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六四”民运人士方政

吴小芸

失去双腿的背后

　　生在85后的我已经很难想象89学潮的时候，大学校园里的学生是什么样的状态。如今的中国大学校园，很难感受到理想、激情，学生们无非是浑浑噩噩过日子，最多谈恋爱找工作拉关系。不用说大学，小学生都口口声声念着家长要给老师送礼否则就会遭歧视，我实在想象不出来八十年代有激情的校园氛围和有理想的大学生们到底是什么样子。

　　“80年代的大学校园文化跟现在有很大差异”，方政告诉我，“那个时代大学录取率很低，所以上大学的学生，社会也会对他们高看，总觉得有一种天之骄子的状态，学生自己内心也会有一种骄傲感，有的时候就会迁移到对国家的一种责任感，为国家的改变有这种理想的热情。那个时候大学里的学生基本上都是有一种很强的这种责任感。

　　跟我们从小的教育环境也有关，从小国家就宣传集体主义，有很不好的一面，但是也有好的一面，就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归属感，觉得我们属于这个国家，我们是这个国家的栋梁，那时候的宣传就是这样。再加上改革开放八十年代刚刚开始，思想活跃，经济也比较活跃。”

　　纵观中国政治的历史，八十年代显得有一点不一样，它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小阳春，很活跃，各种思潮在校园里面也很丰富。可是八十年代社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被称作叫“体脑倒挂”，被戏称叫做“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八十年代后期国家的改革出现很多问题，包括高物价，高通货膨胀，以及引发的很多腐败，等等这些现象。这样的问题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也十分明显，通常勤恳老实的人都被沉淀在社会的底层，哪怕专业技能过硬。爬到上面的很多时候是使用些歪门邪道的人，他们虽然坐拥大把财富，但是一辈子都活得很歪瓜裂枣。中国社会是已经腐败到骨髓里的朽烂的社会，它几乎不给没有背景又正值本分的人希望。它只给你两个选择：被魔鬼践踏，以及努力变成魔鬼。面对这样的社会现状，现在中国的大学生是麻木的，或者根本不敢提出异议，“想给共产党提意见？那是找死。”这样的观念以及牢牢禁锢住了现在的中国年轻人。除了悲哀，还是悲哀。

　　“当时社会有这个问题，有一些想得更深的学生呢，他们不光是对现实的一些不满，他们会去追寻一些原因，探寻原因慢慢就触动到体制的原因。邓小平那时候就讲，不要讨论信资信社的问题，黑猫白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但是学生就会有要刨根问底的想法，想搞清楚这个社会到底怎么样。我那个时候作为大学生，可能很多人像我一样，没想那么复杂，可能就是也不太懂说老实话，对整个民主的理念很模糊。但是因为有这种冲动，有这种对社会不满。我们总觉得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我们表达它，然后就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

　　于是，胡耀邦的逝世成为了六四运动的导火索，一个契机。

　　“其实学潮的升温就是学生要求参加胡耀邦的追悼会，要求他的灵车绕天安门广场一周。但是在中国的官文化里官对民的要求一向都是漠视的，你再怎么样，第一官方不会回应，第二中国的官员就是，不能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否则我这个政府的权威，官员的权威，就没有了。怎么能你说对话就对话。所以这就激怒了学生，学生其实最需要的就是被重视，尤其知识分子就觉得特别怕被别人轻待，学生要的就是这么一种平等和自由的状态。学生当时受到整个社会的人民的支持。”

　　然而，一切完全没有朝学生们期待的方向发展，426社论将学潮定性为动乱，接着5月19日中共宣布天安门广场进入戒严状态，成为了“六四”运动的一个分水岭。

　　“5月19号广场戒严以后事情就不一样了。这之前讲得不好听一点，大多数学生还是以一种不太害怕，带一点撒娇的感觉跟政府闹，可是现在看到你要动真格的了，就有点害怕的那种，当然更多的是气愤。没想到事情会升格到这种程度，本来只是希望推翻426社论，结果426社论没有推翻，你还来了一个戒严令，用军管。这是一个氛围的转折，事件从一个学潮转变成为整个北京全民参与的一个抗争，就会出现市民自发长时间地堵军车。”

　　戒严令颁布那天晚上，学生们就停止绝食了，他们进入了一种要准备保卫广场阵地的战斗状态。

　　31号晚上方政回到了学校，之后6月3号他又去了广场。因为6月2号以刘晓波为首的“四君子”在广场绝食，他们要代替学生受难，并且替学生提出要求，要求召开人大会议等等，广场上的氛围又重新振奋起来，3号那天广场上人又变得非常多。

