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幽烛微触目惊心（2007-2008.5.14）（本人经历之三）
2006年底汉阳监狱中层狱吏的大调整，可以说是对某种“腐败消解专制”之说的一个印证，自古以来，一个军政集团暴力夺权后都会发生这么一个循环，那就是夺取政权后残酷无比，以此巩固政权后则开始腐化堕落，由此它再也无法继续原先的“全面专政”政策，不得不开始软化对民众乃至异端势力的态度。在社会大气候的影响下，在王保平作为已高升湖北省司法厅长的张坚的秘书下派来任监狱长所带来的全面腐败的风气下，由此开始，汉阳监狱的种种丑态再也不瞒我了。不仅没法瞒我，也没人再太卖力的瞒我，虽然他们仍然不时的例行公事，比如2006年4月24日我当监狱局长面揭露汉阳监狱执法违法以后，指导员张宏志就又在上司要求下对全队犯人训话，不准和我说话，否则要关禁闭，甚至要加刑。以后也总是有狱吏不时应命这么做，却只是应付差事而已。这样，伴随着我将刘勇严小平训练出来的坏蛋郭房放、张挺进的一一驱逐，我对汉阳监狱的黑幕也就越来越清楚了。
老五队和基建队之间的墙拆掉合并为八监区后，虽然一时仍然按原有的建制当南区北区管理，但分监区长和指导员的职务已经取消，分别挂副监区长和副教导员的职务名称，也就不再是一级管理机构，实权已经并入监区长和教导员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对我的管理也就再次作了调整，改由任教导员的刘明文直接管，失去实权任副教导员的张宏志就把我的一切交给了刘明文。
至此刘明文已在老五队以及其上级监区一级搞了五年，他对我个人也不坏，可是，自从我发现他是一个卖法贪官，嫉恶如仇的我就从不正视此人，并且一再和他侧面斗争，把和他有关的坏事一一揭穿，他呢，也知道我“一不好缠二不好惹”，况且没有管我的权力，也就一般不说什么，偶尔还向我表示一下善意，如某次接见刘勇等人不在只好由他带去，当让他拿回我哥哥带来的食物时，他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向我表示“善意”，很有意味的对我卖人情：“全厂都不准送吃的，就是你的可以拿进来，你要晓得，我们对你还是、、、、、、啊，哈哈、、、、、、”这当然令我齿冷，全厂犯人的各类亲朋可以接见我的不能，全国犯人可以和亲朋通信我也不能，一般犯人之间可以随便说话我还是不能，只因不准我三哥五弟之外的人见面只好在三嫂来时把东西拿进来，由此才成了惯例，现在，他倒还以此作为人情向我出售，把迫害当做了恩惠，真是卖法思维的典型表现！另外，汉阳监狱在犯人的被服配发上非常刻薄，为了节省开支尽可能不发，至此我来了八年只发了一套质量极差的垫絮和盖絮以及一床垫单，这年冬季，全队100多人照例一共只有20套下发，要求每人只能要一种，没办法我只好要了床单，因为它实在没法再将就，刘明文正好在场，立刻主动问我还差不差什么，我怎么说呢？棉絮嘛再破也能将就，他一听，立刻说有就好。虽然我果真要他也会叫人发，可那只能使其他犯人又少领一床，对他们来说，刻薄最穷苦的犯人来给有关系有实力的犯人某些好处也是给自己好处，可我能和他沆瀣一气吗？
得知该他管我以后，我不能不找他了，因为到此为止我还是九个本子周转，隔三两天就必须找负责管我的人去换，盘算好以后，我打报告进了办公室，两人相对中不免有点尴尬，因为我讨厌他，他也怨恨我，他又不敢得罪我，我也不能得罪他，他得罪我我要把他的违法问题追究到底，我得罪他他会用手中的权力来迫害我。这样，时隔五年我们再次正面相对。
“现在我归你管了，”我冷冷的说道，“我的原则是希望我能过得过去，你对上面也好交代。”
“说句你不喜欢的话，”刘明文也冷冷的说“我真不想管你的事情。”
有害而无利，他当然不想管我，被贪官污吏管，于我又是什么滋味？
第二次，再找他时我有了“两全其美”的好主意，并且考虑好了利用他不想得罪我的心理办一件事的方法：“这样，你也忙，今后换本子这点小事你就交给张干部算了。”
对此，他还能不正中下怀！
“还有一件事。我来了七八年，写的东西在你们的保险柜里装了一满箱，你跟张干部打个招呼，等他几时有空的时候我和他一起清理一下。”
不出我料，他也立即答应了。
于是，刘明文不再过问我的事情，不过他管我的时间也不长，四个月后，就通过行贿当上了其他监区的监区长，从而在这次分监区撤销的汉阳监狱中层狱吏大调整中不仅保住了对一百多犯人的绝对控制权，而且官衔也升了，从此，他敲诈犯人更加肆无忌惮，因为他不仅要捞回投资，而且要赚取利润。
张天作为主管我的干部即狱吏是个极为懒散的人，皮皮塔塔什么也不想干，任何时候任何一件小事找他都哟哦啊哦一拖再拖，以显示他在“工作”，也喜欢把给犯人做本职工作当做大慈大悲的巨大恩惠，当然这是大部分狱吏的通病。
几年来，我的信一直通过张天“发”，不管女儿能否收到，我总得坚持自己的这一基本人权，不过作为一种姿态，到后来从两个月发一封改成了四个月发一封。一次我去发信，他接过去随手打开抽屉往里一扔的时候，我发现四个月前给他发的信居然还在里面！我立刻愤愤地问：“怎么上次发的信还在你这里！”他却满不在乎的说：“哎哟，你晓得我晓得，反正发不出去的。”“那才不一样，汉阳监狱狱政科不发那是他们的问题，你扣我的信那就是你的责任了！”“你这还较真？”他反而沉下脸来对我发脾气，“我对你够可以的了！”以无理当有理，以管着你来威胁你任凭他不讲道理为所欲为，这是多数狱吏的通病，毕竟你还要在他手下过日子，弄得他不高兴了他随时会整你！老话说得好，“县官不如县官”，“不怕官只怕管”，“官大一级压死人”，何况是连曾“将百万军”的汉朝宰相周勃都害怕的主管狱吏？如果换个场所有一点道理可讲我绝不会放过这件事，然而，面对汉阳监狱全方位的违法迫害，和主管狱吏搞好关系对生存环境太重要了，没办法，我只好忍气吞声，闭口不言。
不过这人品质也还不坏，总算不故意为难，在我一再敦促下，拖了几天，还是帮我打开了保险柜，，哇，虽然被挤得乱七八糟，我八年来的文字基本上都还在！至少目前还没有问题，我稍稍放心了点，要求自己拿来一个大旅行包把它们装起来，见到来汉阳监狱当天用材料纸写的日记，我怕弄丢放进了衣袋，，却被他发现后要去了，下次全部要回时，这些最早的日记反而没有了。
在我查看财务科的个人账目时，狱政科长赵勇表现得异乎寻常的热心，由此开始，他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来看我一次，明显力图淡化乃至消除对我进行死亡威胁的后遗症，从我来说，黑牢之中既然在揭黑上向他们做了让步，为了下段生活顺利一点，尤其是为了将黑牢中写出的文字带回去，和他们搞好关系也是必要的，这样，由此开始我和赵科长的关系反倒“融洽”起来，每次来见我，他都主动问我有什么意见和要求，这种情况下，我也只能提提小意见小要求，日子能过就行，对于他主动谈到的特殊照顾我一概谢绝。
应说明，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势利，劳改队也越来越“看人下菜”，,对政治犯尤其如此。此时，在汉阳监狱和我同等待遇的还有和我一起搞中国民主党判七年的陈忠和和中国发展联合会主席、出国后自称临时总统抓回判无期的彭明，他们一来就都向当局提出了单独开伙，不吃极其恶劣的犯人伙房饭菜，这当然很正常，汉阳监狱拖一拖卖点关子，为笼络他们后来也都答应了。但是，我的情况不同，一开始汉阳监狱迫害了我，再后来他们要和我改善关系，想要我提出这类要求我也断然拒绝。因为我和专制当局苦斗几十年，已经习惯了刻苦生活，也爱惜自己的羽毛，不想给他们留下任何话柄。狱政科长赵勇人品如何？一天我谈起抓住替刘指导监控我的郭房放趁犯人全都出工监舍没人，在饭菜拖回后去偷了一大碗肉，把一百多人的肉偷了一大半，被我发现当场端到办公室去交给狱吏时，他居然说：“他没分你一点？”此语令我怒不可遏，若在社会上真要怒斥，此情此景，只好反问：“如果我只知道吃而没有廉耻，还会来坐牢吗？”交往中，他不得不承认：“你这人真不一般，人家没有不提生活要求的，他们的要求太多了，只有你完全没有个人要求！”我不反对人家提求，但我决不会提，因为这关乎我对自己的自我期许。
在和赵勇的交往中，我获得了大量有用信息。这人一无文化，二无人格，三无涵养，四无遮拦，找我时也就什么都说，他的目的是“维稳”，既不发生会动摇王保平权力的事情，在这个前题下监狱里发生什么事情都可以，他常向我炫耀自己如何“人性化”的放开从前严控的事情——喝酒，赌博，做生意，的确，他不像姚文忠喜欢什么都管，什么人都整，不采取高压政策，但他当狱政科长的这几年监狱里的两极分化、黑社会化登峰造极，他本人也以黑社会手段进行管理，他表面上围着王保平的利益转，其实也只是用这种办法围着自己的利益转，无论狱吏犯人得罪不起的他就不得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只要威胁到他和他主子的“核心利益”他就不顾一切了。自然，他这人政治上决不效忠共产党，为了和我套近乎，甚至多次向我公开指责中共当局，一再嘲笑高官没本事，不得人心，直截了当的说：“真要搞选举国家主席哪轮到胡锦涛？”于我来说他发政治牢骚到无所谓，重要的是这使我没有了政治迫害的担忧，同样重要的是，我还从他口中得知了一些汉阳监狱的内幕，并因为他反复说“我不是要巴结你”而窥出了他的猥琐心态，这使我相信能通过和他加强联系来保证出狱时可以带走我的全部文字。这一点似乎很快就得到了验证，当然结果却是另一回事。
此时的监区长许红兵是个非常典型的人物，各种社会和时代的矛盾冲突都在他的言行中充分表现了出来，中国社会的黑社会化和残存的人类良知一直在他身上进行斗争，这种斗争自然是黑社会化取胜，但人类良知又并没有因此彻底泯灭，时时还是顽强的表现出来，这种情况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进一步说可能在今日官场的大部分人身上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虽然这不是说官场就没有好人。
一来当天，他就声色俱厉的对全队犯人训话说：“我调这个队来，是因为这个队生产太落后了。这个队不是没有基础，本来是全厂第一个搞毛织的，也是效率最高的，现在一连几个月落在全厂最后，所以监狱特地派我来把生产搞上去，当然最终还是要靠大家都努力，光我一个人是不够的。现在的问题是闲杂人员太多，这关系那关系太多，一线生产人员太少，我不管你那些，该上机台的就得上，该出工的要出工。中国监狱实行劳改政策，你们都是来劳改的，没有哪个特殊哪个例外，少一个人上机台其他人就要多做一份，那不公平，也影响人家的心情，凭么事我做人家不做？从现在开始就要清理勤杂人员，把人数降下来，该上工地的一律上工地。当然，机台上的人也得加把劲，我们的人均产量比另两个队差太远了，今后每天完不成当天生产任务的回来后一律在本队乒乓球室禁闭，直到熄灯为止，人家完成了的回来休息，你们没有完成的混到下班算了，哪有那好的事?奖励问题，今后要减少后勤人员的，向一线人员倾斜，人家累死累活你在屋里玩，结果减刑还更快，哪有这个道理？”
他的这些说法从狱政的角度看完全正确，管理者不讲公平这个管理是搞不好的。
那么他做得怎么样？
来的第二天，他就向犯人打听谁在外面是厨师，于是立即将犯人帅德奎从生产一线弄回来去给他当“御厨”——做“水板”带炒菜。“水板”是这里对为狱吏和有地位犯人洗洗涮涮的犯人的称呼，而每个队也都安排一名犯人在办公室里当水板，但专门安排一名犯人为自己炒菜，这在老五队还是第一次，——在我的强大压力下，在汉阳监狱维持冠冕堂皇的形象需要下，此前严小平、刘勇管辖时哪会有这种事？刘勇在时他自己很检点不说，当我指出其他狱吏向犯人敲诈吃喝后，他立即对手下狱吏做了要求，狱吏陈立强、罗长生、姚平从此敲诈吃喝总要避开他，现在，许红兵一上任就给自己安排厨师，在狱吏就是犯人的上帝的现实面前，结果会怎么样？
应当说明，许红兵本人经常在外面自己花钱买菜带来交给帅德奎，但是由此开始，全队狱吏就几乎每顿饭全指望帅德奎了。这里的一个重要诱因，就是帅德奎为了讨好狱吏，不惜自己花钱买菜买面条供他们吃。对许多犯人尤其是喜欢利用“管家”身份来达到自己目的的人来说，能有机会如此巴结伺候狱吏实在是天赐良机，因为对他们而言这是最好的投资，由此成为人上之人不仅可以改善地位，而且也不愁投资收不回来，自然还有很多人因此反过来巴结他们，给他们好处，即使没人给，他们自己也会去勒索别人。此外最重要的是由此他们的减刑有了绝对保障，这才是最大的利益所在。帅德奎是谷城县石花镇人，本来极为胆小怕事，几年前一个休息日他被值班犯人陈露无端打得鼻青脸肿，我见状忙将陈露拉开，他哭哭啼啼的想向狱吏报告，走到办公室门口轻轻喊一声，见没人答应，怕吵了狱吏瞌睡挨骂再也不敢作声，只在办公室门口不住的哭，半小时后陈露为了免得狱吏找麻烦，走过去给了他一支香烟，他犟了一会儿还是接下走了。顺便说一句，陈露做新犯人时也有过类似经历，许多犯人都是无势时可怜兮兮，得势后如狼似虎。现在，仅凭厨师手艺一步登天，愚蠢怯弱的帅德奎会怎么样？我们走着瞧。上任伊始他就使出浑身解数巴结所有狱吏，尽可能满足他们的所有要求，这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许红兵对犯人施加的压力很快见了效，生产立即节节上升，但消除特权犯减少勤杂人员的打算则落了空，也就是对一线犯人施压要他们们多干活没遇到多大阻拦，但面对关系犯特权犯他却无能为力，这里先不多说，后面有专门记叙。
他来不久，我就遇到了我们南区要锁门的问题，考虑一番后，我直接去找他。虽然没有管我的责任，听了我的反映，他立刻表现出非常热情激动的样子，很慷慨激昂的对我说：“你放心，你的事情我们非常重视，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你的待遇不会改变，你的问题我们会合理解决。”
这话不知是叫我受宠若惊还是哭笑不得，安排我单住本是一种隔离措施，以防止我和其他犯人接触，经过八年多时间几届狱吏班子后，现在倒成了一种特权！当然这于我决非坏事，是我生存状况改善的重大标志。人心苦不足，得陇又望蜀，我立即开始设法驱逐每天紧跟不舍的郭房放。
还没等我采取措施，一个更好的消息传来：鬏毛刘明文调走了。这个恶吏虽不过问我的事，我见着他就有气，也不想和他打交道，他一调走，无论来个什么人，我都可以实施驱逐计划了。在全面腐败的大趋势下，恶吏贪官都如鱼得水，千方百计送钱纳贿作为进身之阶，这样，刘明文因此从教导员升成了其他监区的监区长。从病犯监区调来的胡卫生呢，后面我们将会看到，他是一个更典型的好东西。
这天，我照例完成了两千个俯卧撑和一万米的长跑，洗完澡后见新调来管我的教导员胡卫生正独自在北区办公室的卧室里享受帅德奎为他做的早餐，用犯人的早餐馒头油炸后供他享受，便抓住这个机会向他提要求，并且毫不客气的向他提出忠告。胡卫生这人长得又矮又肥又丑，一看就是愚昧颟顸之辈，不过我想人不可以貌相，说不定他是一个凤雏先生，一开始还是抱着很虔诚的态度和他交谈：“现在，吃喝已经不算什么，你这、、、、、、，吃犯人馒头、、、、、、”
“是唦，”没等我的劝告出口，他就打断为自己辩解说“这年头吃喝已经不算么事了，不值得说。你有么事？”
没想到完全相反的看法，却会有完全相同的表达方式，而他的厚颜无耻也令我倒抽一口冷气，我立刻明白，对这人没有什么道德劝告可以提出来，他这方面的观念和先前的指导员刘勇相反，属于不可理喻不可救药之人。
