本身就不是人！如果你有半点不满的表现，和这仅仅是狱吏认为你不满，就可以对你进行“镇压”打伤打残打死就看你的命了。因为奴隶般的劳作只是一方面，中共对他们更注重的是“改造”，每天收工以后不是他们轻松的时候，而是更为可怕的精神折磨的开始，作为题外话在此不多说，只举一个例子，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团长，孔武有力，干活难不倒他，可就是“不认罪”，任何时候开会发言他都要说“我们没有错，是共军钻了我们的空子才把我们打败了”，结果每次开会都要挨打，不久就打成了一个傻子。在这里犯人之间严禁说话，发现两人关系好就要求互相打耳光，从而让其反目成仇。久而久之，这些人要么被拖垮，拖死，要么就真正成了没有人格、没有灵魂的活死人，像那个团长的是极个别，其余的都是为了活下去不惜出卖人格，出卖灵魂，一心巴结当局，为了一点吃的也什么都做得出来的人了，总之，最后都求生压倒一切
就这样，由前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作为奴隶把汉江边上的一片荒滩变成了一个劳改工厂。不过，这个劳改工厂在随后的三十多年里为当局上交的并不仅仅是砖瓦，也包括粮食和副食，在其外围有着几百亩地生产粮食和蔬菜，也养鱼、猪、鸡。养鱼的地方就是为做砖挖成的大池塘里，那里曾有大量劳改犯死去，所以鱼长的特别肥。不仅如此，在汉江的对岸武汉市东西湖区（当时叫东西湖农场）还有上千亩地和一个中队。可想而知，这是怎样的一个自给自足的奴隶庄园。
不仅这里，从五十年代开始，全中国的每一个劳改队都曾是这样的奴隶庄园，并依靠奴隶劳动一点点发展起来。
湖北省第一新生砖瓦厂就这样在民国党政军被捕人员的奴隶劳动中建起来了，。
70年代，国家开始对其进行投资，开办了一家塑料厂，包括三个分厂，生产塑料薄膜的吹塑分厂，生产电业产品的电缆料分厂，生产模压产品的注塑分厂
这时中国已经相对稳定，当局开始在劳改队推行正规化，认为工业化是劳改单位的发展方向，劳动条件和福利开始向社会工厂看齐。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差不多是整个80年代，市场刚刚开放，社会上的私营工厂还没有发展起来，劳改工厂凭借国家投资的强大优势走红一时，其产品自销的结果是利润大增。
这样，就国家进行过重大资本投资的那些工厂而论，效益上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例如后来倒闭的新生玻璃厂，附设在第二新生砖瓦厂的江汉轴承厂（后来也倒闭了），都因效益极好而增加犯人福利，降低犯人的劳动强度，劳动时间也限于八小时之内，奖金也达到社会上同等劳动的两三分之一。
可以说，整个80年代，是中共治下中国劳改队里生活最好，管理最宽松，劳动强度最小的时候，虽然这时候发生了“严打”那种极端作法，虽然劳改队里也存在各种严重问题，虽然砖瓦厂的情况也没有什么改变。
由于劳改单位进入市场之初效益很好，缺乏远见的劳改官员们都以为从此会一帆风顺蒸蒸日上，也就都认为八小时工作制、高奖金高福利、摆脱劳累的砖瓦生产（因吃土厉害，80年代国家就在考虑关闭砖瓦厂，寻找替代建材）的好事对犯人而言已在眼前了。
然而，市场经济催生的私营企业的迅猛发展很快打破了官商的好梦，90年代以后劳改工厂效益迅速下滑，并且由此一蹶不振，社会上的中小国企还可以转产改制，劳改队里则只能一拖倒死，这样，90年代犯人首先是福利没了，而已经习惯于高奖金高福利的狱吏则眼看比起社会上的许多人越来越穷，把手伸向犯人弄钱的风气也就越刮越盛。
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随着前段时间的大发展，劳改队的条件有了不少提高，国家的监狱管理政策也发生了向国际主流回归的变化，这样，就是在90年代，中国的所有劳改队一率改称监狱。
只要机器工厂不倒闭，使用机器生产的犯人就累不着，这也正是我来到汉阳监狱时作为吹塑分厂的老五队-二监区的基本情况。
2五队状况
1999年2月11日我被送到了汉阳监狱老五队，此时已改称为二监区，当局为我专门成立了一个绿化组，连我一共有五人，同室的三个人是专门对付我的，此外还有一个贺敏捷，他是唯一种过花的，我们这四个人的劳改活就是跟着他种花，其实这个队里就那么几十盆花草，哪用得了这么多人？一方面这不过是把对我的严密监控包装起来，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此时这个队没什么活干的缘故，所以多安排些人围着我转也没关系。此时这个队闲到几百平方米的风场和大厅就有三个人打扫，不过，这种日子当然是长不了的。
此时老五队的车间作为吹塑分厂，每天还在两班倒，早班6——14点，晚班14——22点，这当然和社会上一样。这是因为这一年生产还勉强有一点利润，但也没有多少活干，差不多每生产一段时间就要歇同样长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犯人的工作时间不是问题，上工只是操作机器，也没有什么劳累可言。
不过，这时也有一点值得一说的事情。
一天收工回来，负责技术的狱吏潘景强马上集合全队犯人，把当天生产的农用塑料薄膜拿来几大块大发脾气：“现在效益本身就不好，算是勉强保本，为了把客户留住不赚钱也要干。你们现在还搞邪完了，做这点事都不负责任，生产过程中都搞么事去了？你们自己看看，
又是厚薄不匀，又是大窟窿小眼，不仅浪费了工时浪费了电力，连原料也浪费了。这是你们自己造成的，想就眨个眼算了？没得那好的事！你们这一个班的人都要赔钱，从你们账上扣，调度胡良斌首先要赔，现在我宣布赔偿数字：胡良斌90元、、、、、、”
从狱吏角度看潘做的完全正确，否则还不知会因犯人不负责任浪费多少财产，但是，犯人本身就是奴隶劳动，创造的价值全部被无偿占有，现在还要从家中倒拿钱来赔偿，这又说得过去吗？
顺便说一句，正是这个因为戴眼镜而绰号叫潘瞎子的潘景强，是我所知道的汉阳监狱狱吏中的第一个寡廉鲜耻的家伙，他到处借犯人钱不还，公然敲诈勒索，十年后终于害人害己现世现报！
次年情况就不同了，刚一开年准备生产，监狱就马上叫停！
原来，销售人员发现汉阳监狱购买的原料价格，居然比其他吹塑生产厂家卖出的成品还贵！
天下有这种巧事吗？显然不是一般的上当受骗，因为作为有几十年历史的老厂，人家销售方为了长期向你供货决不会做这种杀鸡取卵的事，说白了只有一个原因：汉阳监狱采购人员在大肆贪污。
这样，从2000年开始，汉阳监狱老五队的吹塑分厂正式倒闭，全队犯人玩了几个月后，监狱决定先把剩下的原料生产完再说，事已至此，生产出产品来卖一点钱算一点，不管怎么亏本总比被扔了强。
顺便指出，严小平的传统的精神控制方法也只能在此前那种少有的没有劳动压力的阶段生效，如果不是机器生产提供了劳动时间短、劳动强度小的客观条件，那么在令人难以承受的劳动压力下，不择手段的恶性竞争必然使他的那些办法根本没法施展，可叹的是，严小平这家伙运气太好了，就在犯人无休止劳作的“崭新历史阶段”袭来之前，他就幸运的开始高升了，而且由此进入了升官的快车道。
吹塑生产既已下马，2001年开始，老五队只好找些手工活来干，这一年先后做的四件事有三件事是向日本出口的，另一件事是向美国出口。
首先做叮当机器猫手袋，这是日本小学生装学习道具用的，黄色劳动布上印着叮当机器猫，就为这日本小学生才喜欢，也就为着这个中国厂商必须贴牌，每贴一个必须交专利费五分钱，布袋的上方穿着两个小木棍，中间空着一点以便用手提，简单至极的东西，原料和制作都是中国人负责，日本人却平白抽取一半刘润。
其次是生产“御割箸”，也就是筷子，这东西需要大量木料，日本人为保护环境自己不生产，专门从国外进口，也因为附加价值太低，日本劳动力价格高，生产它划不来。这样，认为有利可图的中国就接了过来，而中国监狱里的劳动力又多，何乐不为？运来的原料已经切割好，我们的工作是进行包装。
第三件事是手工加工供出口美国的圣诞灯饰，这一年汉阳监狱还只是为其他监狱协作，大概也是一个熟悉过程，搞了一两个月，我没有做，也没有注意。
