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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画家朋友m多次来访。交流中谈到不少属于人文启蒙范畴的话题。随后他将录音整理成多篇文章，建议我发表出去。尊重他的意见，合署一个名字。
问：我看见不少知识分子文本把社会生活中的成功人士称为“精英”，仿佛今日中国是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在共同主宰，社会权利分配还是比较良性和合理。就连体制外经济学家何清涟在早先著作《现代化的陷阱》和现在文章中，也是如此提法。这样的“精英论”，恐怕值得怀疑。
答：人生在世，享有选择适当职业并争取成功的自由。只是放眼今日中国，成功与精英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很难在二者之间简单划等号。
至少，精英特指人群中的那些百里挑一、千里挑一者，而且他们的与众不同和高于众人之处，即使在命运的暗淡时期也非常明显，并非戴上成功的光环才能显现。精英在于表现，成功只是证明。严格讲，所谓精英本指人群中的出类拔萃者、超凡脱俗者、卓尔不凡者，又被称为世间精华、人中俊杰。他们身上的显著标志，是超群出众的才华、智慧、能力、激情、道德品质、精神境界。古往今来，社会各阶层中都有他们突出的身影。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人格理想，指出了精英的众多特征：达则兼济天下，不达则独善其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成仁取义，修齐治平……。其中没有哪一条宣扬成功可以不择手段，或者成功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中国现在的“精英论”，显然把精英人物等同于成功人士，而给人们造成社会权利分配比较良性和合理的错觉。
问：每种制度下、每种体制中、每种潮流里，都有一些人因为最能适应而上升为成功人士，更有一些人因为最不能适应而下降为失败人士。成败升降所遵循的法则往往不是才能和品德的优劣，而是机遇与适应。如果所适应的制度、体制、潮流属于落后和反动，这些成功者的形象反而应该受到拷问。
答：跨越古代现代，考察成功失败，精英身上体现的都应该是人类精神价值的永恒元素，而非个人地位的一时显赫。事实上，今天的中国社会并非正常状态，那些成功人士并不完全等于社会精英，社会权利分配依然畸形而病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眼前的众多成功人士，都是中国的特殊社会水土滋养出来的。这种社会水土至少可以分出三种性质，其中有优质水土、有中性水土、更有劣质水土。它们分别滋养出来的成功人士，与社会精英的关系也迥然相异。
问：劣质水土自然指中国社会的三大主流制度：半封建专制政治、前资本剥削经济、后现代娱乐文化。今日的政治成功人士、经济成功人士、文化成功人士，好象大多是这种恶性生态环境的产物。
答：政治成功人士对于专制主义制度的仰仗最为明显：他们不仅是这台机器的各种被动零件，而且因为被安置的部位更为突出才获得了显赫的权力、地位、名声、利益。他们的成功往往不是基于自身才能品德的公众认同，而是来自与才能品德无关的暗箱操作。虽然他们的职能包含着必要的公共管理，但是他们的本质同时被这台专制机器打上了反民主反自由的永久烙印。今日中国“权力=腐败”的铁定等式，更使他们身上或多或少带有道德的污点。不否认其中也有一些才能出众的优秀个体，然而正如系统论所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合，自我本质的异化和个人情操的低下，使他们只能依赖于权力而放射灰暗的光芒。这种离开专制主义制度便什么也不是的成功人士，当然不属于真正的社会精英。官方公布的数据：2003年至2006年中国查处贪官六万多，2013年一年就查处贪官近四万——其中包括许多身居高位的达官显贵。他们被查处前都属于成功人士，你说他们是精英还是人渣？