不过，恰恰是这种人，由于只顾自己的利益，也就好打交道，他们自私、卑劣、怯弱，容易在压力面前屈服，因此也容易打交道，不难达到一些有限目的。
“长期以来，郭房放、、、、、、”就这样，我向他提出了换人的问题，坚决要求把跟屁虫赶走。
胡卫生一面满嘴流油的贪婪大嚼，一面含混不亲的回应：“这个事情我决定不了，要和许区长和狱政科商量。”
“这点小事，”我故作愤怒的说，“到处商量么事？调个把人的事哪天没有？事事要狱政科决定他们忙得过来？你这样推卸责任是什么意思？”
他吓得慌忙辩解：“这不是推卸责任，你的情况特殊，我实在决定不了，这样，你不慌，看哪一天找个机会，我跟他们商量一下，及早帮你解决，好吧？”
这家伙果然一施加压力就屁滚尿流，翻过来给我说好话！
就在这时，汉阳监狱三队也就是二监区再次发生打死犯人事件，一个叫李三军的谷城县人在出狱前十几天因弄酒回监搜出后挨打几天后死去，为此其老乡们纷纷抱不平并且要求调回鄂西北，由于事情闹到了监狱局，汉阳监狱当局受到一些压力，这种情况下，它不仅不反思问题，而且加大了对犯人的打压，由监狱长王保平出面开电视大会，他连现场直播也不搞，只是对着镜头照本宣科的念了一遍，却叫犯人每晚收看三遍，连看三晚上。如此大会的内容，则是宣称那些犯人在诬告，把因肺结核死亡说成是打死以达到调回去的目的，因此，汉阳监狱要开展一场打击破坏监狱形象的运动，追究诬告者的法律责任。
为此，监区长许红兵在本队反复强调：“要相信本级组织能合理的解决问题，不要把矛盾上交，否则一经查证不实就严惩不贷，我们也不希望那样做，但是你们把路走绝了我们也没有办法。你们不相信别人可以直接找我谈，我保证不会打击报复。”
严小平刘勇自己心里没有鬼，对于犯人的控告也就看得很淡，但是，现在我才明白他们在汉阳监狱是例外，他们之后的老五队负责人也好，外队的也好，几乎没有哪一个负责人开会时不对犯人进行这类威胁——不准上告，否则后果自负。事实上，中国的监管系统中，越黑的地方这种现象越严重，为《和平宪章》劳教时，我亲见连犯人头也这样威胁他人，他们的说法惊人一致：“要告就告到我这里，否则后果自负。”
不过，对我来说这就又造成了良好机会，次日，我择机在没人时找到许红兵监区长：“你说得对，有问题尽量在本监区解决，但是胡教导却不是这样，我叫他换个人，他硬要去找狱政科，这是甚么意思？我来以后已经换了十几个，何必搞得那麻烦？他既然要把问题上交，就莫怪我到时候什么都说。你也可能晓得，去年我当监狱局长面说了几句话，汉阳监狱花了几大力气才摆平。人都是看不见自己脸上的脏东西的，你我都一样。何况我的要求又不高，是你们完全可以做到的！”
许区长气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愤愤的反问：“好，你说我脸上有么脏东西？不过你跟我讲这件事也是对的，老胡已经跟我说了，这样，我叫他给你物色一个，保你满意，年纪大一点，懂事一点，不会扯皮，还有，保证不是关系，好吧？”
就这样我通过对他们施压，不久就把讨厌的跟屁虫赶走了。与此同时，我和他们的关系也发生了逆转，随着我对汉阳监狱黑幕了解的增加，对他们丑事坏事的掌握，现在已经不是我在乎他们，而是他们畏惧我了。当然我作为民主人权活动家品行端庄，自律严格，既不会有出格举动，也没有特殊要求，我讹诈他们只是为了让自己少受到点毫无法律根据的迫害。
新调来的犯人叫郭国全，当然他也受命来监控我，但是，许红兵胡卫生不是严小平刘勇，他们的精力用到谋取私利方面了，没想到也没办法再像从前那么刻薄我，与此同时，和先前那些家伙不同，郭国全不是干了伤天害理的事，也不是先前那些家伙一样的坏蛋，只是为几只虎皮青蛙就被当局作为典型小题大做判了十年刑，所以在这里他当绰号就叫“克蚂”——方言青蛙的意思。坏人极力整我以求减刑，好人则不同，第一有是非观，不愿为恶，第二痛恨当局和狱吏为非作歹，容易和我产生共鸣。另一点，则是建议调他来的犯人杨栋本身可说是我的一个学生，在他调来之前就打了招呼要他善待我，这样，他一来我们就建立了良好关系，加上我能够精确拿捏尺度，不同人不同对待，并能确保他人的合理利益，很快，他就和我一起来共同对付杀人犯张挺进。
由此，我的小环境才开始有了改善，不再生活在敌视者的团团包围之中。
现在，对我来说最重大的事情，是如何确保这次坐牢所写的文稿能顺利的带回去，为此，我开始从两方面着手做准备，第一和大小狱吏改善关系，以减少他们的敌意和戒备，第二，直接要求汉阳监狱把我的文稿归还我本人。对后一点我毫无把握，因为那完全不取决于我。和我一样，现在汉阳监狱也在改善和我的关系，其原因不言而喻，第一，中国的任何监管单位都是进来时从严，要出去从宽，第二，中国和世界的大趋势使他们有了留后路的需要，这样，把从前对我的非法限制逐步加以撤销对他们有利无弊。但是，能否要回原稿，对这一点则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
没想到，仅仅对教导员胡卫生狱政科长赵勇说了两三次，这个问题就轻松的解决了，他们答应让专管干部张天把我的全部文稿归还我本人。
还我的时候，毫无责任心的张天看也不看，直接把保险柜里的所有东西都交给了我！我从前就知道，锁在一起的东西还包括我的几大包档案，有我刚来的时候接见时他们做录音的录音带，有严小平为我做的监管日志，还有从周仁峰开始由监控我的犯人写的监控日志，当然，他总算没傻到连档案也一并交给我。这样，我就得以从严小平做的监管日志里知道了当局对付我的大量情况，尤其是司法厅和监狱局的高管们的各种指示。不过，我毕竟还在坐牢，这些东西在我手上的结果祸福难测，稳妥起见，除最重要的第一本外，其余的我都还给了张天。就是第一本，为避免临走时引来麻烦，最后也还是放弃了，当然它的内容自此也都早已牢记于我的脑海中。
可叹的是，某种意义上说我正因此上了汉阳监狱的大当，这种情况，使我相信文稿带出去不会有大问题了，便没有再未雨绸缪。结果，我仅在此前将一些非常具体的材料提前弄了出去。
恰恰由此开始，一方面调查了解到更多的黑幕，另一方面因为东西在出狱时全部被汉阳监狱抢走，故大量事件的具体时间和人物却无法准确记录了。
所以，本书所涉的前九年情况具体而准确，后两年多的一些极其重要的事件和个案相反到往往没法说明准确时间和当事人，真是太遗憾了！
这段时间，愚昧颟顸的胡卫生有事无事就来找我闲聊，居然把他一家人如何走了狗屎运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告诉了我——70年代，其祖父作为一个擅自离乡在武汉偷偷挑担卖早点的农民，仅仅因为武汉公安局长王杰和省公安厅的某人吃了没钱给，怕官的他也巴结的说不要，就这样王杰便开个条子让他去报道当了警察！
中国警察的素质那么低，由胡卫生的祖父作为40几岁的老农民摇身一变而成的个案中就不难见出，须知，如此一来胡家子孙全都混进来了，从宏观上说，全中国这样的警察家族知有多少？
另一方面，高官们招收警察的随心所欲则不啻是世界奇观，这哪是招警察？给自己招家丁也没这么随意啊。
胡卫生管我到2008年1月，就因为病犯监区上吊死人监区长撤职而调回去升任监区长，临走前他喜不自胜的告诉我自己升官的秘密：“现在这里头真是复杂，没有关系不送点东西根本上不去，我这回能上去也是靠了一起来的同学帮忙。”
此时我还没理会过来——“送点东西”也就是送三到五万块钱！以为只是同学带他去给几个主管人员送点物质性礼品，后来才知道，竟然是是直接给监狱长王保平送去现金！毕竟纸包不住火，王保平也不是只做他一个人的生意，2006年以来的汉阳监狱中层狱吏大换班中凡是提拔上去的“长”人人如此，如许红兵、刘明文、张吉祥、马润起、陶武云等等都一样，正因此，这些人都贪婪无比，胆大妄为，有的居然专门把吸毒犯调到自己队里来并保护他们吸毒，因为这样来钱快嘛。
此时我更想不到，我和胡卫生还真是有缘，几个月后又走到了一起，而那时这个贪官已经走向“成熟”，一方面作为一把手拼命搜刮，一方面学会了保密，学会了整人，从愚蠢颟顸变得贪婪猖狂起来，对我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前的真诚蠢话没有了，开始有了强烈的防范心理，尽管如此，他的愚蠢和贪婪还是给我提供了很多机会。
2007年秋，传说已久的汉阳监狱监舍大修开始了，此前在一号楼的南面就已经开始新建一座和四栋监舍楼一样的两层的医院，最先大修完毕的是教育楼，然后是紧邻的三号楼，10月8号，我们8监区搬进了三号楼西头的南面。
三号楼和二号楼夹在中间，是最后建的，风场的宽度也就是楼房到围墙只有7米，楼房又矮又小，大厅正面和后面的墙上也都没有窗户，故光线极暗，空气也难流通。
“祝贺你，”搬家的当天天，监区长许红兵特地来对我说，“住新房了！“
“都不是一样吗？”我不以为然的应道。
“那可不一样！人家是一二十个人一间房，你是一个人一间。”
“这大厅又矮又不通风，大夏天一两百人挤在里头点名还不闷死了！”
“那怎么办？”
他总是向我显示关心，提醒我受到了优待，我开口则总是问题，抱怨生存环境恶劣。
狡吏不愿树敌，通常都会主动和我套近乎拉关系，与我而言，此情此景之中和他们再抗争、揭发他们的恶行也没必要了。如同中世纪末，批判教义神父们会很和气，批判他们的钱袋他们就会发狂，现在，狱吏们已经不在乎犯人骂共产党，但如果你揭发他们的贪污受贿，他们就不惜致你于死地。况且我接近出狱，他们现在已不找我麻烦，为了顺利的带回所有文字，我也需要和他们改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搜集资料也方便多了，现在，我已经有较大的活动自由度，能不时根据兴趣做一些调查了解工作，尽管杀人犯张挺进仍在不断打我的打小报告，除我的主管狱吏张天外已没人太在乎。
比起许红兵来，新任教导员熊永红（从名字可知二人均出生于“文革”高潮）对我的态度就更“好”了，此人面白眼大，一副奶油小生模样，非常注重自己的外表，性格也很温和，他是监狱长王保平的老乡，从伙房监区调来，伙房监区是关系犯麇集之地，也是最难管的地方，每任监区长都是王保平的亲信，每任监区长也都搞不长。在伙房监区，他先后管过著名的政治犯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党部主席陈忠和和中国发展联合会主席彭明，调来不久，对我提起这些事后他笑嘻嘻的说：“对你们，生活上的要求我们尽量满足，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能做到的我一定做到。”
自然，我向他提出了调走最后一个受过严小平特别培训的家伙杀人犯张挺进的问题，他回了个活话：“等我们商量商量再答复你。”
由他我得知确切消息，比我后来的陈忠和、彭明和我不一样，他们都不吃犯人的饭菜，自己单独开伙，其实这事我早有耳闻，但我没当回事，因为我不想做特殊犯，不需要特权，不想因此让当局有任何说辞，宁可自己长期在饥饿中体验挣扎于死亡线上的恐惧，仅仅依靠家人隔一段时间送一点补给来维持生命的基本需要。
然而，我调走杀人犯的要求却被专管狱吏张天否决了，他的理由是刚调走一个，这事以后再说。对此我当然毫无办法，张天那人好事不做，坏事也没见他做什么，这人懒得连找老婆都没费心，长期高不成低不就，拖过了30岁成了个大胖子，听说才准备凑合，不过他到偶尔到关心一下我今后会把他写成个什么样，真叫人哭笑不得！从狱吏角度说他没有给我为过大难，但无论我要办什么事，比如以前换个笔记本，他总要拖个两三天，买瓶墨水要拖个十天半月，买点菜票有时甚至拖上个把月，而且几次是让其他犯人比如卫生员马汉强给的旧菜票，因此我怀疑那菜票不是用我的钱买的，而是从其他犯人身上敲来的，为此我事后问了马汉强，他的回答是“不好说”，以此观之十有八九没错，但毕竟没弄到我本人头上——迄今为此，确实还没有狱吏和其他官员到我头上敲竹杠的。这种情况下我只能从长计议，另找机会将助纣为虐迫害我八年的杀人犯张挺进赶走。
这个熊永红性格温和，见人一脸笑，对犯人的态度是可以接受的，许多犯人遇到这种狱吏往往就不自觉，加上他不是监区长不是一把手，说话本身也就没分量，集合训话时在下面嘀嘀咕咕，为此他不满的说：“你们看你们像不像话，点名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哪有那些话说不完？我在伙房当监区长也没有这种事，伙房的人都是关系，你们都晓得，有司法部的，有司法厅的，有监狱局的，还有监狱党委的，四级领导的关系都在那里，开起会来也安安静静，没人像你们这样、、、、、、”
对于我来说，这话里最重要的是他作为伙房监区长道出了中国监狱的一大人所共知的绝密：监狱的上级主管机关官员都在利用手中的权力压迫监狱基层替他们卖法！
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因为处于厚厚的黑幕之中，直接材料很难掌握，但间接资料则为数不少。
不过，关于熊永红本人索贿受贿的直接证据我到掌握了一件。
就在熊永红调来前一两个月，他在主管伙房监区2007年第四季度减刑呈报的过程中，就玩了不少花招以收受贿赂。
武汉江夏郑店镇年轻人刘才星少不更事，几次去拆竖在高速公路旁的铝合金标示牌卖钱判刑十年，来汉阳监狱后可能是通过同为郑店人的严小平（此时严小平已升调为蔡甸监狱副监狱长）弄到伙房。2007年第四季度他积累的表扬记功已经达到了减刑标准，熊永红却不给他呈报。应指出，一些风气好的监狱，比如上海青浦监狱浙江乔司监狱武汉武昌监狱都实行自动呈报制，相反那些贪腐横行的监狱为了扩大狱吏的自由裁量权则不以表扬记功“监积”“省积”达标为据，还要在此之外搞个“看表现”，说白了就是看和主管狱吏的关系，看当事人能给狱吏多大好处。刘才星一见急了，马上去找熊永红告诉他说：“我这个季度不报，剩下的余刑就赶不上下一次减刑了，麻烦你这次帮我报上去。”熊永红狡猾地说：“你晓得，我们这个队都是关系，减刑的都是上面打了招呼的，你没人打招呼，名额也没有了，实在想报，等关系打了招呼再说。”一方面找关系打招呼也要钱，另一方面回头还是要找此人，刘才星只好说：“现在找关系时间也赶不赢，这样，你给我报上去了就给我打个招呼，我给你两千块钱，我们都聊撇点。”聊撇为湖北方言，简单的意思。一见手段奏效，熊永红立刻眉开眼笑：“要是报上去了我就叫人给你打个招呼，过去了就当没得这个事，好吧？”
几天后，值班的犯人对刘才星说：“熊教导叫我跟你打个招呼，说你晓得是怎么回事，你没得数？”闻讯刘才星立刻趁旁无别人打报告进了办公室，二话不说将纸包的两千块钱放下就走，出来时，立刻见到又有人带着包包进去。
没几天，熊永红就调来了八监区，再碰到刘才星时，刘才星没有理睬这个平白无故黑了自己两千块钱的家伙，熊永红也仿佛不认识他。
现在，狱政科长赵勇已经把看我当成了一件事，每隔十天半个月就要来一次，来了就问“没得么事咧”，好像我总有事要找他帮忙。然后就把我当做个“朋友”发牢骚，仍然是天上一句，地下一句，东一句，西一句，设么话都说，包括抱怨共产党，骂贪污腐败，也怀念从前的清官，很明显是在“投其所好”，甚至不是来一句“我不是要巴结你”。
2008年一月的一天傍晚，大厅里忽然一片嘈杂，接着杀人犯张挺进匆匆赶回来告诉我
：“干部通知，要你把房里打扫一下。”
这种事以前还没有过，我纳闷的想还会有什么大人物要来？当年司法厅长监狱局长来也没有这么多事啊，再说，我这里又有什么可打扫的?我又在乎谁来?