再后来，是一批已经做好的裤子，让我们做最后的加工，为这事，严小平专门找到我，让我钻眼订挂牌，他给我的任务我一直干到夜里九点才做完，弄得手疼眼花，下决心第二天不干了，否则我的写作计划全泡汤，巧的是第二天恰逢全监狱中层干部大调动，严小平调走了，这样，我也就没有再被狱吏分配干什么活。
这些情况也就是说，从2001年开始，老五队的犯人已经因为告别机器生产而开始从事没有时间限制的手工活了，由于还没有把做这些活和汉阳监狱的生死存亡——尤其是汉阳监狱狱吏的基本工资联系起来，犯人虽然不时干到晚上九十点钟，也还只是偶然事情，但是，再往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恰在这时严小平调任教育科长，老五队从独立监区降格为分监区，也就是从二监区改为15分监区，并且由此开始专门从事手工加工生产，与此同时，汉阳监狱因为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而必须依靠犯人的手工劳动来养活了。
这样，2002年就成了老五队犯人生存状况恶化的转折点，从此开始，每天干14小时以上的活成为常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今天，而问题最严重的则是第二个年头2003年。
2002年，由于开不出狱吏的工资了，又没有任何生财之道，汉阳监狱只好上下总动员，号召狱吏和犯人都来想办法寻找生财之道。
年一过，指导员刘勇就在全队犯人中动员，要大家都和家人联系，只要能找到赚钱的业务，其本人的减刑优先不必说了，业务提成也和社会上一样，保证不低于同类标准。
然而，这年头钱岂是那么好赚的？
汉阳监狱老五队病笃乱投医的结果，是终于在犯人中发现了一个人才，那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曾红极一时的储运安，他因把一个破产的国营小企业起死回生而在武汉成为风云人物，继而因大量化公为私判处重刑。专门从外队调来的储运安也果然不负众望，马上替五队联系了一家服装厂，于是汉阳监狱花20万为引进该厂作环境整治，厂房改建，说是要生产高档服装，产房内要安中央空调，年产值要达多少多少，对生产工人提出了不少要求，一个在社会上当过裁缝的小跛子主动要求去干还给拒绝，并宁可为强迫他干别的活他不干而将他关了小号，很快缝纫加工车间高了起来，也风风火火的干了几个月，还强迫做缝纫的犯人都交50块钱拿了蔡甸区发的《车工证》，然而，刚上马两个月，汉阳监狱准备找厂方要工钱的时候，厂方却扔下不值钱的几十台旧缝纫机走了，而储运安也在此之前就调到了其他队。
结果，老五队的这次引进“外资”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让汉阳监狱倒赔了一大笔。
开始急眼的汉阳监狱老五队管他蚊子苍蝇到了口里就是肉，在社会上承接了一些加工费极低的歪活。
其一是为中共谴责了几十年的“封建迷信”活动服务，接来一批烧香拜佛用的锡纸生产活，先是把锡箔锤成锡纸，这一道工序由和老五队合并成一个监区的基建队也就是16分监区干，然后把已经锤好的锡纸一张张挑开，并且和同样大小的白纸放在一起。这个挑锡纸看起来很轻松，却因一天要挑两三千张而极其疲惫，它又薄又易破，挑破了就不算数，故又费眼睛又费神，更可叹的是，锡纸里面含铅，弄得一手黑色是小事而且有毒，碰到身上就痒，时间一长就烂——铅中毒！犯人卢昊就因此双手发黑，肿得像馒头。
至此，中共当局没有意识形态可言，只有生存需要的本质在这里也表现了出来。
表现得更彻底的是，为了赚一点养命钱，居然不惜协助社会上的诈骗集团！
这就是给风行一时的以提供“致富信息”为名骗取贫困无知的边远地区农民为目的的单位——所谓的’“科技信息服务公司”——写信封。
这些诈骗集团从各种歪门邪道弄来数以十万计的信封和地址，通过向地址上的人发出诱人的虚假广告信息来骗取他们的汇款，汇款在一百元左右，这在此时并不是一个小数字，但对一心想发财的穷人来说也勉强出得起，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人上当他们就有利可图。广告的内容五花八门，一般都涉及一两百条所谓信息，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然后杂以由此时来说极有诱惑力的各种坏人心术的骗人招数。接到汇款后他们就把印着具体内容的小册子寄去。
这种所谓的“科技信息服务公司”还为数不少，我曾记下了其中一个的基本情况：
主办单位：武汉市富达科技有限公司
寄送材料：《99特快专递》
寄信汇款地址：武汉蔡甸汉阳大街901号
内容：1赚钱金点子
2麻将百胜冠军
3顶级认牌道具
4男欢女爱
5春宫密事
6皇宫春方春药秘方
也就是说，汉阳监狱作为行政执法单位为了自己的生存，不惜配合诈骗集团向社会上出售诈骗、赌博、和黄色下流的乱七八糟的方法！
另一个题为《金钥匙》的诈骗材料，则教人如何“让水变成油”，懂一点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有一点阅历的人也都知道，这是一种流传广远的诈骗之说。
不仅如此，汉阳监狱还是明知故犯，非常卖力的为诈骗集团服务。由于那些信封是随机收集的，很多明显不可能上当，也就必须加以排除，否则会降低诈骗成功的概率，这样，分监区长刘明文向犯人提出了“十不写”的要求，我记得的有：
1大专院校不写
2政府机关不写
3大中城市不写
4中小学也不写
5发达地区不写
如此等等，说白了，专门寄到边远农村的无知农民手上去，好骗取他们中发财心切者的钱财，人家本来就穷，汉阳监狱还要利用他们的发财愿望骗取他们的钱财！这且不说，狱吏平常还要“教育改造”犯人，说些冠冕堂皇的假话，现在却安排犯人以诈骗来为汉阳监狱赚钱，这是什么道理？显然，随着中共政权搞共产主义破产后演变成为官僚专制资本主义政党而在道义上破产，中共监狱不仅在经济上破产，而且在道德上和法律上也都破产了。
2003年，是汉阳监狱历史上最黑暗的年头之一。
现在，随着吹塑分厂之后，电缆料分厂也倒闭了，注塑分厂虽能勉强维持，效益也大不如前，更可怕的是，唯一收入来源砖瓦厂也效益不彰。与此同时，多年来将大量狱吏家属弄进狱吏队伍造成的巨大开销的压力也突出出来。狱吏甘霖告诉我，汉阳监狱狱吏人员超编已达40%！支出剧增，收入锐减，结果会怎么样？
连年巨额亏损使汉阳监狱的狱吏连工资也发不下来了。
这种情况下，多血质的监区长王望明以他饶舌的性格对全队犯人说了一次大实话，在一次点完名训话的时候，他像喝醉了酒一样的说：“监狱开会下达今年的生产任务，要求我们去完成十八万的收入任务，我说（说到这里他微妙微肖的装快瞎的人眨巴眼），光凭两只手叫我们上交这么多任务，我怎么也看不到前途啊？不管那些，现在，汉阳监狱处在最危急的时候了，以前所有的收入来源都在枯竭，全靠你们的一双手把它撑起来！你们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我，不仅要养活我，还要养活我的家人，整个汉阳监狱都要靠你们的双手做出来才能维持了，目前的形势就是这样。”
做什么呢？
做灯饰。
做出口美国的圣诞灯饰。
美国人这年冬天以火树银花不夜天迎接圣诞时，自然谁也不可能想到，他们的快乐是建立在中国劳改犯、劳教犯每天24小时的赶工上的——比美国当年的黑奴还要辛苦！
为什么说还有劳教犯？因为这次从事灯饰生产的不仅是汉阳监狱，还有武汉女子监狱，更还有武汉市汉南劳教所，三个地方上万名劳改劳教人员同时从事灯饰生产。而他们共同服务的对象，则是一家叫“金明春”的公司，像这样的公司据说还有十几家，都是在欧美接了单以后自己只生产原件，加工则全部外包，主要就是包给监狱劳教所，以极低廉的价格让这些人的无偿劳动为他们创造利润。
为了养活汉阳监狱，这次各个养闲人的地方真正是开始减人了。孝感籍犯人赵健入狱已有五六年，原本一直靠“关系”呆在伙房里，每年给“关系”两千块钱，这一年要价陡然涨到五千，他家实在拿不出来，就这样，被迫和三十名从伙房一起赶出来的犯人下到五队，一下来就被迫参加了灯饰生产。
