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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画家朋友m多次来访。交流中谈到不少属于人文启蒙范畴的话题。随后他将录音整理成多篇文章，建议我发表出去。尊重他的意见，合署一个名字。
问：今日中国有许多民主派别和准民主派别，但归纳起来不外乎四大思潮：“自由主义”、“新儒学”、“民主社会主义”、“新启蒙主义”。其中的“自由主义”和“新儒学”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拒绝一切革命、反对一切起义、否定一切造反、甚至贬低一切群众运动。我甚至推测：如果拿两部古代小说任其选择，他们宁肯选择遭到世人唾弃的《荡寇志》，也不会选择赢得大众喜欢的《水浒》。他们为何脱离民间心理这么远？
答：为了尊重个人生命、避免社会破坏、预防专制主义再生，这样的主张未尝不合民心。问题在于，善良的愿望取代不了严峻的国情。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非常阴柔，以群体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异常阳刚。只用个人化而又经过长期驯化的圈养虎来对抗成群结队嗜血成性的狮子，结局不难想象：要么俯首贴耳，要么不战自败，要么期望出现奇迹——狮子自动投降。这是用阴柔对付阳刚，只可惜太极拳原理在这个场合注定无效。
问：“自由主义”和“新儒学”的这类言说，在批判专制主义的同时，也瓦解着民众反抗的合理性。负面影响有多大？只要感受一下人们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就知道。当这些知识者沾沾自喜于自己的此类见识，不知是否想过思想史上会留下了他们什么样的身影？
答：的确，专制主义的严酷镇压、金钱主义的强力转移、消费主义的软性消解、再加上“自由主义”和“新儒学”的好心告戒，使得整个社会心理陷入了一种无可奈何的状态。
问：阴柔与阳刚，好象也是文化的不同气质。温文尔雅的自由主义理念太过阴柔，嗜血成性的专制主义观念绝对阳刚。两者之间的搏奕很不对等，胜负结局可想而知。
答：文化理念的气质，来自这种文化理念跟信仰人群的契合。社会人群大概可分为上等阶层、中等阶层、下等阶层，或者中心群体、中间群体、边缘群体。上等阶层往往维护既得利益，顽固守旧，抗拒社会大变革；中等阶层往往满足于现状、循规蹈矩、畏惧社会大变化；下等阶层往往不满现状、放荡不羁、渴望社会大变动。每一种文化理念都内存着特定的价值理想和利益目标。如果它只能满足上流人群或中等人群的心愿，就会倾向于阴柔；如果它同时能满足下层民众的愿望，就会倾向于阳刚。所以，文化的搏奕其实是人群的较量。不能体现广大民众共同价值理想和共同利益目标的文化理念，注定苍白无力。在一个男权主义社会，与一定文化理念相契合而呈现特定精神气质的主体，自然是男人。
文化气质=男人气质=民族气质。
问：中国历史上的实例非常醒目。汉族文化的气质从南宋开始就日益走向阴柔之途，曾使不少忧国忧民的文人学士感叹：世之精华不再钟之于男而独秀于女。例如：南宋谢希孟最先发现“英灵之气，不再钟于世之男子”，并哀叹不已。明代后期的赵世杰和清朝初期的邹漪，也都先后为此发出“难言哉”的感叹。阴盛阳衰从此愈演愈烈。
答：宋末和明末，北方游牧民族先后两次问鼎中原，百万人口征服上亿人口，十万骑兵战胜百万大军，全是男人为主体的汉民族气质过于孱弱所致。当时的社会风气是怎样的呢？男人们竞相追逐声色犬马，士子们纷纷陶醉风花雪月。传统儒学已经凝固为官方驾驭人民的统治观念，又沉淀为民间自我约束的习惯心理，在公共话语层面彻底丧失了对于广大民众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精神沉沦于玄理，心灵沉溺于物欲，一张软绵绵的巨网罩向主流社会甚至非主流社会，使得人们不想振奋也振奋不起来。为了救世，宋明理学提倡“存天理，灭人欲”。然而玄虚的天理不仅没能遏制住人欲的泛滥，反而使民族气质进一步萎缩。所以，一旦遭遇野性民族和异质文化的进攻，汉民族和汉文化便溃不成军。虽然溃败中尚有岳飞、辛弃疾、史可法、文天祥的慷慨悲歌，但独木难撑，大厦终倾。
问：清朝末期，这种景象再度出现。