没一会儿，又有人来通知，叫我到办公室去。
作为囚犯我只好应命，在办公室门口喊了报告后，教导员熊永红答应“进来”，我进去后见他们在内室就走了进去，只见熊永红正极为巴结的讨好赵勇，把他当成个什么大人物是的，又是阿谀奉承，又是倒茶点烟，笑脸肉麻，趋奉备至，那副丑态实在令人恶心。见我进去，忙对赵科长说“你们谈”，说完退了出去。我应赵科长请坐下后，见这个本来就猥琐的小大人缩成一团猫着腰苦着脸，便问：“有么事？”他却唉声叹气的说：“也没得么事，这长时间没有来，怕你有么事，我现在一天到晚累得要死，现在腰也扭了，一身的小毛病，搞这点事也真难，这里那里，到处都招呼不过来，不招呼又不行，没得办法、、、、、、”
原来是这么回事！
这老兄低能弱智，精力也不行，绞尽脑汁钻谋到这样一个职务，所作所为只是讨好各个难以得罪的方面，现在看来，他把我也列入了其中，真是令人哭笑不得！而仅仅为这样一个狱政科长的到来，教导员熊永红就兴师动众，又要全队搞卫生，又要我打扫清洁，对他本人则毕恭毕敬唯恐有失，怎么不叫人摇头叹息！整个监区弄得不亦乐乎，把我也紧张得不得了，结果狱政科长赵勇大人却没得么事只怕我有么事，此话叫人从何说起！
胡乱扯了不到十分钟，赵科长站起来一拐一拐的送我走，那样子真是可怜之极，到我走出办公室大门后，他又突然在里面喊“哎哎”我忙站住回头问“么回事？”他却说“你去，你去”，原来他是在叫教导员熊永红。
本来我还有点为他专门跛着脚扶着腰来看我有点感动，最后被他这么一折腾，倒弄得很不痛快起来。
一转眼，我已经来了九年多，当局仍然不准我的女儿来接见，并且扣押我和女儿的通信。从2003年以来，我就对和父亲女儿通信不抱希望，于是，决定给他们写一个系列，这样临走时将底稿带出去不仅可以给他们看到，还可以发表。一开始我每隔两个月轮流给他们发，2005年父亲去世后，还是每四个月给女儿发去一封。到2007年底，给女儿的信已经形成了由19个专题20封信组成的一个整体，系统阐诉了我的人生观。其中的一些题目为：
立志
学习
劳动
锻炼
品德
计划
拜师
交友
钱财
爱情
挫折
失败，
死亡
超脱
诱惑
情感（上下）
等等。
与此同时，给当局的投诉也改成了檄书，先每两个月后改为四个月一封，给江泽民六封后他下了台，至此已给胡锦涛发了12封，其中记得篇名的有：
致江泽民的最后一封
虽未盖棺已可论定
致胡锦涛
从亚洲政党大会到中国政党大会
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
罪责岂容逃脱，历史定将终审
迎接民主人权新千年
这样，考虑到出狱已为时不远，当局此时再允许我通信，只会起到为其贴金，至少淡化其对我的非法迫害的作用，何况给女儿、给当局的信已经都成了完整的系列，没有必要再画蛇添足，故从2008年开始，我没有再写信、再发信了。
2008年春节，汉阳监狱伙房的偷盗之风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腊月二十几开始，八监区的几个牢头狱霸每到天不亮时就动作起来，偷偷溜出本队大门，到伙房去一板车一板车的偷全体犯人的春节物资回来。监舍和伙房之间的监舍区域本不准犯人私自来去，但这种规定对他们已经毫无用处，掌握本队大门钥匙的是他们的同伙，天没亮狱吏也没人在监舍区域值守。
许红兵调来才一年多，就慧眼识人地选中了两个无恶不作的坏蛋，一个叫金维都，一个叫肖利军，前者任负责安排劳动力的调度，后者任负责监舍内次序的“宣鼓”，他们二人又和另几个统计员、质量检查员以及许红兵的“御厨”帅德奎等上层犯人勾结在一起，千方百计的敲诈盘剥其他犯人，公然以种种理由不准犯人到小卖部去购物，只能到他们的马仔田尚红的手上去买加价后的，对汉阳监狱的“营养餐”，他们也直接从七块一份加到十块，监狱里卖的东西本来就比社会上高出一两倍，这一下就更贵了。当我偶然去找他们定菜时，肖利军叫我要就定一个月的，交一两百块钱，要就加价，我问为什么？他厚着脸说老错帐赔钱赔太多了，我一听立刻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叫你管这点事你就错帐，管不好就让人家管，你哪有权力加价？他一听连忙说，算了算了，跟你讲不清楚，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把你面子。我主要靠家人送吃的，很少在这里买菜，当时正忙着写文章，认为事情已经解决，也就没多想，并且很快就调走了。以后才从八监区犯人口中得知，原来八监区早已“形成了制度”，在许红兵的庇护下金维都、肖利军什么坏事都敢做，许红兵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则装聋作哑，偶尔指出一两件批评批评，而他们呢，不仅给许红兵大量送钱，而且只要发现有犯人顶撞许红兵就帮许红兵出面打人整人，千方百计投许红兵之所好，救许红兵之所急，，与此同时，在犯人面前还不时和许红兵闹闹小矛盾，顶顶他的嘴，让犯人看到他们的特权和与许红兵之间的特殊关系。许红兵被他们玩得团团转，有时也烦他们，却已离不开他们！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金维都肖立军还有统计员龚学智等人拥有了大量特权，在这个腊月三天两头趁天不亮拖着板车去伙房在有勾结的伙房犯人帮助下大量偷盗肉鱼作料蔬菜回来，由于我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在本队大院内长跑，所以对他们的偷盗行为一清二楚。
结果，这一年犯人大伙的春节伙食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比往年都大大下降，往年除夕晚餐到初二是每餐四个菜，初三到初六三个菜，初七到初八两个菜，初九年过完了还有一个菜，这一年从初一开始减少，到初五就是象征性的，初七以后就没了！
年后见到熊永红时，我向他揭发金维都等人和伙房勾结偷盗大伙的春节物资，他一听，居然为他们撒谎说：“那是他们交了钱让伙房代买的！”伙房凭什么在为犯人集体购买春节物质的同时帮个别的犯人代购？他们又为什么要每天天不亮偷偷来去？还有，他们还同时弄了大量违禁品白酒回来呢!从熊永红的撒谎可知，他在伙房时就专门为“关系犯、特权犯”打掩护。后来，从刘才星的介绍中得知，熊永红就是极力保护重要关系犯唯恐有失的角色，为这些人打掩护已经成为他的习惯。
春节后没几天，狱政科长赵勇又来看我，此时他的腰疼已经好了，精神也强多了，但这人再怎么着也就是那个德行。
我愤愤地告诉他：“往年过年到伙房偷盗春节物资的也有，但数量还有限，今年过年光我看到的从伙房偷盗回的春节物资就比犯人大伙分到的不会少，这也太不像话了！你们再不管，今后还不知道会怎么样！”赵科长居然说：“你说的话我也相信。不是不管，是不好管，我们都有分工，各管各的事，人家的事那个好插手？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你不晓得，婆婆多了媳妇难做，管我的人太多了，这个要这样那个要那样，我是到处难做人。”
他这个狱政科长不是在为国家管理狱政，而是在为自己摆平各种关系。
监舍大修不到两个月，几乎所有的修理项目和所安装的设施都在出现严重问题：所有的门把手都坏了，所有的日光灯管都坏了，所有的水龙头都坏了，许多地方的墙壁开裂，许多地方天花板大块大块的往下掉，甚至铺的水泥路面有的地方也在塌陷，由于大修人员仍每天来，其中门把手我让他们换了两次还是一用就坏，说明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水货，既不合格产品，另外这些来干活的人也都是没有什么专业技能的普通农民，这样，他们做的厕所下水道尤其不合规范，居然不是直通到一米的地下后直角拐弯的，而是从厕所内开始平淌出去的一条沟，这样一来冬天就臭气熏天，夏天还怎么得了？
为此我要求卫生员马汉强向上反映，他苦笑道：“我哪有哪粗的胆子，在汉阳监狱只有一个人敢做这事，那就是你！”
想想他说的也是，我只好自己写了一份《关于要求重修厕所下水道的报告》，现在赵科长来了，我正好和他谈谈这个事，结果我的报告他看也不看就塞进衣兜，同时问我：“是个么情况你说一下，你的字我完全不认得。”
于是我把情况讲了，然后告诉他楼房下水道必须使用一米多长的管道垂直通到底下再拐弯，这样才能避免苍蝇滋生。
自然，他的回答是：“这些事都不该我管，你更管不了，操那些心做么事！”
现在，越临近出狱之日，我越不愿和他们发生冲突，因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把12年里写的一两千万文字带回去，既然他们把文稿都退给了我，就说明大有希望，何况民主墙时代坐牢所写的东西都带回去了，因此相信只要我不得罪他们，文稿就一定能带走。从目前他们极力和我搞好关系来看，他们也没有理由在临走时给我为难。
这样，我就没有在这件事上穷究下去。
不过，与此同时我也没放弃暗中调查，通过向仍在进行扫尾工作的民工打听，原来，承接工程的总包工头就是监狱长王保平的关系，对他们偷工减料谁敢吭声?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情况就不同了，这些工程队的民工来上工时，每经过一道门就要被敲诈一次，包工头得出钱，他们自己也得出钱，在这些方面总包工头则未必出钱，当然总包工头也有出钱的地方，他们的钱花在上层了。
基建队和老五队合并以后，我一下子有了结识百十名新人的机会，当然犯人总体层次低，但也总有一些人格较为正常的人，其中有的还颇有个性。通过这些人，我又获得了不少信息，从而对汉阳监狱的内幕又加深了不少理解。由于以为最后两年不可能调动，我也就没有急于展开调查，没想到，情况不久就起了变化。
来汉阳监狱近十年了，由严小平训练出来对付我的杀人犯张挺进已经监控了我八年，和强盗头子任宏盛一样，这家伙专门挖人家的肉补自己的疮，和强盗头子任宏盛不一样，这家伙家庭条件比较好，其父是原武汉军区司令的脑科保健医生，生长在军区大院，从小娇生惯养，为人飞扬跋扈，17岁时当兵后在溜冰场与人发生口角将之打死，军事法庭仅判他8年，引起公愤导致数千民众围堵军区大门抗议，这才改判无期徒刑，虽非出生钟鼓鼎食之家，却有纨绔弟子习气，这家伙说话做事总是咄咄逼人蛮不讲理，我之所以不仅先驱逐强盗头子，而且还先把郭房放赶走，则是因为那两个家伙每天形影不离的死缠烂打，实在太讨厌了，现在，眼看我离出狱越来越近，狱方已一天天放松了对我的控制，顶替郭房放来的郭国全已是一个人格正常的人，杀人犯张挺进因为观念还停留在从前，一见郭国全和我关系良好，反而开始像从前强盗头子他们那样行事，不仅指责郭国全没把我看住，而且也开始成天给我找麻烦，不住的向狱吏打我的小报告，见教导员不置可否，他就专门找容易受人摆弄精神上也相对滞后的张天。这天，花脑壳张连仲把许多脏扫把和垃圾丢在我写字台前的窗外，又臭又招苍蝇，本来埋头赶作业的我赶紧去把地上搞干净把扫把转移到几米外，谁知花脑壳立即跑到窗前破口大骂并把脏扫把又抱了回来。花脑壳这人桀骜不驯，因头上被人乱砍过几十刀（他则把对方砍死了）得名，他非常聪明，监狱里的什么事都知道，也非常下贱，为了向其他犯人讨一点吃的什么丑事都做得出来，还特别喜欢无事生非，没事找事和人扯皮打架，由于一条腿打架打缺了，平常也就只干点打杂的活，这家伙到处惹是生非弄出大量趣闻，我为他写的专题短文也许不下十篇，不过，除五六年前的一次外，通常他对我还是颇讲道理的，于是我笑着对他说：“我们两个是老朋友了，你怎么故意跟我过不去？”没想他却突然翻脸破口大骂：“哪个跟你是朋友？是你跟我过不去！我把扫把放这里你凭么事要拿走？老子今天就是不信这个邪！”没办法我找只好去找监区长许红兵，听我一说，老许感叹道：“这家伙又找到你头上了？前两天他在工地上故意找人家扯皮打架才不让他去工地。好，我跟他说一下。”于是我返回窗外再次把扫把抱走，谁知，这花脑壳从办公室出来居然再次一跛一跛的过来把扫把搬回我窗下，同时对我骂骂咧咧的吼道：“老子今天就是不信这个邪，是教导员叫我放的他老许凭么事不让我放？随你告到哪去，除非是教导员本人来！”这花脑壳一犯浑连跟狱吏都要横扯皮，关于这方面我也做过特写，没想此刻他却冲我来了，气急之中我把他衣领一抓说：“走，我们去办公室！”谁知花脑壳却立即倒在了地上，原来作为跛子他没有平衡能力，旁人见状就让我算了。花脑壳吃硬不吃软，见我动气又动手，便爬起来骂骂咧咧的走了。没想几天后郭国全在张天来上班后告诉我：“张干部把我们找去问情况，张挺进说你打了花脑壳。明明是花脑壳故意找麻烦，没想他会这样报告！”果然，一会儿张天把我找去沉下脸问：“说你打了花脑壳的？”我气坏了，立刻反问他：“我来这些年跟哪个打了架的？你去问问许区长！花脑壳在工地上跟人家找事扯皮不让他上工地，他在监内又来找我的麻烦！”张天不快的说：“我只是问一下，你就说了这多，我问一下总是应该的吧。”这事还没过两天，张挺进又生了事，作为政治犯当局对我高度戒备，刚来时还要应付国际舆论，只安排我搞绿化，以后我见劳动力紧张，就自动将从前几个人干的大厅和风场的卫生包了下来，权当是活动身体，监控我的几个犯人只好跟着干，他们中有的比我还勤快，但多数都很懒，张挺进从小娇生惯养，好逸恶劳，两个姐姐都是博士毕业，他则中学都没毕业，但也是博士，是偷懒博士，只要干活就千方百计偷懒，这天他又在干活时溜走了，干完活见到他时本来就有气的我说：“每次打扫卫生都看不到你的人，你不能自觉一点？”他居然气呼呼的冲我大叫：“哪个要你做了的？你不晓得莫做！”既然如此，我也就真的不做了，因为调到3号楼后风场特别小，也没多少活干。没想，次日张天上班后又找到我问：“你怎么不打扫卫生了？”我立刻明白，杀人犯张挺进又在搞鬼，便故作不知情的说：“这肯定是郭国全在打小报告瞎说！自从来汉阳监狱就没有人安排我打扫卫生，我只是给他们帮忙，这里风场小，昨天张挺进不要我打扫了，我也就算了，你可以问以前管我的干部，汉阳监狱几时安排过我打扫卫生？”这样，张挺进偷鸡不成蚀把米，从此打扫卫生和我无关是他自己的事了，这样一来，他还不变本加厉的害我？几个月前，大搬家中花脑壳把办公室不要的大量活页纸拿来和我换了东西吃，虽说现在当局把所有笔记本都还给了我，于我来说纸张仍然多多益善，当时尚特意避开了杀人犯，恰在这时，我使用活页纸被他看到，自然，他又找到了立功机会，很快，平常百事不管的张天就急急忙忙赶来，和我闲聊几句后故作偶然的翻我的抽屉，然后惊问：“你哪来这多纸啊？”我说：“这不是你们办公室不要的吗？”他立刻把那些纸找出来要拿走：“那也不能给你。”我忙解释说：“现在本子都还我了，用几张纸有么事？”好说歹说，张天总算给我留了十几张。如果说先前那些事我还没太在意，这次这事真把我气坏了！杀人犯张挺进自己什么坏事都做，却反过来把我最正常的小事当做立功机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打报告，真是太卑劣无耻了，本来我就已下决心这段时间一定要驱逐他，如此一来更坚定不移了。但是，作为当局利用来对付我的走狗，我越从正面要求就越难达到目的，故每次张天为他来找我麻烦，我都故意说成是郭国全搞的鬼，对杀人犯本人也不流露，暗中寻找机会以便一举解决问题。没想这家伙把我的沉毅大度当做了软弱可欺，居然不知天高地厚直接来找我的麻烦，这一下我也就不愁没有机会了。这天上午9点来钟，我见地上不太干净，就用门背后的湿拖把随手拖一下，谁知居然越拖越黑，原来拖把被人拖了墨汁没洗，我只好拿着拖把去盥洗室，在大厅遇到杀人犯时，便笑问：“是不是你用了拖把没洗？”他立刻恶狠狠的吼道：“你胡扯！”我也就没再说什么便去了盥洗室，正当我洗拖把时，这家伙居然找到盥洗室来冲我大骂：“你他妈的故意找我的歪？你坐在房里不晓得哪个用了我晓得？”这家伙好运到头了，我把拖把一扔，转身抓住他就往外拖：“搞邪完了，问你一句话你讲狠也算了，还要找到厕所来骂人，我们到办公室去说！”两人拉扯中把我的手划破多处，于是我扔下他独自一人穿过大厅走出门转进办公室大喊报告，教导员熊永红应声而出，我气呼呼的告诉了他事情经过，指着手上说：“这是血债啊！早就要求你把他调走你不管，现在他胆大妄为居然敢打我了，我要求见监狱长！要监狱长亲自调看监控！”这熊永红本来就是个极为油滑事故的狱吏，从来不得罪人，管另两个政治犯陈忠和彭明时不仅不给他们为难而且尽可能满足其生活要求，一见这种情况，生恐我果真要闹到上面去，忙笑着说：“你放心，保证给你圆满解决，从现在开始不准他进你的房间，具体处理办法等我和狱政科联系了再做决定。”这时监区长许红兵也从里面走了出来：“是太不像话了，一点小事撵到厕所去扯皮。会给你个满意答复的。”
就这样，花了八年时间，坐了近十年牢，才把严小平训练来监控我的杀人犯赶走。
顺便说一句，这时汉阳监狱已从“官本位制”进化到“金本位制”，强盗头子任宏盛农民出身，但其老婆发了财，通过在汉阳监狱上下打点，从我这里调走后一直干轻松活，享有不少特权，相反，杀人犯张挺进虽然有个曾为原武汉军区司令当保健医生的父亲并在刚来时有不少特权，现在却因没钱上供，其父也不愿向狱吏们求情，从我这调走后立即被赶到生产第一线去干活，每天撅着屁股拉机子织毛衣。
新调来的是个四十来岁的沔阳农民张金星，也就是我38年前下放到农村时的那一带的老乡，这人不仅没有再受训对付我，而且被要求照护好我，以免我给他们添麻烦，按监区长许红兵的说法，他们只是我的“陪住人员”，因为监狱不允许犯人单住，如前所述，赶走郭房放后调来的郭国全也是个人格正常者。也就是说，现在和我同住一室的两个犯人都不再是我必须全力防范的对象！事到如今，我身边的小环境才得到了根本改善，身边已没了成天千方百计按当局的旨意挑我的刺然后去打小报告邀功请赏的卑劣小人，更没了不准我和其他犯人说话的混蛋，这样，我始终绷紧的神经好歹可以防松了，每天也可以和身边的人说说笑笑了。
须知，这么一个监狱里人人享有的基本生存权，我这个政治犯花了十年时间才争取到！
顺便说一句，那种全面监控无人说话的状况绝非只有我一个人遇到，贵阳陈西在2011年告诉我，他当年被安排在教育科，十年之中一直不准任何人与他说话，乃至出狱后很长时间话都说不清楚。
5月12号下午两点半钟，我正坐在窗前赶写文章，在另一张桌子上写东西的郭国全忽然对我说：“不对头啊，怎么晃起来了？”
我却毫无感觉。
他又说：“你看电风扇！”
我抬头一看，屋顶的吊扇果然在晃动，这当然是房屋晃动引起的，立刻站起来走到门口问大厅里看电视的几个人：“发地震了吧？你们感觉到没有？”
“是啊？”犯人罗其飞立刻应道，“我说怎么到处东西在晃.”
