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千年6
第 五 章
秦永敏
普通犯人基本生活情况（1）
无论当局怎么封锁，漫长的十二年岁月中生活在一般犯人里，作为具有社会学基本知识的人权活动家，我还是相对系统的观察了解了一般犯人的日常生活，对他们的每日每时方方面面作了全面的深入研究，尤其是最后几年，狱吏们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当局对我的控制大大减弱，反之，我的活动自由度不断增加，这样，虽然每天将我的日常生活加以记录的作法几乎持续到最后（郭国全走后剩了100天才停止），这时贴身监控好歹已经成了形式，我的社会调查则早已没有多大障碍。12年过去，积累的素材数量之大颇为可观，为节省时间，为尽早写出本书以腾出精力从事现实社会中的人权活动，不能不压缩篇幅，挂一漏万，尽可能简洁地加以介绍，。这样，本来可以写成故事的大量事例就只好直陈事实，至于同类实例，更只能点到为止。
我是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９日出狱的，４０天后也就是２０１１年１月８日，《法制日报》第８版左上角有《规范监狱内部管理推进公正廉洁文明执法》一文，该文开篇有云：“２０１０年，湖北省监狱系统围绕贯彻落实周永康同志提出的三项重点工作和司法部《关于加强监狱安全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扎实开展‘监狱内部管理规范年’活动，深入推进监狱管理创新，切实加强监狱内部正规管理，收到了良好的成效。‘规范年’活动突出十项重点，抓规范，促管理，强基础，保安全。一是规范安全警戒设施管理；二是规范狱政管理；三是规范狱内侦查工作；四是规范刑罚执行工作；五是规范生活卫生工作；六是规范劳动改造工作；七是规范教育改造工作；八是规范警察队伍管理；九是规范基础业务台账管理；十是规范信息报告及处理工作。将规范管理的要求分解到１０个方面之中，明确工作目标，明确工作内容，明确工作措施，明确工作责任，以１０个方面的规范带动整体工作的规范。”
汉阳监狱是湖北监狱管理系统的一部分，２０１０年是我在汉阳监狱的最后一年，那么它果然如上文所说“深入推进监狱管理创新，切实加强监狱内部正规管理，收到了良好效果”吗？
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下面，就结合具体案例，从汉阳监狱普通犯人的基本生活谈起，做个相对全面的介绍。
1入监和入监队
1982年我因民主墙判刑八年送去劳改时还没有入监队，次年“严打”后才有了这个机构。
2010年法制日报上曾有文介绍中国的一个公安局长代表团参观美国监狱，那是一个万人大监狱，出监入监的都在一个地方，在押人员任意说笑吹口哨，局长们感叹“这在我们那里是不可想象的”。
为什么？
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有让新犯人吃“杀威棒”的传统。
平心而论，犯人中的确有很多是桀骜不顺的反社会分子，走到哪里都要“打出个码头”，入狱之初如果没有一点强力管束，常常会闹个天翻地覆。毫无疑问，这是全世界一切国家狱政管理面临的共同问题。
那么人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不知道。
但毫无疑问要在监狱次序维护和犯人人权保障两方面进行平衡。
那么中国监狱是怎么做的？
可以用汉阳监狱刑罚执行科长王峰的话进行概括：“你们有什么人权？你们只有老老实实服从改造的权利！”
从中国监狱来说，对犯人的“改造”是自入监队开始的，按规定必须对所有新犯人进行三个月的“入监教育”。当局的理由是要让每一个犯人明白：“这是什么地方？你是什么人？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对新犯人的入监教育从形式上说有：
严格（事实上是无条件）服从狱警和值班的老犯人的指挥管理，
背诵《监狱法》和司法部颁发的《犯人行为规范》（后改为《在押人员行为规范》）
形成犯人的身份意识和犯人的角色意识。
学会按犯人的行为准则行事，如敬畏狱吏，行动军事化，按规定整理内务。
说白了，就是让每个新犯人明白，你处于权利被彻底剥夺状况，并且必须认可这个状况，叫你怎么样你就自动怎么样，由此把你整得服服帖帖后，再送往普通押犯单位，以免你把社会上无拘无束时的习惯带进监内。
这种做法不能说没有合理的一面，但是，问题在于，第一，它在保护犯人没有依法剥夺的基本人权方面会怎么做，第二，是否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再来看汉阳监狱的入监队在怎么做，其入监教育又是怎么回事。
汉阳监狱平面图是一个菜刀型，东西长一千多米，南北宽近一千米，其西北角多出南北长六七百米，东西宽两百米的一块，这一块就是监舍区，从监内主干道西去一百多米来到监舍区大门，其里面２０米远处有由南到北四栋两层的监舍楼（２００７年又在南面加了一栋基本同样大小的小楼——汉阳监狱医院），从南数到北第四栋也就是最后一栋是教育楼。南面的三栋全部是监舍，教育楼的西头也是监舍，除了老三队即二监区外，就是入监队了。入监队和三队并排向南开门，三队要从西面进，入监队则正好一进监舍区大门穿过监内马路笔直走，经过教育楼的南面外墙就是了。这个不经过其他普通监舍的地理位置显然是有精心算计的，入监队安在这里不仅新犯人自己看不到老犯人的生活情况，外来参观的社会人士也看不到。须知湖北省“警示教育基地”就在这里，如果大小官员们来参观时能看到贪官比如石发亮在这里有两个犯人伺候，每天拄着文明棍对一些巴结他的狱吏颐指气使，其效果将会怎样？至于新犯人如果能看到老犯人动辄打架闹事，自然更麻烦。正由于入监队在这么个地方，对把新犯人和老犯人隔离起来就容易多了，与此同时，社会上的人来参观时，看到的也都是一个个机器人似的新犯人（后来还加上被“矫治”的犯人），从中国的角度说这对维持汉阳监狱的形象多好！
下面以２００３年６月入监的一批犯人为主，辅以其他个案和我的亲眼见闻，看看“入监教育”是怎么进行的，入监队是怎么回事。
２００３年６月的这批新犯人头一天来了２４个，第二天来了十几个，两天的人合在一起进行“入监教育”，１１月底，除个别特权犯王俊和特殊情况的赵建峰、刘光平等人外，如郭国全、周忠义、徐传会、熊义、孙刚、张弘毅等都分到了老五队，跟我一起呆了许多年，凑巧的是，特权犯王俊和特殊情况的赵建峰后来又和我到了一个队并有很多接触，这样，我对犯人从进入监队开始即从入监开始的两级分化也就有了格外清楚的了解。
这天，汉阳监狱把他们从湖北省新犯人分配站接到监舍区大门外下车后，让他们各自抱着自己的行李走进监舍区大门穿过监舍区内的马路笔直走进了对面的院子，进了风场后在教育楼南面的墙下放下行李。这时，早有七八个作为“值星员”的老犯人虎视眈眈的围着他们，一个个吆五喝六通七骂八，让他们抱着头靠墙蹲成一排，随即开始检查他们带来的行李有无违禁品，把他们的衣服被子用脚踢开，看到自己喜欢和需要的东西就拿走。不过，至少在此时所有新犯人还是平等的，随后情况就不同了。
“检查完了？”就在这时，一个专门从伙房赶来的狱吏对入监队犯人头目说，“叫人把他的东西抱上楼去，我带他到伙房去帮厨。”
说完，就带着王俊走了。
从此，王俊每天白天去伙房玩，不参加任何“入监教育”，除了刚走进来时陪着抱头蹲了几分钟外没受任何苦。那么，他是靠什么逃过这一劫呢？简单地说，这位老兄在社会上是开赌博公司的，在讨赌债时将欠债人强行控制起来追讨，对方家人报案后以绑架罪判了十年，按他的说法判刑也有些冤枉。这人极为精明，社会交际非常广泛，作为边缘人自然很清楚该怎么坐牢，也有办法打通关系。就这样，人还没送进汉阳监狱就找好了或者说买通了狱吏帮忙照应，故人一到就被劫走了，从而完全逃避了可怕的“入监教育”。
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由此开始，半年里真是鬼门关里走了一趟，因为两个月后由于窑上要增加一个火头，他们全被送去出窑，直到年底窑上不需要那么多人了才重新分往老五队。
且说，王俊由伙房狱吏带走后，其他23名新犯人在值星员头头的命令下各自拿起了自己的行李，站起来排好队进监内上二楼，从楼梯口到二楼上早已站着多名如狼似虎的值星员，走过一个新犯人，他们就按一下头，或者在身上打一下，谁稍有窥视打人者的反应，谁就会被下一个值星员打得更厉害。这种情况下除非不想活了，谁还敢怎么样？即使有人拼死抗争，打死了也白死，而且无论如何也追究不到狱吏头上，他们根本就不到场，从而小事件可以以公正的面目出现，大事件则推到老犯人寻求心理平衡上，因为新犯人（被蔑称为新犯子）挨打是天经地义的，加上新犯人百事不懂，本来就心怀恐惧，谁还敢有半点不顺服的反应？
进了房间，值星员头头下令：“每个人把自己的东西放在自己的床上，立刻出来集合！”
就在新犯人寻找自己的床牌放东西的时候，已有值星员进来对行动慢看起来也弱小愚昧邋遢的，尤其是来自边远乡村的犯人边打边吼：“快滚出去集合！”
