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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画家朋友m多次来访。交流中谈到不少属于人文启蒙范畴的话题。随后他将谈话录音整理成多篇文章，建议我修订后发表出去。尊重他的意见，合署一个名字。
问：我曾在国内民间刊物上看见一个“转变时代”概念，非常醒目。前方地平线上又一个仿佛呼之欲出的转变时代，如今却姗姗来迟，确实让人深感困惑。我感觉你的分析更为具体。能否界定一下这个概念的具体所指？
答：转变时代——历史走到转折点或者拐弯处而发生整体断裂的强光四射时期。人们平常所说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五四运动”、“新文化启蒙”……都是转变时代的不同称呼。
问：转变时代有什么特征？
答：我理解的转变时代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社会生活剧烈震荡，二是个人思想空前活跃。这表明：它既和社会制度变革、朝代更替、体制转型相连，又不完全等同于这些社会大变动。
历史上发生的社会大变动，并不都能带来个人思想普遍活跃，有的反而会窒息人们的思想。例如：欧洲各国从古代社会向中古社会的历史大转变历时近五百年，除了导致基督教的统治和各个民族的重组，并没有带来个人思想的活跃。中国从秦朝开始到清朝结束的千年中古社会改朝换代几十次，很少带来个人思想的普遍活跃。甚至五十多年前中共政权代替国民党政权带来的变化，也不是个人思想的普遍活跃，反而是个人思想的长期窒息。
问：你是说历史上的社会大变动有两种趋势：一种是加强对个人的控制，一种是放宽对个人的控制？
答：是的。我认为所谓的转变时代，应指那种趋向于凸显个人地位的社会大变动时区。
具有这种趋向的转变时代，似乎可从深度和广度上划分为三种量级。
问：请你先说第一种。
答：第一是大尺度转变。指那些具有凸显个人地位趋向的社会形态整体变革。例如：欧洲历史上远古社会向古代社会的转变和中古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它们各自以“古典文化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名义展现了个性的大解放和思想的大活跃；中国历史上古代社会向中古社会的转变和中古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它们分别以“百家争鸣时代”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烈场面彰显着个性的大解放和思想的大活跃。
问：第二种又是什么情形？
答：第二是中尺度转变。指那些带有凸显个人价值目标的大范围体制转型、政权更迭或制度重建。前者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潮流从民主主义时代向民族主义时代的转变，20世纪中叶西方世界从前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现代主义文化”和“后现代主义艺术”分别成为病态性个人振奋和思想活跃的标志。后者如：20世纪80-90年代的“苏东剧变”，它直接带来二十多个极权主义国家的个人解放、思想活跃、文化振兴。
问：那么第三种呢？
答：第三是小尺度转变。指一个朝代内部具有凸显个人地位内涵的体制改革。例如1979-1989年，中国从前极权主义时代向后极权主义时代的转变。十年中突如其来的文艺繁荣、文化启蒙、民主诉求，都由体制转型出现的缝隙和个人解放引起的兴奋所催生。前几年，不少文化人曾以无限缅怀之情追忆“伟大的80年代”，却不知道80年代所隐含的小尺度转变性质。它的伟大和局限同样明显——只不过是在试图完成“五四”时代提出的“解放人”的历史任务。
问：我从你的谈话中明显感觉——你已经认定中国面临着一个担负多重使命因而内涵异常复杂的转变时代。
答：是的，我一直这样认为。
问：中国目前面临的转变，应当属于什么尺度？
答：用这三种尺度衡量，都不太适合。从它将要改变专制政权的深度看，肯定大于20世纪80年代的小尺度转变。从一个东方大国将要改变与几千年专制主义政治传统一脉相承的极权制度的广度看，又接近于20世纪80-90年代“苏东剧变”式的中尺度转变。与欧洲“文艺复兴”和中国“五四运动”为标志的大尺度转变相比，它又大为逊色——因为它本身就处在那个大尺度转变所划出的时代范围。