我又往大门外走去，这时，忽听到一两百米外的厂房里喊声大作，明显是在里面干活的人正往外跑。
很快就从CCTV得知，原来是四川发生了特大地震！
可笑的是，直到深夜，当局的报道还在说什么仅仅死了一个人！
且说，次日我的这次牢狱生涯也发生了大地震：因为已经把伙房二楼腾出来作留置监区，
全体不出工的犯人从今以后白天都要集中到留置监区去，出工人员回来后才能回来，因此，为了避免我和外队犯人来往，狱政科决定把我调到不出工的病犯监区去！
前8年在老五队一动不动，2006年和2007年都搬过家，但也没有离开老五队，没想到第十个年头，不仅要搬家而且要调队。
当然坐在牢里太寂寞了，调调队换换环境接触些新人，对开阔眼界获取信息是大有好处的，就这样，我于2008年5月14日离开了呆了9年多的老五队，这也是我一生中呆的最长的地方！
年富力强的9年光阴啊，就这样荒废在抗拒迫害或说“抗拒改造”上了！
新千年3
第二章
继续抗争冷眼旁观（2002-2006）（本人经历之二）
就在全监中层狱警大调动时，生产瓦坯的四队发生了一起过程复杂的死人事件，犯人李怀国对工种安排不满袭警，狱警没受伤他自己反倒死了，死于四名犯人的“好心解劝”，为此监狱召开电视教育大会，狱政科长姚文忠号召全监犯人向此四名“见义勇为”者学习，关于此事，后文有详尽剖析。
我所在的这个二监区，自从1951年成立湖北省第一新生砖瓦厂以来四十余年里一直是五队，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全部劳改场所“改土归流”，该厂成为汉阳监狱，其监区分监区的编号则总在改来改去，作为塑料厂吹塑分厂，几年前为来了个重点培养的严小平从分监区改成了独立监区二监区，现在吹塑分厂倒闭了，严小平调走了，我们这里也改回了分监区，和北面一墙之隔的基建队合并为五监区，我们是15分监区他们是16分监区。
这样，新调来的头就只是分监区长和指导员，前者叫刘明文，后者叫刘勇，一般称刘队长和刘指导。
二人来了多日一直不找我，仔细掂量后我去找了分监区长刘明文，这人面白眼大头发卷曲，以后得知绰号鬏毛。他对我还算客气，让我在对面坐下后说：“领导上对你是相当重视的，调什么人来都研究了几天，我们都是大学毕业的！”我敷衍道：“哪个大学的？”他支支吾吾的说:“他是保定警官学院毕业的。”我立刻明白这人在说假话，后来得知，他不过是在“湖北省劳改干部学校”也就是后来的司法警察学校混了两年而已，虽然文凭并不重要，我本人只是小学生。但是他这里也有重要的真话，那就是汉阳监狱此时对挑人管我大费周折，好容易才找了个正派一点的，但这个人并不是他刘明文。
“你的事我们一般不管。找来了谈一下也可以。你是、、、、、、怎么说呢？按上面的说法叫‘民运分子’。由国家安全部和监狱局通过专人管理、、、、、、”
我观察着其反应提出了一些要求，他模棱两可的应付了几句，说是尽力帮着解决。几天后再去找他似乎已经忘了，此时我也已明白一则他不负责我的事情，二则对他而言没有好处的事是不做的，直截了当的说这是一个典型的贪官，后来的近十年里我一直观察着此人，也发现由此进入了只有贪官才容易升官的时代。
不过由他开始我也才确切的知道：坐牢后公安局不管我了，国家安全部则仍然管，不过和前者不同，后者与我而言是个幽灵，虽总是对我虎视眈眈让我后背发凉，却从不显形，没让一个人和我正面打交道。
指导员刘勇是接替严小平管我的人，这人才二十几岁，性格还比较温和，善良，对我的态度始终无可挑剔，但是被他管的五年也是我日子非常难过的五年，这是一个没有什么能力同时十分胆小怕事的人，他不仅从严小平那里继承了强盗头子杀人犯作为对付我的工具，而且对我采取了比严小平更严密的封锁政策，我多次为汉阳监狱针对我的违法行为对他加以怒斥，他作为一个懂得点法律也懂得点道理的人从不像严小平那样以无理为有理，通常也不对我发脾气，只是替汉阳监狱受过，反过来被我没完没了的训斥，但问题也始终不给我解决，哪怕是他完全能轻易办到的小事。虽然此时刘勇是一把手（这是监狱系统政治职务一把手行政职务二把手的最后日子），后来贪官刘明文不仅先升了教导员，而且又升了监区长，他却反而老在挨整倒霉，官越做越小，原来，此时监狱的官场潜规则是对犯人越黑越能捞钱就越能上供，从而官越做越大，相反，不黑不能捞钱就没钱上供，也就没法升官。
且说，第一次和刘勇刘指导谈话我很高兴，因为他态度和蔼通情达理毫无刁难人的意思，我提出的问题他也都答应解决，显然为了套近乎，他甚至主动和我谈起了魏京生等民运名人，2002年1月20号他第一次带我接见，作为“三级管理”中间一级的“普管犯”接见时间应是半小时，但严小平和接见室串通早已克扣到十几分钟，为了我以墙上挂的电子钟为证多次和他们抗辩争执接见室把钟也下了，没想此次电话一断刘指导本能的诧异道：“怎么这快啊？”我立刻愤愤的说：“我们出来看了时间的！太不像话了，每次接见都要克扣一半时间、、、、、、”话没说完刘指导就连声说“给你补给你补”，也正是这次接见，我从三哥口中得知父亲已给我寄来过几封信，这样，总算可以肯定汉阳监狱已经非法扣押了我的大量家信！可惜，严小平已经调走，否则这回我真可以正面揭开他的嘴脸，即使他果真不知道情况，也得叫他明白：究竟是我胡搅蛮缠还是汉阳监狱在执法犯法！同样，姚文忠没有扣信的谎言已经拆穿，我绝饶不了他！由此开始，我为维护自身权利和汉阳监狱的正面斗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一来我就因为汉阳监狱犯人伙食极差，比上世纪80年代还坏，而不断的给监狱提意见，此后为维护犯人合法权利持续向上面反映，汉阳监狱曾紧张一时，专门作出决定，推说是按国家标准定量供应，现在其侵犯人权的铁证存在于我自己身上了，我还能不绝地反击！自然又是一封控告信发了出去，内容包括：1无理开除人籍，2不准父亲女儿接见，3非法扣押家信，4派重罪犯对我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迫害，以及一些汉阳监狱明显背了理很容易解决的小问题，比如来了这么长时间，居然还不发给我犯人每月一次的津贴（5元），目的是即使上层当局在重要问题上给汉阳监狱撑腰，也会让他们在小事上让步，从而使自己有回旋的余地。可笑的是，这份控告一发出他们就把那些小事解决了，因为不知其他情况，负责财务的狱吏李光毅来找我时还埋怨道“这点小事跟我一讲就解决了，以后不要动不动就往劳改局告”。
2月8号上午我正在忙着搞绿化，忽然一群大小狱吏来到我身后，其中有刘指导和狱政科长姚文忠，前者指着一个被他们簇拥的官员介绍：“这是狱政处的王处长，专门来看你的。”下属喝道后，来者冲我大大咧咧的问：“还认不认得我？”我对此人却毫无印相，打量着他开始忿忿的投诉，将汉阳监狱三年来对我的非法迫害一一指出，听我说完，王处长点点头说：“嗯，看起来你还不是无事生非，事情多多少少是存在的。”姚文忠毫无廉耻的当面撒谎，一口咬定没有扣我的信，忠厚的刘指导则为了避嫌一听见和自己有关就走开了。随即我坚决要求调开由严小平挑选训练来迫害我的强盗头子任宏胜，王处长把任犯叫到面前训了一通，任犯吓得笔挺站立，面色惨白，然后把他打发开去了，我说：“光训几句有什么用？得把他调走！”王处长则把脸一沉：“调人要由中队决定！”说完扬长而去。此时我要解决的最迫切问题就是赶走任犯，刘指导每次听了都说正在考虑，有了王处长这话我再找他，他却说：“这个问题不好办，以后再说。”
如此一来，反复控告的结果，是处长大人来了一趟也没解决任何问题？
三天后，也就是2月11号，刘指导笑容可掬的走进我的囚室：“你盼的信来了。”
总算解决了一个问题！
这么说当局还是遵守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
我高兴得太早了！
这是我父亲给我的第四封信，也是我收到的第一封信，还是我这次坐牢收到的唯一一封家信！
由此开始，汉阳监狱上下过了明路：公然扣押我和家人的全部通信！
为什么会这样？
不久我找仍然主管我的甘霖谈了一次，时间是晚上，办公室里没别的人，他把我让进里间，很诚恳的告诉我说，凡是以前交给他的信他都发了，家里没有收到绝不是他的问题，第一封信他带到市内发，公安局为此还专门找了他，要求一律在蔡甸本地发，至于来信收不到，那原因就更多了，你可以想象得到。顺便说一句，大小狱吏成群时装得一本正经，单独面对我则极力套近乎是普遍现象，也正是在后一场合下，我得知了大量当局的内幕。甘霖的继任人张天（此二人作为我的“专管干部”前者管了我五年，后者管了我七年）则告诉我。国家安全部每年至少要找他一次，给他提出任务要求。
如前所述，刘明文也早就向我露了底，我的问题由国家安全部通过专人管理，其他人不得随意过问。
这样，在监狱局狱政处王处长要求下虽然给了我一封信，从此开始全面扣押我的信件当然毫不奇怪——在中国哪个机关能对抗国家安全部的指令！
我为此无数次找指导员刘勇强烈抗议，告诉他根据《公务员法》明知上级命令违法而执行的也要负刑事责任，他则说，监狱和国家安全部是协作单位，有义务按他们的要求办，至于要负什么法律责任根本不需要我提醒。我愤怒的拍桌子道，不管你们是不是能受法律制裁，你们执法犯法总是铁的事实吧！从此刘指导成了为汉阳监狱违法作为背黑锅的人，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我为新发生的侵犯我权利的事件痛斥一顿，他则因为知道输了理而闷不作声，当然，只要在言辞上抓住了我的把柄他也会反击，一次我愤怒中说强盗头子对我蛮不讲理“他以为他是干部”，刘勇立刻指责“你这是对干部的污蔑”，我当然马上道歉，但这种事是很少的。总之，由此开始我再没有收到一封家信，家人也没有收到我的一封信，我和父亲女儿之间的十余年的几百封信全部被汉阳监狱在国家安全部的指令下扣留了。
显然，此事的价值在于，它表明中国执法犯法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是自上而下发生的，是高层当局在带头，是国家安全部这样的强力机构在带头！
尽管王处长教训时吓得不浅，没几天强盗头子任宏胜及杀人犯比以前更凶更坏了，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当局需要他们这种人卖力，他们能做当局不好做的迫害我的事，更能每天24小时不停的跟在我的身后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当然，这也是刘勇的需要，刘指导既因胆小怕事要强盗头子盯死我以免“出事”，也因三天两头受我痛斥需要强盗头子找我的事给自己解气，这样，虽然和严小平不同，刘勇本人并不对我进行威胁恫吓并不搞精神迫害，却通过让这两个坏蛋进一步对我施加精神压力和隔绝我与外界的联系进一步限制我的活动范围，使我的处境更加艰难了。
2002年9月26日上午10点前后，我正在囚室窗前伏案疾书，门忽然被人大力撞开，一下子涌进十几个大小警察，我认识的有刘勇姚文忠黄志刚和此时的特警大队长，三年来抗衡迫害使我养成了一面对他们就怒发冲冠的习惯，可能也正因此后来患上了遇事血压就猛增的毛病，当我站起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把我团团围住，刘指导向面对我的一位容貌清癯神情端庄年约五十的解释道：“这是监狱局的领导。”
我冷冷的盯着他问：“是局长吧？”
他没有正面回答：“是专门来看你的。怎么样？”
我两眼喷火的说：“还能怎么样？你们长期非法迫害我，连基本的法律也不遵守！”
“不会吧？我们对你的情况是高度重视的！”这位局长难以置信的应道。
姚文忠立刻谗笑着附和，抢话说：“是啊，我们对他是高度重视的，怕其他人和他发生冲突，派了几个人专门陪着，生病有专门医生看，方方面面都进行特别关照、、、、、、”
对这家伙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我火冒三丈，立刻愤怒的质问他：“你凭什么扣押我和家人的通信？”
姚文忠居然厚颜无耻的当面说谎并且对我进行恶毒的精神伤害：“我们没有扣你的信，是你老头（武汉方言指父亲）你姑娘（武汉方言指女儿）不要你了！”
本来扣信是国家安全部的指令，因此我并不怪他这个执法犯法的狱政科长，现在他本人对我进行恶毒伤害，性质就完全不同了，但此情此景中我只能强压愤怒用证据说话：“那怎么我收到了一封信？不信我拿出来给你看！”
我的后半句话是对局长说的，毫无廉耻的姚文忠却轻松地自打耳光：“拿出来搞么事？本来就是我把你的！”
局长这时才冷冷的开了口：“我们不会扣你的信。可能是你家里的原因，对你，我们是高度重视的，我们不会授你以柄，免得你出国去说这说那，我今天来就是跟你谈这个问题、、、、、、”
我勃然大怒道：“要我说谎？你们不仅扣我的信，而且无故对我进行人格侮辱，大会上宣布开除我的人籍，刚来时连中共喉舌《湖北日报》和新闻联播都不让看、、、、、、”
这时有个狱警指着桌子上的《新华文摘》和《四书五经》等经典说：“你这不是什么都可以看！”
其他几个狱警也连忙以温和的口吻转寰：“他这个人蛮爱学习.”“看的东西一般人都搞不懂。”
局长看看桌子上的书文：“这些杂志和传统文化经典是从哪来的？”
马上有狱警趋奉道：“他哥哥弟弟每个月来，是他们带来的。”
我不管他们的打圆场缓和气氛转移话题，照样对局长愤怒的控诉说：“汉阳监狱长期以来执法犯法、、、、、、”
“你指手画脚的干什么？”特警大队长立刻冲上来对我大叫，威胁犯人不准犯人向上级反映监狱里的真实情况正是他们的任务。
局长则轻言细语的开口道：“让他说。”
此时我已愤怒至极，指着特警大队长向他控诉道：“你看到了，他们哪让人说话？我一开口他们就要打断，就要威胁。这还是当你的面！”
“你说。”局长排开旁人，“我听你说。”
“我今天还不说了！”恼火的我冷笑道。
局长等着听我说话，我却怒视着汉阳监狱的众狱吏一言不发，囚室里鸦雀无声。
好一会儿，局长见我真不开口，便以开导的口气说：“毕竟社会还是在进步嘛，要有历史的观点，要和以前比比，要看到光明的一面。”
我冷冷的说：“你说得很对！现在是全球化时代，还要做横向比较，还要和世界相比！”
局长看着我，我也以讥讽的眼神看着他，他好一会儿无话可说，然后讲出这么一句话：“这样，关于你这几年的情况你给我打个报告，我来解决。”
“打了那么多报告，有什么用？为这我就给你打报告？哼！”
就这样我断然拒绝了用出国换不揭露迫害情况的承诺。
事后得知，这位只是副局长，名叫肖惠斌，他对我的评价是“这人很偏激。”应该说，从他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客观的判断，我当时被姚文忠为代表的汉阳监狱的狱吏的无耻气得完全无法自控了。相反，在我打过交道的监狱上级机关人员（80年代更高一级的公安部劳改局副局长来看过我）中，他给我的映像是最好的，这人有修养，有知识分子气息，似乎还有现代价值理性，其他的多数不堪闻问。
就在我断然拒绝肖惠斌代表湖北当局开出的条件后三个月差一天的时候，也就是2002年12月25日，这天中午我正在风场散步，旁边六队窗口里忽然有人躲在看不见的地方喊我，告诉我许文立已于昨天送往美国，由于此事被强盗头子任宏盛报告了当局，此后导致六队多名犯人关小号，然而，这位精明的报信人自己则安然无事，我也不知他是谁，不过和我一起冲击党禁判七年也在汉阳监狱坐牢的陈忠和认识他，是陈忠和叫他通报我的，相对而言他比我管得宽松一些。
仅仅几天后，六队另一名犯人朱建华为在同一处——一楼半的楼梯拐角窗口——喊我的名字被强盗头子任宏胜看见报告了当局，就被狱政科长姚文忠抓去关了一个月的小号。
这还不算，另一个叫张迁的更加倒霉，这人此时并不认识我，只是偶然跟在朱建华的身后，听朱建华喊张望了一眼，也被告了去抓起来关小号，由于他确实什么都没说，什么都不知道，无论姚文忠怎么恐吓威胁他都没有任何可供之词，蛮不讲理的姚文忠不仅把他关了更长时间，而且竟然如此对他进行敲诈勒索：“这样，叫你家里弄点钱来，你就是有事弄点钱来我们也算了，何况没有事呢？”张迁是个本分明理之人，只因将赖账的交易对象扣押起来讨债被对方买通当局以“钱做钱还案做案判”科刑十年，在这种情况下他断然拒绝道：“我确实既不认识他也没有开口你们就这样对我，我要给你们钱你们不更有话说了？”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将张迁关了近两个月实在捞不到任何油水这才把他放了。张迁家本来花了钱让他摆脱了做苦工在6队当值班员并已呈报了减刑，为此刑减不成了班值不成了只好调走。更可叹的是，此人居然还第二度受我牵连，6年之后，也就是2008年5月我从老5队调到病犯监区后，他因有此前缘和我打了个招呼，结果又被取消当季度的奖励！得知此事后我在旁无别人时向他道歉，这才得知他早在6年前还曾为我遭受过更大的磨难。
仅从朱建华张迁的遭遇，就可知强盗头子任宏胜为了自己“立功减刑”针对我做了多少坏事害了多少无辜者，更可知汉阳监狱当局姚文忠一伙是如何迫害政治犯，更如何不择手段的敲诈刑事犯！