正是这批原本在伙房享受，现在却因出不起暴涨的“保护费”的原“关系犯”，成了杀鸡吓猴的对象。由于他们刚来，这里的狱吏对他们都不熟悉，也就没有什么情面，由于他们懒惰惯了，都干不了什么活，由于汉阳监狱狱吏要依靠他们的手工劳作拿到工资，否则自己和家人就没有饭吃。这样，就该他们倒霉了。
一来老五队，次日早上五点钟他们就被迫一起出工，分监区长刘明文向他们训话道：“你们的任务，是三天内学会，第一天完成一半，第二天完成百分之八十，第三天完成同等任务，从第一天开始，完不成任务的就要接受惩罚，到第三天，再完不成任务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客气讲了。”
在伙房时，他们每天夜里赌博、闹腾忘了时间，总是到夜里十二点以后才睡，早上睡到八点才懒懒散散的起来集合，到伙房后则忙于为自己弄吃弄喝，从没想到会成为奴隶般的劳动力。人都是不甘心社会地位陡然下降的，这样，这三十人不是梦想回伙房去，就是打算顽抗下去，当天哪有几个想干活？以为痞一痞，赖一赖，这里把他们没有办法，只好让他们像前几年一样由你去。既然大家都不怎么干活，当然就法不制众。
晚上十点收工时，值班的狱吏陈立强一问，气得大骂他们：“你们这些婊子养的不知死活！在伙房吃绿了眼睛，这点任务还没有几个人完成了，老子这人是好说话的，本来要求是哪个不完成对哪个不客气，老子今天只惩罚一个！”
说完把做得最少的叫到面前，伸手就给了一耳光。
“你们记着，”陈立强又训道，“明天不是我的班，你们只管不完成，下次老子的班不完成老子要把你们打废几个！”
当下这些伙房来的没人敢吭声，事后则还是满不在乎，作为犯人被狱吏打一巴掌踢一脚这种事天天有。
自然，第二天多数人还是没有完成任务，又有一两个人挨了打，他们仍然没有在意。
到了第三天，因为已经加到和原来的人一样了，除特别自觉的人以外，到夜里十点钟其他的都没有完成。
这样，集合点名后，狱吏姚平，陈立强、罗长生、刘骏等虎视眈眈的站在一两百名犯人前面，一个个都发狂了似的，大叫大骂。深夜收工时这么做，这还是前所未有的架势。分监区长刘明文更是穷凶极恶，他咆哮道：“早就更你们说清楚了，三天之后完不成生产任务的就要受惩罚，这是硬指标，没有客气讲的，监狱压我们，我们就要压你们，至于我们用什么方法，第一你们看你们是什么人，第二你们看今年厂里是个么形势，不管你们怎么想，今天晚上我们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叫统计把今天做得最少的叫来！”
犯人统计员立刻把名字说了出来。
刘明文厉声喝道：“你站出来！”
大胖子王某满不在乎地站到全队两百人面前，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你明天完不完得成？”刘明文问道。
“那哪个完得成？”王胖子满不在乎的回答。
他话音没落地，狱吏姚平第一个冲上去一拳把他打倒，陈立强等几人随即跟上去不停的用脚踢，真真是把他往死里打，边踢边骂边问：“你妈的，敢抗拒改造？”“老子看你敢完不成？”“你个婊子抗劳打死了白死！”
那家伙被打得不省人事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后，几个狱吏才气喘嘘嘘的停下来站在旁边去了。本来就忙得筋疲力尽的犯人们面对这种恐怖场景自然大气都不敢出，尤其是伙房调来的，他们每一个人都得过这一关了。现在，他们才知道形势的可怕。
“倒数第二名是哪一个？”刘明文又问。
统计员作了回答。
“站出来！”姚平大叫道。
“你明天完不完得成？”刘明文对站出来的问道。
这个家伙虽然吓怕了，面对那么多的活，只好实话实说：“我尽量做，实在是完不成也没的办法。”
“你这个婊子养的没得办法？”在特警队就以打人出名的姚平正站在他侧面，又是第一个出手打了起来：“老子有办法！”
这样，又一个被打的躺在地上了，不过，这一次其他人到没有像对前一个那样凶狠，象征性的踢了了几脚。
“第三个！”刘明文又叫道。
早已吓怕了的这一个好汉不吃眼前亏，赶紧回答：“完得成。”
犯人本身绝大多数都是滑头，没有谁不是见机行事的，况且此情此景中根本没有选择，这样，接下来问一个回答一个，个个都是“完得成”。
能够有这个结果，当然对双方都不错，其他犯人躲过了挨打，狱吏们也要到了完成任务的承诺。
“这两个家伙抗劳，”分监区长刘明文冷笑道，“以为我们把他们没得办法，我们办法多得很！这是专政机关！没有制不服的。现在把他们送到禁闭室去！”
就这样，狱吏姚平指挥几个犯人把王胖子拖上板车，让那一个跟在一起，把他们直接送进了小号。
“我要警告你们伙房来的这些人，”刘明文又说，“莫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你们有本事调回伙房我不留你们。在这里一天，就要完成一天的任务，哪个完不成，他们就是榜样。记住，你们今天都保证了明天能完成任务，就看你们明天兑现了，兑现不了的，一样作为抗劳处理，跟他们一个样！另外，我们也还是向你们提供条件，从明天开始，头一批完成任务的晚上8点钟收工，第二批完成任务的晚上12点收工，早上出工的时间不变，还是4点半起床，5点钟出工。今年的形势就是这样，谁来也改变不了。我们也晓得大家很辛苦，我们也陪着你们在熬，不管怎么说，任务必须无条件完成，完不成的一律作抗劳处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随后的几天里，又有多人被狱吏群殴，就这样，拳脚相加的高压加一天20小时的劳动时间相结合，绝大多数人都能完成为美国佬2003年12月享受圣诞树的快乐所需要的灯饰了。
但是，仍然完不成的怎么办？
带回监舍继续做，不完成不准睡觉。
于我来说，情况到没有什么改变，只是被强盗头子杀人犯死死地看着，这两个恶棍因为看着我也不必干活，自然也就表现得格外卖力。
一开始，这个队还有六七个不干活的特权犯，就是宣鼓、卫生员、防火员加三个日夜值班的值星员，60多岁的老犯人董光炎和李继南留在监舍打扫卫生，也没有做手工活，此外工地上还有几个值星员不干活，调度、统计也是每天出工但不干活的。但后来他们大部分人也被不时的安排一些事做了，但一般也只做半天。
其他所有犯人都有定额，完成不同的任务，包括穿灯泡，拉边，组装，用双手不停地忙碌着。
应当指出，干手工活和干体力活大不相同，身强力壮块头大不仅没有好处，而且肯定不行，当然这种手工活也要点力气，但是是手上的力气，更主要的是要依靠手的灵巧，所以，很多大汉反而做得很慢，另外，那些手不灵巧的人也做得慢，相反，做得快的多半是个子小，长得瘦的。
由于人手紧张，干脆说，由于人再多也不够，我的种花师傅，绿化组的编外成员，精瘦的贺敏杰，早就被安排干活了。
此时，他已经得了种不知什么病，住院一段时间以后因为那里管得严，穷病人受欺负，主动要求回队了。既然回队就必须干活，此时他病已重，形销骨立，却是全队做得最快的，居然在每天晚饭前就能干完！这天因为是接见日全队休息半天，活没干完的人把事带回来做，他因为没事做给人家赶忙，由于已经蹲不住了，居然把两个腋窝当支撑点，将膝盖头顶在腋窝里蹲着！就这样，做起活来还叫人眼花缭乱，一双手的高度灵活真叫人赞叹不已。我见了对他说：“你病成这样还在干活？”他说：“这种活难不倒我，我每天下午就能干完，这是在给人家帮忙。”“你要去看一下，瘦成这样肯定有病。”他有气无力的说：“医院里太黑了，是叫我住，我不想住下去了才回来的。”我说：“有病还是要看啊。”他应道：“这两天蛮不舒服，等一下是打算再去看一下。”
怎么也没想到，这天下午贺敏杰到医务室一看就没有再回来，两天之内汉阳监狱就破例给他办好了保外就医手续，一回到家中后他就死了！
做这种手工活的顶尖高手死了，做不好这种活的人却大量的活着。
从三月底开始，每天夜里我在三四点钟起来上厕所时，都可以见到还有十几个人在大厅里干活，也就是说即使他们马上去睡觉，这个夜里也只能睡上一两个小时了！
