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号-特稿 华雷简介 华雷文章检索

 

 

漩流激荡的东方大国
——朋友对话之十

华雷

 

    今年,画家朋友m多次来访。交流中谈到不少属于人文启蒙范畴的话题。随后他将谈话录音整理成多篇文章,建议我修订后发表出去。尊重他的意见,合署一个名字。

 

问: 尼采说19世纪上帝死了,福柯说20世纪人死了。国内一位学者说:21世纪的世界性文化主题将是拯救人,中国本土产生的新人本主义思想与世界性文化主题暗合。可是我们所见中国的文化现状,却是物欲主义和纵欲主义思潮泛滥,矮化人、弱化人、丑化人理论盛行,以及专制主义对人们自由言论的禁锢和民主权利的剥夺。这种文化现状能够产生出与拯救人的世界性文化主题暗合的文化趋向吗?

   

答:文化趋向和文化现状是两回事,不能把后者等同于前者。前者是历史潮流在人们——尤其是知识群体和青年群体心中发出的强烈反响,它正是对于你所见文化现状的反抗,呈现出超越西方前现代经济灾难和后现代文化消解,以及专制主义政治桎梏的前驱姿态。后者属于统治集团重复西方前现代时期掠夺式经济并兼容西方后现代时期衰亡性文化,同时继续实行自身专制型政治的必然恶果。21世纪中国文化趋向与世界文化主题暗合之说,一方面看到了西方现代文化面临的旧终点,另一方面看见了中国历史动态包含的新起点。

                                 

问:中国当前的历史动态,有哪些与此相关的指向呢?

 

答:包括三个层面:

一是亚洲大国的应激背景。自从19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尤其是1990年代“苏东剧变”之后,社会制度仍然维持为半封建专制主义和半国家资本主义混合体的中国,一直处在巨大的应激状态之中。是迈入现代社会之城,还是停留在现代社会门外?是重走西方式全面现代化道路,还是另劈特色式片面现代化蹊经?是吸收西方现代多元文化,还是独尊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念?是放纵金钱至上的现代价值观,还是重扬重义轻利的传统道德思想?十字路口光芒四射,统治者头晕目眩顾此失彼,近乎失明。如此左右为难的巨大应激,维持了二十多年还在继续,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从未遇到过。

 

问:人们总以为“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二十多年来,有什么神奇的力量支撑着中国的专制主义大厦屹立不倒。我却认为,可能上帝还在等待某种时机,所以让应激期限继续延长,并让中共政权在保持政治专制和文化控制的同时,身不由己担负起打整起跑路基的任务。如果你关于世界历史发展重心正向亚洲转移的断言成立,那么像中国这样一个亚洲大国就一定会担负某种使命。它一旦从巨大而漫长的应激状态中走出,注定要呈现足以影响世界的崭新面貌。当各种转变条件尚未完全具备,应激状态就会延长——以便创造内部条件和等待外部时机。哦,抱歉!请你接着说第二种指向。

 

答:二是两种人文倾向的重合。围绕人的问题,中国历史正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复杂局面。一方面,半封建性质的专制主义、前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方式、后现代主义性质的消解文化奇特地结合在一起,对人实行着软硬兼施的围剿;另一方面,摆脱政治专制、反对资本剥削、抗拒文化消解的呼声一阵高过一阵。社会生活深处,两种性质相反的力量激烈冲突。尽管灭人的势力更为强大,但救人的呼声仍然压制不住,尽管经济繁荣的浪花试图掩盖真相,但冲突的事实仍然遮蔽不了。

其中凸显的两种人性诉求,无疑代表了这个民族的人文方向。一是摆脱半封建主义专制政治的禁锢,完成“五四运动”所提出“解放人”的历史任务;二是对抗前资本主义的经济灾害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病毒,履行“拯救人”的时代责任。两种人文倾向奇特地重合在一起,共同引出一个关于人的双重主题旋律。起点上——“解放人”,终点上——“拯救人”,本来是西方现代社会文化悖论的两端主题。放眼今日世界,把这两个主题重合在同一历史时空进行演奏的重要国家,好象只有中国。

 

问:可以推断:这个国家一旦实现专制政治制度向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彻底完成“解放人”的历史任务,就会对前资本主义式经济灾害和后现代主义式文化病毒进行有效治理,逐步建立东方特质的文化体系和道德系统,走上一条经济发展与人性完备互相兼容的现代化道路。这条新型道路的文化指向,自然会与“拯救人”的世界性文化主题暗合?对不起,又打断你了……。

