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画家朋友m多次来访。交流中谈到不少属于人文启蒙范畴的话题。随后他将录音整理成多篇文章，建议我发表出去。尊重他的意见，合署一个名字。
问：国内文学评论家陈思和曾提出区别于官方的“民间”概念，国内先锋诗人周伦佑又对“体制外”概念进行了正名与命名。这两个概念是否等同？
答：“体制外”与“民间”属于两类范畴，不能简单划等号。有人把二者完全重叠起来，犯了类比不当的错误。
“官方”与“民间”属实体范畴，指的是社会结构的不同层位。1949年至今，中国的社会结构一直是金字塔形。1979年以前，主要分为“官方”和“民间”两大部分，两者之间没有中等阶层，“民间”成为非官方部分的统称。1980年代以后，一个人数不多的中等阶层逐渐形成，社会结构也逐渐分化为上层、中层、下层和底层。体制外经济学家吴清涟女士提供的资料表明：到20世纪末，上等阶层的数量占1%，中等阶层的数量占15%，下等阶层的数量达到69%，底层民众的数量为14%。这个时候，广义的“民间”仍可包括统治阶层之外的所有社会阶层。
问：我觉得，学界和诗界眼中的民间没有这么大的范围。陈思和所说的“民间”主要指中等阶层，又称市民社会；周伦佑所阐释的“民间”包括下层和底层两大贫民群体；韩东所强调的“民间”只限于学院派诗人之外的诗江湖。三种“民间”概念的指称范围各不相同，只有一点共同之处：“民间”区别于“官方”。
答：“体制内”与“体制外”属关系范畴，特指社会各阶层成员对共同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体制的不同态度。体制是什么？是社会结构的框范、装束、驱动机制。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生活在体制中，谁也无法逃脱和否认，无论上层人士、中层人士，还是下层和底层人士。但人们对生活于其中的这套体制的态度却完全可以不同。有的人可能拥护、赞赏甚至歌颂，有的人却可能抵触、厌恶甚至反对。这就是人们立场、态度上所呈现“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野。从心理角度看，凡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体制持认同态度者，其立场必定站在体制内，凡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体制持拒斥态度者，其立场必定站在体制外。
问：有人认为“民间”与“体制外”属同等概念，身处民间必定站在体制外。
答：这纯属误解。看起来人们对现存体制的认同或拒斥，完全取决于自身在社会结构中的等级地位。一般情况下，所处等级地位越高，与现存体制的利益联系越紧密，对现存体制的依赖性越大，就越倾向于维护现存体制，反之亦然。但事实并非一律如此，而有不少例外。罗马尼亚的伊利埃斯库和苏联的叶利钦虽然一度身处统治阶层的核心，却毅然站到了极权体制之外。当下中国的一大批官方组织中或准官方组织中的专家、学者、教授、作家、评论家、编辑、记者、律师，自身地位至少处在中等阶层，但新世纪开始以来他们纷纷高举自由精神之旗，从体制内转到体制外。反之，中国知识界曾寄以厚望的经济领域中产阶级人士，却大多站在体制内，对金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联盟极其拥护。广大农民无疑属下等阶层，但他们对现存体制的认同照样无可置疑。
问：我接触过不少沦落社会底层的人，曾为他们满脑子的体制意识和满口的体制腔调而惊讶不已。这表明：等级地位并不决定一切，身处民间并不等于站在体制外。
答：这不等于说官方人士和民间人士对体制的态度全无区别。总体而言，越是上层的官方人士越与体制生死相恋，越是下层的民间人士越容易转向体制外。但具体看，个人对现存体制的认同或拒斥，等级地位只是一个因素，个人在所属等级中的具体处境是又一因素，但决定性的因素还是思想上的觉悟——包括对自身主体地位、主体权利的自觉以及对极权体制反民主反自由本性的认知。人不仅会为利益选择立场，而且也会为思想牺牲利益。对于觉悟者而言，思想的力量往往大于利益的力量。
问：还需澄清一个问题：放弃公职是否等于退出体制？
答：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中国人所说的“公职”，并非专指政府机关公务员职业，而是包括所谓事业单位甚至大型国有企业在内具有“铁饭碗”性质的职业。所以，公职与私职主要是谋生的手段，去留之间并不涉及体制内外的问题。放弃公职的目的若是为了减少行为上的约束，便只是个人生活方式的自主改变。放弃公职的目的若是为了发财，便属从体制的一端跳到另一端。也有极少数人为了抗议体制的不义而辞去高位公职，但那是思想上和心理上与体制决裂后的义愤之举，而非因此才与体制决裂。无论哪一种情形，以是否有公职来衡量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属误识。体制内外之分，主要指人们对整个社会体制所持的思想立场和情感态度，而非个人与公职的去留关系。余杰没有公职，是因为体制在组织层面的拒不接纳。周伦佑辞去公职，是为了有自由支配的时间投身诗歌事业。他们的体制外立场都形成于与公职绝缘之前。北方的徐友渔和南方的林贤治都有公职，并不妨碍他们独立的体制外言说。虽然置身于体制的组织系统，个人言说会有诸多顾忌，但人的思想照常可以自由进行。一个人放弃公职去从事其他职业，只要思想立场和情感态度没有转变，他就仍然站在体制之内。再说，如果有公职就是站在体制内，那么广大农民和私营工商业主就应该站在体制之外了。事实上，他们大多数人的思想立场和情感态度都处在体制内。
