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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画家朋友m多次来访。交流中谈到不少属于人文启蒙范畴的话题。随后他将谈话录音整理成多篇文章，建议我修订后发表出去。尊重他的意见，合署一个名字。
问：中国有着太多无法解释的矛盾现象。一方面经济繁荣、太平盛世、歌舞升平，另一方面贫富分化、道德败坏、危机四伏；一方面控制有力、局势稳定、秩序井然，另一方面贪污腐败、杀人放火、卖淫贩毒；一方面强调法治、提倡公正、鼓吹和谐，另一方面公权私用、官匪勾结、侵害弱势；一方面高谈改革、阔论民主、大唱监督，另一方面垄断权力、钳制言论、迫害异见；一方面人心疏离，统治危机、颓势难挽，另一方面专制如故、万众慑服、风平浪静。
按照传统认知范式，这些矛盾现象本该出现在不同的社会或者不同的时代，现在却奇特地拼合在我们眼前。面对这幅奇异的矛盾拼图，现有的各种理论框架似乎都失去效力。物理学中的“测不准”原理，竟然被中国现象的众多悖论坚硬地重复了。
1989年6月4日以来，置身国内和身处异域的体制外华人知识分子之预期，一次又一次落空，各种转变愿望和改良方案也被专制主义的铁靴踏得粉碎。你怎样解释这幅充满悖论的中国拼图，以及中国体制外知识者的迷茫？
答：繁荣和腐败共生，兴盛与衰亡并存，确实是中国拼图中异常矛盾的组合现象。世纪之交，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失败和社会主义破产，曾经让人们相信中国的极权统治即将寿终正寝；可是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度繁荣和极权制度的强力运行，又使人们的预想一次次破灭。中国这只身披极权盔甲的雄鸡昂首挺胸屹立东方，任历史潮流哗哗流淌，仿佛要向世界证明极权主义神话的永久魅力。失望与疑惑不能不日益弥散。
我认为人们的疑惑主要因为不懂得国家盛势与政权衰势的区别，又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没有看出国家盛势与政权衰势的暂时重叠。其实，繁荣兴盛一面只属于国家运势，而腐败衰亡一面才属于政权运势。
二是没有分辨国家兴盛所伴生的秩序紊乱和政权衰落所伴生的态度强硬在混然中的差异。实际上，秩序紊乱主要是专制政权面对国家兴盛态势时反应迟钝引起，态度强硬主要是统治集团面对政权衰落态势时拼命抵抗导致。
三是没有认清兴盛国家的确切走向和衰落政权的阻止意图。事实上，国家的前倾步伐是要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奔向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而专制政权却在拼死阻止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多元文化形态的实现。
三个方面的重叠、混然、冲突，使我们眼前的历史仿佛成了一潭漩涡激荡的洄流，前进的方向和变革的出口，暂时被旋转的水流和飞溅的浪花所掩盖，很难看清它的真实流向。这就要求我们将目光超越这潭喧哗的漩流，放眼整条河道，看清这潭漩流的入口和出口。
问：你说的国家盛势从何而来？是理论推导，还是现象归纳？
答：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次日，香港科技大学教授w曾发来电子邮件咨询对这个惊天事件的看法。我当时就在回信中谈了与此相关的意见。时间过去了十三年，我当时的看法大多得到证实。所以，这既是现象归纳，又是理论推导。
问：我知道这是中国民主知识界的一个认识盲区和过敏话题，请你说来听听。
答：我要说的历史问题和哲学观点，可能整个理论界都比较陌生。其中只有一个例外——那些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可能会因为字面上似曾相识而表示赞同。只不过我愿意预先提醒他们：千万不要产生任何误会，我不是他们的文友而是他们的论敌。
问：黑格尔说过“存在即合理”。如你所说：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并非人为强加，而是当时民族竞争形势下，中华民族确立民族共同性——建立民族国家所需要。今天，这个建制在世界民主潮流冲击下依旧岿然不动，而且还在发展现代性经济中显示出巨大作用。难道它的继续存在，就没有什么理由或者合理之处？