问：就拿社会各阶层的道德水平来说，官僚阶层也往往处于中等偏下的档次，今日中国的权力腐败，更使他们的道德水平堕落到了最低地步。即使社会各阶层的智力水平，官僚阶层也不是最高。无论心理学的智商测定还是实际中的智力状况，对比知识阶层、官僚阶层、商人阶层这三个主流群体，官僚阶层的智力水平最多只能排在中间位置。
答：高居官僚阶层金字塔结构顶端的帝王，智力水平也并不像他的地位一样高高在上。在中国这个长期被“天赋皇权”和“皇权至上”传统观念笼罩的国家，帝王从来都被视为智慧的化身，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金科玉律，直到今天许多人也还从这个角度仰望中共领导人的形象和倾听他们的言说。这当然是愚昧者迷信心理所产生的幻觉。
其实，帝王的智力水平只相当于社会各阶层智力水平的平均值。高于这条水平线的帝王往往会有两种结局：如果他信奉正确理念而想带领广大民众向前进，难免被旧习惯势力所拖累而步履艰难甚至退出政局，例如“辛亥革命”之后的孙中山；如果他信奉错误理念而想带领广大人民大飞跃，势必事与愿违地造成破坏甚至引发灾变，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那些低于这条水平线的帝王又是另一番情景：他往往会拖延、阻碍、甚至抗拒社会进步，最后不得不让位他人，例如“改革开放”之初的华国锋。所有稳坐权位的帝王，智力高度都与这条水平线大体接近。有个形容词叫做“平庸”，平即平凡，庸即中等，合起来就是平常。平常时代产生的政治领袖自然平庸。他们提出的“三个代表”、“与时俱进”、“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依法治国”口号，就算出自幕僚知识分子之手，也没有什么理论上的创新，普通常识而已。他们中的华国锋和李鹏，更是世所公认的低能儿。“有什么样的臣民就有什么样的君主”这个说法，就包含着“帝王智力水平只相当于社会各阶层智力水平平均值”这层道理。只要不以权位高低评价个人优劣，政治成功人士连同他们的领袖，就很难全部等同于社会精英。
问：商业成功人士是今天最为活跃的人群。只是比之政治成功人士，他们头上的光环要小一些，而且心中多了几分忐忑不安。现今，诱使整个社会尤其广大青年发生价值观畸变的人群，首先要数这些人。
答：商人阶层担负着生产与消费之间快捷交往的社会职能，对于活跃国家经济和方便人民生活非常必要。但是他们食利者形象的一面，却很少像今日中国这样被各种狂热的吹捧之词所掩盖。从现实主义文学到浪漫主义艺术，从马克思到马尔库塞，西方人道主义文化之所以对商人形象持否定态度，就因为他们以攫取金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贪婪本性与人性背道而驰。尽管西方后现代社会的商人已经比较人性化，可是中国商人正处在非人性化的极端时代，他们的成功往往意味着社会的某种灾难。
问：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商业大潮先后涌现出好几波商人：城市小本经营商、高干子女批条商、党政军警官倒商、特区地皮炒卖商、劣质产品制造商、股票市场圈钱商、国有资产吞并商、聚众洗脑传销商、奇货可居房产商、权贵亲属垄断商……。他们有什么区别？
答：把金钱当作世俗生活之门票，还是放大为神圣理想之旗帜，完全是两个概念，在道德天平上具有不同评价。其中，除了第一波基本属于勤劳致富，其他几波都与投机、欺诈、蒙骗、掠夺之类反道德甚至非法行径如影相随。今日温州商人金钱多得无处使用，这些金钱有多少是他们当年用假冒伪劣产品从全国消费者手中骗得？今日大城市房价连年飙升，那些房产商人用尽心机在背后设下多少骗人的圈套？今日权贵亲属富可敌国，这些财富有多少国家资产和民脂民膏？别看其中一些人有着高学历，更以口中不时吐放神圣的“文化”字眼而自命“儒商”，他们内心深处其实完全被“最卑污的欲念”所占据。他们通过大量骗取国有财富和民众养命钱而获得的成功，在败坏社会伦理和危害公共法律的同时，也塑造了自己丧尽道德准则的卑劣形象。