入监队的原则是叫新犯人每分每秒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况，随时随地面临呵斥和殴打，当然，挨打的基本上都是好欺负的，由此起到杀鸡吓猴的作用，也可尽量避免新犯人成老犯人后对自己进行报复。
东西胡乱扔下后，为了避免挨打纷纷赶紧往外跑，来到一楼大厅，所有人都已经学会自觉得笔挺站好，生恐值星员们不满意。但他们很快就会明白，值星员们不满意是必然的。刚一站好，就遭到臭骂：“你们他妈的么样站的？高一个矮一个！按高矮顺序站！”
没办法，新犯人又赶紧自动调整顺序，没找准地方的后面就有值星员野蛮的推搡拉扯。
“今后集合就是这个顺序。现在向你们宣布纪律。”值星员头目身穿和普通犯人完全不一样的衣服，人家穿囚服，他穿从前的警服，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警察穿的那种淘汰了的蓝色制服，在汉阳监狱现在叫“板服”，是“板上的模子”即被当局授任管犯人的犯人的穿的衣服。其脚下则穿着高档的登山鞋，还有白袜子，同时体格也高大雄伟，头脸方圆红光满面，还蓄着小平头，咋一看谁也不相信他也是犯人。“第一，任何时候不准讲话，除非我们和干部问你。第二，不准提问题不准提要求，叫你麽样就麽样。第三，任何时候我们向你们问话，都要用最大的声音回答。在这里是没有客气好讲的，听到了没有？”
新犯人立刻回答：“听到了。”
说时迟那时快，话一落地，就有几个值星员从背后过去，找出各自看不顺眼的边打边骂：“你个婊子养的听到么事了？”
挨打的新犯人自然不敢吭声。
打完后，值星员头目再次问：“刚才的话听清楚没有？”
这一回所有的新犯人都用最大的嗓门大吼：“听到了！”
由此开始，新犯人也就都学会了用最大嗓门回答问题和报数了。
“按原有顺序到墙角去，抱着脑壳蹲下！”值星员头目下令后，新犯人自然争先恐后的照办，随即，他吩咐另一个值星员,“去把教导员请来！”
这时，主管犯人的狱吏才姗姗而来，他到场后，值星员头目下令：“起来集合！”
这样，新犯人才见到了真正管理他们的人。
已经被管犯人的的犯人吓得服服帖帖的新犯人，在这时才出场的狱吏面前还能不畏之如虎视若神明！教导员倒真是个大好人，他轻言细语，态度温和，显得非常体贴，宣讲完政府的政策后，柔情脉脉的告诉新犯人：“你们刚来，很多方面都需要适应，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可以通过值星员向我转达，我会尽力为大家解决，使大家能尽快适应这里的环境，安心接受改造，早日回家和亲人团聚。”
于是一个新犯人鼓起勇气大喊：“报告教导员！”
教导员马上和气的说：“好，好，有么话你跟值星员先讲了让他向我转达，我现在还有事。”
说完他就走了。
教导员刚一走，那个问话的就被身后的值星员打倒在地用脚踹，几个人边打边骂：“老子们跟你说了半天白说了？你个婊子学不乖？不准讲话就是不准讲！以后有你讲话的时候。”
这一下，所有的新犯人总算都学乖了。
接着开始点名报数训练，立正稍息立正然后蹲下，点一个立即站起来大声回答“到”，然后再赶快蹲下，随后站成一排，一个个“1”“2”“3”“4”“5”“6”“7”“8”“9”“10”没完没了的重复，动不动就有人因“不合规范”而被值星员在后面用脚踢。
现在他们才知道，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起立蹲下报数，都可以把一个健康的人折磨得筋疲力尽要死要活！
点名报数训练完毕，可以休息一下了，谁知却要求他们全部面对墙壁站好，，一个个把头“挖”在墙上不准乱动！“挖”墙对老犯人说是一种惩罚，对新犯人却是一种功课，头一个星期里没有事的时候人人都得挖墙站在那里，值星员看谁顺眼了，或者觉得谁不行了，就点着他们的名让其坐到自家的小凳上去。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新犯人还不把一个个值星员视若神明？只要有一点条件的都千方百计给他们塞好处，认识新犯人的老犯人得知自己的熟人来了后，也纷纷向值星员中的熟人打招呼送人情，这样，没有活动时不用挖墙的新犯人才越来越多。
赵建峰是纯粹的冤案，一天夜里他卖烧烤时一个叫“大宝”的食客路过，便向其讨要100多元的欠款，“大宝”推说有事和三个人匆匆走了，熟人就叫他赶快去追，他追到一栋楼下忽然许多人往外跑，还没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后面追来的人把他抓住了，他打电话报警，谁知再也讲不清了！在派出所警察问他，一个打得鼻青脸肿的人是否劫犯，他不认识，后来得知，这恰恰是赵建峰的熟人抓住的劫犯，却因赵建峰不认识，其同伙又给派出所塞了一万多块钱，派出所就把他放了，反过来把赵建峰当成抢劫犯送进公安局看守所，这种情况下，检察院法院叫他交出“大宝”，他又不知姓甚名谁家住何处，于是他就作为包庇同伙的要犯并重判十年刑。说来凑巧，恰好一来汉阳监狱入监队，他就发现“大宝”也在这里，因为别的案子判的刑，从点名中知道“大宝”名叫李子高，比他早一批送来。上厕所时见到，他偷偷地对李子高说：“你可把我害苦了！”李子高回了一句：“我不会亏待你的。”由于此时完全不准讲话，赵建峰只好等能讲话了再说。几天后李子高分到了老五队（也就是我所在的队，所以我也认得，那家伙的确是个惯犯）。一星期后新犯人可以打报告讲话了，赵建峰这才赶快通过值星员向狱吏反映。
赵建峰说，刑罚执行科长潘红兵对此还是很负责的，一听说马上来仔细询问，并下令对李子高进行有限隔离，不准其和亲属见面，同时向办案的公检法做了通报，可惜，那些单位有自己的既得利益，自行纠正错案是不可能的。
尽管一星期后新犯人之间可以说话了，其他方面并没有多大变化，完全不给自由活动时间，无时无刻不受严格限制，值星员的态度虽然有所好转，仍然是因人而异，当然，一切以给他们的好处多少和你这人的背景、前景为转移，那些一看就永远出不了头的总是在倒霉。现在，新犯人们也已经养成了绝对服从命令的习惯，开饭时不争不抢一个一个依次上前，点名时一个个鼓足了气力放开嗓门大声回答，见到狱吏畏如神明毕恭毕敬，训操时正步走也有模有样了。难怪孙武能把宫女训练成士兵，高压之下谁敢不从！
按规定入监队训练是三个月，但此时有了新的需要，砖窑生产因为夏天天气热气温高生产时间短成本大大降低，监狱里照例要为轮窑增加一个火头，从两个增加到三个，也就得临时从外面调人去，于是乎，一声令下30几个人全部卷铺盖去三队，
——全部这话不准确，王俊例外，他早已活动好，下队这天，他独自一人直接去了不必干活的病犯监区，并且一直呆到七年后满刑，在此期间甚至还减了三年多。
多年来中国的监狱就有新犯人必须过劳动关的规定，这也是“入监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古人说“先严后宽不胜其福，先宽后严不胜其祸”，进监之初不仅进行最严格的管理，而且让新犯人干最艰苦劳累的活路，这在中国监狱也是通行做法。
作为新犯人下到三队才真正是进了人间地狱！中国的农民自古以来处于社会最底层，但是我作为“知识青年”下放时就听农民鄙视窑工，称他们为“窑狗子”，因为干这个活不仅又累又热，而且全身是灰，根本见不出个人型，从窑里出来的人和兵马俑没有两样。然而，作为监狱工场的砖窑还远不止此，更可怕的是无休无止的殴打折磨，，狱吏的殴打还是次要的，虽然他们打死打伤犯人的实例也为数不少，最可怕的还是老犯人对新犯人的残酷虐待。尤其是出窑组，又热又累使犯人“毛焦火辣”，脾气极大，稍不如意就要骂人打人出气，每天的任务那么繁重，干得慢一点就要多受好长时间的煎熬，新犯人当然干活慢，他们也就不停地打，并且认为不打不出效率，况且他们自己当初也是挨打挨过来的，也就打人有理由，打人成习惯。关于三队即窑上的情况后面有详细介绍，这里只说说他们这次入监的人的几件事。
刚下队时天气正热，这天中午赵建峰和几个人被安排卸煤，中途休息时他热得受不了就到旁边的自来水管下冲洗散凉，正痛快淋漓之中，忽然被人一脚踢倒，踢他的是浠水籍青年狱吏郭胜强，随即几个老犯人也上来一人踢几脚，完后赵建峰爬起来纳闷的问：“我也没犯什么凭什么打我？”
狱吏郭胜强居然理由十足的说：“我这是救你的命！你要是出窑后用冷水一洗这辈子就完了！”
的确，高温作业的出窑后是不能用冷水洗的，否则会害大病。但是，第一，他这不是出窑之后，第二，有话可以好好说，狱吏郭胜强明明是打人取乐，却要编出这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在三队，仅仅是狱吏郭胜强打伤打残的犯人就有多名，前述代定邦的双眼就是他打瞎的。