答：你的这个切入点很好，提的问题也尖锐而深刻。这个建制当然有继续存在的理由。一是在它出现统治危机之时恰逢世界历史发展重心正向亚洲转移，冷战时代结束后的世界格局又处于激烈动荡和缓慢调整之中，作为国家权力的掌握者——它必然要担负起迎接民族振兴和抗衡世界变局的双重职责。二是当它出现危机之际，国内的变革条件还不具备，这就使它不得不为空位的民主政府，提前履行某些极不情愿也极不胜任的职能——构建市场经济模式、法律制度体系、社会保障机制、多元文化格局。某种意义上，它成了世界历史变局和中国历史进程的不自觉工具。尽管做这些事，既非它的本意，也非它的所长，完全是迫不得已。只不过，这也足够成为它苟延残喘的理由了。
问：很多年来，一直有西方学者和政治家断言中华民族将要崛起。这些人的名字可以排出一长串，例如著名学者就有英国汤因比、法国迪梅奇尔、美国赖肖尔，著名政治家就有法国拿破伦、美国尼克松。前些年，海内外一些被称为“新儒学”的学者更声言中华文化将会拯救世界。2007年2月3日，颇有远见卓识的美国原国务卿基辛格也在一次谈话中说到：“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可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好象对此不感兴趣，更有批评者拿西方国家的高度文明成就和优秀文化成果做比较，认为看好中华文化纯属妄自尊大。
答：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异议，主要担心妄自尊大的民族主义思潮，再度成为专制主义堡垒进一步巩固的防火涂料，阻碍国家政治制度朝着西方式宪政民主方向的转变。这种警惕并非没有道理。1990年代，国内外华人知识分子关于民族主义问题讨论中的多数意见，都怀有这种担忧和警惕。然而也要看到，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异议，同时跟他们的历史视野缺乏应有的深度与广度有关。
问：中国政治现代性的转变，确实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朝着西方式民主政体的转变势在必行；另一方面，这种必然转变又受着国际抗衡需要和民族自尊要求所激发民族主义的死命纠缠。两种力量势同拉锯，致使政治制度转变的方向既确定又不确定，也使后极权主义能够长时间成为看守政权。
答：只不过在我看来，专制政权已经走到自身命运的大限，政治制度向着西方式宪政民主的转变不可避免。只要民族自尊要求能够转化为文化和制度创新的动力，中国今后的民主政治制度一定会比西方更为完善。当前，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需要重新磨合，并确立两种拉锯力量之间最终的契合点和平衡点。它将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既具备白色现代性，又符合黄色民族性。
问：你说世界历史发展重心正向亚洲转移，是纯粹的理性分析，还是包含着神秘直觉？
答：这是一门新学问，我把称为与“国运说”并列的“世运说”。它既是历史哲学的一个分枝，又包含着中国传统五行学说的有效元素。
问：看起来，世界历史舞台上现在继续活跃和过去早已消亡的众多民族，各自的时间起始、道路方向、命运遭遇、角色扮演都不相同，所以历史学和教科书所说的世界史，只不过是把各个民族的片段历史或全程历史整合起来的理论描述，至少在欧洲人发现美洲和澳洲并把非洲和亚洲完全纳入视线之前，并不存在统一而自觉的世界史。所以，世界历史发展重心转移之说，似乎毫无根据。
答：我认为，这只是实证主义历史观的偏见。首先，就像宇宙万事万物都有自己发生、发展、消亡的规律一样，人类历史也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规律。其次，尽管人类世界的各个种族曾经互相隔绝，尽管不少民族流星一般一闪即逝或暗星一样默默无闻，然而人类既然是一个整体，就不可能没有各个种族和民族之间的接力，就不可能没有互相接力中的发展积累和前倾走向，就不可能没有某个时期由某个种族中的某个民族带头领跑的统一进程。
环顾地理大发现以前的世界舞台，各个种族中的一些重要民族都先后有过辉煌的演出，虽然那些演出由于各大洲互相隔绝而没有产生世界性影响，但未必不是世界历史发展重心转移到这些种族和民族身上的显现。比如中国历史上的“汉唐盛世”，似乎就是那个时候世界历史重心转移到亚洲黄种人身上的强烈响动。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几个“文明古国”和众多盛极一时的“大帝国”，也应该属于这种应运而生的国家。
16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景观就比较清楚了。在我的视野中，这正是世界历史发展重心向欧洲转移而由白种人领跑的时代。和以往不同，这个时代——地球因地理大发现而完整呈现，世界各国因白种人的殖民主义强加和经济政治文化影响而逐渐趋向一体化，统一而近乎自觉的世界历史进程终于形成。