问：这些年，不时有愤怒的学者和网民对房地产大亨们提出道德上的质问，便是一个证明；1995年以来已有二十多个挤身福布斯富翁排行榜的国内商界骄子锒铛入狱，更使道德质问变成了法律审讯。
答：成功必须机缘巧合，但抵达时机之门的路径至少有两条：一条是投机、钻营、欺诈，另一条是才智创造、意志进取、道德坚持。惟有后者才是精英的成功之路。一个人最大的能耐如果只能是做生意，他就没有理由把自己评价得太高。爱迪生和比尔·盖茨的精英特质，并非他们作为商人的一半，而是他们作为发明家的一半。今日中国的商界成功人士，有几个发明者？有人说这是一个“无心”的时代。这句话有两重含义：人无“心”，机无“芯”。结果自然是以组装和贴牌冒充创造。当那些“商界巨子”被问到“核心技术”而支支唔唔时，这样的成就和成功只不过是悬浮在金钱迷信上面的彩色肥皂泡。由“无心”而致“无耻”，必使这类成功者的脸上永远缺乏精英特有的自信。
问：商人之中只有三种人能多少赢得我的尊敬：一是尚对文化怀有敬畏心者，二是尚对大众怀有感恩心者，三是尚对人生怀有崇高心者。可惜这样的商人凤毛麟角，难以构成耀眼的风景。
答：是的，中国已进入一个无心而无耻的时代，人们的良心和廉耻正被奸商们前资本主义式的反道德贪欲腐蚀殆尽。
假如要为这种反道德状况建一尊雕像，不妨以火舌般吐放的贪念为基座，再从空心的躯壳上伸出一双手，左手叫骗，右手叫抢。
问：“文化”这个字眼，现在经常像彩色气球一样飘飞在商业宣传中和商人嘴上。商业行为和文化究竟是什么关系？
答：关于文化的定义，全世界有一百六十多种。如果只着眼于功能层面，它的含义相当于人类行为的自律和他律，或曰人性化规范。商业行为中的文化性，除了商品制作和包装的工艺化，便主要体现为政府对于它的各种法律规定，其自身道德上必须承担的诚信与责任。各种自我粉饰和自我宣传，只是商人对文化介质的借用或者滥用。所有把“利己”说成“利他”的“商业文化”，都是自欺欺人的骗局。至于设计各种冠冕堂皇的运作程序骗取消费者钱财的所谓“营销文化”，更属于肆意践踏文化功能含义的犯罪勾当。逾越法律规定和违背道德担当，几乎成为商业行为的惯性。可以认定，商人的这类行为几乎都是非文化甚至反文化的。
问：我看到国内第二轮原始资本积累运动中靠着欺诈和窃取而暴富的商业成功人士，不仅被吹为“商业精英”，甚至还被捧成“商业英雄”。
答：什么叫英雄？英雄是社会生活中那些为了群体福祉、他人利益或自我尊严而无畏于艰难险阻和死亡威胁的超凡人物。其行为必须具备两个特征：利他性和精神性。商人的本性恰好与此相反——只有损人利己和惟利是图。传统文化关于君子重义小人重利的定义今天仍然有效，90年代以来一些不良文人对这个定义的批判纯属扯蛋。“义”的含义包括社会正义和人生大义。商人的惟利是图本性，必然使他们与君子和英雄的高尚情操相去甚远。
商业社会之所以具有消解道德、精神、文化、英雄的强烈倾向，就是因为商人行为的利己主义本能。社会生活中产生英雄的人文基质连同英雄本身都被他们消解殆尽，他们在消解英雄的同时自己怎么可能成为英雄？假如基督教的“末世审判”和佛教的“因果报应”能够成立，那些变本加厉使用前资本主义赤裸裸剥削方式而暴富的不义之徒，肯定属于遭受天谴的对象。他们怎么可能是“精英”甚至“英雄”？
问：记得多年前，国内评论界围绕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和《三峡好人》天壤之别的票房收入，发生一场争论。双方争论的焦点是：电影的“艺术性”和“商业性”何者更重要？不妨用这个实例来分析商业主义的反文化性。
答：反对“商业考量优先”者可谓义愤填膺，可惜未对“商业性”概念进行界定，使得驳斥之声缺少力度。
眼下电影行业，“商业性”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总体是：采取吸引观众眼球的一切运作手段，赚取最大化的经济利益。
服务于商业目的的运作手段有三个特征：一是选用名导演和名演员组成明星阵营，飙高影片的名声和身价；二是让故事、人物、情节、场景、服装、道具、表演，尽量迎合观众时尚偏好；三是动用高成本和大覆盖媒体工具，大肆渲染、吹捧、炒作，煽动虚假狂热。
