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画家朋友m多次来访。交流中谈到不少属于人文启蒙范畴的话题。随后他将谈话录音整理成多篇文章，建议我修订后发表出去。尊重他的意见，合署一个名字。
问：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人们已经谈论了一百多年。从中古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究竟包括哪些内容？
答：主要包括四项内容：
政治上从专制制度转变为民主制度，
经济上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工业，
文化上从道德理性转变为工具理性，
人文上从群体主义转变为个体主义。
现在中国的经济转变、文化转变、人文转变已基本完成，只剩下政治转变这个最后之变仍然在僵持。虽然经济上还残存国有企业垄断问题，文化上还残存专制主义控制问题，人文上还残存国家主义肆虐问题，但这些其实都是政治问题——都是政治专制主义拒不转变造成的。
问：中国现代性进程最后之变的脚步声，就连霸占权位的统治集团也感觉到了。可是最后之变的时间，却谁也测不准。曾有一次次的机会出现，又一次次流星般消逝。
答：任何关于时间的推断，都只会成为智力游戏和智力笑话。要不然，哲学家怎会感叹历史的奥秘大于自然界的奥秘？我认为中国的最后一变之所以不像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快捷迅然，主要还是它同时包容着世界历史重心转移的内涵，尚不具备充分条件。
问：最后之变的方式，更是一个难题。人们曾经推断过三种方式：苏联式、波兰式、罗马尼亚式。可是一种也没有出现。
答：历史的奥秘，也在于它不像自然现象那样可以重复。对这些方式的推断，其实是对重复的预期。仔细分析，中国也缺少这三种方式的必备条件。苏联方式需要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那样具有人道主义胸怀的政治家，中共高层永远有不起这样的杰出人物。波兰方式需要高度团结而觉悟的工人群体，中国几千万工人遭受了下岗式的生存权利剥夺，仍然缺乏普遍的聚合愿望和反抗冲动。罗马尼亚方式需要警察和军队的倒戈，中国的警察和军队却继续扮演专制政权忠实门卫的角色。人们的预期自然要失望。
问：我承认专制主义在人文层面已经丧失赖以生存的文化心理基础，在现实运行中也遭到了人心的普遍疏离，然而推动转变与抗拒转变的力量对比仍然非常悬殊。1990年代以来，一批又一批民主人士以各种理由和方式流亡海外，并在那里进行全面放开而距离遥远的反对活动。坚守国内承受重压的知识界异议力量，反对的声音不能不委婉迂回。虽然工人、农民、市民的维权活动此起彼伏，但缺少知识者的有力呼应和民主方向的最后汇总。要求转变的民主力量和抗拒转变的专制势力，似乎处于全面僵持状态，谁也无法大幅度移动。人们只好听任时间的隐蔽推移和事变的自然发生。
答：只从台面上看，专制政权的牢固来自两个相反的方面。
一方面，它动用庞大的政权组织、暴力机器、宣传机构进行着严密防范。这个政权对于民间反对声音的恐惧和敌视已经到了风声鹤唳的程度，哪怕许多反对声音并不涉及它的统治地位。所以，不仅任何组织异端、政治异端、思想异端要立即镇压，甚至工人为失业、农民为失地、市民为失居……的请愿和上访，也要马上扑灭。
另一方面，这种全面高压不能不使人们深感畏惧并本能龟缩。个人面对强权时的恐惧，不外乎顾虑到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亲人、自己的生命。这正是一切专制暴政所瞄准的个人心理罩门。
两方面共同形成笼罩整个社会的阴郁气氛，使得人们所预感的各种转变方式只能弥散为僵局。
只不过，知识者远距离批判和近距离异议产生的深刻影响，民众维护生存权利举动造成的表面震动，并非全无进取作用。至少，这个政权抗拒民主潮流的本质和敌视人权的本性，已经在这些力量的作用下暴露并痉挛。僵局不僵，民主进程依然在一寸寸前移。从“苏东剧变”算起，已经多等了二十多年，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耐心。现有条件下，每个人只能按自己可行的方式选择行动。海外政治团体和民主人士的组织准备与舆论宣传，国内知识者在各种话语平台的曲折言说，民间人群此起彼伏的维权活动……，都会形成某种推进转变的合力。1911年的“辛亥革命”并不是孙中山和同盟会直接发动。1989年的“六四运动”，也不是启蒙知识分子直接掀起。它们都是其他人群意外点燃的导火线，但又是这之前各种思想言行、流血牺牲共同催动下突然爆开的冲天火焰。