这是白种人的时代。它的时间跨度已有五百多年，而且所属几个主要民族都已轮换着完成了各自的领跑表演——依次是欧洲的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一旦这个种族再无新的领跑者有待轮换，它的内部接力和外部领跑就宣告完成。
如果你转动地球仪，勾画出16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发展重心所在区域及其场景变换线索，就会发现：第一，这五百多年确实是白种人领跑世界的时代；第二，白种人内部各个主要民族的领跑轮换已经完成；第三，澳洲虽然尚未担当领跑者，但由于地处南半球，很难远程接力；第四，白种人中的最后两个领跑者——俄国与美国，一个和中国接壤，一个和中国处在相同的纬度和相对的经度，种族之间的领跑接力棒最容易传递到中国；第五，白种人时代的结束，应该是黄种人时代的开始；第六，中国在地球上的突出位置，中华民族在黄种人中的显著地位，使它最可能担当新时代领跑者的角色。
不要以为，苏联帝国的解体、美国“911事件”的发生和布什政府的丧失理智，没有隐含着什么历史奥秘。这都是白种人时代结束的征兆。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大繁荣，西方国家出现学习华语的热潮，2006年起韩国外长潘基文连续两届当选联合国秘书长、香港卫生署长陈冯富珍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并非偶然。这些现象都是黄种人时代开始的象征。
问：似乎刘晓波得诺贝尔和平奖和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也属于这类现象？
答：是的，确实与此沾边，只不过带有几分荒诞色彩。简单说两点：第一、世界各国这两个奖项的获得者，很少有人像他们这样遭到圈内人士那么多非议，结果得了奖却得不到尊重。第二、仅仅拿他们跟极权主义国家——前苏联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萨哈诺夫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相比，其精神形象的高低差距实在太大。
问：关于刘晓波，曹长青的长文《分裂的刘晓波》已经做了充分论说，我们不再谈论。请你谈点对莫言的看法。
答：谈论莫言，民主知识界总是喜欢拿那几个著名的例子来批评他政治不正确。其实，莫言的问题既是政治上的，更是文学上的。在我看来，莫言最大的问题是缺少一个文学家应有的形象性思维和形象性表达。他的小说属于才能层次比较低的平面化写作，文字水平只比应用文写作略胜一筹。除了善于编故事，他的作品最缺乏的正是文学所必需的文采性。
问：他既然如此差劲儿，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为何会把奖项评给他？
答：这是后现代主义的胜利。许多中国人包括我自己评价文学作品，仍然保持着现代主义及其之前的传统经典审美标准。其实西方人的审美标准早就变成后现代主义的了。这种标准提倡打倒大师、打倒天才、打倒艺术规范、打倒艺术与普通人之间的栅栏，所以从不计较形象不形象、文采不文采、平面不平面。这种审美标准不仅已然进入学院之中成为其鉴赏惯例，而且广泛融入普通人生活形成其欣赏习俗。艾未未的行为艺术作品在西方大受欢迎是很自然的，因为它能轻而易举契入西方受众的内心。莫言得奖也是这样——他那些玩意儿包含的叙述方式和叙述内容恰巧适合西方人的后现代主义口味。有一次我对余华作品的英文翻译者美国朋友亚仁教授说：当代中国有一个荒诞现象——一些最不适合搞文学的人成了著名作家。
问：荒诞从何而来？
答：虽然世界历史发展重心已向亚洲转移，但是半封建专制政治、前资本剥削经济、后现代消解文化这个“三头怪兽”仍然统治着中国，使得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怪象丛生。谈这个话题没有什么意思，还是让我们回到正题吧。
问：记得1999年到来之前，曾有一个“诺查丹玛斯大预言”搞得全世界人心惶惶。后来因为预言所说——“1999年7之月上，恐怖大王从天而降”，没有届时发生，人们便以为纯属荒谬之言。其实，美国“911事件”正是这个预言的应验。不仅事件的发生情景与那首预言诗完全吻合，而且世人对于事件的“恐怖主义”定性也早在诗中出现。尽管发生时间后延了两年，但也不能成为否认它的全部证据。
答：如果这个事件确实是白种人时代结束的征兆，那么诺氏的预言就是一个超常能力者对于历史动变的提前知觉。