4月5日，也就是清明节这天早上，5点钟我起来晨练时，大厅里居然还有四五个人在干活，包括我的街坊，住红钢城6街坊的刘国强，以及胡治方，容乃忠，黄子金等等，这时，值班的狱吏姚平进来对犯人值星员谷有运说：“叫他们集合！”
谷有运50多岁，是个心狠手黑的毒品犯，此时不知是为了巴结狱吏，还是天良发现，马上对姚平报告说：“他们几个一夜也没睡，现在还在搞。”
姚平“嗯”了一声，又对谷有运说：“快点喊集合！”
转身就走了出去。
面对这一情况，我心情自然极为沉重，人都是人，我一天要睡三次，晚上6、7个小时以外，中午要睡一个多小时，傍晚还要打个盹，哪怕傍晚没打盹，人也像生了病一样难受，他们整晚整晚不睡觉，时间一长还活得下去吗？
为此，这天白天监区长王望明偶然进来时，我很难开口，却不得不说：“王区长，这个情况你也清楚，现在很多犯人整夜不能睡觉，一晚上一晚上的在干活、、、、、、”
“劳动因该是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惩罚。”
监区长王望明显然也有想法，却没法跟我说，扔下这一句话就扭头走了。
我无话可说。
是啊，就是我处于他的境地，又能当救世主吗?不是犯人通宵干活，汉阳监狱上上下下就都得没有饭吃！作为上传下达的监区长，他能怎么办？
即使监区长大发善心，监狱上下也未必能容忍——这干系到他们自己的生存啊。
我本人的生活一如既往，不过，这也是强盗头子对我盯得最紧的时候，一见有人对我说话就去报告，以此表明他没有闲着，我则以各种方法避开这个坏蛋，尽量和一般犯人保持点联系。每天天不亮我起来跑步的时候，正是他们准备集合出工的时候，也是我和少数几个犯人伺机说上几句话的时候。
这天早上我跑到西头绿化园门口时，回族犯人马成强见强盗头子看不见，禁不住对我感叹道：“像这样活着还不如一棵草！”
我笑道：“想当一棵什么草？”
“什么草都可以！像这样还有什么活头？饭都吃不饱，一天还要干二十几小时！真不想活了！”
就这样，许多犯人日复一日的日夜干活，顶多睡一两个小时，特别是胡治方，居然一连七八天都没有睡觉！
胡治方是云梦县人，为邻里冲突打死人判无期，非常本分老实，还比较爱学习，严小平时代为此还得过奖，这人典型的粘液质，反应迟缓，干活也就特别慢，遇到这种活，他只好不停的做，日复一日，然而，熬了几十天后，指导员刘勇居然下令把他关进了重管队！
得知此事，我当即去找刘指导。
“这几十几天里，”作为犯人说话不能不婉转一点，我对他说，“胡治方每天晚上都通宵干活，一直没有睡觉，把他关进重管队不晓得是为么事？”
“就是因为干了几个通宵，他听信人家的煽动，活交得越来越少，所以我把他当个典型他关了。”指导员刘勇毫无人性的说。
作为犯人，此情此景之中我还能说什么呢么？自己没被驱使着日夜做苦工，就是他们开皇恩大赐了！
和胡治方一起关重管的还有叶桂生，一个月后他放了回来，胡志方我则再也没见过，不知是死是活。
长时间不睡觉，人的心脏会出现大问题，头脑也受不了。几十天天天不能睡觉，我相信是随时可能死人的。
叶桂生等这段时间关过重管队的犯人说,这段时间重管队的犯人也一样是在干这个活，但每天还可以睡两个小时。
不仅重管队，整个汉阳监狱所有的犯人几乎都派了任务，包括医务室的犯医也有半个人的任务，值星员们在岗位上值班也得干，入监队的犯人更别说了，这些零星人员都得做穿灯泡之类的事。
做灯饰的灯泡和感冒胶囊差不多长，比之还细一点，将之穿到灯座里去的活在哪里都能做，故这些人都被派了一天穿一千几百个的任务。
这段时间，恰好是非典爆发的日子，尽管由于社会和上面的压力，后来汉阳监狱采取了一些措施，非人的劳动却一天没有停止，因为狱吏需要犯人没完没了的干活才有工资可发。他们的提法，是抗非生产两不误，其实生产不误是真，抗非除了隔离以外是假。隔离的方法是狱吏分成两班，进来后先隔离七天，然后上七天班，同时停止犯人家属的接见，其他方法，就是倒填日期给犯人家属发所谓的公开信，把他们的作法吹得天花乱坠。本来犯人就与世隔绝，这种情况下自然更甚么也不知道，只知道一天近20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劳动。
胡治方关重管队是5月13日，把这样一个长期不睡觉地干活的犯人关了，会改变犯人的“懒惰”问题吗？其他人就能更长时间的干活并干出更高的效率来吗？
在如此紧张的生产中，劳力的调配也是一个大问题，每一个生产环节分配的任务既不能不够，也不能太多，这倒不是害怕苦乐不均，而是为了效率，这样，不时重新安排活路是常有的事。几天以后，因为调整了工种，犯人李名先也开始完不成生产任务了。
5月17日这天晚上，才九点钟的时候，全队犯人就收工回来了，这是自从春节以后正式投入生产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就像古代有社会关怀的文人面对久旱逢甘霖感叹“无田似我尤欢喜，何况田间望岁心”一样，我对他们能收一次早工也感到欣慰。然而，和从前忙碌时意外收早工一样，这次也是因为出了大事，而这件大事虽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却完全在情理之中。
这种情况下照例一收工就紧急集合，不仅分监区的刘勇到场，监区长王望明也来了。
“今天发生的这件事，应该说纯属李名先个人的问题，我们已经很照顾他了，并没有按最高等级给他下任务，他完不成是他个人不努力！你们都知道，他这人一贯吊儿郎当，从不遵守监规队纪。应该说他今天也不是自杀，只不过是故意弄得血流满地来吓唬人！就算他死了也是他自己的事，怪不了别人，我们能有几大个事？就是受个处分也不过是警告记过，
希望你们不要向他学习，你们不为自己活着也要为亲人着想、、、、、、”一上来刘勇就这么说起来。
监区长王望明也态度强硬：“你们的表现总的来说是好的，个别人的问题吓不到我们，对他抗拒改造逃避劳动的作法我们要坚绝开展斗争！医务室证明，他的口子割得并不深，明明是以这来向我们示威，我们也不会就这样放过他，现在，把他弄到医务室缝针以后，已经关进了禁闭室，为了防止他再胡来，上了板子镣。等一段时间，我们还要把他拉回来批斗。”
我想以这种口气来看，今年不闹到死几个人他们是不会改弦更张了！
看来他们是完全不懂得人缺少了睡眠——长期不睡觉会出现什么情况！
然而，说到最后他话锋一转：“从明天开始，任务必须在厂里完成，不准带回来做，晚上的收工时间改为10点钟，任务还是不变！”
原来，来自黄陂县的犯人李名先调了工种后接连两天没有完成任务，也就是四十几个小时没有睡觉，这天在工地上实在受不了，就趁中午开饭时间没人到厕所去割腕自杀，血流满地后其他人来上厕所见到赶紧大叫起来，于是送去医务室抢救，由于厂区人多，进厕所的人频率高，这样幸而发现得早血流的不太多，总算抢救过来了。
两个月来，我一直担心这样驱使犯人长期不睡觉的干活非得死人不可，不到死人他们也是不会体恤犯人的，死了人之后则多少要有点变化。没想人的忍受力大大超过我的预期，胡治方居然几十天没怎么睡觉也没出事。显然人的个体差异很大，慢性子的胡志方可以拖，急性子的李名先就不一样了。不管怎么说，李名先的割腕救了大家，从此全队犯人每天好歹可以睡五个小时了。就这样，汉阳监狱劳动时间最长的一页历史总算翻过去了。但这种做法已经充分表明，监狱当局为了自己的利益是完全不考虑人的生理极限的！只要其需要，无论怎么驱使犯人奴役犯人的事都做得出来。比如据我听说，往年曾在汉江发大水时派犯人堵堤坝缺口，当兵的硬是拿着枪对着犯人开火。毫无疑问，汉阳监狱历史上比这更过分的其他记录还多得很，只因没有我这样的社会研究者做见证，才没能准确的记录下来，就我所风闻者而论，值得追究的还太多了！
每天夜里10点收工意味着11点才能睡觉，到早上4:30起床只能睡5个半小时，这种情况和先前比起来算是有了很大改善，但是，长此以往人还是受不了。不断有人累病去住医务室，而医务室收治病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甚至连去医务室看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总之，汉阳监狱显然是尽最大可能，把一切犯人的一切时间都投入到为美国人造福上去，虽说其直接目的不过是为了他们自己能拿到工资。