问：2005年以来，高智晟所代表全国一批正义律师为了平民权利和社会公正进行的英勇抗争，凸显出三个耀眼的动向：第一，反对专制和争取民主的知识分子行列中正式出现了律师人群的身影；第二，他们给予维权群众的法律援助，开始实现民主知识分子与被损害被侮辱民众的有机结合；第三，他们的加入，使民主力量终于能够解开专制主义法律外衣上的一颗颗护身铁扣。
答：当代许多国家处境险恶和进展缓慢的民主事业，都离不开律师的辩护和捍卫。可是中国1989年以来反对专制暴政和争取民主权利的奋斗，却一度把律师群体的作用忽视了。2005年之后，他们中间终于有越来越多的勇敢人士站出来发出不同凡响的声音，意义非常重大。民主知识者和维权民众一旦有了律师力量的支持，就可能实现价值理想、大众利益、法理捍卫的紧密结合，民主力量也将拥有更加完整的话语权利和话语向度。假如有一天他们能够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自由律师公会，在法律范围内统一援助各种民间维权活动，那么国内的民主事业就可能出现崭新变局。
尽管2013年以来许多坚持法治正义的律师被非法关进监狱，但是民主律师的大量出现已是不争的事实。他们的遭遇响亮地暴露了所谓“法治国家”的无法现状，也把律师的抗争活动从此自觉纳入民主主义的行列。2014年12月初，尽管红色恐怖与褐色雾霾一起笼罩全国，仍然有近400名中国律师集体签名，发布《关于吉林辽源警方当庭非法拘押辩护律师的严正声明》，2014年12月底，中国人权律师团发布《我们终将拥抱自由———2015年元旦献词》文告，充分显示出他们在捍卫社会公理的同时维护自身权利的自觉。我在他们当中，看到了一批有理想有激情、有智慧有才华、懂法律懂政治、懂官场懂民间的年轻政治人才，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宪政民主制度的希望。
问：19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和“新儒学”从各自角度对激进主义思潮进行了全面清算。“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甚至“‘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文革造反运动”……，都被抨击得一塌糊涂。从此，“非暴力主义”似乎成了中国进步人士反对专制和争取民主的唯一方式。我却感觉，这种方式在专制暴力面前显得十分脆弱。1989年以来，不少人正是以这种方式献出生命或者身陷牢狱，不少人正是以这种方式恐惧地生活并抗争着。难道用肉体抵挡刺刀是人们唯一的选择？
答：置身中国严酷的政治环境，“非暴力主义”至少包容着四层含义：第一属于避免社会破坏和人道灾难的自由主义理念和新儒学思想；第二属于弱势民主力量面对强势专制暴力的明智选择；第三属于民主力量不得不用道德优势对抗暴力优势的无奈姿势；第四属于分散的反抗者保职、保家、保命的冠冕堂皇借口。
面对嗜血成性的专制主义刺刀，民主力量确实找不到比这更适宜也更勇敢的反抗方式。只不过人们应该记住：印度甘地和南非曼德拉的“非暴力主义”，拥有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作为背景烘托，中国的“非暴力主义”却是把生命当作一触即破的盾牌。事实上，非暴力方式的牺牲尽管凸显了民主力量的道德优势，同时也把专制主义的暴力优势打磨出了从未有过的亮度。前些年，知识界极力贬斥群众运动并大力宣扬和平方式的偏向，一方面消解着民众的聚合心理，另一方面又培养了专制政权的极度自信。我们甚至看见：专制暴力面对民间分散的反对身影和谴责声音时，脸上露出的轻蔑冷笑。
否定“暴力主义”并不等于否定群众运动，必须破除把群众运动等同于暴力的荒唐认知。群众运动完全可能群情激昂而不暴力，声势浩大而不混乱。只有群众运动氛围才能让人们变得英勇无畏，使投身其中的个人，情愿为了大众之利而舍弃一己之利、为了大众之爱而舍弃一己之爱、为了大众之生而舍弃一己之生。只有由无数英勇无畏者形成的群众运动所践行的“非暴力主义”，才能让专制主义真正感到畏惧。