问：持此误识的人士中，王朔算是一个典型例子。他硬说自己是中国第一位不求公职自谋职业自觉退出体制站到体制外的小说家。
答：王朔的整个思想观念不可能是体制外的，他的全部创作不可能是体制外的，他那商业主义的写作、运作、炒作，不可能是体制外的。要说他属于陈思和所指的民间倒还沾得上边——毕竟很早就在经济上挤进了中产阶级行列，比较符合学界的民间定义，但要宣称自己为体制外，就属误识了。
划清“体制外”与“民间”的区别，不等于说梁晓声们那种真正意义的民间立场言说不好，而只是说不够。再朝前一步——就是体制外言说了。
问：据说有位著名评论家在回答记者提问属于“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时，公然宣称每个人都生活在体制内，“体制内”与“体制外”是个伪问题。不知此公脑子糊涂还是内心有碍，竟会以这么一种伪回答来搪塞这么一个真问题。
答：让我用一个实例来证明“体制内”与“体制外”划分的必要性。1999年传记作家李辉采访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对话中谈到何清涟与其他经济学家相区别的一段非常精彩。李辉认为“这是民间经济学家与非民间经济学家的差别”。何清涟不同意“民间”这个名称，认为“应该是权力体制经济学家和非权力体制经济学家的差别”。李辉仍然坚持“民间经济学家”的提法。何清涟又提出“还是用非主流经济学家这个词好一些”。李辉还是强调“民间经济学家”的提法成立。这段对话见何清涟著《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一书第58页。从“民间”与“官方”，到“权力体制”与“非权力体制”，再到“主流”与“非主流”，短短几分钟时间一个名称的三次改换，高度浓缩了90年代以来中国民主知识分子自我命名的艰难过程和巨大困惑。
问：当下国内学界和诗界不同派别内部，至少混杂着体制外、体制内和内外兼顾三种立场和态度。不问根本立场差异，仅凭学术观点或艺术观点的某种一致就结为一派并与另一派势不两立，未免有些盲目。根本的分界线应该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划出。那些看似不同的派别旗帜下面不是站着许多本质相同的体制内人物吗？
答：后极权主义时代，划清“体制内”与“体制外”立场非常重要。面对暂时无法撼动的专制主义统治，知识分子至少应该划清与它的界线，坚持不同流合污，在思想认知和行为选择上保持真实自我和独立人格，无愧于社会良知的誉称。要知道，划清界线同时就是实行疏离。知识阶层的带动作用，必将使专制主义统治逐渐丧失人心基础，最终导致它或者悄然演变或者突然坍塌事件的发生。
问：可是官方总说这些体制外知识分子是少数，代表不了社会大多数人。
答：这个毫无新意的陈词滥调，牵涉到强权与真理的关系问题。在理论上，肯定是真理大于强权，在实际中，却往往是强权大于真理。颠倒发生于强权对世人思想的压制和扭曲，同时对真理的遮蔽和宰制。当上千知识人士和无数文化典籍被秦始皇残酷消灭而得到世人的疯狂拥护，当布鲁诺因日心说被烧死在罗马宗教裁判所火刑柱上而受到世人的狂热欢呼，似乎表明强权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愿望。然而真理并没有同时死去，它依然活着——同样在世人心中默默宣判了强权暴政的死刑。世人表面服从权力宰制，内心未必与权力意志一致。虽然在专制社会强权总是大于真理，但也有强权松弛而使真理公开成为社会大多数人旗帜的时候，例如中国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所发动名为“五四”、“四五”、“六四”的群众运动。体制外知识分子群体虽然只是社会的少数，但它是社会的头脑、良心、眼睛，它那独立于权力和高出于世人的思考、感受、审视，往往提前预示着历史的方向，并被社会大多数人移动的步伐逐渐证明。今天，专制政权的“四个坚持”信条与体制外知识分子的“自由民主”主张，究竟哪个更代表大多数人的心愿和历史的方向？恐怕除了傻子谁都清楚。假如在强权缺席的条件下进行一次全民表决，我相信体制外知识分子的主张定能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拥护。
记得1960年代，中共曾宣称他们代表全人类哩。现在声称的“代表人民根本利益”，有谁相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