这一批犯人中有个叫刘先平的武汉人，他身材瘦小为人斯文戴个眼镜，实在干不了这么累的活，但几十年来形成的规矩是，只要进了窑里，没有特别例外的情况和原因就不会让你调走，否则会有谁留下来做这事！他的动作永远跟不上人家，但出窑是流水作业，一个人慢了就会影响所有人的效率，使大家被迫延长在高温酷热红土飞扬（烧窑形成的灰渣是橘红色的）的恶劣环境中停留的时间，也就天天挨打，人人打他（新犯人不内行，不可能单独组成一个出窑组，全部插进老犯人中），一天被打十几次，。在这里，一进窑内老犯人大都就丧失了人性，他们的说法是：“一进窑门，六亲不认”。事实也正是如此，老犯人对动作慢的新犯人手段之残忍，下手之狠毒不可思议，用十几斤重的窑门砖拍，用锹把打，窑门砖拍碎了无数，锹把打断了无数。当然这不光是刘光平受到过的，是绝大部分犯人在这里做新犯人时都受到过的，很少人没有受到过，几十年来一直如此。监狱对这里的管理是：“不问过程，只要结果。”否则没有几个犯人会拼死拼活的完成这么可怕的劳作的繁重任务。因为天天挨打，打得实在受不了，一天刘光平趁无人注意从窑上溜走。发现他失踪后，汉阳监狱拉了警报，武警部队，特警队，和大量狱警一起出动，在监狱进行全面大搜查，整个监狱搜遍了没有下落，结果只好一个一个大树上找，终于被枪兵在南大门附近的一棵大树上发现，原来他正在拿自己的裤带准备上吊。抓下来毒打一顿后关进小号，监狱负责人提审问他为什么要逃跑要自杀，他说，他一共只判了五年刑，只剩三年多了，是这批犯人中刑期最短的，哪愿意逃跑、自杀呢？实在是每天挨打，打得受不了了！为此，监狱派人到这批犯人中去调查，所有的新犯人都证实的确如此，并纷纷让他们看自己身上的伤痕，这样，监狱出面轻描淡写的在三队犯人大会上说了一下不准打人，把刘光平关了一段时间就调到外队去了，没有给其他处分。为此，汉阳监狱头头下令把监狱内的大树全部砍光了。
在这种恶劣至极的环境中，面对“潜规则”公开化的情况，但凡有一点条件的新犯人就叫家里赶快送钱来，通过给三队负责狱吏指导员张吉祥行贿来调出出窑组，这三十几个人中，有十几个是这样做的，可叹的是，家住武汉红钢城15街坊（我的街坊邻居）的张弘毅好容易说服家人，送来的两千块钱刚交给了指导员张吉祥并调出了出窑组，就因为冬季到来没有活干，把他们这批人重新分配到老五队，也就是我所在的队里来了，就这样，他的两千块钱白白扔了。为此不仅张弘毅本人痛悔不迭，还成了众人的笑料。
这批人再分配到老五队时，由于“大宝”李子高先前就分到了老五队，好心的刑侦科长潘红兵就让狱政科把赵建峰留在了三队窑上，结果，赵剑锋的冤案没能解决，还被迫在窑上多干了五年，虽说一年多以后他就从窑上调出来去烧窑、码砖，却也是叫家人贷款弄来钱交给指导员才办到的。2008年赵建峰已经50岁了，作为河南人又攀上了河南省著名贪官石发亮这个狱吏们敬畏的大人物，再加上刑侦科长潘红兵为没能给他昭雪反而让他多吃了苦而动了恻隐之心，这样才由狱政科出面把他调来作为我的监控人了。
以上情况表明，：1。一进入监队犯人就发生两极分化，极少数有钱有关系的犯人一来就享受特权，根本不必经受绝大部分犯人的那种“入监教育”2。普通犯人在入监队人人要挨打，要被打服，3。在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犯人尤其是新犯人的钱财更没有保障。
我出狱之前几个月，也就是2010年秋，病犯监区分来了一个自称曾任湖北省嘉鱼县纪委书记的人，这种贪官在监狱里是很受照顾的，但在入监队面对值星员时也不能不任其敲诈，那些人以“集资买西瓜”为名在他的账上下了两百块钱，足可买特警队倒进来卖高价的西瓜两百斤，但他本人却没有吃到几块。这人作为特权犯经常有官员来看望，他的接见不是在犯人的接见室，每次都给带到监狱办公大楼去，作为颇有头脸的犯人他的个人财产在入监队也没有保障，何况一般犯人?
对新犯人敲竹杠的并非仅仅是当值星员的犯人。2002年，于振涛等十七名新犯人在汉阳监狱最困难的年头入狱，教育科以四十岁以下，小学文化程度以上的都要学电脑为名，强行在11名“合乎要求”的新犯人的账上扣除了100元钱，却既没有为他们开课，也没有让他们上电脑，只是每人发一张考卷一个答案让他们抄一遍算了，不抄也没管。此时的教育科长正是曾经管我三年并且自命清高的严小平，而此时汉阳监狱的财政状况正处于破产边缘，此时中国的经济也还没有起飞，100元对个人不是小数目，1100元对教育科也不是小数字。
另一方面，我出狱前最后50天调来监控我的犯人胡磊，则又是特权犯方面的典型，由于汉阳监狱家属楼在他的家族势力范围内，不仅汉阳监狱警察工会主席姚文忠亲自去把他从湖北省新犯人分配站接来，并向入监队打了招呼，而且当天还另有7名狱吏来打招呼，这样，他一进入监队就比老犯人还自由自在，不要说入监队管不了他，连特警队把守的监舍区大门他也可以随便进出，经常到汉阳监狱顶级特权犯住的位于监狱北大门内的所谓出监队去玩，成天到处喝酒赌博玩耍浪荡，所谓的入监教育自然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2008年秋，我随病犯监区从1号楼搬到3号楼并在那里住了一年，入监队就在我们斜对面的4号楼，也就是教育楼中部朝南的地方，这样，隔着金属隔离栅栏，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新犯人训操、练习报数、排得整整齐齐的打饭，当然，给我最深刻印象的还是每天晨跑时就看到他们大厅里有一大排人在“挖墙”——人站得笔直，头顶在墙上。
2．住房
几年前，中国国务院发出的《美国的人权纪录》白皮书中有云：美国的监狱人满为患，很多监狱犯人的人均住房面积仅为六平方米，处境极为可悲。
那么，中国监狱呢？就在我出狱之前，狱政科长和几个监区长跟我谈话时都提到，汉阳监狱新的监舍设计图几经讨论有了结果，预计人均面积将提高到4-5个平方，每个监室住4-6人，里面配备厕所和淋浴，但是什么时候开工则不清楚。
至于今天，更全面更准确的说，从1980年盖起这几栋当时最好的监楼开始，30多年来普通犯人所住的平均面积是1.5-2个平方米，有时（如2004年的老五队）甚至更少，虽然是双层单人床，却只好都并在一起，和通铺没有多少区别，监舍里因此漆黑一团，犯人都在监内时里面乌烟瘴气拥挤不堪。由于没有起码限度的个人生存气泡和独处空间，互相之间感到遭受侵犯，并和对方发生不同程度的冲突是随时随地发生的事情——吵架，打架无日不有。可见中国的犯人和美国的犯人相比，由于这么宽松的条件而“处境极为可观”！
汉阳监狱的这种情况既不是偶然的，也绝不是例外，为什么？
1999年，湖北省监狱局颁布了《监狱内务管理条例（暂行）》，此后到2010年没有再颁布任何新的同类条例。
该条例洋洋洒洒，总共分成六个专项制度，其中《赛衣场管理制度》和《理发室管理制度》至少在汉阳监狱是废话，这里既没有专门的晒衣场也没有专门的理发室。下面，我们重点来看和本标题有关的《内务卫生制度》。
（一）《内务卫生制度》
1．无漏雨
5．不得有生产工具，不得成生产场所。
7．个人有蚊帐，无蚊帐有纱窗。
8．人平1。5——2平方米，不超过20人。
9．有开水喝，有洗澡的基本设备。
下面就顺着这个顺序来谈谈。
从汉阳监狱来说，监舍漏雨是个始终难以解决的问题。由于房顶是平的，又没有隔热层，下小雨二楼就漏，下大雨则一直漏到一楼，近十二年时间里我几乎一直住一楼，只要下大雨就为二楼向下滴水发愁，何况住楼上的人？很长时间，一下大雨楼梯口那一带就流成了河，与此同时，墙壁也因沁水而湿透，墙皮一块一块的脱落，天晴以后因长期潮湿而发霉变黑，。为了防漏，监狱在社会上请人来在房顶上铺了油毛毡，此举对防漏有点效果，此后漏雨情况有了好转，楼上却一到五月就炕得多数人无法忍受，本来因为没有隔热层一到夏天楼上就热得叫人难受，如此一来则成了烤箱，没办法，大部分犯人只好从5月到10月一直在一楼大厅里打地铺。如前所述，许多年里我对他们不在床上睡觉密密匝匝地挤在肮脏的一楼大厅睡地铺无法理解，直到2008年我独自一个人住在有十间大房的二楼，才知道那真是在水深火热的死亡线上挣扎！高温烘烤之下先是大汗不止，然后痱子布满全身，接着痱子化脓浑身燥热心跳加快，整个人总像在膨胀，感到自己简直随时就会爆炸，万般无赖只好要求下一楼暂避了十几天。那段时间，我才真正体味到了作为任凭狱吏发落的犯人因为没有生存自主权而处于何种可悲的境地，而狱吏要折磨犯人甚至整死犯人则实在是太容易了！也正因此，每一个犯人都或多或少有是否能活出去的忧虑，也确实，就在我自己周围，本来年轻力壮的犯人转眼间就因为各种原因死去的也实在不少。
须知，迄今为止，汉阳监狱两千多犯人中的绝大部分，至今仍然年复一年的在那种酷热烘烤的干炕环境中苟延性命啊！
监舍成为生产场所虽被明文禁止，却是经常出现的情况。当然并非始终如此，只是阶段性的发生，或者在完不成生产任务的情况下发生。
犯人是完全被动的，是否在监舍内生产完全取决于监狱大小狱吏的态度，由于从前的机械化生产已经基本被挤出，不要或者基本不要设备的手工生产占居主要地位，这样，一方面在监舍内干活完全没问题，另一方面每天的任务量极大，手不灵活的犯人在厂区很难完成任务，以监舍为工厂的现象也就无法避免——为了施压，狱吏总是要求没完成任务的犯人带回监舍来做完。
首先举以监舍为工厂的例子：这种情况在病犯监区反复发生，2008年5月我调去时二楼就是假药生产的包装车间，随后更成了假药生产厂家的仓库，只因为北京举办奥运会搞大检查才赶了出去。随后，又开始做出口美国的塑料片栅栏，也是在监舍里进行，断断续续搞了一年多后，又是从社会上接回一批裁剪棉衣剩下的包着棉花的布头，要犯人每天从中剥出几十斤棉花，还是在监舍内进行。监舍内干这些活，狱吏们不必操心着急，什么都不用管，如果去车间，他们就得分几个人跟去守着，故他们都不愿去外面干活。一个客观原因是病犯监区没有固定活，都是临时的，这样，车间一直闲着，狱吏越来越懒，有活干时也不想带人出去了。