而且，完成“解放人”的旧历史任务和提出“拯救人”的新历史目标，已经具有超越个人本能欲望而提升个人精神形象的双重指向，它所带来的社会激动，必然更多人性的振奋而较少兽性的冲动，必然更多理性的冷静而较少感性的狂热，必然更多有序的震撼而较少无序的动荡。这使它在社会运动的爆发性和广阔性上，也远不如大尺度转变。
如果没有承担新一轮世界历史领跑者的角色和“拯救人”的时代义务，中国面临的转变最多不过是中尺度量级。然而，历史契机暗自赋予的这种角色位置和义务份量，使得它的深度和广度又要超过中尺度量级。可以说，要不是世界历史重心正向亚洲转移和西方后现代文化已经走到尽头所隐藏的重要机遇，中国面临的转变只不过是极权主义最后堡垒的倒塌——“社会主义阵营”红色版图上的最后一大块终于变成白色，各个国家都变成统一的白色世界。然而两大机遇的出现，却使“苏东剧变”后的又个一重大事件有了另外一种可能：这块红色版图将转变为融合着白色的黄色，并向白色的终点线投射橘黄色的光芒。
问：按我的理解，转变时代的时间跨度不是很长，有的几年，有的几十年，有的几百年——相当于三种尺度的阀限。而且，它的使命只是提出历史的任务，并非完成提出的历史任务，例如中国20世纪初期“五四运动”和80年代“新文化启蒙”之情形。可以说，80年代“新文化启蒙”只是有限重复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和部分完成“五四运动”所提出“解放人”的任务。中国目前面临的转变，难道不也是全面重复这两个运动共同喊出的口号和全部完成它们共同提出的任务吗？很难想象只是完成旧任务而不提出新任务的转变事件，会有多大的意义。
答：你的提问同时在强调我的结论。中国面临的转变一身二任。一方面它要完成“五四时代”和“80年代”所遗留“解放人”的旧历史任务，另一方面它又要提出“拯救人”的新历史目标。如果它的使命仅仅像“苏东剧变”那样只是完成旧历史任务，确实没有更多意义。然而，世界历史重心转移和西方后现代文化走到尽头的双重背景，正在赋予它新的历史使命——提出“拯救人”的任务。这就使得这个转变事件必将放射出超越自身范围的耀眼光芒。当然，它的时间跨度同样不会很长，提出这个任务也不等于完成这个任务。只要看到“拯救人”是21世纪的世界性主题，这个任务的完成就至少需要全世界一百年的努力。当这个主题全面展开，已经走过五百多年历程的现代社会，就可能逐渐走出负面困境而悄然发生改变——变成某种新形态的超现代社会。
问：放眼各个国家发生过的转变事件，它的公开现象似乎都凸显为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而且两种运动的发生顺序并不一致。以发生在近代的社会变革为例：欧洲的变革往往文化运动在先政治运动随后，比如16世纪的意大利、17世纪的英国、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德国、20世纪的俄国。中国的变革却相反，往往政治运动在先文化运动随后。比如20世纪初期的大转变——先发生“辛亥革命”，后发生“新文化运动”；甚至80年代的小转变也是这样——先发生“宫廷政变”，后发生“新文化启蒙”。中国目前面临的转变，难道也是这样的顺序？
答：中国现代变革中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的特殊顺序，似乎与中华民族的泛政治化特征有关。家国同构的传统民族心理，政治话语大于一切真理的传统文化特质，政治权力主宰全部社会生活的传统专制方式，使得本为转变先声的文化运动只能在统治权力松动所出现的空隙中发生。不仅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和80年代“新文化启蒙”是这样，就连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也如此。我们面临的转变可能也是这种顺序：文化运动紧跟着政治变动而发生。
只是这个文化运动，不会再随着政治新秩序的建立与巩固而丧失继续展开的空间。它将蓬勃发展并形成蔚为壮观的局面，为中国担负领跑世界的使命确立文化话语权。因为新建立的民主政治制度与它同质同构，会为它展现自由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它只会谢幕于自身任务完成和能量耗尽。
问：台湾现象可能是一个例外。尽管同样属于中华民族，台湾的情形却似乎不尽相同。