问：各个种族的领跑旗帜是否相同？领跑轮换有什么特点？
答：可把两个问题合并起来回答。从白种人时代五大白色民族轮换接力的情景来看，不同种族的领跑旗帜及其领跑轮换似有几个特点：
其一，领跑作用集中表现为对于世界的话语权影响力。
其二，各个领跑民族的话语权制高点存在差异，并非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一应俱全。比如：16世纪意大利的话语权制高点主要是文学艺术和人文思想，17世纪英国的话语权制高点主要是工业技术、科学思想、商业模式，18世纪法国的话语权制高点主要是人权思想、政治革命、军事力量，19世纪德国的话语权制高点主要是哲学建树，19世纪末和20世纪俄国的话语权制高点先是文学艺术后是社会制度和军事力量，20世纪美国的话语权制高点才由经济、军事、政治、科技、文化实力共同构成。
其三，新的领跑者出现之后，那些完成领跑使命的民族并非从此一蹶不振，而是继续保持自身的发展成果——只不过从此丧失了对于世界的话语权影响力。
其四，由于形成了16世纪以来白种人向美洲和澳洲进行移民和殖民的地理新分布，以及20世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政治集团互相对峙的世界新格局，白种人领跑时代最后阶段的任务竟然由俄国和美国同时担当。
其五，白种人时代，中心民族扩展影响和边缘民族抵御影响的对抗势所难免，从中激发的民族主义往往引起战争冲突，使得领跑民族的优势话语权影响力有时会恶变为破坏性和毁灭性的疯狂舞蹈，例如拿破仑和俾士麦发动的军事侵略，俄国与美国之间的军事对抗和武力干涉。
今天，世界历史重心转移的脚步开始踏上中国大地。跨入21世纪，中国的经济繁荣、国力增强、影响扩大，都来自重心转移之力的推动。
问：你的意思是说：中国不仅可以摆脱自身前现代进程中人之解放与人之死亡同时并存的悖论，而且还可能成为西方国家解脱后现代文化困境的灯塔……。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阶段性难道可以跨越？这种隐性跨越难道真对世界历史具有超前意义？
答：这是一个隐蔽而重大的历史哲学问题，相关的理解和表述足以写成一部书。我只能简要说出自己的意见，供你参考。
人类历史的每一段行程，都和个人普通旅程一样有它的起点和终点。不同的是，普通旅程是以终点站作为归宿地，历史行程的目标，却是获得对于自然和自我的特定认知/操作能力，并建全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特定组合方式及其文化形态、政治制度、经济模式。起点线和终点线之间延伸出的广大区域，就是每段历史行程所要完成历史任务的发展范围。每个民族的起步时间不同，行进条件和速度也有差异，担负的历史角色更不一样，于是便出现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从起点线到终点线之间暂时只有一条路线，由某个担负领跑任务的民族率先开拓。没有任何超前民族的经验和教训可参考，自己完全处于封闭式发展状态，整个行程纯粹是摸索前进。它在这个发展范围的脚步只能循序渐进，前方的众多里程和整个发展阶段，确实不可跨越。
第二种情形：在先行民族的带动下，其他民族跟随而行。这时，先行者的身影和步履所显示的顺利或艰难，可以成为参照，从起点线走向终点线的路线可以不只一条，后行者完全可能选择另外的前进道路。
人类区别于兽类的本质特征，不仅在于能对所置身的世界进行有意识的认知和操作，更在于这种有意识活动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还可纵向继承和横向传播。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有两个来源，一是少数人的发现和创造，二是多数人的学习和借鉴。采他山之石，观前车之鉴，正是人类放眼于横向世界，从正反两方面吸取他人经验教训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一个人在社会中对于前人所积累文化的继承和众人所创造文化的采用，一个民族在世界上对于传统文明的发扬和其他民族优秀文明的借鉴，都会带来自身主观能动力的扩大和提高。其中，他人的教训尤其能引起自己的警觉，可以使自己在走向前方目标之际，提前避免脚下的暗坑和弯道，尽量减少别人已经发生的失误。
然而，即使前方有先行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可参考，只要先行国家依然没有走出特定发展范围的终点线，后行国家选择的不同发展道路，便照样处在先行国家标出的发展范围之内，这个历史阶段同样没有被跨越。