其他监区作为生产监区当然常年在车间干活，但2003年以前监狱为了用价格极低的手工劳动自己养活自己不得不让犯人把为美国佬做圣诞灯饰的活拿回来通宵赶工也罢了，现在国家已经是全额拨款，只因犯人的劳动效益和狱吏的奖金挂钩，各生产监区还是动辄要犯人把没干玩的活带回监舍做，就太说不过去了。比如，2010年和病犯监区相邻的6监区负责装配计算器、耳机，每天夜里9点收工后没干完的活还是得拿回监舍做。更过分的是，5/7/8/9四个监区从事毛织生产，夜9点收工以后，由于毛织不能带回做，就强迫没有完成任务的犯人回来后干别的活，例如9监区是做纸花，7监区是每人必须缝五把伞。由此带来的当然不仅是把监舍当工厂的问题，还有犯人是否能承受长年累月无休无止的劳作的问题，关于这方面后面再说。
古代云梦泽所指之地正是这一带，作为两江之间的低洼地带，这里是蚊子的高发地区。这不说了，湖北省监狱局也明文规定犯人应该有蚊帐，但是，实际情况怎样呢？
可以说，这个问题是中国监狱某些方面的人权不仅没有改善而且在恶化的典型。
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的劳改队一直在向犯人发蚊帐，先是4到八人一床的大纱布蚊帐（那时都是睡通铺），80年代中期以后推广双层单人床，与此同时开始发单人尼龙蚊帐，这一转折是我所亲身经历的。然而，1999年我到汉阳监狱来时这里已经因为财源枯竭停发蚊帐，虽说如此这也还可以理解。但是，到了2002年却开始大收蚊帐，将之列为“一般违禁品”，这就太荒唐了。
大收蚊帐的起因，是一个在车间值班的特权犯把一床纱布蚊帐挂在床上作掩护逃跑，结果此人没逃走，却使汉阳监狱因而做了两项决定：第一，由此开始不要犯人在厂区值班了，第二，由此开始不准犯人挂蚊帐了。事实上，旨在禁止特权犯住在监舍区之外的前一决定很快就被另一种方法否定了，那就是以办出监队为名，让顶尖级特权犯住外面。然而，不准监舍区内的广大犯人挂蚊帐的做法却一直在强化。
这真是只准特权犯搞特权，不准普通犯有人权的最好注脚！
为普通犯人争取挂蚊帐的权利是我多年的工作。从我本人来说，汉阳监狱倒网开一面从来没管，就是在大搜查时也总是先给我打招呼要我收起来，他们要收取我也决不让他们受，因为这是人权不是特权。但是，每年春夏看到人人都被蚊子咬了成百上千个包，我自己睡在蚊帐里因为膝盖靠墙也咬出几十个包，对汉阳监狱大收蚊帐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不是成心折磨犯人吗？这年头已经只有尼龙蚊帐，根本不可能成为犯人逃跑的掩护物，而犯人少受一点蚊子叮咬第二天干活的精神也要好一些啊。特别是在2007年监舍区水泥化改造之前，由于到处是污水横流的臭水沟，每到春夏之交蚊子总是多得成了雾，用熏蚊片一熏地上就落一层，烟雾一散蚊子就又从纱网的缝隙里钻进来了，一点用也没有。2007年大修改造之后蚊子少些了，新问题是监舍区成了热岛，当然那是另一个题目的内容。与此同时，蚊子不像从前铺天盖地，也还是个大问题，对我这种有一个蚊子就睡不着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为此，我多次在特警队来搜蚊帐时开口对他们说：“根据监狱局在《内务管理规定》中的要求犯人是必须有蚊帐的。”但是，他们却一声厉斥：“没有哪个叫你说话！”（如一个叫乐曲者,这还是一个比较讲道理的人）那意思不收你的已经是给了你天大的面子，你再不知趣我们就不客气了。此情此景之中我还能怎么样？当我向历任监区长分监区长讲道理时，他们要么置若罔闻，要么强词夺理。为此，我向汉阳监狱监狱长、向湖北省监狱局局长反复打了多份报告，完整的回顾了中共监狱几十年来对犯人挂蚊帐的做法的变化，指出了允许挂蚊帐对当局对犯人的好处和不准挂蚊帐的坏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结果总是泥牛入海杳如黄鹤。
可以说，汉阳监狱不准普通犯人挂蚊帐的做法实在荒唐之极，没有任何道理，也没有任何人性可言。
这是中国监狱居住条件的最好说明：“人平1。5——2平米，不超过20人”。不用解释，这种居住条件和现代化养猪场没有多少差别。
我住的单间是用普通犯人的大间隔成两半的，一般用来作为狱吏和犯人谈话用的，有的队将之美其名曰“心理治疗室”，有的径称为谈话室。被隔出来的哪半间在楼房的正中间，由于常年没有自然光线，一般用来做图书室，但也有的队还是用来住人。例如前面说过，2008年我调到病犯监区时就是如此——一伙特权犯住在里面。我曾用尺量了，这间房是16.8个平米，加上隔墙，大房应是35个平米。这样，通常睡18个人人均也就是2平米，但最高时住22人甚至可能更多，例如2004年为了将老五队搞成新监狱长王保平的形象工程，把年产值从15万提高到80万，将这个队的总人数从规定的150人增加到220人时，人均也就是1。几个平米了。这当然表明那个《内务管理规定》没说假话，可是这种真话和说“我是流氓我怕谁”有何区别？美国心理学家曾做过一个实验，让6000个居民生活在一个极其狭小的空间里，结果发现他们的攻击性大大增加，每一个个体都处于极度焦虑不安的状况，幸而这些居民不是人是老鼠。其实在中国根本不必做这种实验，只在汉阳监狱这类地方做点录像就够了。犯人这个群体总体上修养水平低，监狱里犯人活动区域人口密度极大，这仲监舍里更是挤得密不通风，一人挥手可能会碰着几个人，一人放屁更臭一群人，夜里，只要有一个人鼾声如雷，几十个人都没法睡觉。如此一来，扯皮吵架打架斗殴自然是无日不有，此起彼伏，没完没了！
更讨厌的是，由于实际居住人数220人远远超过当初的设计人数150人（本来曾有“本队限住150人”的标牌），监内的厕所里只有7个蹲坑，这样平均20人一个变成30人一个，其结果不仅是上厕所要排队，而且弄得又臭又脏，为上厕所引起的纠纷也层出不穷。由于80年代是直接抽取汉江水净化后使用，完全没有节约用水的考量，厕所用的是白磁浅盆，长流水冲洗，后来汉江取水要收钱了，再后来2007年从市内引来了高价的自来水，只好堵死长流水，要犯人自己便后动手冲洗。由于人越多就越不自觉，负责打扫卫生的犯人又多半是关系犯，干这个活是因为可以图个轻松，没有任何责任感可言，在这种高密度的状况下，厕所卫生之可怕不言而喻。严小平在时人少，犯人便后不冲厕所我反映后他还说几句，不自觉的犯人也就有所收敛，以后犯人人数大增，新来的狱吏从不过问此事，我向自己的主管狱吏甘霖反映，他居然说这是干部操心的事情，不让我反映，他们自己又不管。没办法，我只好上一次厕所就把所有茅坑冲洗一次，见一个人不冲就批评一次，为此还多次与特别缺德做错了事还要逞凶的犯人发生冲突。
老五队的住房情况并不是例外的和个别的，在全监狱转产，全部从事手工作业的背景下，后来多数队都达到了200人以上，像我出狱前对面的6监区就也是200多人，所以，在今后汉阳监狱盖起新监舍楼之前，以上情况是不会改变的。
再说第九条“有开水喝，有洗澡的基本设施”。
后一句没什么可说的，如果指热水系统那是另一回事，但此时的中国不可能奢侈到这种程度，因此只能是指有自来水，这当然是不会没有的，但问题是汉阳监狱不可能人人都像我一样习惯于冷水浴，这样对大多数人而言就和我不同，在冬天有自来水也不等于有洗澡的基本设施。
多少年来汉阳监狱犯人的饮水问题都极其严重，因此演绎出了无数令人酸辛令人悲哀的冲突纠纷。
伙房锅炉烧的开水从来不开（从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在狱中面临同样情况看，饮用水不烧开在中国监狱是很普遍的现象），供水还时有是时无，各队（监区分监区）用于从伙房拖水回来的是安在板车架子上的曾经装过有毒化学物质的铁桶，拖回的水常常不超过五六十度，而且有强烈的怪味。防火员（汉阳监狱对各队负责从伙房拖饭拖菜回来并分饭分菜的犯人的称呼）在拖饭外也负责拖水，虽然要求早晚两遍，作为饭霸菜霸水霸，他们不是为犯人服务，而是骑在犯人头上的恶棍，除非自己要洗澡，一般他们在早上是不会拖水的。拖回来的水既用于犯人用开水瓶打回去喝，也用于拿脸盆打回去洗，按规定当然是先用开水瓶打，然后用脸盆打，但防火员本人和他的狐朋狗友则享有不守这种规则的特权，也就没有多少规则可言，加上水少人多，抢排队很容易演化为直接抢水。这样为抢水打架的事也就三天两头发生，形成这种局面后，防火员不仅不自责，而且常常因此殴打辱骂那些实在是忍无可忍才抢水的普通犯人。我的囚室窗户正对风场，坐在窗前奋笔疾书时常常看到犯人为抢水打架，或者水霸为显摆自己任意打人的场面，顺手写进日记的这类事例为数不少，尚曾写有名为《水霸》的特写。