 

答:三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础作用。考察世界历史进程,各个主要民族中古时代的文化重心,都偏向于强调个人行为的社会规范,因而称为道德理性。然而中国传承千年的道德理性却与其他国家的通常形态完全不同:它不是宗教形态,而是伦理学形态。所以跟宗教的外在强制性相比,它具有某种内在的亲和性。这个区别虽由不同的民族特性划出,但在各个民族跨入现代社会之门时却显示出不同的人文意义。西方近代文化是对宗教统治的彻底否定,中国五四新文化和革命文化在批判封建礼教的同时却未能铲除民族文化心理中的道德根基;西方随后几百年的社会生活又把宗教伦理当作台面礼仪,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却一直在人们文化心理中发挥着隐蔽而普遍的作用。即使在革命文化彻底斩断传统文化的漫长时期,传统道德也在规范着人们的社会行为并维护着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

 

问: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物欲主义和纵欲主义冲垮了革命道德体系的大堤并冲击着民族文化心理中的传统道德根基,但是这个道德基础并未彻底崩溃。否则,网络媒体上和现实生活中就不会有那么多感人至深的义举与善行。当你看见这些崇高行为已经不带任何一点革命道德的虚假色彩,就会相信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中的道德标准和道德理想依然普遍存在。

 

答:当我们认同国内体制外思想者关于现代性人文大转变的观点时,还须看到他们所忽视的一面:中华民族完成从传统群体主义向现代个体主义的人文转变之后,仍然保存着难以改变的基因底片——传统文化优质成分在民族观念和民族心理中的永久积淀。否则,现在社会生活中的人性沦落和道德沦丧势必更加严重。是的,中华民族从传统群体主义转变过来的现代个体主义,将会因为自己特殊道德理性的深层次延续而具有全新的趋态。只要眼前的历史变局能够同时提供既“解放人”又“拯救人”的双重机会,它就会获得全新的个体主义性质,就会向世界展现全新的个体主义精神形象。

  

问:记得1990年代,一批国际伦理学者曾经大声呼吁制定一份与《人权宣言》相对应的《责任宣言》,目的是规范全世界的个人行为。他们广泛提取世界各民族宗教经典和伦理范本中公认的“黄金律条”,建议作为这份宣言的底本。其中就有中国传统儒学和道学中的教诲。这好象就是针对白种人文化困局发出的正面呼声,而且是把传统道德理性当作渡过人性湍流的方舟。

 

答:人类历史上创造的各种文化,都包含着永恒有效的成分,无论神话还是宗教。否则,它们就不会在当时占据人类思想的天空,并且至今仍然烛照人们的心灵。尽管大变革时代的观念革命,会使旧文化观念遭受颠覆的命运,但是其中包含的永恒成分又会在变革时代结束之后重新复活——不仅闪耀于社会的边缘地带,同时活跃于人们的内心深处。道德理性普遍产生于古代社会后期并盛行于整个中古时代,其背景无不是各个部族之间兽性大发作的征战、杀戮、掠夺,其要旨无不是对兽性的遏制和人性的宣扬。正如意大利雕塑家米开朗基罗那一尊《半马人战斗》披示的真理:人类身上永远交织着人性与兽性纠缠不清的难题。西方16世纪以来的个性解放,在砸碎宗教桎梏的同时把长期禁闭的兽性也一并释放,他们现代社会中的人性灾难便由这只野兽造成。所以道德理性包含的永恒成分,今天依然有效。只不过,对应于白种人极端性格的宗教形态,更带有强制接受的特点,对应于中国人平和性格的伦理形态,更具有自愿认同的特征。两相比较,只在表面上被抛弃的中国传统道德,对于站在现代社会边界线上的人类前驱,更具有启示作用。

                                

问:也是1990年代,中国学者刘小枫提出“基督教救中国”的口号,并集合一批学者翻译了许多基督教方面的书籍。难道中国现实中的道德危机,需要基督教来拯救?