答：因为这时，满族人的强悍性和满文化的进取性，已经被汉民族和汉文化彻底同化而消失殆尽。中国文化再次暴露出宋末和明末两度呈现的衰微势头。与“宋明理学”相映成趣的“明清散文”，以及《红楼梦》、《官场现形记》……所披示的民族气质，已经阴柔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这时，千年不变的中古社会已经走到尽头，国民面前凸显着三大政治课题：一是建立现代民主制度，二是推翻满族皇权统治，三是抗拒西方列强威胁。中国传统文化遇到了最大和最后的考验。
洪秀全曾经借用西方基督教文化组织“拜上帝会”，试图推翻满族统治建立永久的汉族政权——太平天国。由于未能应答世界性的民主主义主题，最后落入传统王权难以避免的内斗和腐化的巢臼而遭致灭亡。
康有为试图通过改造传统儒学，在清王朝内部推行“戊戍变法”来顺应世界民主潮流，但只换得“七君子”把滚烫的头颅奉献在世人冷面之前的悲剧结局。把衰微文化当作链条来捆绑人民手脚尚绰绰有余，要想使之作为武器去对抗外敌便软弱无力了。
三大课题依然横亘如故。
问：阴柔气质同时表现为内向性格。从宋朝至清朝，中国人总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这似乎也是阴柔文化的内向性格标记。
答：阴柔和内向，使得这种文化和被它塑造的民族，更擅长内部争夺而缺乏外部进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主脉——孔孟儒学和老庄道学，前者偏重社会规范，后者偏重个人修为，无论“入世”还是“出世”，都属于道德理性范畴。当它们异化为阴邪的统治观念和软弱的逃避理由，必然丧失凝聚民力和感召民心的功能，无法应对三大时代课题的尖锐提问。
能够推动现代变革的文化理念必须具备三个特征：异质性、阳刚性、大众性。
问：所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不是传统文化的革新，而是20世纪初期西方政治文化的中国版。相比洪秀全的宗教理想和康有为的维新理论，它不仅更符合世界潮流，而且更具备变革时代所需的阳刚气质和外向性格。
答：“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三项内容，不仅特别应答了中国性的民族主义选题，而且正面呼应着现代性的民主主义主题，第三项内容更包括了关乎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的社会平等问题。它确实是中国先进分子面对三大时代课题的正确选择。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作为政治思想家，孙中山绝对高于毛泽东。
问：可是，它为何会遭遇胜利又失败的悲剧性命运呢？
答：胜利来自它一度满足了民族主义的要求。“辛亥革命”主要是解决国内范围的民族主义课题——“驱逐鞑虏，光复中华”；而“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则是在保卫民主宪政制度的同时，反对国际范围的“帝国主义”干涉。当一种理念跟广大民众的民族心理相契合，成为凝聚他们民族情感的支点和感召他们民族精神的旗帜，便必然具有非常阳刚的强悍性和进取性。从陈天华蹈海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国民党人视死如归前赴后继的壮烈事迹，大多书写在民族解放的史册上。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的英勇顽强表现，也是在民族救亡的舞台上演出的。“三民主义”的胜利，既是“虎文化”对“羊文化+狼文化”的胜利，也是汉民族对满民族的胜利。
问：可是当民族课题基本解决，进入到民权和民生范畴，“三民主义”就开始与广大民众脱离了。
答：第一是民主制度发生变异。生长于西方近代以来个体主义土壤和社会契约空气中的民主制度，很难在中国广大民众群体主义文化心理土壤中扎下根来。它先是被各路军阀争相玩弄得面目全非，随后又被蒋介石当作中国式独裁统治的掩体。它的这般遭遇和变异，不仅没有给普通民众带来任何实际利益，反而加重着他们的生存危机。不要说20世纪前期的当年，即使21世纪初期的今天，自由与民主也主要是知识分子的话题，广大民众能有与之一致的利益取向就不错了。那个时候，民众最关心的恐怕是生活保障和人身安全，而不是什么政治民主。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既不广泛更不牢固。