　　“其实当时军队是很快要动手的，当时有很多端倪，整体广场的气氛很活跃，人很多。但是其中其实有很多政府的内线那些便衣在制造混乱。3号下午我在广场，就感觉到有很多诡异的现象，比如说无牌照的军车在长安街开过来，他们明知道有很多学生的纠察在维持秩序。然后学生就拦下了这辆无牌照的军车，然后就搜出很多军用物资，我们学生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个胜利果实，是战利品，觉得破获了他们的阴谋，发现了他们要把战略物资送到广场里面去要镇压，我们截获这些要展示给大家看，大家要看清政府的阴谋。实际上我们正好是中了他们的阴谋，他们就是要制造这种混乱，然后把这样的画面给军队看，制造镇压的情绪，他们会说：‵你们看市民都抢我们的枪了。′那军队能坐视不管吗？后来我们搜缴的这些军用物资，下午大概没一会儿，就从中山公园冲出一队武警就使用催泪瓦斯，把大家驱散，把那些东西都给抢回去了。中间有这么一个小的试探。当时其实我们不知道，是事后我们回想才知道我们其实很傻很天真，没有经验，完全中了共产党的圈套。共产党其实是唯恐天下不乱，这样他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进行镇压。”

　　方政说当时在广场的学生们是抱着必死的这种信念去保卫广场。因为他们觉得广场象征着他们的一个阵地，觉得如果广场如果丢失了，那就是一种失败。

　　“3号晚上12点多，就感觉广场被军队包围了，枪声很近了。当时大部分参与拦军车的北京市民都觉得广场是危险的，因为军队是冲着广场来的，大家反而忽略了外围阻挡中的危险，只觉得学生们在广场上是最危险的。因此一方面市民就自发保护我们学生，另一方面我们也劝市民回家，劝他们不要在广场，让我们学生在广场。当时是一种很悲壮的气氛，我都经历过好几次跟北京市民的互动。”

　　那天晚上，学生们以为最后军队就冲进来血洗广场，他们就与广场共存亡。但是最后因为刘晓波，侯德健他们跟军队谈判，军队最终允许学生和平撤出。并不是说广场没有伤亡，但是最后广场三千多学生还是在4号凌晨4点左右，从广场的东南角安全撤出。

　　聊到这里，我觉得非常奇怪，既然学生已经撤退，一切都结束了，那方政的腿被坦克碾压致残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怎么也没想到接下来他的故事深深震惊了我。

　　“像我的这个受伤，就是在从广场撤出的途中遭遇的，这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场景，也是非常不解的，就是我到现在也不理解。我们从东南角撤出，就跟着整个学生队伍走。整个学生的车队队伍就是从前门大街往西走，然后经过一条南北向的路，从前门西大街又拐上了西长安街。我之前在广场的时候就遇到我们学校一个低年级的女孩，她一个女孩很担心，她撤退的时候又找到我说很害怕要跟着我，我就说没问题啊，觉得男生要保护女生给她一点安全感，所以撤退的时候我就跟这个女生走在一块儿。那个时候已经四五点钟了，大家都很疲惫，有很悲愤，整个队伍的氛围可想而知了。走到西长安街，刚拐上西长安街的时候，当时觉得没什么异样，可是突然就从身后传来很多爆炸的声音，爆炸的其实是毒气弹。当时一下子大家就很震惊，我身边的这个女孩就晕了，当时我的第一反应不是跑，肯定是把她抱起来往路边转移，就在转移的时候我们走到自行车道，一个转身就看到一队坦克从身后快速冲过来，由东向西，速度很快，整个过程其实就是几秒钟的事，当时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反应不过来了，我本能地就把那个女孩往路边靠，我还是站在马路边的。那些坦克是紧贴着马路边的，一排这样平推过来，所以我就没地方逃生了，就倒在地上，然后坦克就从身上压过去了，整个人有一种被挤压的感觉，然后坦克碾这我就有一种往前拖拉的感觉，因为它是履带把你绞住了，拖拉了一会儿可能我的腿就断掉了，就掉下来。那个时候我还有点意识，我掉下来，就靠在路边栏杆上，那时候腿已经被压掉了，还有一点点知觉。我最后失去记忆的视觉感觉是看见腿前面露出来的骨头。”

　　几秒钟，一个无辜学生就失去了双腿，学生中还有许多被碾压致死，场面血腥，惨不忍睹。只是连方政自己都至今没有明白中共蓄意攻击杀戮已经撤退的无辜学生的原因。采访完他往回走的车上，我也陷入了沉思，一方面是完全被震惊了，另一方面是不明白中共这个残忍至极的举动究竟是为了什么。

　　同行的同事做了一个推测，让震惊的我顿时不寒而栗：“我觉得可能是共产党觉得要有学生死才行吧，这样群众们就会知道，想造共产党的反是会没命的，以后大家就不会再敢起来跟他们提异议。否则，日后还会有人继续这样做。”

　　我相信，暴政终究压迫不了人民渴望民主自由的心。即使这压迫极其残酷，也终究会有曙光到来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