或许，当有大批民主律师继续站出而实现知识分子与维权民众的广泛结合之后，我们才有理由期待群众运动的出现。它将成为推动中国现代性最后之变的大众力量，并展现人民大众普遍激动和中华民族再度奋起的广阔场面。
问：这些年，搬用中外历史上“暴力革命”的大杀戮和大破坏来吓唬人，已经成为“自由主义”和“新儒学”的言说习惯。被他们用得最熟练的例证，莫过于列宁“俄国革命”和毛泽东“中国革命”所导致的“权力与财产再分配”和“社会等级大颠倒”。
答：这种骇人听闻的吓唬，完全忘记了当下中国变革与那些“暴力革命”截然不同的国际环境、政治目标、人心基础。第一、那是一个暴力主义在全世界大行其道的时代，而现在世界范围通行的革命方式已是非暴力主义。第二、列宁和毛泽东旗帜上大写的政治目标，本来就是“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今日中国民主力量旗帜上写明的政治目标，主要是“废除一党专制”和“建立宪政制度”。第三、那时的中国人还是群体主义者，人仗“群胆”极易掀起集体性的暴力狂潮，现在的中国人已是个人主义者，人凭“独胆”很难形成集体性的暴力惊涛。
问：距离我们最近的“社会主义国家”跨世纪社会大裂变，要算最好的证明：1988-1992年，旨在结束红色极权主义统治的“苏东剧变”并没有采取暴力方式。2003-2005年，中亚地区从格鲁吉亚到吉尔吉斯斯坦几个国家彻底扫除红色极权主义马厩的“颜色革命”，采取的也是非暴力方式。1989年中国爆发的民主运动，更是理性而和平并遭到暴力镇压。这些坚决朝向民主制度的革命事件，不仅没有引发大杀戮和大破坏，而且也没有使富人阶层遭受剥夺。
答：不知吓唬者为何不顾这些明摆着的事实，硬要描绘出一幅可怕的场景？除了说是钻进某种理论牛角尖的强词夺理，实在找不出比这更善意的形容。当统治者把这种吓唬之辞当作安眠曲，他们敏锐的听觉并没有失聪。当富人阶层把这些吓唬之士视为知己，他们也没有认错自己利益的公共代言人。
问：文革研究学者周伦佐曾在《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中，提到一个“社会圈层”概念。认为1960年代西方的群众运动和中国的民众造反，都爆发于社会圈层的边缘人群。
参照这个观点，你认为中国现代性最后之变中可能出现的群众运动，是否也将由社会边缘人群掀起？他们将是哪些人群？
答：社会圈层是个挺有价值的概念。国内知识界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分析重大事变中的阶层动力。
理解这个概念时要看到，平面同心圆结构式的社会圈层，同时就是立体圆锥形结构式的社会等级，社会圈层中心就是社会等级顶层，社会圈层边缘就是社会等级底层。我只是为了叙述方便，才单纯使用社会圈层概念。
他指认出“文革”时期许多大小不一的社会圈层，却忽视了社会生活中最为普遍和最为明显的社会五业圈层结构。你所提问题的答案，恰好要在这个社会圈层的构成和变动中去寻找。
问：请你简单介绍一下社会五业圈层结构原理，并略加解释。
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观念有一个历史学分枝——五德终始说。它为战国时代的思想家邹衍首次阐明，而被历朝统治者所遵从。按照这个学说，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五行属相，并遵循五行顺序发生演变。据我考察，“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实上也暗中遵循着这个规律。其中奥秘暂不深论，只针对你提的问题顺便说一下，而且与周氏所忽视的社会五业圈层的构成和演变有关。
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特定的社会五业圈层结构，并决定统治者对于各个阶层的亲疏政策。各个阶层的社会地位由此而定，并体现在人们普遍感知得到的六个方面：
一是政治地位的优劣状况，
二是经济收入的高低状况，
三是社会舆论的褒贬状况，
四是社会心理的喜厌状况，
五是青年们择业的众寡状况，
六是女性们择偶的先后状况。
在这六个方面，中心阶层与边缘阶层明显存在差异。