第二是民生课题被长期拖延。推进社会平等最能调动广大民众参与变革的激情，可是直到1949年蒋介石败逃台湾，国民政府都未能迈出这一步。追究原因，蒋介石完全可以说，因忙于对付共产党武装割据和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而无法走出这一步。可是具体分析，国民党政权本来就很难兑现这个许诺。中国当时的民生忧患，首先是广大农村的两极分化和多数农民丧失土地，其次是城市民族资本受到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双重压榨，工人、店员、职员、艺员、小商小贩、无业游民……更遭受官僚、富豪、帮会的多层盘剥。国民党政权认同的自由民主理念包含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加之官僚资本中本来就有政府要员的份额，要让它违反自由民主原则和自身经济利益而实行私有财产和社会资源再分配，几乎不可能。蒋介石败逃台湾后开展的土地改革，不仅吸取了大陆的深刻教训，而且是用政府赎买的政策来实行。
问：原来“三民主义”走完第一步之后，便与广大民众发生分离了。失败的隐患，深藏在民主宪政制度和私有财产原则与民众群体主义文化心理和平等主义利益要求的巨大隔膜之中。
答：中共发动农民暴动和进行武装起义，虽然打着“无产阶级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旗号，但旗面上写着的其实是“平等主义”和“民族主义”。前者正是借用了国民党弃置的民生主义；后者更是利用了民众对于西方国家强权作派的抵触。“毛泽东思想”的力量，就来自它用这两个主义，对广大民众利益要求的凝聚和民族心理的感召。这个文化理念阳刚之极的强悍性和进取性，不仅包含在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平等主义、批判主义、暴力主义、极权主义之中，尤其体现在经过列宁改造再传到毛泽东手中，而对中国下层民众平等主义要求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强烈呼应。它把一种包含着毒性激素的阳刚之气注入民族肌体，一扫他们委靡不振的精神风貌。毛泽东战胜蒋介石，既是平等主义的胜利，又是民族主义的胜利，更是专制主义的胜利。这幅农村战胜城市、下层等级战胜上层等级、多数人战胜少数人的巨型画卷上，雄狮阳刚文化战胜病虎阴柔文化的图案非常夺目。
问：由此看来，一种理论的阶级代表性是可以改变的。
答：确实如此。马克思主义本来是代表工人利益的理论，可是被列宁俄国化之后变成了代表工人利益和士兵利益的理论；再被毛泽东中国化之后又变成了代表农民利益和工人利益的理论。从陈独秀到王明历届中共领导人不如毛泽东的地方，就在于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代表性可以改变——可以从代表工人利益改变为代表农民利益。毛泽东理所当然成为中共上下公认的领袖。
问：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难道不懂得政治理论的阶级代表性可以改变？
答：自由主义者当中有政治评论家，甚至有政治理论家，就是没有政治家。因为他们把自由主义理论移植到中国来以后，仍然顽固地让它去代表并无什么社会能量、利益诉求、政治主张的中产阶级，而使这个理论失去了推动政治变革的社会基础与群众力量。这个基础和这种力量，就是广大的下层和底层民众。自由派知识分子太多学院书斋气而缺少政治机变性。
问：据我所知，从2008年到2014年的今天，自由主义者秦晖一直在坚持把公平和正义理念与自由主义相结合。
答：然而这时的秦晖已被视为不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因为人们心目中自由主义是不看重公平和正义的。