陈桂生是浠水县人，本是民办教师，为邻里冲突打死人坐牢，2003年10月就要满刑。夏天的时候，每见到我他都要痛苦的哀叹：“活不出去了！”自此，仅差俩三个月了的人都害怕活不出去，此时形势对汉阳监狱犯人的严峻程度可想而知！顺便说一句，作为有点知识的人，陈桂生见我每天高强度的锻炼，经常赞叹：“南非有个曼德拉，中国有个快德拉。”这是我第一次听人这么比喻我，出狱后在互联网上就见得多了。
圣诞灯饰必须赶在圣诞节前送到美国，把运输和手续算进去，9月上旬前就得发货。加上天冷时电线太硬不能做，它的生产时间就只限于3——9月的半年时间，这也是汉阳监狱不顾一切压迫犯人拼命赶工的原因之一，一则他必须利用这点赚钱机会多赚一点，二则他认为九月以后没有其他活干犯人可以多休息一下把先前的补回来。
然而，人可以先饿半年肚皮再把半年的饭吃回来吗？
不管怎么说，对汉阳监狱老五队的犯人来说，最可怕的半年时间终于在没日没夜的苦干中度过了，这真是度日如年的半年啊！
9月9日，终于送走了大宗订单的最后的一批货，休息两天后，指导员刘勇在集合点名后颇有人情味的说：“今年3——9月份，大家辛苦了！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后面就是再来也不会很多，大家可以安心的休息几天。这半年里，大家每天早上5点钟忙到夜里12点钟，甚至更晚，正是由于你们的努力，才完成了今年全年15万产值的预定目标，我代表分监区对大家表示感谢！要指出的是，这段时间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有人在生产最紧张的时候以自残来威胁，这是要加以谴责的、、、、、、”
话虽如此，也许因为当时忙昏了头，监区长王望明没有兑现他们要把李名先拉回来批斗的说法，李名先关了一段时间后没有再回老五队，调到其他队去了，几年后我见到他，手上留下了一寸长的划痕。
这段时间没日没夜的干活，倒是给另一个人留下了更加严重的问题，原籍沔阳县杨林尾的盛方德，因为做灯饰把手也做残疾了。由于没完没了的干这个活，时间一长好多人的手都累得受不了，再也没法伸直，每天晚上睡觉时只好把双手压在屁股下，但多数人不干以后就恢复了正常，盛方德的手却从此再也伸不直了，跩了！没办法，不到三十岁的人就调进了老残队。
2003年底，汉阳监狱监狱长程有元退休，湖北省监狱局长张坚把他的秘书王保平（此前已提副处长）派到汉阳监狱来任监狱长，并且给他带来了就此时来说极为难得的项目——毛织，也就是用手工动力的织机织毛衣，这个活也有它的问题，一天干活也在14小时以上，绝不是什么轻松活，但是，比起手工生产灯饰来，总算是一个可以持续的活计，这样，汉阳监狱以及老五队的犯人也就度过了近一二十年中最艰难的日子。
不过，把中国犯人逼入绝境的美国佬的圣诞灯饰仍然在把中国犯人逼入绝境，现在，轮到湖北省江陵县的江北监狱的犯人受这份罪了。
2004年初，指导员刘勇外出参观回来后，对犯人训话时说：“我刚刚到江北农场去参了观，那是万人农场，现在把田全部租出去了，以后不再干农活，以便实行封闭式管理，从今年开始，他们把灯饰生产接过去了、、、、、、“
可想而知：2004年，该江北农场出现自己的马成强、胡治方、李名先、陈桂生、盛方德了。
湖北省监狱局局长张坚为他的秘书王保平、即汉阳监狱监狱长从外面引进的厂家叫展鹏针织时装有限公司，其另一个名字叫“景绘”，老板是广东人，名叫黄赞欣。
分监区长刘明文在宣布从今年开始为这家厂商搞毛织时，提到黄某人时语音都变了，以羡慕不已的口吻说：“人家那是资本过亿的大老板！”
仿佛汉阳监狱和这个大资本家挂上钩，让这里的犯人给其做奴隶以后，他从此也是个有钱人啦！
然而，犯人的感觉完全不同，家住武汉市红钢城15街坊的张宏毅不久后在辛苦劳作之余感慨的说：“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和资产阶级的金钱强强联手，我们算是难活出去了！”
为了摆脱做毛织的苦工，几年后张宏毅不得不再次行贿，他这次行贿的对象正是刘明文，送的是价值近千元的几条香烟，东西一拿到手刘明文立即将他调下机台做轻松活，可是没几天刘明文就升官了，不再过问本队的事，于是新上任的立即把他又弄回来拉机子。如前所述，2003年在砖窑上他刚送了两千块钱给指导员调工种，就和同来的那批人一起重新分到五队来了，这个倒霉鬼在汉阳监狱两次行贿两次碰到同类事，都是白花钱没起到作用。
刘明文长期以来无利不干，任何人要想调动都必须向他送钱送礼，因为这已经是潜规则，办成了的也就都不做声，然而像张宏毅一样的倒霉鬼还有，那即是汪文彬，汪文彬送的更多，2000元人民币，结果调下机台当质检员没几天刘明文高升了，他也就又被新任分监区长刘勇安排上机台干活了。
至于黄赞欣本人的情况我不清楚，但准确的知道这么一件事：他和汉阳监狱一挂上钩，就让汉阳监狱替他办了一件私事，把一个叫黄种富的犯人从陕西省渭南监狱调到汉阳监狱来了。黄种富是黄赞欣的堂兄，因打死人判死缓，这是个不机灵的本分人，黄赞欣一来就和汉阳监狱谈妥，很快就拿着必要的文书坐汉阳监狱的警车上路，直接到渭南监狱将黄种富带回，让他和其家人在武汉的一个宾馆里进行了会见，玩了半天后才送进汉阳监狱。不过，由于黄赞欣太忙（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世界贸易大萧条后又和前面提到的储运安介绍来的老板一样突然撤走并且以不值钱的设备抵债），黄种富在他的心目中重要性也有限，故以后他没有再给黄种富开什么后门。黄种富调来后就在后来和老五队合并了的基建队，多年和我在一起，对他来汉阳监狱后的情况我完全清楚。
如前所述，老五队的毛织被汉阳监狱视为新监狱长王保平的形象工程，监狱局长张坚的面子工程，将本队的老弱病残全部调走，从全监狱乃至从几百里路以外的襄北监狱调人来，为了制造虚假的政绩，创造产值从十五万跃升到八十万的奇迹，不惜把本队人数从规定的150人增加到220人，导致人均居住面积几乎要降到1.5平方米以下，只要犯人不出工的日子，到处都挤得水泄不通，弄得监舍里极其肮脏，由于人口密度太大，扯皮打架的事天天发生，一发流感就是几十人上百人感染，到了年底还是没有能达到他们预定的目标，也就只好算了，从此这个队只出不进，慢慢的，人数降得和其他队一样了。
和做服装一样，搞毛织也要求犯人“考”“技工证”，考也好不考也好，活是必须干的，“技工证”的五十块钱也是必须扣的，家里没人送钱来怎么办？没有钱就把你的帐扣成赤字，从此你自己不能买东西，每月的五元零佣金和20元的犯人劳动低工资这些本来用于买牙膏毛巾卫生纸的小钱就成了还债的。
自从搞毛织生产，说起来劳动时间又下降了，但也只是降到早上六点出工晚上九点钟收工，而且，这种劳动时间长度从此以后没有再减少。
应该说，这种劳动时间恰恰就是能够长期维持的极限了！
就在2004年3月18日，汉阳监狱发生了犯人服毒过量死亡的惊人事件，为此，一把手政委许振奇被调走。
他在调走之前的一次电视讲话中说：“有人向上面反映我们的劳动时间过长，严重超出国家规定的劳动时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们没有超时。”
在我了解的范围内，汉阳监狱的四个正监狱长和政委（加上程有元、王保平、王红鹰）中，他是唯一一个没有什么负面议论的人，但是，他关于犯人劳动时间的说法，却是毫无道理的，第一，最多时全体人员12点收工4:30出工并持续几个月，很多人甚至几天十几天不能睡觉，就是平时也是6点出工9点收工，这怎么能说没有超过国家规定的每天8小时？第二，就按他的算法吧，把冬天没什么活干的时间全年平均起来，也还是只多不少，何况人哪能这样，连续几个月不睡觉的干活然后再休息呢？
说白了，新千年后，当局在劳动时间上是把犯人和农民工等同看待，农民工是没有八小时工作制可言的，常常是一天十几小时，尤其做手工活无不如此。当然农民工是社会公民，他们的劳动更应受国家规定的八小时工作制保护，但是，农民工一般是在私营企业打工，所以那是私营企业不守法的问题，监狱是国家的法制机关，法制机关不守法说得过去吗？
