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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画家朋友m多次来访。交流中谈到不少属于人文启蒙范畴的话题。随后他将录音整理成多篇文章，建议我发表出去。尊重他的意见，合署一个名字。
问：中国面临的社会变革需要文化精英引领。他们的思想资源是否准备到位？
答：引领变革的思想资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完成20世纪所遗留“解放人”旧文化任务的思想资源，二是面对21世纪“拯救人”新文化目标的思想资源。无论哪个方面，文化精英们的准备都非常不足。追究其中原因，专制主义对人们的思想和言论施加的高压，自然是第一位的，但还有隐藏得更深的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因素……。
问：就连完成“五四”时代“解放人”文化任务的思想资源都还不足？太令人惊讶了。
答：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行程和人们熟知的历史事实来看，要完成这个任务，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步——政治解放了。政治解放和政治转变紧密相连，就是要将半封建专制制度转变为现代民主制度。可是，面对专制主义理论的核心区，文化精英们的思想准备至今仍然显得苍白无力。政治统治归根到底是哲学的统治。要动摇专制主义从观念到建制的统治，撬动转变之轮的思想杠杆就不能过于软弱。我们看见了什么样的情景呢？近似绵羊与雄狮的角斗。结局可想而知。对付狮子的角色不能是羊，甚至不能是狼和老虎。
问：用动物世界作比喻来涉入这个话题，非常形象。希望能够展开谈论。
答：2004年，北京学者姜戎写了一本畅销书《狼图腾》。虽然文学作品所必须的人物形象始终没有立起来，但是所表达的思想却很有见地。他以原始图腾为象征，把各个民族的文化分为“羊性”和“狼性”两大类型，并得出几个极具文化考古价值和文化透视意义的结论。在他看来：第一，中国汉民族属于农耕民族和“羊性文化”；第二，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属于游牧民族和“狼性文化”；第三，周代商、秦代周、唐代隋、元代宋、清代明……，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大多是狼性民族或者狼性集团对羊性民族和羊性集团的征服；第四，马克思主义登陆并入主中国，其实是西方“狼性文化”对中国“羊性文化”的胜利。
问：这本书我也读过，2013年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还开始将其拍成电影，据说要2015年上映。可是参与中国近代思想大角逐的，除了马克思主义，还有同时进入中国也属于作者所说“狼文化”的西方其他众多主义。作者似乎没有说明为何惟独马克思主义赢得胜利，难道它只是一条狼中之狼？
答：我并不完全赞成他的观点。
作者看到了动物可分为草食动物与肉食动物——比如羊是草食动物，狼是肉食动物；与此对应，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也可分成掠夺性（=肉食性）的狼文化与非掠夺性（=草食性）的羊文化。这很不错。中国汉族文化无论儒学还是道学，确实具有非掠夺性（=草食性）的鲜明特征，民族性格又温和善良懦弱，的确“羊性”十足。中国北方游牧文化却具有掠夺性（=肉食性）的突出特点，民族性格更坚韧、强悍、热烈，比较接近“狼性”。作者的观点如果只用在这个分析范围，倒是具有较好的区别作用，然而当他将其有效范围扩展到全世界，就显得缺乏理论涵盖力了。
他在打这个比喻时忽视了四个关键点：
第一、肉食动物除了狼至少还有狮虎，草食动物除了羊至少还有马牛，民族文化也一样——并非只有狼文化和羊文化两种。
第二、西方文化并非跟中国北方游牧文化一样属于“狼文化”，而是属于比“狼文化”更厉害的“虎文化”和“狮文化”。
第三、动物界各种动物可以从生活习性上分为群居类型者和独居类型者，与此相对照，人类界各种民族文化也可以从核心价值取向上分为两种——群体主义和个体主义。
第四、如果说草食动物马牛羊都是群居类型者，那么肉食动物则不然：狮虎狼当中只有虎是独居类型者，狮和狼却是群居类型者；民族文化也一样：“狮文化”和“狼文化”属于群体主义，“虎文化”则属于个体主义。
问：忽视这四个关键点会留下一大片盲区。我就觉得西方人的个体主义传统不太像习惯于成群结队的“狼性”。种族性格的强悍、进取、自由，与种族文化的个体主义价值取向相呼应，使其更具独来独往的“虎性”特征。
答：作者没有看出，中国近代思想擂台上的大角逐暗中发生过两轮。第一轮是西方个体主义也即主流“虎文化”与中国传统“羊文化”的较量，结果是中国“羊文化”惨败。第二轮是西方群体主义也即非主流“狮文化”与主流“虎文化”的较量，结果才是“狮文化”——马克思主义获胜。马克思主义的群体主义特征及其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使其更像群居类型的狮子秉性。
问：中国近代思想擂台上的第二轮较量中，狮子是如何战胜老虎的呢？
答：当时，面对民族竞争环境又深受西方列强威胁的中国，最需要什么样的思想武器？第一是能够抗拒西方主流文化而满足民族自尊者，第二是能够适应群体主义文化心理而有整合功用者，第三是能够与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相衔接而利于巩固统一民族国家者。竞相登陆中国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实用主义、尼采主义……，都不能满足这些需求。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尽在情理之中。