任何生存资源一受垄断，垄断者就会为所欲为，不可一世，作威作福，水资源尤其如此。2003年春生产大忙季节一连赶工几十天，好容易休息了一次。这天早上防火员李安勇去拖回一车水，此前已有十几名犯人拿着脸盆脚盆排队等候，他见状不照规矩把车停在队伍的前面，而是放在一般犯人不能自己出去的队门外，然后进来回监舍拿了脚盆，又叫了几个相好的出来，这才返回队门外把水拖回放到自己的脚盆面前接起来，自己打完后又提起水管给自己相好的几个人打，给他们打完水已经不多了，自然，那边排队的连意见也不敢提，只能等这些有特权的打完再说。他们打完后，其他犯人立即抢起水车前的胶皮管来，直到此时，水霸李安勇还要发脾气：“抢个卵子抢！”崇阳县籍犯人张青军不高兴的顶他一句：“起早床就是为了洗个澡，总有个先来后到唦。”水霸李安勇立即大骂：“婊子养的吃邪了？老子刷你两巴掌！”张青军又顶了一句：“做人总要讲点道理！”水霸冲上去就是一拳头：“老子跟你有么道理讲啊？”张青军只好不吭气了，旁人则赶快把他拉开，然后一心等着水霸分水，谁知李安勇却骂道：“老子叫你们都打不成！”说着把水车往门外拖，这一下十几个起早床打水的犯人都急了，一起拖住水车对水霸说好话，李安勇一人拖不过众人，这才把车把手一扔，说了句：“老子不打水你们都接不成！”便叫喜欢巴结他的人帮忙把自己的那盆水抬进监舍去了。
为了喝到正常的开水，一些犯人不时向狱吏做出反映，希望他们能够体谅并和加以解决，分监区长刘明文怎么说？“你们是什么人？坐牢还提这条件那条件，有那好社会上的人不都来了？有水喝就不错了！”
但犯人生理上和社会上的人并没有区别，也都希望喝到正常的开水，当局不能解决，他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用各种办法自己烧开水，有叫人在社会上带固体酒精的，有用购物带回的包装硬质纸的，有用“热得快”私接电源的，特别是私接电源，一方面费电，另方面也是个重大安全隐患，监狱抓得很严，但以此烧水甚至炒菜的事还是屡禁不绝。
2005年冬的一段时间，我每天晨跑时都看到随县籍犯人吕国威提个开水瓶到六队楼梯间的窗口去放在那里不知干什么，近一个月后才知道，原来那里有一大束供电电缆，他居然把其中的两条线剥开把“热得快”的线头接上去烧开水！这种做法实在是太危险了，事后，出于对他人生安全的考虑，我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指导员刘勇，但没有提及当事人，刘勇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立即下令电工将那电缆重新包好并在大会上向全队犯人下了禁令。
在这种情况下，在犯人中收费烧开水的事在各队反复发生，也因种种原因反复停止。这种做法是狱吏搞的还是犯人头搞的我不清楚，收的钱哪去了我也不清楚，反正8监区（老五队）、病犯监区有过，连医务室（汉阳监狱医院前身）也有过。
如前所述，我本人作为政治犯从不要求特权，喝水是最基本的人权而不是特权，这样从2000年也就是去汉阳监狱坐牢的第二年的一次生病开始，我争得了用电炊壶烧开水喝的权利。因为对一个上了点年纪的人来说，每天大量饮水是太重要了。
汉阳监狱犯人的水荒问题太严重，引起的纠纷太多，以上只是信笔拈来其中的一点，篇幅所限就此打住。要补充的是，近年因国家大量拨款，各队使用电热水器给犯人烧开水的越来越多，虽然供应仍然不能满足需要，有时还在搞收费，情况毕竟在好转。
3作息
现代社会，任何机关都有作息方面的制度安排，监狱系统也不例外，汉阳监狱当然不可能没有作息制度。
汉阳监狱的作息制度，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只有一个微小区别，那就是曾经有夏时制，每到夏天夜里熄灯时间要晚半小时，然而，实行方面差别就太大了。
其所规定的基本作息时间为：
起床6：00
早餐6:40
出工7:30
收工11:30
午餐11:40
午休12:00
出工13:30
收工17：30
晚餐17:40
自由活动18：00
学习19：00
自由活动21：00
熄灯就寝22:00
20世纪末夏天晚上的就寝时间为22:30，新千年则没有再在夏天推迟半小时熄灯的安排。
与此同时，20世纪末，除了砖窑生产外，其他队则比照塑料厂（那时汉阳监狱的主体是“湖北省第一新生砖瓦厂”和“武汉市江城塑料厂”），塑料厂因为是使用机械生产塑料制品，作息时间和其他各方面都比照社会工厂两班或三班倒，故严格执行8小时工作制。从当时来说，监狱上下都认为砖瓦生产是历史遗留问题，以后会逐步转向全面的机械化生产，从而完全实现严格的八小时工作制，作息制度当然也会正规化。
然而，事实却是，无情的市场经济使塑料厂的两个分厂吹塑厂和电缆料厂在2000年2003年相继破产，硕果仅存的注塑厂也日益式微，只能勉强维持。
在这种情况下，汉阳监狱从每年有盈利上缴国家的单位，变成了无法维持自身生存的单位，财政状况濒临破产。
砖窑生产成为唯一支柱，本来国家已命令武汉周边禁止用泥土生产红砖，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好给汉阳监狱经营特许权。
如此一来，汉阳监狱为了生存只好完全依靠承接最不赚钱的手工生产来维持，这样，犯人的作息时间就不用再梦想正规化了，而且也不是十小时，甚至不是十二小时，对所有（其实也基本上是全部）从事手工生产的队（即监区分监区）来说，因为劳动时间占据了16小时18小时甚至24个小时（2003年时的相当一段时间的相当一部分人）!
这种情况下，上述作息安排还有什么意义？
2004年开始，国家每年增加20%的拨款，到2008年实现全额拨付，照说犯人该轻松些了。上面的说法也是“逐年减轻犯人的劳动负担。”
但是，犯人的劳动创造的价值已经成了狱吏的奖金来源，这一简单事实就足以改变一切。
这样，劳动时间直到2010年还是每天14-15小时小时左右，也就是冬季早上7:00出工晚上21:00收工，夏季早上6:00出工晚上21：00收工，5、7、8、9四个毛织生产监区如此，从事电子计算器等电器装配的6监区如此，由人造板转产缝纫（做口罩）的4监区也是如此，由红砖生产转产皮鞋的2监区仍然如此。
所以，比起2003年早上4点出工晚上12点收工（完不成任务的则不准睡觉）来，晚22:00熄灯就寝的作息制度算兑现了，其他的所有制度仍然不知何时能够照做。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汉阳监狱不是让其他监区向残存的塑料厂注塑厂看齐，而是让注塑厂的作息向其他监区看齐，从2009年10月开始，由三班倒改成两班倒，也就是由8小时工作制改为12小时工作制。由于注塑生产需要高度集中精力，否则可能出现重大伤亡事故或者是机械事故，这样该监区的工作时间曾几次由8小时改为12小时，又由12小时改为8小时，但最后还是拗不过“改革派”的压力，因为和其他监区比较起来，搞注塑的3监区实在是太轻松了，只好随大流把国家规定的8小时工作制废弃掉，正式实行12小时两班倒。
这样，犯人的日常作息也就高度简单化了，其他内容通常都被劳动挤掉，挤不掉的只有睡觉吃饭！
从广义角度说周末和公休日也是作息，那么汉阳监狱的犯人会被如何安排呢？
自从进行手工劳作，生产效率完全取决于劳动时间长短以来，只要进入生产大忙季节，就没有休息日可言，每月一次（其中有两年是每月两次）的接见日里，完成了生产任务的犯人可以休息，没有完成的则至少要加半天班。有这样一件事:2004年刚开始搞毛织的时候，指导员刘勇宣布由此开始月小还是在接见日休息，休息两天，每逢月大则休息三天，也就是在两个接见日之外再休息一天，结果当月就没有兑现，于是他在大会上说，这个月欠的休息下个月保证给你们补起来，由于这种许愿根本不可能兑现，犯人们立即在下面发牢骚，一个叫帅得奎的更是以放声大笑来加以嘲弄，刘勇气得立即把他关了小号，然而，就算刘勇有心兑现，汉阳监狱也由不得他一个小小的指导员来当家，就这样，下个月不仅没有兑现而且连接见日也要加班！
至于法定的节假日，除了春节由于已没有活干一般（仍有例外！）会放完7天长假外，五一、十一、元旦通常都只放一天假，当然例外也有，那就是正好碰到没有活干的日子。
总之，自从进入新千年以来，汉阳监狱里犯人的作息高度简单化，那就是一切为劳动让路，让犯人以没完没了的干手工活来替狱吏增加奖金。
当然也许还有另外几个考量，第一，犯人也和常人一样越劳累越无暇他顾，越悠闲就越会无事生非，通常出工忙碌时扯皮打架的事就少一些，一闲下来赌博喝酒打架闹事的违纪事件就大大增加了，所以对某些狱吏而言让犯人无休止的干活是最好的管理办法，第二，监狱里并不是每一个犯人都必须干活的，每个队都有一些不干活的“养模子”，从前这种人只是狱吏七大姑八大姨的“关系”，尽管总是和利益交织在一起，好歹还有一点感情在里面，现在则已经完全货币化，有钱就是关系，交钱就可以不干活多减刑。这方面因贩毒判无期的大连人周游就是例子，后文有详细介绍，三队（二监区）的情况也很说明问题。奥妙在于，劳动越艰苦，每天劳动时间越漫长，人越无法承受，也就越不惜花大钱逃避，这样，在买官卖官公开化的“时尚”中，对狱吏捞回投资而言，犯人的工作时间当然是越长越好。
就这样，汉阳监狱里犯人的作息时间被大大简化了，对占总人数80%以上的生产监区的普通犯人来说，每天的作息再简单不过——干活吃饭睡觉三件事，如果说还有什么被遗漏的话，那就是拉屎吧。
4学习