问：我认为要是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母本，毛泽东即使提出一种纯粹中国本土的理论，也会缺少“建立理想新社会”、“解放全人类”之类“伟大、光荣、正确”的神圣光环。难怪人们把去国民党军队当兵视为畏途，补充兵源只能靠“抓壮丁”，共产党军队招兵却被当作光荣，人人踊跃“参军”。
答：国共两党气质上的巨大差异，士兵截然不同的入伍自觉和战斗勇敢是一个例证。国民党一方的理想口号和利益号召，因为与士兵严重分离而缺乏起码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共产党一方的理想口号和利益号召，却因为与士兵紧密契合而具有很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双方的统帅、将领之间，也呈现出这种气质差异。无论才智、气度、眼界、魄力、个性，毛泽东集团都明显强于蒋介石集团。
问：最能表明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差异的文化现象，要数双方的歌曲。歌曲的曲调确实最能表现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政权、一个集团的气质。国民党的党歌、国歌、军歌，让人不敢恭维。而国统区的市民歌曲——《夜上海》、《桃花江》、《何日君再来》、《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虽然情感真挚、旋律婉转，却全是靡靡之音。共产党则相反：《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祖国颂》……，无不音调慷慨激昂、节奏铿锵有力。甚至1949年10月1日之后那些充满歌功颂德虚假唱词的曲调，也洋溢着一种悠扬壮美、高亢激越的情绪。阳刚与阴柔的对比异常分明。难怪台湾老牌电视节目主持人凌锋，回忆1970年代听到《东方红》的感觉时说：没想到共产党的歌曲旋律会这么美。
答：中国从前极权主义向后极权主义转变的1980年代，文化气质也比较阳刚。比如“朦胧派”诗歌、“西北风”音乐、张承志和邓刚小说、罗中立和何多苓绘画……。只不过这个年代后期，阴柔之风逐渐占据上风，比如“第三代诗歌”、“流行音乐”、“新古典主义绘画”……。都跟这个小转变时代的局限和趋势有关。当然，阳刚与阴柔的划分，跨越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界限，而只着眼于文化的气质。
问：1990年代以后的中共政权，早已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和“平等主义”信念，为何依然像狮子一样强大和凶猛？
答：有五个因素共同合成了这种架势。一是经济发展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二是文化开放满足了人们的娱乐，三是暴力组织、权力机构、制度系统继续拥有巨大的势能，四是真实或虚假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时成为粘合剂，五是“解放人”同时“拯救人”的转变条件尚需准备。
其中，第三个因素的作用最为显赫。1980年代，邓小平提出“四个坚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1990年代以来，前面三条实际已经抛弃，只剩下“坚持共产党领导”这一条神圣不可侵犯。这不难理解：权力崇拜和权力迷恋是第一固执，自我保护本能是第二固执，感觉仍能代表国家和人民是第三固执。三重固执构成的自我防御机制，使它面对异议和反对之时，自然要调动全身能量并呈现出强大而凶猛的面目。
对于这头随时准备扑杀反对者的狮子，“自由主义”、“新儒学”、“民主社会主义”的善意规劝，显然无济于事。
问：一个用暴力装备起来的政治团体，即使丧失了全部理想信念，跟反对者相比也是物质力量上的强大者和凶猛者。
答：这正是传统框架内国家权力的要义。
有五个特征：它是具有指挥中心和组织系统的力量，它是集中编制起来的力量，它是拥有武器装备、物质保障、机动条件的力量，它是常备不懈、经过系统训练、随时整装待发的力量，它是可以及时开赴危机地段扑灭任何反抗的力量。