顺便指出，就在我出狱之前最后50天，汉阳监狱当局无意中又给我送来了他们的大量黑幕信息，其中就有关于姚文忠大肆受贿的铁证。
言归正传，在这种状况下我的处境可想而知是多么艰难，成天被强盗头子杀人犯两个家伙寸步不离的死死看着，和外人的往来几乎被完全隔绝，这对社会活动家而言当然是极不能容忍的事情。
不过既然是活动家，自然还有各种突破封锁的高招，因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也还是和一些犯人甚至有良知愿帮助我的狱警保持着一定交往，毕竟，作为国际传媒经常报道的政治犯很多犯人狱警都知道我，我的为人也使很多人渴望和我交往，此外还有一个微妙因素那就是逆反心理，一些人仅仅因为当局不准任何人和我说话而偏偏要和我来往，常有犯人以敢和我说话来向他人炫耀。加上自从严小平调走以后当局对我就没了直接压力，我的注意力开始更多的放到了观察监狱社会上。毕竟和一两百名犯人狱警共同生活在几百平方米的狭小场地内，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欲所求甚至所思所想无不天天展现在我面前，况且百眼巨人也有打瞌睡的时候，这样虽处于严控之中，我在犯人和狱警的交往对象还是越来越多，甚至有了点可信耐可帮忙的人。
就在2002年，汉阳监狱的经济状况陷入了非常窘迫的境地，狱警的工资都难开出来了，因为中共建政后搞计划经济等于是倒退回西周时代，以农业为本位以实物纳贡为支撑，在那种情况下其创建的劳改队通过强迫犯人义务劳动成了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但邓小平复辟市场经济后情况完全不同了，竞争使社会企业高速发展，劳改队-监狱的经济效率则每况愈下，现在终于走向破产了。在此之前，湖北省新生玻璃厂就已经倒闭，而在80年代那可是暴利单位。由于新生塑料厂的吹塑分厂和电缆料分厂均已倒闭，残存的注塑分厂效益也大不如前，汉阳监狱的收入全靠砖瓦厂维持，而砖瓦行业也在走向末路，这样，虽然监狱局下达的任务仅仅是自保，对它来说也是极其困难的了。
为此，汉阳监狱当局不得不千方百计对外兜揽加工活，强迫犯人从事挣钱极少，费时极长的手工劳动，从2000年开始，老五队就在做装饰灯圣诞灯，也就是为出口厂商将电线、灯座、灯泡组装到一起供他们出口到美国去挣洋人的钱。这活初看劳动量不大，其实很要手劲，加上任务量大后任何轻活都累人，所以绝非不从事这事的人能理解其艰辛的。这一年，全队外出到车间生产的犯人每天早上五点起床五点四十出工，晚上十点才能收工，许多人累得一会来点完名倒头就睡，洗都不洗。
这年清明那天上午9点来钟，因犯人均已出工，大院内空无一人，一时也没有尾巴相随，我正独自在围墙旁搞绿化，隔壁6队忽有人在那边的墙头悄悄喊我，请我帮助他控告一年前受到的迫害。此人叫张建平，家住武汉市汉口永宁巷，因打架斗殴判刑6年，分到三队砖窑上后，无论怎么苦干天天挨打，同来的人一个被打死几个被打残，他本人耳躲被指导员罗永刚（音）打聋一只，由于压迫神经头疼不已，家人向汉阳区检察院控告后来人调查没给任何答复，只将他调往6队安排暂时休息，自费3000元看病钱用完不管了，他再控告，狱政科长姚文忠对他提出“警告”并派人看住他，见他写控告之类的东西就抢走。难为他千方百计避开当局的“耳目”找到我，可此情此景中我又能怎么办？
由此开始，关于砖窑如同地狱的消息不断有闻。
夏天正热的时候，砖窑上为了抢季节降成本，利用气温高砖坯干得快干得透可少用煤并少用时间，要求我们队临时抽调25个人去，好将轮窑的两个火头增加到三个。为此调人时特警队专门到场督阵，宣布点到的人要无条件服从，有任何意见到三队再提，面对一个个手提电棍凶神恶煞的专政工具，连大有来头的关系犯熊志斌也只好乖乖服从。这25人被特警队带走后，刘明文队长训话道：“你们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队就是时间长了点，人家那窑上才又脏又累又热又容易受伤，哪个对我们队条件不满的可以站起来，我现在就送他去。”唉，砖窑上是阎王店没错，五队一天十五六小时的干活又是“身在福中”吗？
不过，也正是此25人到窑上干活回来后的介绍，使我对三队的可怕情况有了生动具体的了解。我虽然在襄樊监狱梁坡砖瓦厂劳改了六七年，深知砖窑活计的艰辛，由于那里犯人多半本来就是干体力活的，也就容易适应一些，加上当时人穷，敲诈机会少，问题虽也很严重，死伤也是常事，毕竟没到这种地步。汉阳监狱以没干过体力活的城里人为主，现在人们为了少受苦也愿意出钱，再加上作为传统商业城市武汉的监狱牢头狱霸问题一直非常严重，这样一来，汉阳监狱三队——二监区也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敲诈勒索市场。关于这方面情况后文有专门介绍。
到了2003年，汉阳监狱的经济形势更加艰难，狱警工资开始拖欠少发，人们都在谈论倒闭和被蔡甸监狱兼并的可能性，有的犯人异想天开以为如此一来可以回家了，更多的则凭直觉就知道犯人会更加倒霉，找刘指导谈问题时他无意中告诉我，汉阳监狱的情况相对来说还不是最坏的，全国已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监狱严重亏损濒临倒闭，三分之一的勉强能够自保，仅有一两成的状态良好，所以大都在向中央告急，但上面一时也没有办法，只好叫大家先努力克服困难，并挑选有经营能力的干部来主管工作。
此时由老5队（15分监区）基建队（16分监区）组成的二监区的监区长叫王望明，此人具有典型的多血质，性格热情开朗，喜欢讲笑话，谈情况，一天他点完名后训话时说：“现在，你们的手工劳动不仅要养活你们自己，还要养活我，要养活我的家人，要养活汉阳监狱，去年你们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结果产值才十五万，算完成了任务，今年下达的指标是十八万（说到这里他眯缝着眼），我对领导说，这，这，这，这怎么也看不到前途啊？不管怎么说，形势就是这样，困难要反映，任务还得完成。”
这段时间里，汉阳监狱上下真是做了大量经营工作。
全监上下发动犯人通过亲属来联系加工业务，还在头一年就因一个叫储运安的官商神通广大而弄来联系了个成衣加工，结果储运安赶紧调走，成衣加工几个月后商家也撤走了，工钱不付留下几十台破缝纫机顶替。
年前犯人家中寄来了一些东西，特警队开包检查时将多半东西当场没收，收去后又当场私分，犯人赵世军家里寄来的两条好烟他们看到后就一人一盒当场抽了起来，没收其香烟的姓岳，在场的有号称“一狼一虎”的陈涛、刘浩（我队刘指导的哥哥），这些人平常对犯人开口就骂动手就打，当其面自然都敢怒不敢言，回来后，赵世军才在风场上当众大骂：“老子抢劫判死缓，他们抢劫我蛮好，老子是没得执照的强盗，他们是有执照的强盗！”
犯人段航年轻气盛打架判一年，坐牢又打架加成四年由黄石送来，年前家人接见时偷偷给了他一千块钱，从接见室返回时半路上被特警队拦住搜身，找出后也当场分了。
此时社会上有“防火防盗防订报”之说，劳改队里怎么样？由于湖北省监狱局所办报纸《新生周刊》强行要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犯人必须订阅，副监狱长喻宝成面对多数犯人太穷订不起的现实，只好规定一人订20份的给一个单项“表扬”奖励（四个可减刑半年），于是本队上年纪有钱的犯人谷有运、刘细保各订了20份，从此监狱相关部门（教育科）倒卖“表扬”“记功”“监狱积极改造代表”（简称“监积”）“省积极改造代表”（简称“省极”）成风，详情见后。
另一件是好是坏难说，因为犯人伙食恶劣至极，过年都想吃得好一点，监狱就允许各监区狱吏为犯人登记年货统一购买，经手狱警可得几成好处，犯人也可改善几天生活，因为平常花钱也买不到，狱内虽然一年到头都有“营养餐”卖给犯人，不仅价格高得出奇而且也没有甚么内容。
由于没有找到任何更好的活计，没办法，年一过就又开始加工灯饰，每人的生产任务一开始就加了百分之二十，每天早上4点钟起床5点钟出工，晚上10点钟收工。为了提高生产能力，还从伙房一次调来了包括赵建在内的近三十人。后面有专章将伙房作为“天堂”介绍，可见那是监狱里最好的地方。这些人从天堂来到这么痛苦的人间，一时会怎么样?自然，胆小的慢慢做，胆大的干脆不做，见狱吏来了才应付一下，头一两天狱吏做了警告，要求第三天必须完成，否则绝不姑息。第三天晚上验收时，陈立强姚平刘骏等狱吏四五人一起到场站在队长刘明文身后，问一个没有完成的明天完不完得成，一没有干脆保证，刘明文动手后几个狱吏就一起冲上去拳打脚踢，打个鼻青脸肿半死不活后反拷起来送去关小号，一连这么打了关了几个之后再问其他人：“你们还有哪个明天完不成的？”自此谁还敢说完不成？就这样一连几天的整，再也没有人敢不完成任务了。
事情并非到此为止，几天后刘明文宣布：“现在新调来的人都赶上来了。根据形势的需要，再加百分之二十的任务，做不完的人可以带回监舍里去做，收工时间改成两批，第一批晚上9点，做不完的和第二批一起在晚上12点钟收工，回去后集中到大厅里做，不做完不准睡觉，当天任务必须当天完成，否则戴铐子关禁闭。”
就这样，三月开始几乎每晚大厅里都有人通宵干活。
当然，我没有做。两年前开始做手工活时我就未雨绸缪，在绿化之外主动要求做大厅和风场的卫生，以堵严小平之口，如果他还在，没准会强迫我做点甚么。现在不仅我没做，负责监控我的强盗头子杀人犯也什么都不做。
恰在这时“非典”爆发，当局极力封锁消息不准报道，钟南山捅到国际社会后又做过度反应，从此狱吏半月换一次班，进来后隔离七天值班七天，汉阳监狱狱政科则倒填日期发假文告（这是其惯技），将采取的措施吹得天花乱坠，与此同时要求“防非生产两不误”，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犯人还得一天干一二十小时的活，做得慢的甚至通宵不能睡觉。
我每天下半夜解溲经过大厅时，发现常有十几人到三四点还在干活，也就是说顶多只能睡一两小时觉，刘国强，陈桂生，叶桂生等人则有通宵没睡一直赶工的记录，此时浠水人陈桂生只差几个月满刑，见我就欲哭无泪的感叹“活不出去了”，有极端倾向的回民马成强则说“像这样活着还不如变一棵草”，家住我附近（他住武汉红钢城15街坊）的张弘毅则说“无产阶级的铁拳和资产阶级的金钱强强联手，我们算完了”，最可叹的是胡治方，这人具有典型的粘液质特征，动作迟缓，为人低调，所以手工活做得特别慢，没办法居然一连八天没有睡觉，结果每天干的活越来越少，指导员刘勇为此还把他关了小号，我一得知立刻去向刘勇解释，刘勇说：“他听了人家的怂恿，反正不能睡觉，活交得越来越少，所以必须关。”我夜里睡晚了第二天就难受，象患了大病，一夜不睡就神智不清，相信几天不睡比不吃饭还伤身体，担心长此以往会死人，便又找机会去和监区长王望明谈，因为此前他和我的私交还算不错，也就有反应情况的余地。我告诉他：“我每天都特意观察，现在至少有五十人每晚只睡三个小时，有十个人只睡个把小时，还总有一两个人通宵不能睡、、、、、、”话没说完他就打断了：“劳动应该是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惩罚。”说完扭头走了。显然他理解我的意思，却因厉害关系所在毫无办法，其实换我在他的位置也只能挂冠而去，又哪能解决问题呢？
“非典”过去了。犯人几乎通宵干活的情况还在继续。但这一天傍晚却突然全队提前收工，晚八点都回了，一回来就点名开会，分监区和监区的负责人破天荒一起到场，首先是指导员刘勇讲话，他说：“今天李名先的行为不是自杀，是故意装孬，是抗拒劳动，这个人长期以来表现不好，一贯吊儿郎当，不想做事，他也不过是把血管划开了一点点，把血弄得到处都是来吓人，其实我们对他是很照顾的，看他年纪大一点给他定的是最低标准，他这样做是太对不起人了、、、、、、”接着教导员刘为民（我很感激的人之一）说话，最后是监区长王望明说话，王望明照例先痛斥李名先，说到最后话锋一转“、、、、、、经监狱领导同意，从明天开始，每晚10点钟收工，不把活带回监舍做，要求在车间做完，早上出工时间不变，4点起床5点以前到车间”。
胡治方因纠纷杀人判无期，刑期还长得很，但从此我没有再见过他，这人是死是活不得而知，李名先送医务室缝针后上门板镣躺了一个星期，弄回队开了批判会后调走了。
就这样，我所见到的劳动时间最长的“劳改”总算过去了。
自此，所有犯人总算能睡五个小时的觉了。
我呢，也总算安心点了。
这一年，也就是2003年的六月四号，我开始了早年生活自传三部曲《人兽之间》的撰写。
在此之前，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先只能写关于传统文化方面的文章，以后又写了一般性的政治学方面的文章如《中国社会改造论》(40万字)、《正义论》（20万字）、《政治资源概论》（十万字）《中国人怎样做政治家》（25万字），其中《正义论》在2008年后又做了重大的修改完善。
现在，与世隔绝的环境虽然将我的社会活动冻结起来，却也使我获得了精心写作的极佳条件，就这样，我开始做这样一件事，就是把自己以往的经历和心路当做解剖对象，今天的我则成了一个解剖师，以尽可能客观的态度对自己的过往做精细的解剖。人-包括自己-不过是特定时空中的存在物，物质上的人其实是极其可悲可怜可鄙可笑的，早在十四岁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之时我就明确了此点，因此立志要让自己的人生尽可能高尚一点，丰富一点，精彩一点，绝不企图占有那些占有不了的虚名浮利，一心一意做一点伟大的事业。任何个人都没有天生的意义价值，其意义价值是由他的人生决定的，是由他选择的人生道路和具体的行为活动决定的。巴金《爱情三部曲》中新女性熊智君的这句话“事业的安慰才是最后的安慰”我永远不忘，正由此我领悟到渺小的人生只有依附伟大的事业才会有价值。回首往事，自然感慨万端，对自己的失误、过错、尤其是卑劣的私欲痛悔不已，但是，对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和生活方式则深感自豪，故因为恰逢半百而在《五十抒怀》中写道：“十四立志，二十有诗：时值廿岁，苍苍皓首，一往情思，志在不朽，投身大恨，由来已久，无所寄托，奈之何有！廿五有幸，投身民运，一往无前，乃至天命，口诛笔伐，怒斥专政，屡陷缧绁，岂止三进、、、、、、”就这样，我一下笔就不可收拾，整整用了四年半时间每天近十个小时写出了《毁灭》、《重铸》、《出征》总计400万字的前三十年的生活经历，另外前有《前缀》记父祖两代，后有《不是尾声的尾声》记武汉民主墙时的战友和当年的恋人在九十年代的可叹变化，意外的是，写作时居然和当年的感觉大相径庭：事业的神圣被昔日情感的回味压倒，尤其是得到所爱和失去所爱完全左右了最后部分的写作、、、、、、
由于要按美国人过圣诞节的市场需要生产，到九月底最后一批灯饰任务完成，恰在这时去窑上支援的人也回来了，指导员刘勇对全队犯人做了一次很感人的演说：“今年大家都辛苦了，去窑上的可以说在人生道路上留下了一笔最宝贵的人生财富，经过这样的考验之后，相信再也没有什么艰难的人生关口挺不过去，在队里的也一样，每天要干到12点甚至更晚、、、、、、”和刘明文不同，刘勇王望明这些狱警有同情心，但面对监狱和他们自己的生存需要他们只能如此。刘明文则不同，对可以给他带来好处的“关系犯”（他自己开后门弄来的犯人）像特保儿一样照顾，对一般犯人则根本不顾其死活。
对汉阳监狱从事手工生产的（砖窑上还在后头）犯人来说最可怕的一年终于过去了。
就在这一年底，汉阳监狱换了监狱长，当晚开完电视会宣布来了新监狱长后，因为这天中午的菜是吃了半年的冬瓜汤，晚上的菜则是将要再吃半年的萝卜汤，家住我附近（郊区的菜农）天生兔唇的半百老人胡小新散会时碰巧和我走到一起，他对我苦中作乐的笑道：“走了个冬瓜监狱长，来了个萝卜监狱长。”
此时难以预料，多年以后，两个监狱长的差别才鲜明的表现出来，可说是中国官场从邓小平时代进入胡锦涛时代的最好见证。此时，人们所知的只是：新监狱长王保平本是监狱局长张坚的秘书，当了几天副处长后就弄了来，因此这人是很有来头的，并且一来就带了好项目，从此汉阳监狱经济上要翻身了。他带来的项目是毛织，也就是用织机织羊毛衫。
也是在这一年，一方面是全国多数监狱濒临破产的巨大压力所致，另一方面是国家财政状况根本好转的前景已成事实，这样，当局以政法委书记罗干的名义宣布监狱政策的新方针是：监企分开，监社分开，全额拨付，一共十六个字我忘了四个。具体地说是分五年走，每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年后也就是2008年全部到位。
顺便说一句，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2008年后国家对监狱的拨款标准是按犯人总数以人均18000元下拨，当然这不是用到每个犯人个人头上，而是包括了监狱的全部日常开支。