 

答:表面看,西方完成个性解放之后的社会生活,尚有宗教信仰作为个人行为的最后防范;中国却不然:当1980年代开始第二次个性解放之际,既失去革命道德体系的大堤,又缺少传统道德规范的栅栏,个人行为似乎毫无限制。刘小枫的忧虑和补救大概由此而来。

然而他没有看见,在更深的心理层面,事实正好与表面现象相反。西方文化自古就有个体主义传统,即使现代西方人——内心深处也是没有任何防范的个人主义者,宗教的防范作用只在表面。反之,中国文化自古就有群体主义传统,即使转变为现代个体主义的当代中国人——内心深处也是充满防范的群体主义者,所谓没有限制只是表面现象。

从夏朝至战国时代,易经文化和五行文化逐渐进入古代文化主脉所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使得中国人骨子里就深信天命、命运、万物有灵、生死轮回。即使马克思主义统治的年代和个人主义泛滥的今天,多数中国人也没有改变内心的执信。所以,古代中国勿须宗教维系而不曾出现宗教统治,今日中国恐怕也没有可供宗教广泛覆盖的心理空间。因为宗教就在中国人心中——对于天命、命运的隐隐敬畏和对于忠、孝、仁、义、礼、智、信的遥遥向往。

 

问: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人们尽可自由信仰,但想用某一种宗教来拯救中国今日的道德危机,恐怕很难如愿。人的信仰,可大可小。大者可以是一种理想憧憬——比如天国境界、极乐世界、大同社会、共产主义。小者可以是一种人生信念——比如坚信人的本质是精神存在,创造、发明和道德完善是人生天职。区别只在于前者为他律,后者为自律。一个保存着群体主义文化心理的民族,一个可以用理性信念来建立个人自律的社会,未必需要宗教信仰的强制维系。

 

答:人类社会的理性形态,大概有这样几种:想象理性、道德理性、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前三种理性形态已在历史上先后显现,现在还剩下第四种理性形态有待展露。

中国现在的道德危机不会长久。只要实现政治制度的转变,并在“解放人”的同时开始“拯救人”,以传统道德为基础又与现代个体主义相契合的新型伦理——价值理性便可能逐步建立。

                                

问:1990年代以来,知识界忽然发现:英雄时代已经终结,平庸时代正式来临。文学领域的表现最为典型——那就是诗歌时代的结束和散文时代的开始。的确,1980年代的精彩演出已经彻底退场,空地上只剩下散乱的石头。社会生活中过去那种高昂的精神和激情,已被疯狂的物欲所耗散,人们沉湎于物欲竞争和纵欲享乐而无法自拔,高尚的精神和崇高的激情再也振奋不起来。

 

答:这只是后现代文化景观拼贴在前现代经济肌体上呈现出的变态人文现象。

实际上,纯粹的前现代社会同样是英雄气质和诗歌精神的土壤。16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的西方世界,虽然物欲主义和纵欲主义横行,但是试图改造社会弊病的英雄身影和对抗非人性浊流的诗歌旗帜,依然一次又一次在历史前列挺立。只是到了后现代社会,公共秩序才完全精细化程式化,世人生活才完全商业化消费化,个人精神才完全碎裂化平面化,英雄气质才被砍去头颅而沦为平庸,诗歌精神才被砍去旗竿而降为散文。

 

问:中国所处的真实历史时段仍然是不完全的前期现代社会,揭去那一层喧哗的后期现代文化水皮,产生英雄气质和诗歌精神的土壤依稀可见。

 

答:其实,人们怀念中的1980年代的“新文化启蒙”,主要是一种从长期的政治专制和思想控制下解脱出来的兴奋和热烈,在思想批判和文化建树两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不仅西装革履的学术界踏着官方的改革步调前行,就连离经叛道的艺术界也期待着官方价值容器的接纳。重要纪录仅仅在诗界、画界、音乐界取得——以十年时间跑完西方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百年行程。

1990年代虽然没有那么兴奋和热烈,但知识界终于确立了绝袍断义的果决。不仅清醒批判政治专制和言论控制,而且明确进行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建构。时间系列上,周伦佑《刀锋二十首》、余杰《火与冰》、摩罗《耻辱者手记》、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徐友渔《自由的言说》、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林贤治《自制的海图》……,言80年代所未言,照样引起受众的强烈反响和广泛共鸣。官方省级以上文化刊物主持者大面积倾向自由民主维度,更显出人文知识分子的整体惊醒与疏离,使得自由民主言论在专制主义的裂缝中挤占出自己的空间。李慎之、何家栋等革命知识分子与毕生追随的集团、主义、制度决裂,也造成极大震撼。这些截然不同于80年代的文化事件,高度体现了前现代社会的思潮品位及其英雄气质和诗歌精神,几乎没有一点后现代文化的垂死痕迹。90年代以来的文化河床,与历史同步的思想潮流一直在奔腾流响。