答：由于蒋介石使用专制方式操作民主制度，台湾似乎有过前威权主义与后威权主义的划分。老蒋时代——前威权主义，小蒋时代——后威权主义。两者之间的转变也发生在1980年代，政治标志为小蒋代替老蒋执掌权柄。然而，1949年以来台湾最杰出最大气最深沉最优秀的作家、诗人、音乐家、歌唱家及其作品，好象都出现在1987年小蒋宣布解除专制禁令以前。1987年专制统治放松之后，台湾的文学和音乐反而逐步走向衰落。可见台湾小尺度转变中，文化运动并不像大陆一样跟在政治运动之后发生，而是像西方国家一样以先声的姿态发生在政治运动之前。这种差异，可能来自海峡两岸的地域差异和传统文化束缚程度的不同。
问：中国的转变时代迟迟未来，还有其他什么具体原因吗？
答：你知道高压锅有一个排气孔和安全阀，作用是减轻蒸汽压力和预防超限爆炸。其实这个高压锅原理同样适用于社会调控。
转变时代的到来，除了统治权力松弛和个人自由空间扩大这个根本条件之外，还需要能量的积累。这里所说的能量，既包括社会的不满情绪，又包括人们的表现冲动。春秋战国时代爆发“百家争鸣”的能量积累了近两千年，二十世纪初期爆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能量积累了两千多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爆发“新文化启蒙”的能量积累了三十年。198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虽然看起来积累下了更多的不满情绪和表现冲动，可是却发生了一个意外，使得能量泄漏而动力不足。我说的是香港这个自由窗口和互联网这个自由平台所起的减压作用。通常人们只从正面来看香港这个自由窗口和互联网这个自由平台对于极权中国言论状况的积极效应，从未想过这两个自由排气孔对于极权中国的减压作用。仔细想想：2001年特别是206年以来，大陆作者在香港出版了多少著作？国内网民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多少文章？如果把它们全部加起来，肯定比八十年代“新文化启蒙”的作品还要多。它们通过这两个出口所产生的作用，不仅是自由思想和民主意见的表达，而且也在为极权中国减压。所以转变时代迟迟未来的原因，还包括心理能量和思想能量积累不足。
问：2013年以来，中国当权者重新加强言论控制和文化专制，包括互联网也不例外。如今这种趋势愈演愈烈。
答：当权者自然没有意识到：他们同时是在堵塞排气孔，给社会增压，为转变时代早日到来积累能量。西方国家为什么能够长治久安？因为民主制度充分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选举自由、罢工自由、游行自由，人们的不满情绪和表现冲动随时随地都可以排遣，不会长期积累一朝爆发。
问：中共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如果能够沿着“胡赵新政”的方向继续走下去，从“宽松政治”走向“开明政治”再走向“民主政治”，中国社会完全可以长治久安。
答：可是中共高层顽固派却要反其道而行之，偏偏要从“四项基本原则”走向“六四大屠杀”再走向“镇压法轮功”最后走向“全面维稳”。现在民众每年缴纳的税赋，被用来组织、装备、设置强大武装力量专门对付民众的数额，已经超过用于防备外敌侵犯的国防经费。专制主义者自以为高压之下必有政治稳定，却未曾考虑高压政策会积累民怨民愤，最终导致高压锅发生爆炸。为一党之私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这才是在真正的“寻衅滋事”、“危害国家安全”、“颠覆国家政权”啊！
问：我忽然明白为何西方民主国家很难成为现代社会的破门而出者，因为推倒现代社会的无形围墙需要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来宣告，而西方民主国家充分的个人自由已经把人们的不满情绪和表现冲动释放殆尽，缺乏爆发社会运动的能量积累。2011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行动”和英国“伦敦示威行动”的无能为力景象似乎是一个证明。
答：是的。这个破门而出者很可能就是拥有十四亿人口、经济已经现代化、人文与文化多元混杂、政治上仍然处在极端高压下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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