可想而知，长期每天早上6点出工晚上9点收工对犯人来说也还是在人能承受的极限，因此，灯饰改毛织以后强了一点，日子也绝对不好过，而这个行当则由此长期搞下去了。
不仅如此，毛织还有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生产过程中毛线的碎屑漫天飞舞，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
为此，仅每天偶然去车间看一下的狱吏们一开始每月就有一百元的健康补助，犯人成天在这种恶劣环境中劳作却什么也没有。
当然，问题不是待遇差别，而是这种环境会给犯人的身体带来什么危害。
许多犯人从一开始在这种环境中干活就发现，鼻孔里很快就不舒服，总也通不干净，老像被什么塞住了似的，时间一长，肺里也有了感觉，开始感到呼吸不畅。
本来汉阳监狱里肺结核的发病率就特别高，现在，毛织已经成了最大的生产项目，全监狱十个生产监区有四个搞毛织，总共有800人干这个活，呼吸系统疾病自然爆发性的增加，就老五队来说，每年都会有五到十个犯人为此住院，由于这些年里汉阳监狱的X光机坏了，汉阳监狱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凡是肺上有毛病的一律按肺结核治疗，服三个月的利福平再说，结果把不少有其他病的人误诊了。不管怎么说，汉阳监狱为此患肺部疾病的人数大增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胸腔积水，如周胜利、朱兴旺及后来的叶庆等等都是如此。
2005年7月，汉阳监狱的X光机修好了，立即对全监狱犯人进行普查，结果一次就查出了130余人肺部上有问题，占总人数的10%以上。
这个数据公开时，我惊讶得倒抽一口冷气，恰好被指导员刘勇听见了，他立刻怒叱我说：“莫扇阴风，这里确诊的只有十几个，其他仅仅是疑似而已。”
然而纸总是包不住火的，原来，汉阳监狱害怕影响生产，只准重症患者首先治疗。同时对医务室吩咐，所有透视有问题的犯人，如果自己感到不舒服到医务室来看病就收治，其他的暂时不管。
直到这年年底，生产大忙季节过去了，汉阳监狱医务室才成批通知患有肺部疾病的人去住院，一次就收治30到40人，分三四批才治完，本准备每批三个月，为了不耽误次年的生产，只好一个月后就回队，好换下一批住进去，回队的也继续在吃药。
此时病犯的营养费早已取消（80年代我坐牢时已从50年代的每天5分涨到2角5分，但以后不仅不涨而且没有了），汉阳监狱为了表示对患病犯人的关爱，也是因为上面的要求，还特地从哪里抽出一点钱为这一百多名肺病患者每天早上提供一个鸡蛋和一包豆奶。然而这点东西能和他们的付出相比吗？由于患病者都年轻力壮，经服药后基本都抑制住了，尽管每年还是有大量的新患者，但恶化的似乎不多，这也是汉阳监狱对此满不在乎的原因之一。顺便说一句，同时期蔡甸监狱做的更缺德，居然只在监狱局来检查时发了一下，检查一完就没有了。
在老五队开始搞毛织以后，历任一把手中刘为民是唯一一个既不搞敲诈勒索、行贿受贿，又对犯人十分体恤的负责人。他刚调来是教导员，那时直接管犯人的主要是分监区，何况监区一级还有监区长主管生产，这样他也就显不出来什么。到2006年取消分监区时，监区长王峰因为其姐是武汉中级法院的副院长而调任刑罚执行科长，刘为民这才升为监区长。他这个监区长和前任与后任都不同，对犯人总是亲切随和，从不发脾气，而且是唯一关心犯人伙食的。犯人伙食极为恶劣，作为对犯人艰苦劳动的一点补偿，生产监区每隔一两个月都会搞点肉或者鱼回来趁犯人接见休息的日子在厂区做好了拿回来加餐，每到这时，刘为民都会流露出由衷地快意，亲自忙活一阵，叫旁人真正能感受到他的善良。
但是，自从他这位善良的狱吏上任后，一个令人费解的情况出现了——每天收工回来后，总有犯人因为完不成任务而受罚，惩罚的方式是罚站，训操。
例如，6月23日，晚上八点收工回来后，有万新宽、蒋国荣、洪飞等十余人罚站，站到十点熄灯时才解放。
8月14日，晚上八点收工回来后，完不成任务的蒋国荣、洪飞、王必松等十余人罚站，也是站到十点熄灯后才解放。
以上只是举两个实例，这几个月里基本上天天如此，而且完不成任务罚站的人越来越多。
到9月28号，完不成任务的已达三十余人，刘为民也有点着急了，晚八点收工回来后，点完名他开始训话，语气仍然是非常温和平静，甚至面带笑容：“自从合队以来，我们8监区的生产一直在下降，其实大家也辛苦了，为什么完不成任务的人越来越多呢？大家都是成年人，主要靠自己自觉才好，我不希望向大家施加压力，主要还是想通过尊重大家，让大家提高认识来解决问题。怎么以前能完成任务的人，现在也完成不了呢？难道非要加重处罚才行吗？处罚不是目的，只是为了避免一些人抱侥幸心理，觉得不完成任务也没关系，我总是苦口婆心的对你们好好说，希望大家能听得进去、、、、、、”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几天之后，监狱就拿刘为民开刀了，将他调走并降了半级！
和他同时受到处分的还有原16分监区的分监区长刘洪林，刘洪林也是个从不对犯人发脾气更别说虐待犯人的善良人（虽然几年以后为了赚钱他也开始往监狱里倒卖水果副食牟利），对他则不留情面，在本单位就地免职。
调来的是原22分监区提升成的9监区的监区长许红兵。
许红兵一来就立即施以高压，威胁恫吓一套套的，当然还配合了许多严厉措施。出工时间再次延长到夜里九点。很快，8监区的生产就从此时三个毛织监区的第三名升到了第二名，晚上回来罚站、训操的也都没有了。
对此当做何解读？
首先可以理解为刘为民无能，这可能也没错。
但事情绝不那么简单。
善良的人往往低能，能力强的人则往往心术不正。
德才兼备者总是凤毛麟角，这一点在中国官场表现鲜明，甚至多半只是传说。
许红兵也好，很快爬上去的刘明文也好（在刘为民和许红兵换班之际他是教导员），能把生产搞上去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敢于对犯人施加高压，吼叫，谩骂，威胁，甚至殴打，尤其是鼓动犯人头殴打其所要压服的犯人——犯人中的牢头狱霸打犯人是最残酷无情的，这才是奥妙所在。
在监狱里，罚站、训操只是最轻微最斯文的惩罚方式，生产区域，一遇到效率上不去的事，则什么压力都会施加！
如果说刘明文喜欢亲自动手打人，那么许红兵则更多的是利用犯人中的牢头狱霸负责安排劳动力的调度金维都等人。
当然，犯人也普遍有一个毛病，很多人吃硬不吃软，你对他和颜悦色的讲道理他不听，声色俱厉的施压则容易见效。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应当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犯人毕竟是每天在干十四个小时以上的活，没有压力你又能指望几个人会一直拼命干？
总之，温和善良的狱吏没法把监狱的生产抓上去，贪婪狠毒的狱吏则有办法，这在劳动时间特别长、劳动量特别大、劳动状况特别恶劣的情况下是必然的。
关于刘明文和许红兵的为人和管理，后面都有专题介绍。
3病监状况
在汉阳监狱的犯人分别管理中，曾经把老残犯人和重病犯人区别开来。十监区是老残队，有生产任务，做一些轻松活，比如做纸花。病犯监区是专押不能干活的重病犯人的，也就没有规定的生产任务。
但后来，老残队基本上已等同于生产监区，病犯监区也还是要干些活。
如前所述，病犯监区其实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病。
当然，这种地方的确不能都是不能动弹的人，否则出了事谁照顾谁？
因此，一些人本身还就是以照顾病犯的名义弄来的，但是，这种人可不一定果真是来照顾病犯的，例如我出狱之前五十天派来的最后一个监控我的犯人胡磊，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一来就是可以在全监狱四处走动的特权犯，虽说以照顾病犯的名义弄来，却是来这里当少爷的，应说明，他和我相处得还不错。