从2003年底到2004年初，老五队一直在大调动，所有身体不好的犯人统统调走，150余人为此调走了近一半，然后又调进了一倍，为了全部换上“精兵强将”（指导员引王监狱长语）甚至还专门从襄北监狱调来了一批年轻犯人，并专门破天荒给他们发了全套囚服囚被塑料脸盆茶缸毛巾，还再三再四强调不准老犯人欺负他们，连一贯铁石心肠的刘明文也为此讲了许多话，为什么呢？正如指导员刘勇所说：“手工生产是今后的方向，毛织是监狱局长张坚为王保平监狱长引进的重大项目，这个项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是我们王监狱长的形象工程，是监狱局长张坚的面子工程，监狱局从外地给我们调人来，监狱举全监之力给我们送来了精兵强将，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给全监做出个手工加工的表率，今年在经济上我们要打个翻身仗，前几年我们的产值总是十几万，今年的目标是八十万，这对我们是个天文数字，从前想都不敢想、、、、、、”就这样，为了监狱局长的面子，为了监狱长的形象，根本不管犯人怎么生活，规定定员150人的地盘，硬是塞了220人，致使监舍内拥挤不堪，吵闹不断，打架斗殴一再发生，这一切只是为了年终在总结报告中写上一句新监狱长上任后老五队的年产值翻了多少。
毛织生产当然比灯饰加工要轻松一些，时间也短一些，但是，它也有它的问题，而灯饰加工呢，汉阳监狱虽然不做了，却转移到了其他监狱，这年五月份刘指导外出参观回来在开会时告诉我们，位于荆州地区的江北监狱是万人监狱，现在田地都已租出去，我们去年的灯饰加工就转到他们那里去了，换句话说，现在轮到江北监狱的犯人没日没夜的干活了！
毛织加工时间短一点，但也是早上6点出工晚上10点收工，对出工的犯人来说还是够辛苦的，对我们留在监内的人来说则不是坏事，白天监内因此总是很清静，我也正好抓紧时间写作。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强盗头子任宏胜三天两头总要制造出一点事端来好向当局表功，刘指导呢，也就吃这一套，这样我就总也不得安宁。几年来，前者几乎每天都要向后者报告谁又和我说过话，后者则三天两头要找和我说过话的人加以警告威胁，却从不当面对我说，犯人被他警告后反映各不相同，多数一段时间里对我敬而远之，但总有气愤的告诉我的。一开始我对此一笑了之，时间长了越想越气，国家哪条法律规定犯人之间不准说话？于是隔一段时间就去向刘指导抗议一次，几年来他找了一两百人次，我也向他抗议了几十次。可想而知，他也向强盗头子任宏胜打了好多次气，这样强盗头子自然一如既往甚至变本加厉。为了保持监内卫生，每天卫生员都要检查打分，因为我是特殊犯（后来我的监舍干脆被如此注明），我们监舍从不检查，这样强盗头子及杀人犯二人也就从不搞个人卫生，床上弄得乱七八糟，屋里塞满破烂，这天忍无可忍中我对任宏胜愤而说道：“把你们的床上捡一下，看看像个什么样子！”他居然破口大骂：“混账！老子的事要你管！”我气得拉住他的衣袖说：“走走，我们去找刘指导讲道理！”他立即一拳打掉我的手继续大骂，我的大拇指关节马上肿了起来，两人争吵中刘指导和肥胖狱吏刘骏赶来，一来都对我大发脾气，我辩说到：“事情有个道理在，怎么怪我吵？”刘指导让任犯出去后，这下可有机会训我了：“就听到你吵！。”我说明情况并把被任犯打肿的右手给他看，他却说：“哪个能证明他打了你的？”我说：“我的手被他打肿了是事实，还要谁证明？要不你去查看监控录像！”他怎么说？“无非是犯人之间的肢体冲突！”在汉阳监狱，我至少劝阻了上百次犯人斗殴，现在，刘指导倒是可以理直气壮的宣布我被强盗头子殴打是“犯人之间的肢体冲突”了！
3月18号，汉阳监狱发生了第一起毒品案，而且直接以极端形势发生：四监区某犯人因吸毒过量死亡！为此，一把手许振奇政委被调到监狱局任某处处长，也就是夺去实权明升暗降，王保平从此兼党委书记，成为名副其实的监狱长，也是由此开始，当局在监狱系统实行了行政长官负责制，这当然是回归世界主流文明的正确做法，但是，就当前的效果而言则完全是另一码事，这可从此后汉阳监狱的剧变中清楚的看出。
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汉阳监狱的这一届头脑们对此有何感想？希望他们名垂青史！几年后得知，汉阳监狱的这一届党委包括如下各位：
监狱长兼党委书记王保平政委王红鹰副监狱长赵江利万文耀副政委郭祥林纪委书记李志斌工会主席姚文忠此外党委成员还有李有峰周享林
这是2008年时的格局，也就是说，前后曾有多次调整，其间，曾专管我的严小平当过一年纪委书记后于2007年交流到蔡甸监狱任副政委，赵江利则交流来任副监狱长。
顺便说一句，吸毒死人使许振奇下课，以后再有吸毒案发生可就成新头脑立功的机会了！
吸毒死人之事对犯人而言结果是极其悲哀的——从此以后不准在接见时传递任何东西，年底即使可以寄包裹，也不准夹带食品和一般用品，只能寄冬衣。一方面伙食极其恶劣，一方面不准家人送吃的，那不是把犯人往绝路上逼吗？当然，仁慈的汉阳监狱留下了一条光明大道：为犯人提供“营养餐”，让接见室的“亲情会餐”餐馆向全监狱犯人出售炒菜和其他各种菜肴。不过，那个绝对垄断下的价钱、、、、、、。关于“营养餐”和“亲情会餐”后文有专述。
搞毛织以来，劳动时间已相对缩短，一般是晚上9点收工，偶然也加班到12点。五月，一天傍晚才六点来钟全体犯人就提前收工回来了，一回来就紧急集合开大会。原来，当天早上襄樊籍犯人伍胜利在本组的脸盆里拿早餐馒头时多拿了一个，由于有些犯人不吃馒头宁可泡快餐面，其他人多拿一个馒头是常有的事，但武汉郊区黄陂籍的万学春却故意欺负他大叫大闹，让他出洋相，这样，在车间干活时，伍胜利手拿毛织用的工具一尺多长的铁尺，悄悄找到万学春对准其后脑勺砍去，万学春顿时倒地血流如注，旁边的人赶快把还要打的伍胜利拉开了，这时万学春的黄陂籍老乡刘某等人全都冲了上来一起打伍胜利，其他襄樊籍的一见也要动手，武汉籍的汪文彬幸灾乐祸的大叫：“打得好！婊子养的打幺姑养的，不打是老子养的！”这时值班狱警已慌忙赶来，好容易才把事态平息下来。为此，万学春送进了医务室，伍胜利关进了小号，汪文斌也关进了小号。害怕还有后续群殴，监区分监区两级头脑赶紧决定收工回来开会整顿，这当然是对的。
没想次日白天又开了一次会，头天晚上不在的监区长王峰也来了，和教导员刘为民及刘指导刘队长全都到了场。在我遇到的汉阳监狱狱警中，刘为民是心地最善良的人，从我个人来说，唯一有点对不起的就是他，他对我也很好，我却曾毫无道理的当众取笑他，即使这样他也没有介意，以后我向他道歉时他还以早就忘了来宽慰我。王峰这人就完全不同了。
“你们一些人真是搞邪完了！”王峰拍着桌子训话，“要打架吗，两个人找个僻静地方对打也可以，当然不打是最好，居然还动起家伙来，还打起了群架，你们还知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人？这是什么地方？你没事来干什么的？告诉你们，别说干部不准打人，我不打你，我是镇压你！不要给我说什么人权，你们有什么人权？你们只有规规矩矩接受改造的权利，你们只有按干部的要求去做的权利，你不照做要反抗我就镇压你，死伤该你自己负责！不要给我讲什么法律，，我是学法律出身的，你抓不到我的把柄、、、、、、”
从情景看他说的有道理，古今中外犯人群殴狱警都必须镇压，但因此说犯人没有人权则大谬不然，，我本想找他谈谈，转念一想他从没跟我说过话，也不是针对我说的，算了吧。没想到一年之后，在一次我揭露汉阳监狱执法犯法的重大事件中，他作为刑罚执行科长对我进行压制时公然对我说当时就是针对我说的！法律专业毕业的狱警也认为犯人没有人权，只能按狱吏的要求做，如此一来犯人的人权还能怎样？在汉阳监狱，尚有狱吏直截了当的说：“不要和我们谈法律，要你们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中国的法律是哄美国人的。”和上层和官方不同，下层官员对他们的蔑视法律常不加遮掩，狱吏对犯人尤其如此，故虽然残忍得可怕，却也率直得可爱。
这一事件还有一些余波。
不久之后，忽见政委王红鹰找万学春，事后问万学春为什么，他说，因为是个无期，家人又不来，几个月之前曾经自杀，为此王政委几次找他谈心做思想工作。与此同时，也听说过监狱长王保平亲自找犯人谈话的事情，应当说，刚上任时，这二人还是很负责的。
也是不久之后，一天忽然有个狱吏带着万学春来到我的监号，那人对我说：“你出去一下，我要和他谈点事。”完事后我问万学春这人是谁，找他干什么，他说，那人叫马润起，是某队指导员，以前当过狱政科长，是来给他送钱的，他家知道他自杀后托人带了一点钱让绰号马丑的马润起转，同时给了马丑点钱让他照顾自己。知道是这种情况我气坏了，曾任狱政科长，专门负责不准犯人私藏现金，自己却专程给犯人送现金，而且收受犯人家属钱财，实在太可恶！从此，外来狱警要借我的房谈话一律拒绝。以后，我对马丑马润起的情况了解得越来越多，他的丑闻和他的几上几下，特别是最后的平步青云，的确是汉阳监狱走向全面腐败的最好见证。
现在，我对来汉阳监狱后老五队的第二批八九个狱警的个人人品都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这八九个人是：指导员刘勇，分监区长刘明文，以及陈立强，罗长生，姚平，刘骏，高飞，此外，甘霖管了我五年，调到其他队升了指导员，调来了张天，此人一口气管了我七年，直到我最终出狱。这些人中只有刘勇始终检点自己，虽然偶有对犯人动粗的事，但绝不侵占犯人财物，这也是汉阳监狱好容易才找到的品行端庄者，此外管我的甘霖、张天收点香烟什么的现象也有，至于其他的人，从犯人身上弄钱要好处都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因为这些狱吏毕竟地位太低，弄点钱什么的实在太不容易。当然这里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队长——分监区长刘明文。关于他们的这些情况，后文有专门介绍。
且说，强盗头子任宏胜因为迫害我有功年年表扬记功减刑，打了我刘勇也加以庇护，其为人也就越来越猖狂，对这个罪犯而言，挖我的肉补他的疮当然是一大美事。这天上午犯人都出工去了，我锻炼几个小时以后去洗澡前先上厕所，赤裸身体刚蹲下来那家伙又跟了来，明知一人没有也不放过，我恼火的说道：“你要吃屎啊？”这家伙立刻破口大骂，随即动手打了起来，他作为农村人身体结实，又比我高半个头，立刻把我的眼睛打肿，明伤严重，我对闻声赶来的刘指导强烈要求见监狱长，这强盗头子有恃无恐的说：“见胡锦涛都不怕！”真是当局的好帮凶！在我再三要求下，刘指导打电话让狱政科长姚文忠来处理这件事，他的说法又是：“这是犯人之间的肢体冲突！”一般犯人坐牢总免不了打架，我这种人权活动家则从来只会劝架，却在刘指导的如此指导下和强盗头子两次发生“肢体冲突”，再加上此前被黄业余追打避开（也被旁人将其喝开），其实没有当局的庇护，这些人哪敢打我？而且调走之后，这两个家伙后来都害怕了，均用各种办法向我讨好。姚文忠来看了我的伤势后，再没办法庇护强盗头子，连忙说：“第一给他调走，第二做扣分处理，第三让他给你赔礼道歉。”接着为了缓和气氛就扯到“你的文笔还不错”，他却不知道我的思想观念更加不错。从后来掌握的情况看，该坐牢的是他这个狱政科长而不是我这个中国人权观察主席！当晚刘指导带着已经搬出去的强盗头子任宏胜来向我“道歉”，我当然断然拒绝——在我面前这家伙不可一世，根本就不讲理，在狱吏面前则比狗还听使唤，叫怎么就怎么样，对他这种人来说世界上哪有歉可倒呢？他的道歉又哪值得接受呢？
接替强盗头子的是一个个子不高的盗窃犯，此人名叫郭房放，房是辈分，放是因为出生于其父坐牢释放之日，其父坐牢和他不同，1960年“三灾”时作为生产队长因拒交公粮被捕，故有为一方百姓生存受过之意。但郭房放与其父不同，也是刘指导有眼力，能找到为他办事的人，这家伙把我盯得死死的，与此同时千方百计为自己捞取蝇头微利，从相貌到为人都非常猥琐，另外，我将他当强盗头子对待也是一个习惯造成的错误，到明白后为时已晚，这样，此人和杀人犯一起监控我的两年中我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比起强盗头子在时已经好多了。也就是说，强盗头子监控我的四五年中，是我最艰难的时候。把他赶走则是我生存状况好转的开始。须知，坐牢是生活在犯人中，狱吏不可能一天到晚的跟着，被这种东西监控却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所以刘勇的作法虽比严小平强，我的日子却没有好过多少。
2005年春节，大年初二，我兴之所至去找刘指导谈几个问题，因为我是没有年节观念的，刘指导拒绝后，我愤而要求向也在值班的教导员刘为民投诉。刘为民本是特警队教导员，刚调来时，一天我正和刘指导甘霖谈话，他一进办公室就热情的和我打招呼，甘霖立刻本能的阻止他，从那以后他见我就微笑着打个招呼便走开。甘霖以下令上，只因为我是个朝廷钦犯专归他管，这一点令我气愤，刘为民为此不敢和我说话，则令我对他感到鄙夷。这样，没多久我就当众对刘教导加以奚落，作为一个善良的人，刘教导虽身为主管包括我在内的三百多号犯人的狱吏，没做任何表示就走了。事后，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作法太不厚道，便多次找机会委婉的向他道歉。不过，这次情况不同，我既不是要他为难，也不是要向他道歉，而是借此反击当局对我的封锁。这样，二度进办公室后，我对刘指导说：“鉴于你和本队的做法违反监狱法，我要求向你的上级也就是监区一级反应你们的问题！”他自然坚持老一套：“刘教导没有主管您的任务。”我冷笑道：“现在的问题不是他是否主管我，而是他是否是你的上级，我找他投诉你，你凭什么阻止？”就这样分寸不让的坚持，结果刘教导主动从内室走出来听我的投诉，当然这种作法不会有任何结果，刘教导也只能听听而已。这类事情我不时为之，刘指导面对我的这类做法很理性的说：“这都是无用功！”从直接结果说，刘指导是对的，然而，从我来说，适当的这么做做却是大有好处的，第一，这种进击是火力侦察，常常可以明确对方的变化，从而为我改善自身处境找到机会，第二，这种做法可使我保持高亢的士气，通过主动出击锻炼自己，第三，在这寂寞的岁月里，看书写字搞累了也可由此调剂一下生活，第四，这也是维护自身权利的需要。
中国的监狱是世界上封锁最严密的地方之一，里面的黑水深不见底，随着自由度的扩大，我掌握的骇人听闻的材料也越来越多，然而，就在此时，《湖北日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让监狱执法活动成为“阳光工程”》的文章，作者为刘学和，文中说：“监狱民警和服刑犯人在一起时显得既严肃又亲切，学习环境，训练基地，卫生管理及生活安排都非常规范化和制度化，、、、、、、。最近省监狱局《新生周刊》在头版刊发了服刑人员亲属在参加监狱亲情帮教活动后写给省司法厅厅长张坚的一封感谢信。服刑人员亲属的信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监狱机关的良好形象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这种帮闲之文在社会上自然没人注意，也不会有几个人相信，然而，在真相被作为“秘密”（见前引司法厅长李元清语）遮掩得滴水不漏的情况下，谁又能说什么？生活在“监狱机关良好形象”中的中国人权观察主席秦永敏在黑牢中看到这种文章又怎么能不感慨万端！
就在这时，我们老五队又发生了不知是第几次“群体性事件”。
这天晚上九点多钟，一收工回来刘指导就要求紧急集合，接着就大发脾气，冲一两百名犯人说：“今天完全是你们的不对！人家特警队让你们退一点你们就退一点，有个什么呢？结果弄得起哄，影响非常不好，纪委李书记在旁边看到了事件的全过程、、、、、、”
原来，这时的劳动时间虽已缩短到早上6点到晚上9点，一天15个小时毕竟还是非常劳累，这样，从车间返回走到大门口时，因为外队只有几十个人，把守监舍区大门监督点名的特警队员要前面的人已经站在门口，后面的人还没到齐的五队往后退，他却不懂“归师勿遏”的道理，更不知前秦攻打东晋就因为错下一个撤退的命令而让百万精兵输给了8万人，并且葬送了一个王朝，后面的人还在往前面走，前面的人怎么后退？退的结果必然是大乱，况且劳累一天归心似箭，也就根本没人后退，然而，由于有打人的权力，特警队员从来说一不二，一见没人理会，气得马上挥舞警棍冲上去见人就打！可是，他们忘了这是晚上，也没想想这时候冲进人群打人会是个什么结果，当然，平时整怕了的犯人还没有暴狱的胆量，但是，却一面避开殴打的同时，一面大声起起哄来，把两三个特警围在中间，一起对他们大吼“喔”“喔”“喔”，这一下，他们才徒生恐惧，惊慌失措，与此同时，监内紧靠大门口的7监区犯人也从里面声援，同样大吼“喔”“喔”“喔”，这一下，在场的所有狱吏都害怕了，怕由此果真引起暴狱，毕竟还有那么多犯人在监舍区大门之外，没办法，只好一面大叫着维持次序，一面打开监舍区大门，让所有犯人先统统进来再点名。平心而论，刘指导说话总是尽量站在本队犯人一面，尽可能为犯人着想，至少表面上如此，也只有这样犯人才容易听进去。这当然是对的，这是监狱管理的基本方法，不言而喻，这绝不等于要迁就犯人的违法犯罪。