中共建政以来一直极为注重对国人的洗脑，所谓学习就曾抓得特别紧，不过在“改革开放”以后学习上渐渐注重科学文化方面，到新千年初，随着权力资本转化为资本权利而享乐主义盛行，中共官员自己大多数尚且不再学习，无论政治学习还是科学文化学习在监狱里也就都成了历史名词，监狱的犯人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他们的学习和对他们的教育也就具有同样轨迹。
1980年代，中国监狱系统的口号是“改造第一，生产第二”，普遍开始实行周1、3上文化课，周2、4政治学习的学习制度，这是对“文革”毁灭文化的强列反弹，无论效果如何，态度是虔诚的，工作是认真的，我本人因为民主墙入狱8年亲身体会了那段历史过程。
1999年初来到汉阳监狱坐牢之时，这里仍然保留着以上学习制度的形式。但也已经是强弩之末难穿缟素，准确的说已经完全流于形式，犯人糊弄狱吏，狱吏糊弄上级。而形式之所以能维持，则是因为早年办起的机械工厂的生产仍在苟延残喘。
这时，汉阳监狱里犯人的文化学习主要限于完全没有文化的人，而不是象80年代那样还有小学班初中班，当然“文革”已过去20年，现在的农村也在普及初中，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是说，现在已经只是在办文盲班，老五队里，有张连仲黄业余等数人每到周一周三就去教育楼上课。同一时间，其他犯人则在队里的大厅里上技术课，由此时的吹塑分厂的老犯人刘江舟主讲吹塑工艺和原理之类，这当然也是合理的，可是由于多年重复同一内容，也就已具有明显的应付差事性质，上课时狱吏来看就讲几句，狱吏一走就算了。张连仲黄业余都是些没有任何文化接受能力的中年人，要他们学点实用技术还马马虎虎，这样，他们在扫盲班里呆了一年又一年，考起试来还是什么也不会。没想到，再过一两年连扫盲班的形式都没有了之后，严小平任教育科长时，却突然通知他们去参加扫盲班的考试，两人都说不会，最后居然找了两个“会的”去顶替他们参加考试，再过了一些时候我去教育楼时，发现他们的名字都作为扫盲合格并拿到证书的人出现在供外来检查参观者观看的装饰牌上了，这不典型是在糊弄上级吗？
这时，所谓的政治学习还抓得很紧，作为“与时俱进”的表演，湖北省监狱局以局长张坚主编的名义搞了一本《道德教育》，里面仍然在标榜“共产主义的道德观是当今人类最崇高的道德”，但我可以负责任的说，这个后来成了湖北省司法厅长的中国监狱高管就是一个社么坏事都做的贪官，这一点尤其可以从他高升之前将自己的秘书王保平委任为汉阳监狱的监狱长看出来，更何况许多犯人就是他的“关系”，通过直接间接向他送钱才成为特权犯的。
背书，这或许正是严小平的“强项”，作为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生，他之所以能把这个队从最乱的队搞成最好的队，靠的就是抓“政治教育”“政治学习”，他的政治教育并非纯粹的说教，而是向犯人讲做人的基本道理，他能为犯人着想，尽量让犯人服气，他的政治学习重点则是让犯人背诵《监狱法》和《犯人行为规范》，由于他反复盯着犯人一个个背诵，并且以种种细致的手段奖惩结合，居然做到了让文盲也能够背出监狱法的的地步！这个犯人叫郑大新，他一字不识，在高压和利诱之下，通过听人家背诵一句句的跟着念经，把《监狱法》全文都背下来了，但也只能全文照背，当局的考核只是“抽背”，也就是随机的点到哪一句算哪一句，一般只点三句，郑大新则任何时候点他背他都必须从头开始。就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件事，居然成了严小平管理有方的证明，为他本人和汉阳监狱津津乐道。显然，这完全是“文革”背“老三篇”的遗风，典型的愚民政策，人的智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教人学好，尤其是叫犯人学好是个极其复杂的社会工程，强迫他们背诵出《监狱法》和《行为规范》以及湖北省监狱局长张坚自己都背道而驰的《道德教育》能有什么作用呢？但是，在汉阳监狱很多年里狱吏就是拿这来糊弄工作。
当然，成天逼着犯人“背规范”，这还是好的，也是汉阳监狱经济还能维持的表现。
2000年以后吹塑分厂和电缆料分厂接连倒闭，汉阳监狱面临破产危机，狱吏工资一度只能发60%，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形式主义不能不开始收敛，抽被规范的作法虽然持续到2006年，却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对犯人的管理不仅手工加工的长时间劳作压倒一切，而且谁要想少干活、干轻松活或者不干活，就得给狱吏——主要是一把手即监区长多送钱，这已经成为公开的“规范”，比《监狱法》和《犯人行为规范》有效得多。
正是在2000年后，中国社会刮起了一阵“心理咨询”风，监狱系统也闻风而动，可笑的是，很快汉阳监狱心理咨询师泛滥，所有的教导员一下子全都被加封，而政委许振奇则被封为总咨询师——说白了，就是把当局的政治官员都等同于心理咨询师了。与此同时，为了方便他们进行“心理咨询”，还往各队架起了“心理咨询热线”电话。可惜犯人却不买账，谁也不找他们，只好在人为安排几个“托儿”作作秀以后空置在那里，几年以后人们把此事完全忘光，才连电话也撤了。其实，在犯人中开展心理咨询是极大的好事，为什么弄成这样？道理并不复杂，首先是当局的作法明摆了是在骗人，没有一点诚意，犯人谁也不相信他的那一套，其次，这时恰逢汉阳监狱濒临倒闭，犯人每天无日无夜的干活，你搞心理咨询的花架子干什么？哪怕一天只让犯人干16到18个小时的活也行啊！这种情况显然比海涅写的奴隶船上为了提高成活率而用鞭子抽黑奴要他们高高兴兴的跳舞还可悲！
更可悲的是，由此开始汉阳监狱和所有监狱都开始强迫犯人“学技术”，要求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半手工活拿“专业证书”，比如搞缝纫的必须拿“车工证”，本来犯人就是提供无偿劳动，每天白干十几个小时，现在考这些证照还要求自己出钱（50元人民币），当局明文规定这个钱必须自己出，这不是“文革”时枪毙人要自己家出子弹钱的翻版吗？
通常监狱要求狱吏定期和自己直接主管的犯人谈话，并做下记录，可笑的是。大部分狱吏不仅不找犯人谈话，而且让犯人代写谈话记录以向上级交差，这种情况我早已清楚。比如，2005年4月25日我亲眼见到犯人黄虎彪替狱吏高飞填写“个别谈话记录”，两人还为此交谈了几句。结果我见到指导员刘勇向他反映这个情况时，他居然矢口否认有这种事情，说他认识所有狱吏的笔迹。
2006年以后，和中共喉舌cctv一样，现在狱吏的说教已经没有了意识形态语言，开口闭口是“实惠”“真金白银”，开口闭口是“核心利益”，甚至直截了当的说“现在什么都讲钱，有钱就什么都好办了”。
也是在这一年，王保平监狱长搞了一次“电教”，让全体犯人每天晚上听三遍，一连听了三个晚上，以此来对犯人进行填鸭式“教育”。一开始他就自作大官自喝道，强调这是“我作为监狱长亲自策划，亲自安排，亲自布置，亲自动员，亲自主持的，这是汉阳监狱史无前例的事情，可见我们是如何高度重视，可见我们是怎么下决心要把这场运动开展好，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这个报告最后提出了十项严厉打击的要求，除了作为监狱系统的老生常谈“打击牢头狱霸”之类外，最重要的是“坚决打击破坏汉阳监狱形象的重新犯罪行为”，“坚决打击诬告陷害监狱工作人员的重新犯罪行为”。此两条口号从何而来？原来，襄樊籍犯人李三军还差半个月就要满刑的时候，为了请客从窑上带回一瓶酒，在监舍区大门口被特警队搜了出来，当场被痛打一顿后，回到监内又被值星员毒打一顿，此后每天强迫他出窑，只要动作慢一点又遭毒打，结果第三天干活时一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送进医务室后他开始大量吐血，几天后就死了。对这样一起打死人的事件，汉阳监狱当然一如既往以“病死”加以掩盖，说是因肺结核死亡。由于汉阳监狱一共从鄂西北调来有几百人，李三军的老乡们得知此事以后自然都非常悲愤，连仅剩几天的人都活不出去，刑期长的还能有什么希望？就这样，他们纷纷用监狱严禁使用其实却广泛使用的手机给家人打电话，要求家人把他们弄回原籍服刑，并通过家人把李三军被打死的真相告到了监狱局。在这种情况下，汉阳监狱不仅不反省自身的问题，不追查打人者的责任，而且反过来打击举报揭发问题的人！从前这类事也经常发生，但还只是偷偷地加以掩盖，现在，王保平作为第一个有大学文凭的监狱长，居然如此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利用手中的执法权来打压犯人对狱吏打死犯人的控告，这当然是他对汉阳监狱全体犯人最好的“教育”！