在仅占三分之一的真“病犯”里，缺胳膊少腿的有好几个，精神病犯又有好几个，内科疾病的也有几个，六七十岁的也有几个，以假乱真的还有几个，加起来也就是三十来个人，其中多数还能做点轻微劳动，这样，病犯监区为了弄点钱，汉阳监狱有关部门为了增加一点收入，也不时把他们给利用起来。
当然，那将近三分之二的人也不是处在一个平面上，每一个人都处于不同的层级，有确实是弄来干活的，有病情轻微要靠做点事来呆下去的，还有敬供相对较少，确实需要人时也得干点活的，这种人也占了三分之一，剩下的人里，还有些不得已时也会干点小事，最后，有那么近十个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干什么活的，了不起到现场给狱吏帮腔发号施令，对其他犯人吼叫谩骂一番。这些人一般都每年要给狱吏——主要是监区长胡卫生——送一到几万块钱，而且和监狱上下都有些瓜葛。
一来病犯监区，我就发现这里和老五队不同，老五队作为生产监区绝大多数人必须干活，不干活的事务犯（管人和管事的犯人的官方称呼）和特权犯只占十分之一以下，这里则因为是病犯监区，二三十个年轻力壮的特权犯们也就公开的不干活，十个八个结成一伙喝酒，白天夜晚不分的赌博。
与此同时，有三十来人在二楼上生产假药，帮社会上的假药工厂做把假药装进药盒里的工作，那些已密封好的成版的假药被他们塞进药盒里，然后几十个一排，一层上十排的装进大箱里，再把大箱封好口，事情就完了。毕竟是病犯监区，这里的劳动时间到没有超过八小时。
如前所述，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奇事，每次社会上开来汽车装货卸货时，十来个搞搬运的几乎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和有点精神毛病的人，比如董光炎、余丙金、刘忠燎都已经七十好几岁了。
年纪最大的是绕夕阳，这老人已经80岁，还负责打扫风场卫生，和他一起打扫的是王佑汉，也有75岁，直到次年也就是2009年春节以后绕夕阳突发脑溢血中等程度的中风，王佑汉则开始双腿发软无法站立，在地上爬行几天后，给他弄了一副拐杖，到这种程度，两人才和终身制时代的高官一样终于“下野”，被迫让位于他人。
平时，病犯监区要负责汉阳监狱监舍区和监舍区外办公楼和主干道西部的道路卫生，前者简称内环，后者简称外环，两帮人马一帮十几个，每隔一天早上出去一次，拿着竹扫把拖着垃圾车扫路，这倒是个不太累而且可以散散步的好差事，对许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可以就此到各个监区门口各个厂房门口走走，和认识不认识（人家叫住一办事也就认识了）的外队犯人沟通交流一下，于是关系也建立了，好处也跑不了。对他们来说，讨厌的事是有时上面要来参观，随时得出去搞突击，以便汉阳监狱领导脸上有光。对他们来说，辛苦的事是一年总有几次拔草，到监舍区之外的一些地方尤其是办公楼周围拔草，这种事常常在盛夏之时，汗流浃背不说，手上又是打泡又是划口子。
假药装盒的事因为北京奥运而不做了，2009年搬到3号楼后，有一段时间又接来拆棉花的活，汉正街什么服装厂做棉衣时成批剪裁的边角材料有些棉花粘在布上，棉花多轻？一天要检出几十斤来还真不容易，这一回更干脆，都交给老人和走不动的残疾人做，当然同是坐轮椅，有钱的范红忠可以不做，因为他平时就“有表现”，贫穷的邹艳山必须做，因为他没送过钱。残疾人凭什么也要送钱？减刑的频率和幅度上，同等条件下送和不送结果差别就大了。
为此，70多岁的老人董光炎抱怨道：“我们一天到晚忙死，还不晓得拿不拿得到表扬，他们一天到晚玩死，还年年减刑，一减一年多！”
嗨，他哪知道现在是凭什么减刑呢？
邹艳山则明白多了，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到原料堆里翻找，专挑棉块大的来分拣，听到这话回应道：“人家有钱送，你没得钱送怪老鸡巴？指望干话减刑不是蠢猪？这做一天能赚几个钱？给他们买解手纸都不够！”
病犯监区干得比较长的活是加工出口美国的塑料篱笆，这是一种两公分宽几毫米厚的空心塑料管，长短在一米左右，中间打了几个孔，犯人的工作就是把塑料铆钉打进去使之连成可以压拢拉开的半成品，这样美国家庭买去就可以很容易的安装在自己家的草坪周围了。塑料是易燃物，堆放在监舍区是很危险的，虽然一般不会出事，一出事麻烦就不小，所以也曾要求到其他地方去做，但一则没有合适的固定场所，二则狱吏偷懒惯了，不愿意把自己和犯人的干活捆绑在一起，出去做他们得跟去，还要守着，在监舍则无需过问，这样，没出去几天就又弄回来了，加上这活也不是老有，做一段时间就停一段时间，所以多半还是留在监舍了。
尤其要指出的是，尽管美国法律禁止进口劳改产品，中国的劳改产品还是大量出口美国。
以上提到的不说了，2010年1月，汉阳监狱病犯监区还加工出口了一批微型的纸质美国国旗，大概是几十万面。加工手续是把一根约三寸长的细竹签用化学胶水沾到约两寸宽三寸长的美国国旗的一边。这么多的美国国旗中国人总不会自己用吧？可笑的是，美国法律也是一纸空文，说是不准进口外国劳改产品，可美国进口的廉价中国产品中，有几多不和中国的劳改有关？当然，中国的近千家劳改单位虽然都生产出口产品，却也都不直接经营，全部采取来料加工方式。让犯人干出口活，却不留下犯人干活的任何痕迹，这就是中国特色，或者说是中共的一贯伎俩——带着白手套干黑活。用时髦的话说。就是设立了防火墙，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们总有办法让你无法追查他们操作的坏事。
全监概况
这里我们再和历史衔接起来，看看汉阳监狱1999年以来劳动状况的変化。
1999年，汉阳监狱的基本格局还维持着近30年来的基本形式：一方面是1950年代开创时期留下来的砖瓦厂，一方面是1970年代机械工厂化时代创建的塑料厂。下面具体的展开来说：
一队是制坯，为窑上提供砖坯，
二队是嗮坯拖坯，把晒干的砖坯送到窑上，
三队是烧窑，
四队是生产瓦坯，
五队是塑料厂吹塑分厂，
六队是塑料厂电缆料分厂，
七队是塑料厂注塑分厂，
八队是机修厂，
九队是外劳队，负责从社会上运土进来，把卖出去的红砖运到汉阳监狱北门外的汉江大堤外的趸船上，
十队是老残队，
此外还有基建队、伙房队等。
不过，到这时，汉阳监狱已经完全没有了希望，没有了方向。
本来以为会淘汰的砖瓦厂四个队（一二三四四个队）因为还有稳定的收入，又成了汉阳监狱的顶梁柱，而这四个队劳动强度之大绝非当代一般人所能承受，在这里先不多说。
本来视为希望的塑料厂三个队以及机修厂，在80年代虽然红火了一阵，现在却都不可遏制的走向破产了。
于是，砖瓦厂虽然也在萎缩，却越来越成为汉阳监狱的经济支柱，其可怕的劳动也就不仅继续着，而且成了酷吏的敛财手段！具体情况请看专题。
外劳对犯人来说是和社会接触的极好机会，不仅能看到社会百态，而且可随便买东西，可以喝酒，甚至可以内外勾结倒卖汉阳监狱的国家资财，劳动也是突击性的，干一阵可以歇一阵，总的来说又自由自在，又有利可图，因此是犯人纷纷开后门去的好地方。不过，由于砖坯生产的压缩，社会上需求量的减少，运土从轻轨小火车改为在社会上雇大卡车，以及国家对防止犯人逃跑的考虑，九队的出外干活越来越少，2004年就最终撤消了外劳队。该队改称22分监区，又改称为9监区，也专门从事毛织生产，恰好这时襄樊监狱监舍改造，就从那里弄来了大批年轻力壮的犯人加以充实，至此，它当然不再是要开后门去的好地方了。
作为机修厂的八队，本来效益也非常好，而且有一台什么亚洲最大的十八米机床，由于监狱企业是国营企业中最腐败最无能的企业，很快它不仅不能发挥任何效益，而且成了一些人向银行骗钱的道具，几次以它为由贷款，最后没有还贷不说，还把这台本是市场经济时代的摇钱树的宝贝也卖了。这样，机修厂（八队）虽然本来也是汉阳监狱中在劳动方面最符合劳动法的队，由于无活可干年年亏损，也在2005年前后破产倒闭，最后成为汉阳监狱第四个搞毛织生产的监区，这就是后来的5监区。