同类事情还颇有几次，在刘明文带班的时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从不为一般犯人着想，一发生这类事就破口大骂，就极力威胁，当然无论狱警怎么训话犯人总得听，但二者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何况刘明文的所作所为让人不敢恭维，犯人都希望见到他的下场——尽管他做的坏事比许多犯人更多，但要见到他受制裁恐怕是不可能的。
就在这时，本来和刘勇平级甚至还低一点的刘明文升了教导员，刘勇则任分监区长，与此同时调来了一个新指导员，叫刘军。
由于当局有以任政治职务者管政治犯的规定，这样，我终于不归刘勇管了。
刘勇对付我的办法很简单，就是一哪里都不让我去，二让两个家伙盯死我，三任何人和我接触他都要出面以不给表扬记功减刑威胁。所以，刘勇统治下的近五年时间里虽比严小平在时日子好过一点，也仍然是非常艰难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叫人讨厌
直接管过我的人人品较好的居多数，新调来的指导员刘军也是一个，他长着个大红苹果脸，喜欢咬文嚼字，虽说只中专毕业，自修了两个本科证书，算是我在汉阳监狱见到的唯一一个有点自学能力和学习精神的人。
现在我已坐了近八年牢，刘军已是第三个管我的狱吏，这还不算我从前的十年坐牢经历，所以他一来我就找他，好摸底看该怎么对付，结果发现他既不再严密操纵杀人犯之流管控我，也没有针对我的任何意思，这当然也和汉阳监狱当局已经大换班，没人再在意我，并且都已自顾其利益不暇有关，而他本人因为爱学习，居然还对我说了这样的话“你喜欢看书学习写文章那是你的自由”,这和严小平当初指责我在日记里对他“进行反革命宣传”是个多大的区别！
一天，我刚把给女儿的信交给刘军，他就急急忙忙出了本队门又出了监舍区大门，再回来时我去找他，问他为什么把我的信交到狱政科去，因为照一般情况他看了以后没有问题就该发出去，听了我的厉声质问，他居然畏怯的遮掩：“我到狱政科是有别的事情。”这一下他就更被动了：“我在监内，怎么会晓得你去了狱政科？这更说明你是把我的信送到狱政科去。这我们不说了，我只问你，我给女儿的信你看了以后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不符合《监狱法》规定的地方？”作为一个知书达理的人，他没有违背自己的良知，想想后说：“都是作为长辈把自己的人生经验传授给下一代，教育下一代做个品德高尚的人，应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可以发的，不过你也晓得你的情况特殊，我们只能交上级处理。”这种客观理性的说法当然是可以接受的，至于七八年过去仍然在扣押我和亲人的通信这不是他的过错，这是国家安全部和汉阳监狱当局执法违法的问题，他就是想运用自己的权力改变也改变不了。
2005年11月中旬，犯人胡久火从洪山监狱的湖北省监狱局中心医院回来。胡是武汉郊区江夏人，毛病不少，品质不坏，不欺负人，对谁都一脸笑，两年多里只为多拿馒头被防火员阻止因丢面子而吵闹。他大谈住院两个月的所见所闻，把湖北省在狱贪官如数家珍的讲了个遍，尤其对中心医院的黑幕深痛恶绝，那里全部是关系犯把持，对没有家人照料的濒死病犯毫无人性。然而，半年之后，我却因为他这个关系犯差点和汉阳监狱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也许连命都会丢掉，当然，这事和他本人无关。
胡久火于2004年腊月28开后门转来，当时正在点名，他当场被枪兵（武警）接走，一见此事武汉混混周卫星大骂：“枪兵的关系？打死！”汉阳监狱最大的枪兵（连长）是胡久火姐姐的儿子，从此，大小枪兵三天两头接胡久火去喝酒，玩耍，给他送菜送肉送手机打，他也喜欢炫耀，当众多犯人面使唤跑腿的小枪兵，拿着手机大呼小叫，有几次，队长刘明文听到赶紧从办公室走出来准备抓现行，一见是他又赶紧转回。须知，司法部规定打手机对犯人抓住立即关小号，并且两年内不得减刑。由于其“关系”身居要津，几年里他从不干活，先安排在厂区“打扫卫生”，再后来则想去玩就去，不想去就留在监舍。05年9月，他忽然患重病，大概是胆瓤炎，故弄去中心医院救治。按他的说法，社会上只要3000元，那里却要12000元，而且手术水平极低，外面做只要两小时，那里花了6小时，还把肠子肚子都翻乱了。这人没心眼，也是因为没有压力，公开说“外外已经帮我办好了减一年半刑”，没想到出乎他的意料、、、、、、
且说，两个月后，也就是2006年一月，中队按规定公布了减刑名单，其结果令所有人惊异，包括胡久火本人，他根本不是减刑，而是假释，也就是说，判刑6年的胡久火刚来混了三年马上就可以回去了！对此一些犯人怨气冲天，原来什么积极改造什么记分考核什么表扬记功都是假的，只要有关系，来坐牢既不必干活也不必遵守监规随时可以开后门走人！
对此，一般犯人只会发发牢骚，但有一个人确实例外，那就是作为特殊犯的鄙人。正好我有点事去找刘指导，办完后，我冷冷的对他说：“有件事，一般犯人不敢说，我也不敢说，只想向你请教一下，你们把减刑假释公布出来是要犯人提意见的吧？”刘指导硬着头皮“嗯”了一声，我继续说：“胡久火是我们看着来的，他这两年的情况我们都清楚，警卫连长是他的外甥，他凭什么报假释？”忠厚善良的刘指导一时张口结舌无话可说。我又说：“这两年开始搞假释，假释出去的都是什么人？都是最有钱的人，这两年走的李庆华、鲁志伟都是汉正街的老板、、、、、、”刘指导这才打断我：“你说的鲁志伟，我不认识，不是我们队的。”事后我才想起，鲁志伟是从我们队调到隔壁基建队后假释的，他调过去后刘指导才来。刘指导的下一段话真令我瞠目结舌，也成为我和监狱当局矛盾激化的焦点：“你晓得，假释不是中队往上报，是厂里往下下达。你有意见可以写，我给你纸。”近年来刘指导为了避开我的唇枪舌剑，每当我找他谈问题他都以给我纸让我写来推脱，现在又故伎重演，我说：“该写我肯定要写的，问题是，假释应该看自己的表现还是看监狱上级机关的指示？你自己就不该依法办事？”刘指导已是面红耳赤羞惭无比：“该说的话我已经说完了，你去。”
胡久火这人不坏，和我关系也不错，我并不想为难他，也不是为他这一件事，而是此类事见到的太多，他这事又最典型，才愤而提出。但胡久火走之前也不想闹大。
七八年来，当局一直对我进行信息封锁，我则一直极力扩大信息来源，现在监狱一级已经完全换了人，直接管我的也换了三个，我就又开始动起脑筋来
这天见到指导员刘军，我向他提出要订一份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他马上答应了，我特地再问一句：“没有什么问题吧？”他肯定的说：“这有什么问题？”我想，这么多年过去，当局总算放松了对我的信息控制！想想后他又说：“这样，你的情况蛮特殊，我还是向上面请示一下。”这当然是合情合理的。两天后他高兴的告诉我：“没有问题，厂里已经批了，我保证你2006年能够看到报纸。”唉，在社会上哪个还看中共的这个报纸！我这是坐在牢里没办法，才在没有收入生活极端艰苦的情况下，拿出两百六十多块钱来订那种在社会上要靠强行摊派才有人订的破玩意，如果不是为了试探当局对我的对策变化和扩大信息源，鬼才给作为中共喉舌的《人民日报》张目给它上香烧纸的事！此后，每隔两三天刘军就要向我通报一次，先是说头两个月时间来不及了，只能订10个月的，然后每次都是好消息——关于订报的进展，为此他还反复强调，他是没有加价给我订，因为此时汉阳监狱已经风行为牟利而给犯人订报，也就是加价一倍为犯人订《楚天周末》之类的小报，但那也是不准我订的，见他如此殷勤的向我表功，我开玩笑道：“该不会又出问题把？”他反问道：“还能有么问题？”
就在2月26号，见到我时他还高兴地告诉我：“后天你就可以看到报纸了！”然而，次日他就神情沮丧的找来：“对不起，情况发生了变化，邮局取消了你的这份报纸，我负责退钱给你。”说完匆匆离去。
不用解释，我也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汉阳监狱上下已经觉得没有任何必要再对我封锁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然而国家安全部一得知还是断然否定！
一个在黑牢中管了八年的政治犯一旦看了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中共政权就不安全了，可见中共政权虚弱到何种地步！
没几天，刘军就又调走了，临走前他保证把我的钱退给我，由于从邮局讨回订报款难上加难，他整整花了4、5个月时间才办到，恰好那时我开始揭露汉阳监狱财务科的贪污问题，款到之后，他还避开我专门来了解是否给我上了账。
刘军真真是个一丝不苟的好人，可是，在中国官场，在汉阳监狱，要做个好人，特别是要依法办事，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刘军本来就是教导员，只因某些原因才临时调来五队下任指导员，这样，管我4个月后恢复原职。按照汉阳监狱贪官才能当监区长、科长、特警队长，清官只能当没有实权的书记的惯例，刘军此后一直在类似部门任职。虽然此去是就任教育科副科长，没几天就调去当什么书记了。
接替刘军管我的指导员叫张宏志，老家在石首县，武汉理工大学毕业，人品也还不错，不善于搞歪门邪道，虽作为监狱长王保平的老乡当了一年伙房监区长，因为得罪了关系犯反而降了级，他个子不高却性格粗犷，为人则疲沓不求上进，从农村进了城有了这么个位子已经很满足了，据说他有一个缺点就是比较喜欢赌博。刚来不几天，为一点小事他对我板脸，我立刻毫不犹豫地怒声反击，他立刻崩溃，换了一副可怜巴巴的面孔。这人自卑感极强，从此和我私下谈话总是把自己看的很卑贱。他还为我做了一件好事，在请示狱政科后，八年来第一次带我去监狱澡堂洗澡，此前，一方面我每天洗冷水浴，另一方面当局也不让我出本队门，可是，天下只有冬天不洗冷水澡的人，哪有不洗热水澡的？
春节过后胡久火假释走了，不久，监狱长王保平带着一般人来到我的监号，很和气的和我谈家常，他是湖北大学毕业的，我弟弟也是湖北大学毕业的，我大哥还是该校的教师，一时谈的似乎很融洽，我就说，我发现了汉阳监狱的很多问题，要给你反映一下，他立刻唱起了高调：“找我反映情况要写《约谈单》。”
我本着对他对汉阳监狱负责的态度立刻写了，然而一连几个月都没有回音，此时我哪知道汉阳监狱的浑水有多深，又哪能知道给监狱局长当秘书出生的王保平会是怎样的人？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这样一个矛盾的情况:一般的说，敢于迫害我的狱警品质都比较好，这里有两个因素，第一是思想还比较单纯，不求名利的照当局的旨意做，第二是还想往上爬，故检点自己的同时拿我垫背，相反，对我格外友好的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支持民主人权事业，至少是同情，另一种则完全是为自己打算，这后一种人里，恰恰多半是精明的贪官，我虽说是囚犯，却也是世界知名的人物，这在他们的生平中幷不容易见到，故他们有即使不能从我身上得利也至少不和我结仇以免有害于自己的盘算。
应当强调的是：最后这种人还有极其狠毒的另一面目，一旦他觉得你危害了他的利益，那么杀人灭口的事情他们也做得出来。
当今中国社会上这类事时时有闻，监狱里又岂能少得了？
毫无疑问只会更多，我本人就差点成了其中之一，而汉阳监狱狱警杀人灭口的确凿案例我手头也有。
至此我已经坐了8年牢，对汉阳监狱，对湖北省监狱局，已从8年前可能造成巨大社会事件的庞然大物，变成了一个顺服的普通政治犯，这样，一些上层高官偶尔就会以欣赏笼中猛兽的心态来看一看。
2006年4月24号晚上8点多钟，我正在窗下桌旁补衣服——我的衣服被褥均已千疮百孔补丁相摞，忽然闯进一大群大小狱吏，站起来定睛一看，为首的是监狱长王保平，便先应付一句：“王监狱长来了？”
王保平马上抬手恭敬的指着身旁一位年近六旬的黑壮人介绍：“这是陈局长。”
陈局长面色黧黑，容貌木讷，即无武夫之豪强，亦无文士之风采，典型大老粗一个：“在干什么？”
没等我开口他身旁的严小平就已经迫不及待的殷情介绍起来，此时严小平已高升纪委书记：“他在做学问，研究传统文化。”
严小平在刻舟求剑，那是多年前的老黄历，我现在在研究汉阳监狱了。
“他在补衣服，”旁边的另一个人开口说，“他这人蛮朴素。”
这人是接替姚文忠任狱政科长的赵勇，长得矮小瘦弱，眼睛尤其小，，任职以来见我几次从不开口，故此时我对他的为人一无所知，没想到，从此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和他的关系之复杂超过了想象。
我对这些都毫无兴趣，对他们畏惧的局长也毫不在意，缓过神来后，想起写《约谈单》几个月没有结果，便抓住这个机会开口对监狱长王保平说道：“要给你面谈你要打《约谈单》，打了《约谈单》几个月你也不谈！我不晓得你究竟晓不晓得，汉阳监狱现在到了什么地步?从上到下违法乱纪成风，社会上的各种犯罪现象在这里都有！犯人里不说了，干部里头也什么问题都有。一些犯人花钱就可以假释。我问刘指导怎么能这样，他说汉阳监狱规定，假释由监狱决定，这不明摆了是违法乱纪开后门吗？真是难以想像！我不晓得你是完全不知情，还是视而不见？我在这里只举一个例子，胡久火来了两年，什么活都没干，还住了好长时间院，表扬记功都没有，就这样以假释名义弄了回去。直截了当的说清楚，胡久火的姐姐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外甥，就是先前的武警连长，你们哪个能否认这个事实？这一类的事情还、、、、、、”
本来被我冷在一旁就太没面子，现在听我当面揭露其属下的恶行，陈局长面子还能往哪搁？他气得一甩手恼火的大声说：“你们给我把这些事一个个弄清楚！”
说完扬长而去，王保平等人此时已气急败坏，也没法说什么，赶紧跟着惶惶然的走啦！
自从张坚高升司法厅长，后来的几个监狱局长都姓陈，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个监狱局长叫陈文贵。
他们一哄而来又一哄而去，我就还是坐下来补衣服，只当什么也没发生。
但是我错了，从此我再也不能回到从前，因为对汉阳监狱来说它已经把我当成了私敌，有了将我置于死地的念头，我呢，在高压之下也不得不调整了为人处世的方式。因此，这件事的发生成了我这次坐牢为人处世的转折点，当然，这个转折不是发生在当天而是在两天以后。
次日上午9点钟，忽然有人通知我去办公室，到门口我才发现，找我的人是先前的五监区监区长，现在的刑罚执行科长王峰。这王峰是谷城县大峪桥人，身材细长，脸形尤其细长，性格强悍，说话咄咄逼人。在汉阳监狱中，他是唯一一个无端向我发起攻击的狱警，这一点我此时才明白。进去后，他用很敌视的语气让我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对一个犯人来说这已经够给面子了。旁边坐的还有指导员刘勇，这一天他神情沮丧一言不发，显然，只因为对我说了“假释由监狱决定”这句实话，汉阳监狱上下对他恨透了，这很可能也是他后来官越做越小的原因之一，须知，他是汉阳监狱的世袭弟子，全家人都在此工作，当初调来五队当指导员时是全监狱最年轻的，也几乎比本队的其他狱警都年轻。
“你叫什么名字？”刑罚执行科长大人板着脸生硬的问。
我立刻明白来者不善，看着他琢磨其用意，为了挫挫他的风头，作为犯人我只能采取直视着他一言不发的方式。一两分钟时间里，两人就这样斗眼风，在这种场合我还没有失败的经历。他只好装着拿起笔要记什么，以此移开视线的同时再次发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又盯了他一两分钟，这才缓缓的反问道：“你本来不是我们的监区长吗？”
后来我才知道，王峰之所以能当刑罚执行科长，主要靠有一个好姐姐，他姐姐本是湖北省高法的，后来调到武汉中法当主管减刑的副院长，汉阳监狱为了好疏通减刑才特地让他裙带关系对口。
被我揭穿他的装腔作势后，他立刻换了另一幅面孔，开始对我施加高压：“记不记得，那次在会上我就针对你说过，我是学法律的?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我们不会让你有机可趁、、、、、、”