于是，制片、编剧、导演、演员，只认得名与利之间的交换和增殖，全然不顾影片的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电影作为艺术的特质，全被市场需求吞噬。
艺术本来是时尚、世俗、主流的抗拒者，现在却变成了节奏一致的舞伴。艺术本来是发自内心、直抵人心、感动心灵的精神载体，现在却变成了专门制造感官刺激的玩具。艺术本来是独一无二和追求永存价值的全新创造，现在却变成了千人一面、转瞬即逝的时髦商品。艺术本来是潜心、沉着、从容、严谨的精神创作，现在却变成了惟利、应时、限期、浮躁的商业制作。
问：凡是把艺术变成赢利商品的地方，这些变异都不可避免。
答：如同人世间的所有事物一样，商品历来就有表相、名相、品相之分。自然经济时代，商品的表相、名相、品相三位一体，更凝聚着卖方的信誉和买方的效验。市场经济时代，商品三相才发生分离，以表论质和以名论价成为惯例。即使商品三相正在回归统一的西方后工业社会，不仅依然保留着表相堂皇和名相渲染的商业习惯，更有众多洋名牌在海外市场用低质量赚取高利润的恶例，可见商品三相分离的顽强惯性。中国处在前工业社会，商品三相的分离发生不久，以表论质和以名论价大有市场。从物品到点子、从关系到权力、从名声到地位、从人格到良心，一切都成了可以赢利的商品。它们自然要服从三相分离、以表冒名、以名充品的前资本主义商业惯例。所以，表里不一、名实不符，难免成为许多物质商品、艺术商品的共同特征。
张艺谋们，从新文化启蒙时代的人文艺术家到专制暴君辩护士和商业大潮弄潮儿的恶变，充分显示了商业主义在消解艺术的同时对艺术家的消解。
问：后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是铺天盖地的媒体资讯对社会生活的笼罩。中国前现代社会的街道上也挂满了各种后现代社会的布景。其中活跃着的媒体界和娱乐界成功人士也以“社会精英”自诩。他们似乎也是劣质水土的畸形产物？
答：人类社会自有公共媒体和大众娱乐以来，对于传播的内容就有自身的限制。这些限制有时是统治权力强加，更多时候属于人性的自律。基本趋向一直是：表达、宣扬个人崇高而美好的情感，疏导、升华个人低劣而丑陋的欲念。后现代文化及其中国街景，却服从商业主义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不惜在媒体界和娱乐界打破这个古老的限制。为了吸引更多眼球而更多赢利，他们竭力调动人们的一切低级欲念，并将人类永恒的真、善、美价值和所有崇高而美好的情感当作调侃、解构的对象。严肃的文学艺术主题被打入冷清角落，神圣的精神生活被面部神经的嬉笑运动所代替，主体的碎裂化和精神的平面化由此蔓延开来。这两个行业合力架设的后现代流行街景，不仅以感官刺激的软性方式消解着人性的尊严，而且还搭上半封建主义政治和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双轮车，共同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大街上长期肆虐。
问：最近二十多年，媒体界的堕落尤其令人侧目。奸商人群进行欺诈的前台一直喧嚣着媒体助纣为虐的声音，社会风气走向腐化的左右经常活跃着媒体推波助澜的身影。更有一些半吊子文人打着“无冕之王”的旗号，直接参与敲诈勒索，为快速致富而在人品记录上写下斑斑劣迹。2014年锒铛入狱的《21世纪传媒》总裁沈颢一伙人，无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难怪多年前中央电视台的几位带有“八十年代理想主义”色彩的媒体人会深感困惑，其中的崔永元还患上“精神抑郁症”。
答：这两个地界的一些人虽然仗着“文化”取得成功，但他们成功的要诀其实是商业主义。称其为“文化商人”尚嫌轻松，说他们是半封建主义政治的帮工和前资本主义经济的雇佣毫不为过。他们的人格形象与社会精英并不搭界。
问：中性水土想必是三大主流制度下面相对独立的科学、教育、医疗、技术领域。这个专业领域的成功者倒是与精英比较接近。