六队作为电缆料厂2003年前后倒闭以后改成了7监区，是较早开始从事毛织的监区。
基建队本来是专门从事土木建筑的，也就是盖房、砌墙，这是汉阳监狱最早的队，从当年建厂开始就有了，这里作为劳改队创建之初就要砌围墙，要盖房子。可想而知，基建也是劳动强度相当大的，不过好在建筑工程没法晚上干，它的劳动时间也就还有限。监狱里从来没有停止土木工程，这样它本来也不会转产。但是，新千年后国家的监狱政策发生了一个转折，那就是“正规化”，不再让其成为自给自足的小社会，何况土木工程基建工作还涉及防止犯人逃跑的问题，这些工程也就全部外包，不要犯人做了。所以基建队在2000年以后就开始转行从事手工劳动，2004年开始搞毛织，2006年和老五队合并成8监区。
以上就是四个毛织监区的来历，也是2010年我离开汉阳监狱时该监狱最大的一个劳动生产板块。
塑料厂硕果仅存的是注塑分厂，也就是老七队，即后来的四监区。由于注塑行业发展相对缓慢，又是生产粗笨东西，成本高利润低，一个合金钢模具要上十万，所以汉阳监狱的注塑一直能勉强维持，甚至有时效益还不错，但总的趋势仍是每况愈下。在2008年以后这个队几次从8小时工作制改成12小时又改回来，也就是按劳动法办事和按汉阳监狱目前的现实办事的斗争一直在激烈进行。显然，决策人处于两难境地：机器生产本来就很轻松，却只干八小时，手工生产本来就很磨人，却因效率低不得不干14个小时以上，以此观之，注塑生产应该两班倒，一班12个小时：从另一方面看，不国家规定了必须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已实行了几十年，而且机器生产责任重大，时间一长注意力不集中可能酿成重大事故，到那时犯人没有责任，汉阳监狱有关负责人得扛着。不过，两种思维斗争的结果还是现实主义者占了上风，哪有那么多事故可出呢，让这个队的犯人也多干点活多好！这样，四监区虽然仍在从事机械生产，最终还是实行了12小时工作制。
所以注塑厂虽然维持机械生产，在劳动时间上却倒退回手工作业时代的十几小时工作制了。
中国法律关于劳动时间的规定，在作为执法机关的汉阳监狱再次受到残酷无情的践踏！
机械生产方面执行了几十年的八小时工作制也可轻易抛弃改为12小时，其他手工作业的方面还能有什么希望缩短工时？
由于砖瓦生产一直在被迫压缩，原因是市场缩小，或是国家指标减少，以前专门从事中间环节的二队和制瓦坯的四队几年前就退出了砖瓦生产。
二队改做电子计算器装配，也装配耳机，总之是为电子生产商搞来料加工，由此从繁重的体力劳动改成了磨人的手工劳动。自然，随着劳动强度的降低，劳动时间则大大延长，从前是冒着严寒酷暑露天从事搬砖做瓦，一天十小时，现在是坐在车间里组成装配线，风雨是有厂房阻挡了，但每天早上6点干到夜里9点，做不完还得带回监舍内做完，这种没完没了的劳动也不是那么好受的。现在，老二队的番号是六监区。
四队前些年改做人造板，但是某天夜里一场火灾把厂区里的产品和机械烧了个精光，没办法，从2009年开始再次转产，为一个缝纫厂家生产口罩。由于厂区里没有适当的地方，只好临时在伙房的二楼干活，而伙房二楼本来是为汉阳监狱正规化服务的，是设计来给全监狱犯人开饭用的，结果犯人没有在里面吃一次饭就成了工厂的车间。现在，四队的新番号是三监区。
十监区是老残队，主要是在做纸花，即作为装饰品的彩色剪纸的花。由于其人员的特殊性，其出工时间上要晚一点，收工则早一点，一般不加班，劳动时间在10小时左右。
2009年底，三队即窑上的最低贱的几十名犯人忍无可忍中冒死联名集体控告该队实行法西斯式管理，关于这件事后面有详细介绍，为此，汉阳监狱在上级和社会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做出了一项历史性决定——把砖窑承包出去，让犯人告别从事了五十八年的砖瓦生产！
这样，一队和三队从2010年开始也告别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开始做手工、半手工活，一个搞皮鞋加工，一个搞电子元件装配，一队是一监区，三队是二监区。
上面唯一没有提到的是伙房监区，为什么不提它？因为后面有专题，更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干活的队。
综上所述，汉阳监狱的生产活动正好在我关押于斯之时完成了劳动生产的大调整。这种调整可归纳如下：
其特点之一是资本密集型的机械化生产单位破产（残存的注塑厂倒闭只是时间问题），从此告别高投资产业，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再多的资本投入也禁不起官商的糟蹋，监狱系统尤其如此。
其特点之二是，这次大转变的结果是全部转向对外承接来料加工生产，是经济效益极低的手工和半手工生产。
其特点之三是，国家劳动法规定的8小时工作制被正式“废除”（一所监狱就有权废除国法！），手工劳动的效率是极难提高的，唯一的有效办法就是延长劳动时间，为了多赚钱，中国监狱普遍采取比照农民工的做法对待犯人，这也是其必然延长劳动时间的原因。
其特点之四是，由于手工劳动效益低下，赚钱太少，本来就极力刻薄犯人的狱方就更刻薄了，这样，犯人的劳保福利完全被取消，这一点上文没提，留待后面专述。
其特点之五是，由于当代人再也无法忍受从前的高强度高危险加高温度的砖窑体力劳动，更兼这种可怕的劳动成了狱吏敛财的手段，终于在犯人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通过向社会向监狱主管部门控告的办法，迫使汉阳监狱停止了用犯人进行砖瓦生产，不管怎么说，这是这次大转变中唯一值得称道的地方。
也就是说，汉阳监狱毕竟有一个重要进步，那就是在新千年后完成了从农业文明时代高强度体力劳动向现代工业手工业流水作业的转变。
汉阳监狱能够完成这种转变而没有让犯人始终陷入老五队2003年那种每天必须做20小时以上的活的绝境，并不是谁良心发现，而是另有原因，如果始终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恐怕犯人大批累死也没人在乎！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犯人摆脱了20003年的那种状况，每天的劳动时间好歹从20小时降到了14小时？
如前所述，2003年中国大半监狱亏损，不仅没法再像从前那样向国家提交供赋，而且没法自己养活自己，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转轨也开始见效，财政收入几年翻一倍，这样，由中共主管政法的常委罗干出面宣布了监狱政策的12字调整方针：监企分开，监社分开，全额拨付，还有四个字我忘了。
具体地说，就是每年增加五分之一的财政拨款，五年内也就是2008年开始全部由国家出钱养活监狱。
全部由国家出钱养活监狱，这正是民国政府的作法，中共夺权后花了60年才回到原点！
据没有获得证实的消息说，所谓全额拨付，其标准是每个犯人每年18000元钱，当然这钱并不是都用在犯人个人身上，而是包括了狱吏工资和监狱的全部日常开销。
这样，到后来犯人劳动赚的钱其实只是被狱吏当奖金分了！
另一方面，监狱当局传达上面的指示时明确的说，劳动条件要一步步改善，——根据马基雅夫利的统治原则，好处要一点点的给！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局已经无法用说教来控制犯人，也就只好以无休止的劳作来控制犯人。
这样，中国监狱虽然已经不依赖犯人的劳动成活，为了让监狱有更多的回旋余地，为了让狱吏多拿奖金，汉阳监狱和全中国的监狱是绝不会轻易减少犯人的劳动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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