说到这里，狱政科长赵勇走了进来，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坐下后立即脱了鞋把脚翘起来，边听我们说话，边不停的抠脚丫，全然不顾体面，那瘦小的身子完全陷入椅子里，连人带人品都显得格外猥琐，在我和王峰随后的较量中他一言不发，这样，我也就认为他已经被我说服，是一个懂点道理的人。
王峰忽然对刘指导说：“把他的档案拿来给我看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刘指导面色尴尬，一直处于两难之中，由于他说“假释是由监狱自上而下安排的”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监狱对他气得要死，作为一个善良人他又不愿说假话，不愿为此给我为难，只好始终一句话不说，对王峰的这一明显是用来威胁我的要求也没有给予回答。他这么做，估计还另有原因，那就是上面有规定，一般情况下不准随便打开我的档案。
王峰见刘指导不予理睬，便把自己带来的另一打档案放在桌子上，对我咄咄逼人的说：“你昨天晚上对陈局长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胡久火的表扬记功都在这里，完全符合法律要求。你来看！”
我冷笑道：“表扬记功都是你们自己在弄，那能说明什么？两年来他天天和我们在一起，一来就被枪兵接去喝酒，在队里不做事，说是打扫卫生想出去就出去，不想就在队里玩，每年过年都回去探亲，就这样混了两年就假释走了，以他的标准这个队大部分人都可以假释！”
王峰这一下本该无理可说，他却居然能无理当有理：“那你怎么不每次公布表扬记功的时候当时指出来？”
“我和他无冤无仇，盯着他干什么？这也不是他的错，是你们自上而下的搞假释的作法违法，其实都晓得他的外甥是枪兵连长，他是靠关系搞的假释！”见人不讲理我就有气，见当官的不讲理我更有气，立刻抬高了嗓门。
“关系该死些？”王峰居然拍着桌子蛮不讲理的说。
“国家法律是干什么的？关系就可以违法？你们是为国家执法还是在给在给自己开铺子？”就这样我义正词严的怒斥起他来，堂堂正正的痛斥其违法作为，尤其是公然蔑视法律的作法。
“我早就晓得你居心不良，”王峰是我在汉阳监狱见到的最不讲理的人，虽然只打了这一次交道，从他的说法就可知，他是怎样一个邪恶至极的人。“你这是别有用心，要达到政治目的，故意找理由制造麻烦，惟恐天下不乱！”
“不要泛政治化，我没有和你谈政治问题，我现在和你谈的是汉阳监狱的做法违反监狱法的问题！”
“你就是泛政治化！你就是别有用心，你就是故意发泄对党和政府的不满！”他已经没有道理可讲了，只好用政治大帽子来恐吓。
这种场合中我从来是义愤填膺慷慨激昂，根本不管“这是什么地方，你是什么人，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毫不妥协退让的痛斥他的胡说八道，口若悬河的长篇大论，毕竟理屈词穷，他好一会儿没能再开口。
“你是干部还是我是干部？”他终于恼羞成怒，把身份搬来压我，“只准你说不准我说？”
事已至此，没有再理睬他的价值了，我把头扭向一边，让他说些废话挽回面子，他降低调门指责我几句后夹着档案走了。
见狱政科长赵勇一言不发地放下臭脚丫穿鞋站起来，我想他是被我的义正词严说服了，便冲他会心的一笑说：“错了就错了，硬要颠倒黑白，只能让自己更加被动！”
“你先去，”他神色没什么变化，“回头我要找你的。”
我回到监号后，想起刑罚执行科长的胡说八道就有气，本来，在监狱局长面前揭穿汉阳监狱做法违反监狱法的事只是即兴之作，现在见到王峰不以为错反来压我，就真把这当个事来做了，于是立即动手写了一份致监狱局长的《投诉书》，将汉阳监狱的种种违法犯罪问题都揭露了出来，特别指出王峰居然公开把违法执法当做正理，实在是太过分了，这表明问题还多得很，长此以往汉阳监狱的前景会是个什么状况?就这样，书生意气，洋洋洒洒，慷慨激昂，一气呵成，写完就交给刘指导，然后即把此事忘了。
又次日，也就是26日晚上，刚看《新闻联播》，狱政科长赵勇破天荒直接找来，我马上和他一起返回监舍，两人对面坐下谈了起来，和姚文忠比起来这人明显没有架子，也没有半点素质。
后来得知，姚文忠那人太精明强干，有些文化知识，拼命表现自己，当然也是极力往上爬，这使一心打自己算盘的监狱长王保平非常忌讳，因为要论业务能力他和这个本应辅佐自己搞狱政管理的下属恐怕要倒挂，便存心要把他赶开，这王保平是秘书出身，这年头中国的秘书中有多少完全是长官的家臣？王保平作为秘书又是哪一类型？这些我当然不清楚，但是，我清楚的是他在汉阳监狱的为人处事。伙房“关系犯”孟繁威家中有钱有势，和监狱长王保平拉上后，一开始王保平亲自安排其家人在监狱长办公室和孟繁威见面，由于特警大队教导员赵勇非常善于观颜察色加以趋奉，以后王保平就把孟繁威的接见交给了赵勇，狡猾的赵勇就对孟家人说，你帮忙对王监狱长说一下，让他叫我当狱政科长，这样以后你的接见我包了，我一上任就把孟繁威调到最好的位子上去，孟家人认为这太不可思议，一个外人哪能起这么大作用？然而，赵勇太英明了，王保平单人调来，要笼络一批人给自己办见不得人的事还真不容易，几次试探后赵勇瞅准了机会，他一无文凭二无能力三年纪已近五十，就算被当作典型被揭露也没什么太大的损失，何况王保平已有一些猫腻在他手里，哪敢对他装出正人君子乃至公开加以批评？孟家人一说，正中下怀的王保平立刻召见赵勇，对他说了一大套冠冕堂皇的官腔官调，鼓励他努力工作积极进步，不久就将姚文忠明升暗降为工会主席，说起来进了党委领导班子，其实没了任何权力，只是管管狱警的福利，众所周知，到了这个位置上就只等被后来排挤下来的人让位了，相反，无能的赵勇因为会携肩奔走趋奉上司，由此风光上任成为汉阳监狱主管全体犯人的狱政科长，从此不仅犯人家属要把他奉若神明，而且全监大小狱警要为自己的“关系”开后门都要求他。当然，这些情况是后来几年中陆续调查出来的，此时我也蒙在鼓里，只是知道赵勇和姚文忠完全不同，对我这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的政治犯来说不构成任何政治压力，和他打交道，倒是我在屈尊俯就。
不过，这个晚上的谈话，一时却使我陷入了极其严峻的现实中。
这次赵科长没有抠脚丫，而是显得心事重重，小小的身体蜷缩着，眼光一直飘忽不定，见他无话可说我敷衍道：“蛮忙吧？”
“说忙也忙说不忙也不忙，反正就是那些事，”他看来在搜索枯肠。
“有什么事吗？”我观察着他问。
“找你谈一下家常，”他忽然变了神情，开始谈起了政治上的一些事情，“中国的事不好说，林彪的姑娘在跟他翻案，说的头头是道，总有一天可以翻过来，邓小平落难当时人家对他好哪晓得他这辈子还翻不翻得得了身?做人总该为自己想一下、、、、、、，该帮一把还是要帮的。”
由此开始他慢慢悠悠不慌不忙天上一句地下一句东扯西拉没完没了，弄得我丈二和尚莫不着头脑，便瞅机会问他的个人情况，他也没有忌讳，说父亲是南下干部，在湖北省武警总队工作，自己少年时是省里的运动员，50年代，广东有个1.5米的拿过全国冠军，因为小个子频率快，那时国家就试图以此在短跑项目中走出一条新路，闲扯中我对他嘲笑王峰的不讲道理，这时，他以极低的声音打断我：“叫你莫搞了，还越搞越凶！你要穿打补丁的衣服那是你的事，你就不能不准人家穿名牌，你是在坐牢，你不是蛮喜欢锻炼身体？注意身体，注意卫生。”
此时我还傻乎乎的没明白他的意思，对他笑道：“我是蛮注意身体，你以前是运动员，现在身体像也不太好。”
他把话也往自己身上扯，还是那样慢条斯理轻言细语，然后又开始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扯起来，不久再次阴沉的说：“你是个明白人，注意身体，注意卫生！”
因为语音轻微，话虽带有明显的威胁意味，我却只觉得听起来有点不舒服，还是没有完全理会过来，继续按自己的思路引他说话，以尽可能从中多获得一些有用信息。他也顺着我的话说了几句，然后开始为王保平评功摆好：“我们这个监狱是蛮不受重视的，现在他一来问题都解决了，本来我们一直喝汉江的水，大肠杆菌超标六千倍，他一来要了几百万从市内引来自来水，这样的好事做了不少，现在一些人想整他，你再这样一搞、、、、、、，人家对你的评价，是你这个人蛮不好缠呐！不要以为你蛮不同人，古往今来像你这样的人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好办得很，只要我们稍微动一点手脚，你这个人就没有了！这个事情到此为止，否则你注意身体，注意卫生！”
我这才明白他此来的目的！
“就是现在不说，只要我活出去也还是要说的。”对他轻言细语做出的死亡威胁，我倒没法像对王峰蛮不讲理的高压那样做出强烈的反应，也只轻轻地回应道。
“出去了我们管不了，在这里就不行！”狱政科长赵勇把话说明了，“出去了怎么说那是你的事情。在这里我们也不想那样做，在乎你自己，你不要再揪着那些事情不放了，那样做对你对我们都没有好处，不要再遇事就往上打报告，那没有什么意思。这话就说到这里，不然你完了，注意身体，注意卫生！”
我的脊梁在冒冷气。
但我在精神上再次感到了巨大的慰藉。
图穷匕首见。
我作为民主人权活动家面对的已经不仅不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不是政府，而是掌握着政府权利的黑社会。为了以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身份非法牟取不当利益，监狱长狱政科长已经什么都做得出来，包括谋杀。
但我毕竟是中国民主党的三个主要创始人之一，是世界知名的中国民主人权活动家，故他们还是有所顾忌，宁可谈判解决问题，否则可能有他们无法控制的结果，对一般人，他们就不客气了，后来，我确实了解到几个狱警谋杀犯人的案例，其中一个尚有着最完整的证据。
随后他若无其事的和我聊起了别的，仍是东扯西拉没玩没了，后来，我发现此人就是这么一个人，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思维芜杂，条理极差，但是，他也绝不是毫无来由就坐上狱政科长宝座的。他的本事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善于钻谋的卑鄙小人角色：汉朝的张汤，杜周，唐朝的周兴，来俊臣。虽然比起人家等而下之，人格特征是一样的。
以后在汉阳监狱我还发现了另一个更为典型的人，后来的特警大队长马润起，那人就更毫无廉耻，不堪闻问，而且，由此开始，监区长、科长、特警队长中这种人大面积产生。
此事于我而言当然颇有震撼性，多年来我已习惯于把和当局斗争当做最刺激的娱乐，三天两头慷慨激昂嬉笑怒骂，以揭露其虚伪黑暗残暴为娱乐，自命大事小事事事要管，也对犯人中问题从不放过，自以为力所能及就要过问并批评人家，当然我因此自己自律极强，总要求以身作则，面对狱政科长赵勇代表监狱长王保平的最后通牒，我再次开始对自己进行全面反思，年岁已长精力有限，况且有不为方能有所为，此外，我的事业我的人生价值在于中国的民主人权，两相比较孰轻孰重不言而喻，更不要说一般犯人的区区小事了，就这样，狱政科长赵勇的这次谈话成了我改变为人方式的又一契机。
不再揭黑并不等于不再维权。
不久，我发现汉阳监狱财务科有严重的贪污问题。大约从2004年起，汉阳监狱开始用电脑管理犯人财物，并以此为不会出错的证据，然而，长期以来我对账一直对不上，每月都多扣几十块，因为我的金额总是保持在四位数，对尾数也就不太在意，由于刘指导一直不让我出本队门，我也不想到小卖部去挤，买东西总是叫人带，没想这年三月份照例让他人帮忙买东西之后，余额一千两百多只剩了七百块，我当即要求查账，通过狱吏刘骏等人查了后说是有一千一百多，虽然仍差几十我也算了，注意，如果不查而签了字，那四百多块钱就也归了财务科，这事只是对我有感触，但还没有唤起我的维权意识，下个月，我的帐又多扣了三十几块，就在这时，我从《法制日报》上看到，上海某人发现银行隔行查账要扣0.13圆钱就把银行告上了法庭，坐牢没收入还每月多扣几十块，怎么能容忍！便立即打报告向狱政科长、监狱长反映财务科的问题，没想，大事他们不管，小事他们还是过问的，报告一交，赵科长第二天就拿着监狱长王保平政委王红鹰的批示找来，我让赵科长看了证据：几次小卖部购物后的单据和财务科的账目都有几十块钱的区别，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不知不查就是认了账。此时我还认为是小卖部的在贪污，赵科长也承认这些证据，并对小卖部提了出来，此后好长时间我偶然一去小卖部那里的人就很紧张。然而，很快，我发现问题并不存在于小卖部，财务科的贪污问题太多了！
这以后有几次王保平和上级来检查工作，一见我就赶快避开。这样我虽不再揭黑，和赵科长王监狱长的关系也已经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他们不仅对我没了压力，而且畏惧我三分。我和他们的关系与刚来时和姚文忠喻宝成的关系已经完全不一样。
这年九月，汉阳监狱忽然开始将从前花几十万搞起来的绿化园毁掉，将种了几十年的樟树砍掉，将监舍区里的一切花草树木全部消灭，说是为防逃搞透明化，这样本来就因为人口高度集中，四处都是高墙而有强烈热岛效应的监舍区在夏天里真正成了人间地狱，尽管这几年气温一直没超过38度，仍然比从前40度以上还难过日子，这不是一般的气温问题，而是由于全面的水泥化而一遇烈日就形成了日夜不散的高温辐射！也就是俗话说的炕人。特别是没有隔热层的楼上，哪怕还是五月份，出了几天太阳就热得叫人无法忍受！
由此，汉阳监狱大搞合队，为此到处拆墙，把15和16分监区之间的墙也拆了，说是今后要取消分监区，从此老五队和基建队成了一个队，但仍然暂时各住一边。我对这种做法感到奇怪，既然是一个队，为什么要两边住？无论从哪说都不对劲，况且现在两个队的人加起来也和2004年老五队的人差不多。因为替王保平创造产值翻两三番的假政绩只能从15万到80万搞一年，事实上一年也没搞到，第二年别说320万连40万也难达到，故后来老五队就一直在减人，自此已只有100零几人了，而基建队此时也只有100零几人。为此，我向赵勇提出时，这个狱政科长说：“这是监狱局管的事。”一两年后水落石出，推倒的墙又砌了起来，原来，为合队倒墙不过是障眼法，目的是要对全监狱的监区长进行大调整，调整的结果则是花了钱行了贿的都当了监区长，没花钱的不是教导员就是副职，这样，取消分监区和带长的任一把手的体制改革过程，居然成了按贿售职的过程！
监区合并中，善良的监区长刘为民因生产抓不上去（实则更因不敲诈犯人而无钱也没想行贿）下课，22分监区则在升格为七监区后将许红兵直接调来任监区长。对这人我做了细致观察，是一个很狡猾很复杂但也不乏人性的人，他来到由老五队和基建队即15/16分监区组成的五监区改成的八监区后，一方面对犯人施以高压把生产搞了上去，另一方面排斥异己把在这里盘踞多年的实权狱警赶走，这样，没几天刘勇就被调到其他队去了。
由此，我终于完全不归刘勇管了。
这对他对我都是一个解脱！
由于他的实话使监狱长王保平在监狱局长面前被我揭出汉阳监狱执法违法的问题，他已经不敢和我说话了，我再找他谈问题他总是一句话不说，只是以一两个字应付，赵勇说我“你这个人蛮不好缠”就是引用的他的话。我呢，在他之下就无法赶走那两个坏蛋，和人多说一句话人家就有麻烦，故总是弄得我格外恼火。
既因为刘勇调走，更因为我已坐牢八年，还因为汉阳监狱腐败已极，狱警无利不干，迫害我对自己明显没有好处甚至可能有坏处，这样，我的这次牢狱生涯日子终于开始好过一点了。
这时，十监区发生了因豪赌欠债几十万，犯人头目“宣鼓员”林世华上吊自杀的事件，当局为了杜绝上工后由留在监内的特权犯造成的问题，开始摸索对策，最后发展出了“空监留置”制度，也就是在大批犯人出工之后，只要剩下的不满30人，本队就必须把所有的犯人都赶出监舍，把空监舍锁起来，剩下的这些人则统统集中到监狱专门设置的留置监区去，一开始，留置监区设在伙房楼上。
在设立留置监区之前，八监区就已经开始将两边的留守人员赶到北边，宣布了这个决定之后，我立即去找和刘勇对调来的队长汪建勋，这是一个狱吏中少见的阳光青年，我向他要求不要妨碍我的正常作息，因为我必须留在监舍里做学问，赶写几本书。他答应说，这个问题他们会考虑的。正式实行之前的12月26日，他们通知我，已经把北楼的同样一间小房腾出来好让我搬过去。就这样，我离开住了几乎整整八年的这个监号，搬到了北楼也就是2号楼。我本以为1号楼的这间房朝北冬冷夏热最难受，搬过来朝南了才知道这边也有这边的问题，住起来同样不舒服。这才明白一句老话，“劳改队里条条蛇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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