中华民国一朝的五业圈层结构本来应该是商-学-工-农-兵：商人为中心，知识分子为次中心，工人为中间层，农民和军人为边缘。但因中共内乱和日寇外侵，致使军人地位突出，实际五业圈层结构变成了——兵-商-学-工-农：军人为中心，商人为次中心，知识分子为中间层，工人和农民为边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朝的五业圈层结构变化多端：
1949-1979年实际为众所周知的工-农-兵-学-商——工人成为中心，农民成为次中心，军人成为中间层，知识分子和商人成为边缘。
1980年代，这个结构又改变成学-工-农-商-兵——知识分子从边缘变成中心，工人变成次中心，农民变成中间层，商人和军人变成边缘。当时曾有“脑体倒挂”和“造导弹不如卖鸡蛋”之类抱怨，但纯粹针对经济收入。那个年代，社会各阶层经济收入都很低，各自社会重要性的改变主要体现在政治地位上。知识阶层的政治地位几乎从地狱升到天堂，姑娘们的择偶标准从“政治第一”变为“文凭第一”，最能说明这种变化。城市小商贩的经济收入虽然明显提高，然而他们在世人抱怨声中受到的责难，又表明政治地位比较边缘。军人阶层趋于边缘的显著标志，首先要数80年代规模空前的“大裁军”和得不偿失的“中越战争”。
1990年代以来，再次发生重大改变，本来应该是商-学-农-工-兵结构：商人为中心，知识分子为次中心，工人为中间层，农民和军人为边缘。但因维护极权统治和稳定政治形势之需要而突出暴力组织的作用，变成了保持至今的半颠倒顺序——商-兵-学-农-工：商人变成中心，军人变成次中心，知识分子变成中间层，农民和工人变成边缘。
问：很有意思！实际情况好像就是这样。
答：由此引出两个结论：
（1）一个朝代的性质，首先取决于它的社会五业圈层结构。工人阶层为中心和农民阶层为次中心，本是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朝基本性质的基本结构。现在变成了商人阶层为中心和军人阶层为次中心，可见统治性质的重大改变——金钱与暴力的结合。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表明维系极权统治秩序的基本圈层结构已经遭受颠覆。
（2）处于边缘地位的阶层，由于深受剥夺和压抑，最可能通过社会变迁而进入新五业圈层结构的优越位置。比如：中华民国一朝的边缘人群工人和农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朝变成了中心人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朝前极权时代的边缘人群知识分子在转变时代变成了中心人群，转变时代的边缘人群商人和军人在后极权时代变成了中心人群。其中只有一个例外：前极权时代的商人没有及时进变为转变时代的中心人群。
问：今日中国，哪个边缘人群可能成为推动现代性最后之变的积极力量？
答：首先需要分清边缘人群的两种身份：一是相对于社会中心位置的近距离边缘人群与远距离边缘人群，二是相对于历史发展方向的向心边缘人群和离心边缘人群。后一种区分尤其重要。无论位置远近，每个边缘人群都有进入中心的愿望和冲动。然而，他们并非都属于社会变革的积极和主动力量，只有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边缘人群，才有打破既有圈层秩序而进入中心的可能。照此道理推论，知识阶层、工人阶层、农民阶层这三个今日中国社会五业圈层结构的非中心人群，便是现代性最后之变的积极主动力量。当然，这里所说的农民阶层包括处于城市边缘状态的三亿多农民工——他们将成为现代性最后之变最积极主动的人群。
问：这个推论仿佛包含着一个疑问：为何知识分子并非今日社会圈层的边缘人群，却将进入明日社会圈层的中心位置？
答：有两个理由：一是他们代表着民主的方向，在朝代更迭中具有这样的向心趋势；二是目前知识分子地位正在退变——有可能逐步变成次边缘人群。
当然，社会五业圈层之外的社会年龄圈层边缘人群——青年群体，永远是社会变革的先锋力量。“五四”、“一二九”、“四五”、“六四”的革命火炬，都是最敏感、最无畏、最激进的他们首先用青春的热情点燃。他们也将点燃现代性最后之变的革命火炬。今日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和香港的“雨伞运动”，也许就是某种预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