答：这些领域的成功者满足的是社会普遍需求，服务的是社会普遍利益，当然属于专业范围的精英人士。虽然处在半封建主义政治所安排的组织系统之中，而且同样受着前资本主义经济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冲击，但其本意是提供国家和人民普遍受益的科学和技术成果，而非满足低劣的个人私欲。他们头上的花环开放着更多世人的公认和尊敬。
由于所属行业具有超越任何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工具性质，又不包含对于任何制度、体制、潮流的颠覆性因素，他们还能与半封建政治、前资本经济、甚至后现代文化相容。然而倾斜事件仍然难免。
一种是经受不住官方的笼络和金钱的诱惑，堕落为学术和技术官僚或者学术和技术奸商：这些年大面积的医疗腐败、教育腐败、学术腐败便是典型现象。
另一种是不满于专制主义压迫和金钱主义危害挺身而出，成为自觉的民主主义者。
两种倾斜的结局自然不同：前者往往受到公众的谴责，后者往往遭到官方的驱逐。因为从成功之颠跌落的原因完全不同，前一种人跌落之后不再是专业精英，后一种人跌落之后仍然是社会精英。
问：优质水土比较容易理解，那就是在三大主流制度的夹缝中代表历史进步和社会正义的人文空间。从中站立起来的成功人士自然是社会精英。
答：专制主义制度下的个人成功，遵循着一条铁定规则：离不开官方或半官方色彩的承认——哪怕是某种默认。所以这些文化精英通过成功而浮出公共生活水面，必须利用专制主义制度的缝隙或者适应官方语境的容限。1980年代那批文化精英的成功，完全得益于官方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一旦威胁到专制主义的统治便遭到驱逐。1990年代以来另一批文化精英的成功，却是利用了商业主义潮流冲击官方出版系统而出现的缝隙。其中既有文化商人中个别颇具精英气质者的超凡运作，又有官方出版系统众多文化人抱持民主情怀暗中给予的推动。甚至1980年代以来文学界以“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大演出，及其推出的一批又一批文学精英，也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体系在艺术领域的空白地带和专制主义控制在艺术领域的薄弱环节，而在舞台上站成主角。这是真正的社会精英。不仅他们的动机具有超越权力和金钱的崇高性质，而且他们勇敢的身影和不屈的声音，同时代表了社会的良知和历史的方向。这和那些服务于官方长期统治利益和短期管理需要而成名的所谓文化名流，完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人。前者精英而兼成功，后者成功而非精英。
问：80年代精英并成功的不少人，90年代以来精英特质逐渐被极权主义、金钱主义、娱乐主义所消解，便只保持着成功而丧失了精英。例如：变异为专制话语应声虫和西方话语吹鼓手的张艺谋之类；沦落成诗歌嬉皮士和艺术炒作者的韩东之流。
答：跨入新世纪以来，文化界成功人士的精英色彩日渐淡薄。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闪亮推出的文化人中，无论智慧、口才、风度、性情，易中天都要算佼佼者。可是他在干什么呢？——用历史记载解构小说人物。
用《三国志》颠覆《三国演义》中曹操与刘备的形象，1950年代毛泽东和郭沫若早就搞过，记得1974年“评法批儒”运动中也有御用文人写过这类文章。只不过易中天的搞法更带智性和才气罢了。他的解构一开始就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第一，小说中的这两个人物是作者文学塑造和自由虚构的形象，寄托着作者的传统道德理想，并不要求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第二，读者所认同的这两个人物只是他们心目中的两种传统道德形象，并不需要认真追究历史真伪。易中天的所为，只不过是应合当下中国社会普遍的利己主义、相对主义、实用主义狂潮，对准世人心中摇摇欲坠的传统道德人物形象猛推一掌而已。