所以西方主流的自由民主思想不是“狼文化”而是“虎文化”，西方非主流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狼文化”的变种而是“狮文化”。马克思主义确实让拿破仑眼中的“东方睡狮”觉醒过来，使得西方众虎惴惴不安。
问：可以讨论一下马克思主义入主中国的历史时机和现实原因。
答：欧洲16-18世纪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国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都是现代变革的文化先声，共同指向都是确立民主共同性，也就是在博爱、平等、自由的认知基础上，确立全体国民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经济、政治、文化权利原则和制度保障。
只不过，“五四运动”除了具有欧洲同类文化运动的普遍性，更显出不同国际背景赋予的特殊性。16世纪以后，西方先行国家打开了现代变革闸门，旧大陆后行国家的民主主义浪潮也破闸而出。不料逼近20世纪，西方列强的民族扩张使潮流发生了改变。漫长的四百多年因此而被划分为两个时代：16-19世纪——民主主义浪潮高涨时代，19-20世纪——民族主义浪潮高涨时代。列宁所说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可算是两个时代之间的转变标志。西方民主国家对外扩张所激发的民族主义浪潮，不仅席卷了这个时期才开始现代变革的各个国家，甚至成为整个20世纪世界政治河道的主潮。
问：也就是说，已经改变的世界背景，使得中国现代变革的政治局势与欧洲国家不尽相同。在它迈出这一步之时，所面临的不只是内部封建势力的抵抗，而且还有外部列强的威胁。所以，“五四运动”一开始就包含着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双重主题。虽然民主主题的启蒙运动一度席卷全国各地的中心城市，但很快就被来势更猛的民族救亡运动所代替。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而是20世纪以来所有后发展国家的共同经历。结果是救亡压倒启蒙，确立民族共同性取代确立民主共同性。
答：这当然只是“五四运动”的民主启蒙主题发生方向性改变的外部原因。
中国的现代变革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在抵达“五四”之前，已先后经历了“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为何历时半个多世纪尚未成功？因为绵延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精神束缚太大。
现在人们都知道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民主启蒙——“五四运动”，是以爆发了爱国学生运动的1919年5月4日来命名的。实际上这一天反倒是这个伟大运动衰微的开始。这之前，以民主启蒙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发轫多年，并且摧毁了以儒学为轴心的传统群体主义文化观念。这一天之后，启蒙之火虽然借救亡之风迅速从北京辐射到全国，但很快被声势更猛的民族救亡运动所淹没。可以说正是从这一天起，世人的目光开始从关注个体的权利转向了关注民族的命运，并且最终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和极权体制在中国的统治。
问：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理论界在讨论“五四运动”先行的民主启蒙主题由于这一方向性改变而遭致挫折的原因时，大多赞成李泽厚的观点，认为是“救亡压倒启蒙”。
答：这只是事情的外因。在其背后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文化问题。
驱使世人将目光从民主主题转向民族主题的内在动力，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人们依然十分牢固的传统群体主义文化心理。
“五四一代”所接受的西方个体主义文化观念，之所以没能在中国长期扎根生长，就因为它不能适应中国民众未曾转变的传统群体主义文化心理土壤。
同样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念，为何能够在中国站住脚？因为它正好与中国民众的传统群体主义文化心理土壤相契合。
问：中国的文化大转变早在从“戊戍变法”到“辛亥革命”的历史时段即已开始，紧接着最大最公开的转变事件，自然是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一代知识分子高举“科学与民主”之旗，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声中向传统儒学发起猛烈的攻击，宣告了这个笼罩国人思想近两千年的传统群体主义文化观念的终结。与此同时，西方以个体主义为主调而又色彩斑斓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尼采主义……纷纷登陆中国，马克思主义也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枪炮声中进入中国各种文化观念的角逐场。这是中华民族封建性文化观念的全面断裂和现代性文化观念的崭新选择，人们激烈震荡的思想空间自然充斥着各种主义的对立与交锋，人们急于建构新型文化观念的努力必然包含着对各种主义的对比与认同。