自古，人民和统治者数量上的比例，本来是一百、一千、一万比一，人民占绝对优势，统治者占绝对劣势。可是，人民从来都处于分散、自顾自、无组织和指挥、缺装备和训练的状态，“分散的多数”一旦面对“集中的少数”，就反过来变成了一比一百、一比一千……，优劣之势完全倒转。当毛泽东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视为战争的基本法则，并提出“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他同时一语道破了国家权力的秘密。
民主国家也有暴力组织，但只能用来抗击外敌入侵和惩罚刑事犯罪，而且要受到法律制度和批准程序的层层限制。中共掌握的国家权力却与传统专制主义一脉相承，完全违反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上的现代国家权力原则。这也是它强大而又虚弱的隐秘罩门。“自由主义”、“新儒学”、“民主社会主义”式的规劝，难免把点穴变成瘙痒。
问：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仅仅是针对信仰问题吗？
答：信仰问题只是政治借口。事实上，中共已经不再看重自己的信仰和其他信仰对自己的冲击。现在中国人都在争相信仰着各种非理性、非道德、非人性的金钱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全社会赤潮般蔓延的刑事犯罪和人心腐败，大多由此滋生。无论“法轮功”和其他十多个全国性气功团体宣扬的道理怎样，但它们号召上亿信众从良向善的事实却明白如昼，比之那些煽动致富欲望、鼓吹求富倾轧、传授暴富要诀的腐朽道理，不知要高出多少倍。真正为中共所不能容忍的是它们聚众结社。中共能够推翻国民党政权，正是依靠这一手。这一手，最容易点到国家权力的命门。不仅聚众结社与群众运动、人民革命之间存在某种或然联系，而且也是“分散的多数”对付“集中的少数”之唯一通道。中共政权之所以惧怕聚众结社，就因为深谙国家权力的奥秘。为了防患于未然，它肯定要以公然践踏《宪法》的方式扑杀任何有组织的人群聚集。2013年以来，中共对新公民、天则、传知行、立人图书馆……的镇压，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最怕分散的民众组织起来。
问：“法轮功”信众的英勇无畏，让我们看到有信仰者如何坦然面对坐牢和杀头，并使屠刀和镣铐顿时失去长期以来对于世人的威胁效应。尽管他们并未信仰自由民主理念，但他们把令人恐怖的黑牢视为人生坦途的超然态度，却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并深受启示。中共政权在忙于镇压他们期间，曾经不得不放松对“文革分子”和“六四分子”的监控。既表明中共暴力资源的有限，也应该使长期遭受非法监控的民主分子心存感激和羞愧。
答：中国知识界在“法轮功事件”面前的沉默意味深长。表面看，是知识阶层无法表达自己的抗议；真实原因，却是知识分子的自由民主追求与法轮功信众的非正统宗教皈依发生着抵牾。二者之间确乎存在歧向性：前者提倡自由权利，后者提倡超自由信仰。只不过，知识阶层似乎太拘于前瞻方向而忘却了后顾维度。其实，“法轮功事件”和“六四事件”一样属于官方反宪法反人道的罪恶行径，同样暴露了专制主义的邪恶根性。在人权要求的基点上遭受的镇压和进行的反抗，赋予二者共同的命运。它们虽然发生在人性解放和人性皈依两个方向，但同样都是对于专制主义末世罪恶的血色控诉状。
问：请你分析一下我们前面提到的“新启蒙主义”思潮的基本特点。
答：2011年，周雷在《北京之春》上面发表了一篇长文《中国民主十五家》，里面提到的“五七右派”、“体制外写作”、“启蒙主义者”、“自由个性者”、“海外独立写作者”……便大多属于这股思潮。这是一些带有文学色彩、专事写作、个性鲜明、、抱持正义情怀、特立独行的文化人。他们以天赋人权为旗帜，信奉人性、人权、人道，追求人道主义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理想，本能地反感和憎恶专制主义。他们认同“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所包含的自由价值与民主原则，但是反对前者的“精英”倾向与“和解”主张，否定后者的“救党派”心态和“两头真”辩词。在他们眼中，平等与正义跟自由与民主一样重要，所以他们坚决批判自由主义者为市场竞争中的反道德行为给予的一切辩护。