不过，同样是在此前后，汉阳监狱，进一步说湖北省监狱局，或者说是湖北省广华监狱，搞了一次效果不错的电视教育。准确的说，广华监狱拍摄了一部某个犯人从逃走到自动返回监狱服刑的纪录片，由于拍得相对真实感人，故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当事人原籍恩施，因家里极为贫穷而犯罪，坐牢后所剩刑期不长时逃走了，在宜昌某处藏起来本分的生活劳动中和一个当地独生少女相爱，并得到了其父母的认可，为此他大受感动，把自己是逃犯的真相告诉了他们，并且因此主动投案自首回监服刑，其女友先还很恨他，然后想到他为了自己今后的幸福宁可回去把牢坐完，就不顾一切的去看他，为了离他近一点又设法在广华监狱附近打工。对他这个情况，广华监狱也作了灵活处理，破例安排他回家探亲，到恩施老家和未来的新家宜昌都看了看，尽管广华监狱的做法明显有作秀的痕迹，但两家当事人的感情是非常真挚朴素的，这个故事以生动的直观形式向刑事犯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善良真诚是能够获得回报的，当然也用爱情具有强大的向善感召力来对刑事犯进行了潜移默化的熏陶，是我在汉阳监狱见到的唯一一个值得称道的教育活动。
除了偶尔看个电视讲话，搞点“电教”录像学习以外，从2001年到2009年汉阳监狱一般已经很少搞形式主义的学习了。
但这也不是说不搞形式主义，可以肯定的说，在目前体制下不要说监狱就是社会上形式主义也断不了根。例如2008年1月31日，汉阳监狱怎么就突然爱心大发，强迫所有犯人写一封家书，由监狱出钱统一发回去，不交家信的要做扣分处理，使其下次减不成刑。让犯人写家信本来是个很人性化的好事，如此一加以强迫和惩罚，就完全变了味，对很多人来说简直成了一种痛苦，因为长期坐牢，很多犯人已经被家人遗弃，或者已经没了家人，面对这种硬性要求，岂不是正好触到伤口上面？何况一方面强迫普通犯人写家信，一方面仍然在扣押作为政治犯的我的家信，自此当局已经十年没让我和女儿通信见面！两相对照。说明了什么呢？当然我不想过分强调我作为政治犯所受到的迫害，以免个人仇恨使自己戴上了有色眼镜。总之，春节前让犯人写家信是好事，但只能止于号召而不应该采取强迫和惩罚手段，否则好事就会变成坏事。
狱吏对犯人的主要“教育”是集合点名后的训话。这种训话当然各有特色，至少由于狱吏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象80年代以前那样丘八出生为主时开口闭口通老子骂娘的少了（绝非没有！特别是武汉本地的狱吏口语习惯太坏），而且，人是不可一概而论的，素质较好的狱吏对犯人已经变得相当讲道理了，在我视野之内可以点出姓名的有严小平、黄志刚、刘为民、刘勇、刘军等等。但是，文化程度的提高并不表明文明素质绝对会提高，就像眼下大学教授抄袭论文侵犯女生成风一样，这样，许多看起来很斯文的狱吏口是心非，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特别是在金钱上表现的格外突出，这方面汉阳监狱监狱长王保平就是典型，还有的就更过分，不仅非常贪婪，而且凶残暴戾，这方面，冷血动物副监狱长赵江利就是典型。
由于从2006年开始卖官成为常态，新上任和留任的监区长都是靠花钱才弄到或保留住这个位置，他们的作为和训话也就惊人的一致，往往充满了虚伪和奸诈，还都暗含着敲诈勒索的意味（自从隔离墙没了代之以隔离网就能听到除本队外另外三个队集合时的训话），面对这些赤裸裸的索贿口气，叫我这个从“文革”开始坐牢，听惯了意识形态说教的老“反革命”听起来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不过，对我这个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也发现全面的腐败有着以毒攻毒的强大效用，由它来消解专制倒也不是太坏的事。须知，直到1999年我来汉阳监狱坐牢之初，严小平、姚文忠、邵应龙作为“文革”余孽还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对我加以“改造”呢。毕竟，当局从前意识形态至上的全面专政是没有平民百姓任何说话余地的，现在他们追求的不过是利益，而利益是可以分割的。他们追求的尤其是非法利益，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凶暴，可以残忍，却没办法强迫人家再按他们的要求去搞什么“学习”，更没法假惺惺的装什么意识形态的卫道士。
当官员不择手段的弄钱的时候，他们还能拿什么来“教育”别人呢？从监狱来说，当狱吏成天考虑如何勒索犯人时，又如何强迫犯人学习呢？
更重要的是，现在普通犯人已经是狱吏获取奖金的工具，手工半手工生产创造的价值有限，让他们每天做14到18个小时的活能赚回的钱已嫌太少，哪还能让他们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什么“学习”上！
现在是终生学习时代，犯人尤其应该学会自觉遵守社会行为规范，大学应该创设罪犯教育学，监狱应该创造性的开展刑事犯的“再社会化”教育工程，但这一切，在今日中国监狱是不可能的，用我离开汉阳监狱之前打交道最多的贪官、病犯监区监区长胡卫生的话说：“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一不跑人二不死人。”
5接见（接见室购物亲情会餐卖炒菜）
接见是指犯人按国家规定在监狱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原则上说地点只能使犯人接见室）会见亲人和朋友。从前一般是每人每月一次，但2005年以后曾经改为每月两次，只限于刑事犯，到2008年奥运前夕又改成了每月一次，接见对象也开始限定为直接亲属，并且要预先统计，存于狱政科的电脑之中。不过，时间上的前述限制只限于武汉本地的，凡是接见日，外地犯人家属可以随时来随时接见。
接见室距离监舍区两三百米，是一栋单独的小楼，在汉阳监狱的进出大门朝南开的2006年以前，犯人家属通过汉阳监狱的西南角外墙可以直接走进来，那以后汉阳监狱的进出大门改成了新建的北大门，犯人家属就必须在进门后花两元钱乘坐监狱里的电瓶车从北大门送到位于西南角的接见室去了。这种改变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其他监狱有犯人利用接见机会冲出监狱逃跑，改在监狱里面的纵深地带以后这种可能自然没了。接见室二楼是监狱监控人员控制的地方，一楼是接见的地方。接见的地方和电影电视中常见的一样，中间三四米宽二十米长的封闭空间是犯人呆的地方，两边是探亲家属的地方，见面时隔着玻璃打电话，以免互相传递违禁品。先前，两边相连的地方都有一个可打开后走到一起直接见面的小房间，后来为了防止狱吏随意开后门，把这两个连接通道都堵死了，然而，其结果却是使狱吏为犯人家属开后门的地方转移到办公大楼去了——开此后门的带头人正是监狱长，谁能阻止得了？
从1997年发生四名重刑犯捆绑狱吏逃跑的重大事件之后，汉阳监狱就开始实行封闭式管理，犯人出本队小院就必须有狱吏带，接见室距离监舍两三百米，当然必须由狱吏带去带回，在这种情况下，带犯人去接见对狱吏也就成了有利可图的事情。对犯人来说，会见亲朋是牢狱生涯中最快乐最激动的时刻，一般家属朋友也多少要送些钱物，这样，一些人高兴之余自动送点东西给狱吏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久而久之一些狱吏把带犯人接见时犯人给自己送东西也看成了本分，你不给他就要让你看脸色，甚至干脆直接向你索要，你如果不给，下次轮到他带你接见就麻烦了。从2002年到2006年间的老五队的八九个狱吏来说，就有四五个每次带犯人接见都直接向犯人索要财物，一般是要一两盒香烟，如姚平、陈立强、罗长生都是如此，其他的则是你不给算了，给就接过去。
犯人购物的小卖部也在接见室，早几年就在接见室的横头，走过20米长的接见室来的尽头的墙前，墙上有一个城门似的小洞，洞那边有个几十平米大小的场地，放着些摆满了副食百货的货柜。后来监狱在接见室东面盖餐馆时，顺便挨着接见室盖了个专门的小卖部。并不是每个犯人每时每刻随时随地想去买东西就去，通常只有在接见的当天下午才开放该队犯人去购物，每队一两百人，去一次就是几十个上百个，常常是两个队同时接见同时购物，这样每次购物都要拼命争抢才买得成，否则很可能排一下午队还什么也买不到，只能再等一个月。这种经常性的抢购形势，对小卖部来说当然是个极大地的好事，——无论怎么价昂质劣态度坏也没关系。
这个小卖部是汉阳监狱承包给有势力狱吏家属经营的，关于它的故事，真是几天几夜也说不完，而且每天都还在发生，没有哪个犯人不对它充满了怨言甚至是仇恨。
由于是面对完全无助的犯人垄断案经营，这个小卖部不仅品种极少，，以次充好，搭售商品，见风涨价，假货充斥，所有奸商、所有垄断商业的特性，在这里都毫无遗漏的表现出来了。而且售货员长相丑陋也罢了，还多数是母大虫母夜叉，态度凶狠，蛮不讲理，作威作福，肆意妄为。虽然她们并不都是老板，相反基本都来自乡下，好不容易嫁了个狱吏找了这个为人打工的活干，但面对犯人时却有强烈的优越感，大有“得志便猖狂”之意，仿佛她们都是皇帝的女儿，被迫向荒野草民屈尊俯就。也正因此许多年来我都不去买东西，需要什么就让其他人带，狱吏正好也不愿我走出本队大门，不行就直接让他们找犯人帮忙带一下。