答：由于这些新颖的主义不是从本土纵向产生，而是从西方横向移植而来，它们要想在中国扎根生长，就必须适合这里的“土壤”和“气候”。
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土壤”？
答：这个“土壤”，便是国人在传统群体主义文化观念的千年投射下积淀而成的群体主义文化心理。文化心理——人们在认同一定文化观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心理/行为定势，是区别于人的第一/自然本能的第二/社会本能，具有很强的惯性。
中华民族的群体主义文化心理基础与其群体主义文化观念建筑相呼应：习惯于以民族、国家、君主作为个人存在的价值源，以民族、国家、君主的利益作为个人行为的标准仪。
虽然新文化运动断然否定了传统儒学群体主义文化观念的合理性，但人们身上千年积淀并世代相传的群体主义文化心理不可能短短几年就完成转换。新文化运动的风暴主要在中心城市呼啸，广阔的农村没有受到多少冲击，在汪洋大海般的亿万农民中间，不仅孔孟之道仍然保持着合理性的权威，而且认同于民族、国家、君主的习惯心理更是丝毫未变。这样特殊的文化心理“土壤”，对移植来的主义之“苗”自然有特殊的要求——必须具有群体主义特性。
问：那么“气候”条件呢？
答：中国当时的“气候”也比较特殊：在反封建的同时还须反列强，而且紧要性还置于反封建之前。这就决定了移植来的主义不仅不能是西方列强的主流文化，而且还必须对其具有消毒和灭杀的功能。
问：你是说经过这两个要求的严刻筛选，马克思主义终于伴随着俄国革命的欢呼声只身胜出，其它参与竞选的众多主义渐渐退场？
答：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当时的中国现实达成了多层面的契合：它作为西方最具社会批判锋芒的非主流文化，对西方主流文化具有天然的免疫性和抗拒力；它的公有制建构和集体至上理念，广泛适应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群体主义文化心理；它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治传统不谋而合；它对剥削阶级及其剥削行为的抨击和对劳苦大众的同情，赢得了中国下层民众的拥护；它以全面平等为核心的社会理想，极大地调动了中国变革参与者的献身激情；它的唯物主义基础，适宜于在中国撑起近代科学的旗帜；它以“代表世界上最先进阶级行使权力”的新观念代替天赋皇权的旧观念，从而在统治权威的认定上获得世俗的合法性。
问：这个新群体主义的文化观念，自然不是传统儒学的翻版。它既具群体性，又有凶猛性，完全具有“狮文化”的特征。
答：这使得它在应对民族主义浪潮扑面而来的世界变局时，具有较强的对内整合力与对外抗争力。当然，在多层契合中，最重要的还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群体主义文化观念与中华民族旧的群体主义文化心理的契合。在这一点上，与其说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中国社会刚走出封建时代的土地上，不如说它扎根于中华民族尚未摆脱封建性质的心理土壤中。这个心理土壤，既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路径依赖”，又构成极权主义政治制度的“心理支撑”。马克思主义入主中国后，中华民族的群体主义文化心理不仅未改变，反而在其强劲呼应下继续延展。它的群体性、进攻性、暴力性特点，使得它更像一种“狮文化”。
问：的确，马克思主义正是以其公字当头、国家至上、集体第一的新群体主义文化观念特性，在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文化心理土壤上，骤然扎下根的。它不可能是独来独往的“欧洲狼”或者“狼文化”。
答：现代文化大转变，本来是要以现代个体主义代替传统群体主义，经过一番大折腾，最终却回到了新的群体主义！这是中国现代变革在政治挫折之外遭遇到的另一个大挫折。
1949-1979年，中国人就生活在这个新群体主义文化观念的统制之下。时至今日，这个构成极权统治意识形态基础的新群体主义，依然老而不朽、朽而不死、死而不倒。
问：记得有一年，一位诗人说过一句十分准确的话：共产党的统治有一种狮子的美。确实，从思想体系到组织系统，从制度秩序到典章礼仪，贯穿党内党外，渗透垂直左右，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大厦，无不显出某种宏大、强悍、严密、匀称之美感——包括那咄咄逼人的群体性、暴力性、进攻性。
答：六十多年来，那么多疯狂而荒谬的运动残害了那么多中国民众甚至活活饿死几千万人，人民依然俯首帖耳，其中原因就包括这个极权建制特异的迷人美感。
文化精英们今天重新举起自由主义的思想武器来与昔日老对手再度较量，仍然是用最为强调个人力量的“虎文化”来对抗最为强调群体力量的“狮文化”，双方的胜负可想而知。
问：一个人如果只是为自己活着，就会逐渐感觉自己的行为没有什么意义，内心就会慢慢失去崇高责任、强劲动力、勇敢精神。这可能就是个人主义的软弱之处。个人主义好像只有被注入民族主义激素，才能变得凶狠强悍。
答：当你去翻阅欧美国家的历史就会看见，以个人主义为价值核心的自由主义，确实只有注入民族主义激素以后，才会变得凶相毕露。如今，这只自由主义之虎已然老迈，勇猛虎性早被驯化，传播它的中国知识分子温文尔雅，这些知识分子想用它来代表的中产阶级又享乐腐化。它能战胜那一群张牙舞爪的狮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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