他们的气质阳刚而热烈，却主要倾注在精神启蒙上面。严格讲，他们属于文化性质而非政治性质。因为他们的观察、思考、言说主要关注于人性问题、精神问题、文化问题，并不执着于政治制度批判，而且很少参加政治异议活动。他们身上的政治色彩，一方面是专制主义者非法打压留下的血色痕迹，另一方面是尖锐的政治形势投下的沉重影子。可以说，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所发生的民主事件和所出现的民主人士，凡是不能归入“自由主义”、“新儒学”、“民主社会主义”三大思潮范畴的，都属于“新启蒙主义”思潮。中国当下所发生的民主事件和所出现的民主人士，凡是不能归入“自由主义”、“新儒学”、“民主社会主义”三大思潮范畴的，都属于“新启蒙主义”思潮。
问：我觉得它的特点很像是法国民主主义、俄国民主主义、五四民主主义，或者说传统民主主义。
答：它才是历来蔓延于文人当中、知识分子当中、广大青年当中的民主主义正潮。因为有前车之鉴又以红色极权主义为敌，它不会再次走错一步滑向暴力主义和极权主义邪路。也可以认为，今日中国政治层面的“自由主义”、“新儒学”、“民主社会主义”仅仅是对它的不完全提炼。不妨把“新启蒙主义”跟“民主社会主义”一起称为平等民主主义。
问：我认为，从思想到组织，国内的民主运动都应当整合各种资源，尤其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更应结为一体，不要再陷入互不相让的争执而自我涣散。
答：因为金钱主义、消费主义、娱乐主义的广泛侵蚀，这个国家社会风气之腐化和民众气质之委靡，早已超过宋朝末期、明朝末期、清朝末期、民国末期。凡是这种时候，国家权力之刃就会表现出罕见的愚蠢和锋利。要想与近乎神经错乱的权力刀尖对抗，并推动现代性进程的最后转变，就必须激发和调动民众的阳刚之气。
它隐存于人心，继续沉沦还是最终提升，有待于知识阶层选择性的呼唤。提升条件有二：一是共同的理想信仰，二是共同的利益追求。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的结合，大概能满足这两种需要。现代西方两种政治思潮，平等民主主义因为更关注下层民众利益和社会平等问题，而更具阳刚气质。自由民主主义与之结合，才能使自己理念的纯粹性和明确性获得下层民众拥护。末世时期愚蠢而锋利的权力之刃，只有面对思想力量与群众力量的结合才会退缩。两种民主思潮曾经在西方现代河道里并行不悖，面对21世纪中国反民主势力的最后抵抗，它们不妨暂时联手合力冲击。
问：或许这只是一种愿望，然而下层民众利益和社会平等问题已经无法回避。八年前，中国某官方学术机构和某大型网站曾以“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为题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结果，回答“贫富悬殊”者占被调查人数的百分之十四，位居第一；回答“民主法制”者占被调查人数的百分之十，位居第四。可见早在2006年平等课题的紧要性已经排到了自由课题之前。到了2014年，因世界上最严重的贫富分化所产生的社会平等问题更加突出。平等民主主义必将成为激发民众阳刚气质和推动最后转变的响亮号角。
答：国内思想界的自由民主主义小提琴如果不参与群众场面的大合奏，难免变成孤芳自赏的阳春白雪。同样，国内思想界的各种平等民主主义派别，他们站在民主大旗下批判前资本主义剥削和后殖民主义威胁并捍卫社会平等时，也要严格划清与毛派所谓“平等理想”、“民族道路”、“中国话语”的界限。
中国当前已经具有适合民主主义生长的土壤和气候：中共政权制造了太多灾难而导致人心疏离；民族文化心理完成了传统群体主义向现代个体主义的转变；世界政治思潮再次由民族主义转向民主主义；全球一体化浪潮推动的电子文明和网络讯息打破着封锁；传统文化中的人性内核也在呼唤民本精神……。民主框架内两种思潮一旦汇合，必将获得新的优势。仍然是“虎文化”，但统一了温和与勇猛两种性格，这头完整的老虎完全可以跟众叛亲离的狮子一决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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