由于这些狱吏家属太猖狂，时常让犯人气得忍无可忍。2009年的一天，一个喂猪的犯人喝了酒后去购物，一听某个凶恶的女售货员耍态度，气得隔着柜台抓住其衣服要打她，那女人吓得拼命往后退，其他的则拉响了警报，这时那犯人才知道害怕了，赶紧逃回队去，结果自然很快特警队就找去把他打一顿，然后关进了小号。为此，全监狱开展了大搜查，到处搜酒，在窑上搜出了几百瓶。并曾在大会上说要以强奸未遂加刑，不过后来好像不了了之。
这个小卖部卖的毛巾都是有毒的，远远就可以闻到一股强烈的化学异味，卖的香烟常常是假的，卖的香皂有时也是假的，假货占很大一部分。卖的东西随时可以涨价，由于监狱里生活极其艰苦，什么也买不到，有次外面仅卖五六毛一个的咸鸭蛋它突然搞了一批回来卖一元钱一个，许多犯人立即成百的买并且疯狂抢购，一见这种情况，它立即涨价到一块五。还不时的搞搭售，有时候它卖一点水果，剩下的卖不出去了它就高价搭售，小西瓜卖10元一个，你不买它就不卖货你，烂橙子也是10元一袋，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它涨价的卑劣手法不计其数，这里举牙膏的涨价方法，它先是把1。60元的冷酸灵卖3：00元钱，然后忽然改卖大袋高露洁5：00元，不久就用小袋取代大袋的高露洁，然后又用冷酸灵取代小袋高露洁，就这样，从此以后冷酸灵就买五块了。再一个办法，就是涨价之前先停卖，让你久等之后再供应，这时货是有了，价格也上去了，例如汉阳监狱蚊子多，灭蚊片是必备的，突然断货你急的要死，每次去看的时候总没有，突然一天有货了，你高兴还来不及，哪能管它从5块一盒涨到了10块？还有，它的香烟价格比社会上高几成，在窑上的犯人因为能和社会上的人接触，就从社会上买烟回来卖高价，就这样价钱还比它低一点。它的副食平均比社会上搞出30-40%，而且都是社会上卖不出去的品种，比如精装的点心，价钱又贵，内容又少，小百货更高出几倍，外面三五元的塑料拖鞋社会上已经没人穿，都买泡沫的海绵的，这里夏天就卖这一种，价钱高达10元，无奈之下谁能不买？有段时间它把价格表挂了出来，一见比社会上高那么多，犯人家属立即强烈抗议。从那以后，小卖部再也不公开价格。
为此，我曾长期收集它的价格信息，包括由副监狱长赵江利批准的价格表（其中总算把冷酸灵牙膏降到了4:00元），准备回社会上以后据此向消费者协会乃至法院控告起诉，结果也全部被收去了。正因为汉阳监狱的违法行为太多太多，它的规则是不准犯人带走一个纸条，以免成为控告他们的有力证据，这样一来，无论狱吏和所有有关方面怎么为非作歹，犯人要控告也拿不出有法律效力的东西了。
也是在这段时间，汉阳监狱开始搞所谓亲情会餐，这也是只限于刑事犯的，但绝不是恩赐，是要当事人出高价的，狱方承包人要赚大钱的。
2002年前后搞起亲情会餐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进入经济起飞状态，或者说才刚刚有了那么一点意思，民众还很穷，此时亲情会餐的最低消费价格就是80元，地点则在接见室的东边，紧挨着接见室的一间屋里。犯人接见之后，要吃饭的就先登记，然后在中午12点接见完毕后从队里集合前来。虽然规定不准喝酒，不准传递现金，不准传递违规物品，这些现象还是反复发生，某种意义上说，负责管理的特警队也并非不希望这类事情发生。特警队在亲情会餐者返回的路上设卡，对喝了酒的打一顿教训一下是小，重要的是能从他们手上搜出不少现金，处理方式则是要么关小号影响减刑，要么忍气吞声自认倒霉。黄石籍犯人段航为打架判一年，在牢里又打架加刑三年，这一年春节前家人来时吃饭后给了俩千块钱，回来路上被收去后宁可钱吃亏不愿人吃亏，只好让特警队的人拿去过春节。
接见室开餐馆牟取暴利，其他狱吏当然眼红，为了平衡各方，只好利益均沾，这样，该餐馆就给每个队发票，使每个队的狱吏在接见日可以有三个人作为值守人员免费在该餐馆里享受大餐。这天来发票时，五队狱吏有馋痨的罗长生死乞白赖的要人家多给他几张，结果接待室来送发票的坚决拒绝。对他们来说，多发出去一张就白白少一些收入啊。
2005年初，接见室从冬月开始就只提供“团圆饭”，最低消费一下子提高到280元，另一种更高达380元。这是个什么概念？此时，中国政府刚刚宣布提高军队士兵的生活费，最低标准为每月300元，那么犯人的伙食标准呢？每月生活费是120元。也就是说，即使按最低消费算，犯人家属为了和狱中的亲人团聚一下，就得花去普通士兵一个月的饭钱，或者说是一个犯人将近两个半月的饭钱。
2008年初，最低消费是100元，说起来是四菜一汤，每盘菜就是几筷子，此外每人可以买一厅啤酒了，社会上两块钱一厅的这里卖八块钱。
奥运会后亲情聚餐停了一年多，到2010年7月重新开始时，搬到了距北大门不远的二道门附近的原干部医务室里，由曾经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我这个民主人权活动家的工会主席姚文忠承包，他居然一口气把最低消费提高到五百元！这时犯人的月生活费也才148元，而该餐馆把同样东西卖给监内的犯人却也只收两百元，也就是说，姚文忠的这个餐馆在200元“生米煮熟对半出头“的基础上，还要从亲情会餐的人那里净收300元钱！
在汉阳监狱，任何有利可图的事情狱吏都会争得头破血流。向犯人出售炒菜不难谋取暴利，因此在这个方面上演的丑剧也就特别多，后面有12年中的全过程介绍，那真像电视连续剧，这里只简单讲讲和接见室小卖部有关的部分。
社会上餐馆是生米煮熟对半出头，那还是在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劳改队里情况又不同了。犯人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伙食之差难以为外人所想象，如前说述监狱长换届时老犯人胡小新曾苦中作乐的穷开心说“冬瓜监狱长换了个萝卜监狱长”，也就是半年冬瓜汤半年苦萝卜。许多年里，犯人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什么东西，鱼肉类罐头也很难买到，由于没有油水，大都面有菜色，瘦骨嶙峋。在这种情况下，能从接见室小卖部买点炒菜，只要有钱还不尽力而为？要保命啊。反过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做熟食生意当然顺风顺水大发利市。
2004年，接见室小卖部终于从犯人伙房抢得了向犯人卖菜的独家经营权，此时，五队的防火员正是刘明文队长的关系恶棍张飞，他因为和伙房有勾结，对炒菜转到接见室也非常不满，被迫应命从接见室拿回第一份炒菜样品后，还故意煽动犯人说：“这还是一开始打门面的菜都这坏，以后不还不得了些？都莫买！”
确实，此前还有三块钱一个的菜，一到接见室独家垄断，立刻只发行五元一张的菜票，菜用已经明文禁止的泡沫饭盒包装，只有浅浅的半盒。
但是，广大犯人面对的是活命问题，难道钱比命还重要吗？一开始多数人和从前比较不愿意买，没几天馋的受不了，只有接受现实，管他划不划得来还是掏出钱来尽力而为。
正因为知道犯人处于无可奈何的地步，一年以后，也就是2006年，犯人小卖部又把菜票价格提高到七元钱一张。
2008年，再次把菜票提高到十元一张，已经正式通知下来了，结果在一些监区引起了犯人的愤怒抗议，事情闹到监狱当局那里，为了维持“监内次序的稳定”，犯人小卖部只好取消这次涨价，如此一来当然又要从另一方面动脑筋——减量降质了。
这以后还出现了很多新情况。
当四监区改为做缝纫生产口罩以后，其生产场所改到了伙房楼上，于是伙房就利用可以从社会上买菜的方便向四监区犯人卖菜，其原料和人工又不要钱，再加上必须和小卖部竞争，相对而言当然质优量足，于是四监区所有犯人都不买小卖部的菜了，这一下，小卖部的营业额立即明显下降，况且是整个队不买它的菜，早已把犯人的买菜钱当做自己的钱的老板还不勃然大怒？因为有强硬背景，而且要向监狱上交承包费，其老板立即对汉阳监狱有关负责人告状讨要专营权，结果监狱方面出面向伙房施加压力，不准其再向四监区犯人卖菜，这样，小卖部餐馆也就轻松的夺回了对汉阳监狱全部犯人卖菜的垄断经营权。
在小卖部餐馆内部，争夺供货权的现象也极为严重。后来，它明白光用炒菜赚犯人的钱太有限了，就开始在社会上买一些现成的咸鸭蛋，油炸花生米、八宝咸菜之类的来卖，再过一段时间，那些东西不买了，专卖各种卤制鸡爪、猪肚、顺风之类的东西，然而，又过一段时间，它再次回头来专卖咸鸭蛋之类不买卤制品了，像这样的反复变化来回折腾足足持续了两年时间还没有停止，原因当然是向小卖部供货的两家商贩在互不相让的各找关系排挤对方，却由于势均力敌而形成了拉锯战。
2010年春节，小卖部煞有介事的大力宣传隆重推出春节套餐，每份200元，有珍珠丸子，有什么什么，每份八菜一汤，说得天花乱坠，鼓动犯人大量订购，结果少数犯人到大年三十接过定菜一看，蚕豆大的小珍珠丸子才四个，其他的分量也差不多，汤则给了一点汤料让自己做去，原以为够四人当团圆饭，却仅够一两个人吃！
20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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