例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各国开始被纳入统一的一体化进程而又处在西方领跑国家所标出的现代社会范围。出于对西方国家前现代进程中社会失序、两极分化、道德失范、人性沦丧状况的反思，各种社会批判理论和社会改造方案纷纷出台。马克思主义强劲登场，试图在制度建设上超越这个历史阶段。在它的正义感召下，西方国家纷纷建立起各种名目的社会主义政党，俄国、中国……世界上二十多个后发展国家更进行了制度化实验。然而一个多世纪的实验，仍然没有超出现代社会的高大围栏。
在西方，所有社会主义政党都不得不演变为适应于现代社会制度的民主主义政党。它们在执政中采取的社会主义政策，只不过比较重视广大中下层民众所关心的平等问题罢了。
在东方，它的普遍平等理想虽然暂时避免了社会在自由竞争状态下的秩序紊乱和个人在道德层面上的人性灾难，但它的极权主义制度又扼杀了社会发展生机和个人自由权利，同样使人陷入活着而又死去的现代式悖论。这些国家的实际进程，还是没能跨出现代社会的边界线。所谓东方社会主义制度，只不过是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畸形现代模式，可以称之为半封建专制主义和半国家资本主义的混合体，不仅没有超在资本主义制度前头，反而比资本主义制度还要落后一大截。否则，就不会发生社会主义阵营向资本主义世界看齐的“苏东剧变”了，也就不存在中国朝着民主社会方向全面转变的必然性了。
从这个方面看，由先行国家发展半径划出的历史范围确实难以跨越。
第三种情形：先行民族的发展已经走到这段历史行程的终点线，人类关于自然和自我的特定认知/操作能力，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特定组合方式及其文化形态、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已经发展到极致，再无横向扩展和纵向前行的可能，整个社会正在终点线上徘徊不前。与此同时，各个后行民族的不同发展进程正参差不齐地箭头一般射向前方终点线。这时，跨出这段历史行程终点线从而超越这个历史阶段大范围的可能性，才会摆在人类面前。
世界历史迈向新里程，往往有两个显著特征：
首先，它并非各个民族都抵达特定行程终点线之后的整齐迈步，而是由一个或几个最具备突破条件的民族领先一步，其他民族再向这个新目标逐步看齐——其中包括跨越旧行程中尚未走完的里程。例如16世纪世界迈入现代社会阶段，就由意大利“文艺复兴”、英国“工业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启蒙运动”率先带头，其他尚处于中古社会甚至古代社会的民族才快步跟上。
其次，它并非都由最先抵达终点线的民族带头突破这条边界，而是由一个或几个民族在整合人类文明和文化成就之际无意中划出的新历史方向和新历史范围。这些历史前驱可能是最先抵达终点线的先进民族，也可能是尚未抵达终点线的落后民族。例如5-10世纪欧洲缓慢迈入中古社会，并非由最先抵达古代社会终点线的希腊民族和罗马民族带头，而是由尚处于古代社会初期的日尔曼蛮族，站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整合犹太民族的基督教之后无意中迈出的一步。
今天，西方国家的先行步伐已经抵达现代社会的终点线，突破并跨出这条界线的时机已经隐隐出现。崭新而关键的一步，可能由某个先行国家安步迈出，也可能由某个后行国家跑步冲出，更可能由一个或几个先行国家与后行国家合力跨出。同样需要整合各个民族的文明和文化成就，但不再是日尔曼民族那样的征服式整合，而是借鉴式整合加上创新。突破性箭头应该是前驱性的文化——它能纠正西方现代文化的偏颇，并重建个人的精神形象。放眼世界民族之林，好象拥有这种文化可能性的国家之中，中国最引人注目。
如果西方现代文化确实已经走到尽头，世界历史重心确实正向亚洲转移，如果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确实碰到了这样两个世界性的历史契机，那么，它确实可能不再重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它确实可能建立一种超越西方现代文化困局的崭新模式，它确实可能引发西方现代文化的重构并牵动西方现代社会的重组。一种以人类现有科学、技术、信息、文化、经济、制度成就总量为基础，又能把个人从物欲主义和纵欲主义中拯救出来的社会形态，将会逐渐生成，现代社会的边界线将因此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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