平庸化和散文化,仅仅是受半封建主义政治专制、前资本主义经济剥削、后现代主义文化消解共同作用和叉误导的假象。只要历史时机成熟,转变时代正式开始,个人精神就会再度高昂,个人激情就会再度焕发,英雄气质和诗歌精神就会在社会生活上空重新飞扬。眼前的平庸化和散文化,并没有像西方后现代社会那样成为永久定式,明显包含着置身十字路口的迷茫、困惑、错乱及其多种可能的指向。

其中激荡着一种超现代社会的历史冲动——民主政治+法制经济+自由文化+价值理性。                            

 

问:一位中国学者到英国访问。他那自由国度的英国同事拥有乡间别墅、名贵轿车、丰厚薪金,却愿意交换他在北京二十多平方的简陋住房、低微薪金、普通职位,到极权主义的中国工作。理由竟然是中国正处在社会变动之中,一个学者置身这种应变现场,更能激发高昂的精神和激情。一位美国姑娘单身来到中国乡村学习太极功夫。她说在美国家中,衣食住行所需应有尽有,但是总感觉缺少什么重要的东西。许多白人青年自愿放弃国内优裕生活到中国定居,并用平凡工作维持生活。他们同样想在中国寻找人生缺少的什么。

    这好象从侧面证明:西方社会富裕的物质生活条件、自由的个人生活环境、多样的后现代文化景观,并不能全然满足西方人内心的需要。理想主义追求、英雄气质体现、诗歌精神向往,仍然活跃在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心中。处在现代社会终点线的西方社会,远不像站在现代社会起跑线的中国这样——还保留着更多理想主义的天空和人生奋起的可能性。

 

答:群体理性和个人意志,一直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互相搏奕的双方。群体理性要求个人安分守己,个人意志却希望出人头地。于是,历史进步便呈现为双方对立统一格局的不断演进。如果说远古社会体现了群体理性与个人意志的原始同一性,那么古代社会、中古社会、现代社会,就是历史舞台上群体理性与个人意志两大主角彼此消长的四场演出。当统治阶层把自己的特权利益揉进群体利益之中,对个人实行超度限制和剥夺,个人的反抗有时就会爆发为推翻统治者的革命。

这种搏奕演进到现代社会,彼此关系出现崭新格局。个人权利被置于首先地位并以不侵害他人为前提,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演变为管理与被管理,而且要以契约方式给予确认。为了社会生活长治久安,群体理性体现为制订公共规则和维护公共秩序。个人出人头地的愿望得到准许,但必须循规蹈矩和循序渐进。群体理性和个人意志似乎达成共识而互相兼容,共同追求了千年的理想世界仿佛实现。然而,现代社会的规则毕竟以商业主义和技术主义为经纬,其中渗透着的物欲性和机械性并未体现个人精神层面的真实需求,精神自我因为这些规则的限制和放纵而失去重心,在难以承受之轻中破碎为遍地鸡毛。作为对抗性呼吁的现代主义文化和后现代主义艺术,本来是要找回人生失去的重心,可是它们从非理性主义视角对人生真实本质的歪曲和丑化,却进一步加剧了人生的危机。

 

问:一位法国的画家朋友也认为,越是成熟的现代社会,个人的精神理想越难实现,人生的精神形象越是凄楚。商业社会的本性天然与人性相悖,百般遮蔽着一切有助于提升个人精神境界和道德价值的文化烛照。越是成熟的商业社会,越是文化的荒漠。

 

答:当我们为了政治民主和个人自由而百折不挠地挣向现代社会,一定要看到现代社会将会对个人本质产生的另一种剥夺。其实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已经亲自目睹了它那非人性、非文化的可怕表演。只不过,这只是在政治专制和思想控制框架内重复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恶果,中国还存在转变的契机和另外的前景。

人生的振奋需要变数。处在世界历史重心开始转移和西方现代社会临近终点大背景下的中国现代性进程,正潜伏着无数变机。只要转变时代开始启动,个人表现的机会将会纷纷呈现,个人的精神和激情将会再次振奋。那将是21世纪全世界最激动人心的事件。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将会看见现代社会范围内最为耀眼的社会制度、文化观念、人生格局大错动,并为之振奋起来。

                                

问:“苏东剧变”同样发生在西方现代社会走到尽头的大背景下,而且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裂变。可是并未产生如此效应。

 

答:因为它们同属白种人,没有承当和呼应世界历史重心转移之运势。苏联帝国的解体,反而成为白种人最后两个领跑民族开始退场的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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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华雷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5年1月19日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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