如此唐吉柯德式的战斗，他竟然还发誓要“坚决对抗到底”。真不知像他这样不乏优秀的知识分子，何以会有如此莫名其妙的大无畏？半个多世纪来，历史领域被篡改的真相成千上万，为何不用自己的智慧和才华加上这份勇气去还原一二？这样助纣为虐的成功站位，纯属自己拉开与精英行列的距离。
问：在一片“宣扬传统文化”的鼓噪声中，《百家讲坛》上的表演多数是一种“学术评书”，与艺术评书相比，只是说书人的身份变成了教授和学者，因而多了一点高雅的文化色彩。其实，所讲内容大多是书本上的记载，极少个人的思想见解和道德感悟，即使像易中天那样有少许个人观点，也是在迎合当下中国的三大劣质制度。所谓《我读经典》系列节目，更是成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的翻版。人生与经典的关系，怎么可能这样直接和肤浅？这些学者事后再看那些节目，很可能自己也会脸红。2006年以来的经典解读热潮，还潜伏着一种危险：对经典内容良莠不分一概推崇，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有效批判付之东流。
答：孔子思想本来包含着伦理上的普适性和政治上的守旧性两个方面。这些学者在宣讲孔子伦理思想的普适价值时，却对孔子政治思想维护周朝血缘制度和等级秩序的守旧性质视而不见。如此解读的孔子思想，既可能成为广大听众修复道德创伤的良药，又可能成为极权主义缓解专制危机的补品。
这样的专家、学者、教授太多太多，我为这类知识分子的迷失和昏沉深感苦涩。
问：1989年以后流亡海外的一大批优秀人物，因为官方的驱逐而成为公众视线中的失败者，但他们依然是当代中国的精英分子。其中既有文化人士，也有政治人士。
答：流亡者身在海外，心仍在国内。他们的精英品质所具有的巨大能量，早迟会在国内的社会转变中发挥重要作用。逃亡海外，既是国内人才资源的重大流失，又使这些人才在国外受到磨砺和保护。
最近读到胡平1987年出国后写作的几部著作。无遮无蔽的思想、准确到位的分析、深入浅出的表述，堪称大家手笔。与他出国前写作的《论言论自由》相比，不仅思考方向一脉相承，而且分析和表述也更成熟。作者的出国，一方面使国内90年代以来的公共言论界缺少了一位有力的发言者，另一方面又让他能在自由国度潜心完成这些重要著作。假如胡平、何清涟、曹长青、辛灏年、仲维光……一大批精英知识者能够回到祖国，国内公共言论空间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景观？
而且这批知识精英即使身处海外，也撑起着中国三分之一的言论天空，维护着中国言论生态的平衡。
问：2013年以来，中共抓捕的国内异议知识分子人数已经超过江胡两朝的总和，言论控制更是达到了结束毛泽东时代以来最严酷的时期。这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答：最直接的后果是彻底打碎官方与知识界之间那种虚情假意时断时续维持了几十年的“共识幻觉”。表面看知识界好像因为恐惧而沉默了，实际上知识分子已经在沉默中被迫与官方决裂。别以为知识分子只是民众中的少数人，异议知识分子更是少数人中的少数人，打压他们或者与之疏远无关紧要。要知道，知识分子是民意的代表，异议知识分子则是先进民意的代表——既代表全体民意的希望，又代表社会进步的方向。打压和得罪知识分子，其实就是在打压和得罪民意，最终将使统治者失去现有的民意支持和人心基础。以逼迫知识群体与自己决裂为代价换得暂时的党文化一言堂天下，肯定得不偿失，其严重后果终将显现出来。
需要强调的是，当代中国真正的精英似乎只有四条出路：一是坐牢，二是流亡，三是隐默，四是在机遇缝隙中或者戴着面具成名成家。这是他们的不幸，也是民族的悲哀，更是专制主义者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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